欧阳小戎更多文章请看欧阳小戎专栏


    情歌（一）
    
    如果我这一去，
    便不再期盼归期。
    请代我修好故园的秋篱，
    再掩上柴扉。
    原谅我，
    不能摘世上最美的花儿给你。
    
    要是扬子江上不再往来归航的偏舟，
    我只好拂一拂，
    你那浸染了露水的衣袖。
    来年狗尾草盛开在原野上，
    我已在异乡，
    学会了忧愁。
    
    我曾经不止一次梦见过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冒着滚滚浓烟的火车碾在冰冻铁轨之上，徐徐去向遥远的荒原。人们手捧面包、清水和棉袄早早等候在铁路两旁，寒风卷起雪花撒向四野，面包早已僵硬，清水结成寒冰。有孩子问：“火车还没有来吗？”而更多的人只是默默守望着，或者划起十字祷告。
    
    那是我梦里的天堂，因这些不朽的人民，为那片冰封土地的自由而奋起抗争，可以死而无憾。
    
    如果你没有见过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请看看贾建英女士的照片。她清瘦、平静，淡淡目光中，笑容背后交织着忧郁与希望，她很美，令人想起普希金的塔吉娅娜或是屠格涅夫的叶莲娜。但是我们的社会似乎无力承载这份美，被数千年极权专制异化的心灵，已经失去了承载这份美的能力。
    
    欧阳懿是一个政治犯，我称他为“二哥”，罗碧珍是他的妻子，我称她为“嫂子”。当欧阳懿沦为政治犯的时候，人们不是为他送来水和面包，而是想要围上来看“红毛绿眼”的反革命和女反革命。中国人喜欢把观看杀头的场面当作消遣，无论是砍下物质的头颅还是精神的头颅。
    
    2006年残冬将尽的时候，我见到了罗碧珍女士。她并不故作高雅，着很朴素的冬装，也不事装扮，和她相认时，她只顾笑着。虽然在她面前我是个小弟弟，但她却比我还要显得腼腆。你根本看不出她是一位政治犯的妻子，她因为爱上了一个人，便和这个一起承受着生活中的各种酸楚，但是你看不到她在酸楚，她非常坦然地面对着一切。她的生活一直在贫困线边缘挣扎，几经颠沛流离，至今仍未见好转。但是你看不到她在抱怨生活。特维根斯坦说：“不要问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活在这个世上，那就足够了，这很美。”
    
    罗碧珍女士在一个乡下学校教书，周末回到遂宁城内家中。而欧阳懿先前和她在一起教书，如今早被解除公职，只能在家中写作，赚些微薄稿费度日。当欧阳懿被从任教的学校驱逐时，她也被一同驱逐，原因很简单：谁叫你嫁了个反革命分子，嫁了反革命分子，你也就是反革命，这里不再要你。后来千辛万苦，总算又在乡下谋得一份教职。在这年复一年的轮回中，她守着小城遂宁，守着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孩子，守着她风雨飘摇的丈夫。我想她是幸福的，因为她爱着，被爱着。
    
    政治犯的妻子，是一个特殊群体，她们不是政治犯，却要和政治犯们一起去承受苦难。耿和大姐容貌姣好，但是当人陷入恐惧的时候，再姣好的外貌就会变得令人惊骇。我见过她的一张照片，眼睛瞪得很大，表情是痛哭刚刚停止的样子。她甚至没有记下殴打她的密探所乘坐汽车的牌照，因为她说：“我们家高智晟说：‘不用去看他们，那是在抬举他们。’所以我从不往他们的车那边看。”
    
    耿和大姐没有去抬举那些国保，哪怕仅仅是用目光的“抬举”。然后，国保抓走了她的丈夫，派出浩浩荡荡的人马形影不离跟踪她全家老幼，试图把她们全家和全社会隔离。再后来，国保殴打了她，两个一米八的大汉打了一个女子，反诬“耿和，你打伤两位警察……”呜呼，天理何在！耿和要是有本事打伤两名一米八的大汉，那她早就不是耿和，是孙复明（奥运会柔道冠军）。再再后来，国保殴打了她十三岁的女儿，一边打骂那十三岁的小女孩为“小婊子”。
    
    她已经满腹忧伤，但她依旧在承受，这就是选择，当你作出选择，就决定了你可以承受。
    
    当你决定成为一名政治犯，必须做好一边接受专制机器的碾压，一边接受芸芸众生羞辱的准备。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专制者毛泽东所定下的策略：“打倒、搞臭。”但是政治犯得到这些，是因为他们的信念、抱负和改造社会的理想。而政治犯的妻子则不同，她们陪同自己的丈夫一同走到苦难的历程中去，仅仅是因为她们的爱情。我相信世界上真的存在那种可以称为“爱情”的东西，尽管无数人不住地向我重复：“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爱情。”当我见到芳草的那一刻起，我便更加认准了自己所相信的东西，更加相信它不仅存在，而且可以追求得到，并且可以凭借它，和这个荒谬的世界对抗到底。因为例证就在眼前。
    
    她是位普通的北方女孩，嫁给了一位比她年长许多，有一个女儿的政治犯，这位政治犯没有钱，没有房。她的理由很简单，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民运都是高尚的人。”之所以爱上并嫁给一个穷困潦倒的民运，因为她心中有对高尚事物浓厚的追求，她心甘情愿领受着一切。
    
    她和女儿住在蚌埠市接近郊外的某个贫民区内一间毛坯房里，如果你想要去找她，那得穿过一条泥泞的肮脏道路，路上水坑中到处扔着腐烂的果皮菜叶或是别的垃圾。我见到她的时候，她说：“我女儿今年要考高中了，是我大女儿，我有两个女儿。但是你今天看不到她，她今天到奶奶家去了。”
    
    我从小读着外国作品长大，我知道在西方很早的时候，每到冬天就会有很多流浪汉选择犯罪到监狱里去过冬。那里头暖和，有吃有喝。但是在中国不行，坐牢，得家属掏钱，连被枪毙都要家属买单。她丈夫在牢里，每月要花掉400多元，她和女儿在外面也花不掉这么多。
    
    她每个月被允许去看她丈夫一次，每次大约能见面一小时。她说：“我本来是高高兴兴过去的，可是每次都是刚一见面，就忍不住要哭起来。他跟我说：‘你要坚强一点。’我说：‘我哭不是因为我不坚强，是我一看见你就忍不住。’”
    
    每次探监，芳草都要买很多水果，因为他丈夫喜欢吃水果。她买平日里自己和女儿都舍不得吃的水果，一买几十斤，然后要转一次车，带着女儿和几十斤水果到千里之外的铜陵去。她的丈夫对她说：“你干嘛要带这些？我在这里很好，家里需要钱。”她说：“钱花了，还可以再去挣，可是每个月，却只能来见你一次。”
    
    后来我再次见到她：“她问我，网上的远程教育怎么样？我想读。”我说：“骗钱的。”她又问：“那是不是还得到学校去？”我说：“学校也是骗钱的，而且骗得更厉害。”她黯然：“那怎么办？”我叹了口气：“没办法，你想学点东西，就得去挨他们的刀子……”
    
    当年大字不识几个的打渔少年罗蒙索诺夫从一个小渔村来到莫斯科，闯进一家学校找到校长，说：“我想到你们这里来读书。”校长便收下了他，然后凭借校长的一封推荐信到彼得堡读大学，再凭借大学导师的一封信到德国留学。从入校那天开始直至自德国留学归来，罗蒙索诺夫没有花过一分钱。那是在十八世纪的沙皇俄国，而现在是在二十一世纪的共产党中国。罗蒙索诺夫成了一代著名化学家兼修辞学家、语言学家、诗人、玻璃拼图艺术家，而中国至今没有出现一个罗蒙索诺夫。
    
    她没有象样的衣服来妆点自己，而是交了几千块钱，每天跟着网上教程苦读到深夜，现在是凌晨零点，当我正在为这一天又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无可奈何之时，她已经忘却了一天的疲倦，正在读书。
    
    8月，她的大女儿，也就是她丈夫和前妻的孩子，终于上高中了。女孩儿学习成绩很好，很象父亲，考上了重点高中。为了方便孩子上学，她搬出原先住的毛坯房，到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她的负担更加重了。
    
    有人说：“芳草是配得上美好诗歌的女子。”是的，她就如同自己的名字一样。
    
    没有伟大的女性，就不可能有优秀的男性。1989年，冰心老人在天安门广场上，老泪纵横对那些绝食的青年们说：“孩子们，请你们停下吧……”冰心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博大的母爱使她不忍看到一个个含苞未放的花蕊就这样在残酷的现实中一面挣扎一面等待被荼毒的命运。
    
    在遂宁城偏僻的一角，住着一位女教师，一位典型的南方女性，平静、谦和、话不多、举止端正安详。如果你不知道她的掌故，也许会以为她正在安然地享受着平静生活，手中偶尔会有鲜花，身边常常围有欢快的孩子们。但是你错了，她是一位政治犯的妻子，她的丈夫刘贤斌需要在黑牢里度过十三年，她需要面对警察的盘问，面对学校“领导”的谈话。她的家没有装修，也没有几件家具，但那是她含辛茹苦工作八年的见证。她还有双亲和一位八岁的女儿，女儿还未出世父亲便已被捕。她就是陈明先女士，遂宁中学的语文教师。
    
    当刘贤斌先生被捕时，他们刚刚新婚不久。杜甫的诗篇《新婚别》中的新娘，虽然忧伤，可是丈夫是被抓去抗击叛匪，也许不久战争结束，丈夫就能回来。而陈明先女士，她的丈夫是被抓去黑牢里受煎熬，这一去不仅没有保家卫国的荣耀，而且他们俩人都要面对“劳改犯”这个“殊荣”，承受侮辱，这一去就要十三年。而这十三年，正是一位女性最好的时光，在这最好的时光里，她和丈夫分离。
    
    嫁给瞿塘贾的女子，抱怨丈夫“朝朝误妾期”。陈明先女士没有抱怨，她辛勤工作着，等待丈夫出来的时候，交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她买了房子，虽然很小，但足以做那十三年后的家，他们的女儿已经渐渐成长，这小女孩多才多艺，玲珑剔透。喜爱弹琴、画画、表演，各门功课都十分优异。
    
    我明白这是因为什么。
    
    陈明先女士对她的学生，是对待亲密的朋友，虽然那些孩子们还不知道人生的艰难。我见到她的时候正是晚饭光景，她的一位女学生给她打来电话，问她有没有吃饭，说是正和别的几个同学在街上吃便当，请她同去。她轻轻笑着，和那女孩儿说着话，委婉地谢绝。女孩儿似乎很遗憾，她又轻声安慰她。
    
    她是一位好老师，是的，即便你不知道她的掌故，但是你猜得没错。她手中偶尔会有鲜花，身边围有一群快乐的孩子。
    
    在沙皇的监狱里，政治犯受到其他犯人的尊重，刑事犯们不让政治犯干活，主动为他们分担沉重的劳作。但是在中国的监狱里，这简直不可思议。
    
    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或者说是个奢望，每当月亮落下西山，我便祈祷，想让中国的政治犯得到同样的待遇。因为我的朋友胡佳随时都面临着入狱的危险，而他单薄多病的身躯，是否扛得住那非人牢狱？
    
    胡佳的妻子曾金燕是位快乐的妻子，哪怕是个政治犯的妻子，她也很少忧愁过。当她发现自己被密探跟踪，便兴味盎然反过来去跟踪那位密探，密探先生只好落荒而逃；跟踪她的人们在她附近转来转去，她却依旧能专心致志背英语单词。金燕有一句名言：“跟踪者与被跟踪者，谁更不自由？”
    
    当然是跟踪者更不自由。但是跟踪者并不需要自由，他们什么都可以出卖，自然也就可以出卖自由。他们要自由干什么？自由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而被跟踪者却视自由为呼吸。是以，如果换个特殊角度来衡量的话，还是被跟踪者更不自由。
    
    金燕才23岁，她也许还不知道忧愁的滋味，愿她一生也不知道忧愁的滋味，愿她永远23岁。
    
    情歌（二）
    
    如果你流浪的步履，
    未曾踏上及我心灵窗棂。
    那我又如何去企盼
    未竟的来生？
    你是为我衔来橄榄叶的鸽子，
    我是为你寄去海棠花的流萤。
    
    喜马拉雅山阻隔在云天之间，
    苍鹰将你的音讯，
    撒进风雪的夜晚。
    当我在每一清晨留恋梦中的你，
    自由的消息
    便在旷野深处开始流传。

 (博讯记者：蔡楚)

    欧阳小戎更多文章请看欧阳小戎专栏


    情歌（一）
    
    如果我这一去，
    便不再期盼归期。
    请代我修好故园的秋篱，
    再掩上柴扉。
    原谅我，
    不能摘世上最美的花儿给你。
    
    要是扬子江上不再往来归航的偏舟，
    我只好拂一拂，
    你那浸染了露水的衣袖。
    来年狗尾草盛开在原野上，
    我已在异乡，
    学会了忧愁。
    
    我曾经不止一次梦见过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冒着滚滚浓烟的火车碾在冰冻铁轨之上，徐徐去向遥远的荒原。人们手捧面包、清水和棉袄早早等候在铁路两旁，寒风卷起雪花撒向四野，面包早已僵硬，清水结成寒冰。有孩子问：“火车还没有来吗？”而更多的人只是默默守望着，或者划起十字祷告。
    
    那是我梦里的天堂，因这些不朽的人民，为那片冰封土地的自由而奋起抗争，可以死而无憾。
    
    如果你没有见过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请看看贾建英女士的照片。她清瘦、平静，淡淡目光中，笑容背后交织着忧郁与希望，她很美，令人想起普希金的塔吉娅娜或是屠格涅夫的叶莲娜。但是我们的社会似乎无力承载这份美，被数千年极权专制异化的心灵，已经失去了承载这份美的能力。
    
    欧阳懿是一个政治犯，我称他为“二哥”，罗碧珍是他的妻子，我称她为“嫂子”。当欧阳懿沦为政治犯的时候，人们不是为他送来水和面包，而是想要围上来看“红毛绿眼”的反革命和女反革命。中国人喜欢把观看杀头的场面当作消遣，无论是砍下物质的头颅还是精神的头颅。
    
    2006年残冬将尽的时候，我见到了罗碧珍女士。她并不故作高雅，着很朴素的冬装，也不事装扮，和她相认时，她只顾笑着。虽然在她面前我是个小弟弟，但她却比我还要显得腼腆。你根本看不出她是一位政治犯的妻子，她因为爱上了一个人，便和这个一起承受着生活中的各种酸楚，但是你看不到她在酸楚，她非常坦然地面对着一切。她的生活一直在贫困线边缘挣扎，几经颠沛流离，至今仍未见好转。但是你看不到她在抱怨生活。特维根斯坦说：“不要问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活在这个世上，那就足够了，这很美。”
    
    罗碧珍女士在一个乡下学校教书，周末回到遂宁城内家中。而欧阳懿先前和她在一起教书，如今早被解除公职，只能在家中写作，赚些微薄稿费度日。当欧阳懿被从任教的学校驱逐时，她也被一同驱逐，原因很简单：谁叫你嫁了个反革命分子，嫁了反革命分子，你也就是反革命，这里不再要你。后来千辛万苦，总算又在乡下谋得一份教职。在这年复一年的轮回中，她守着小城遂宁，守着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孩子，守着她风雨飘摇的丈夫。我想她是幸福的，因为她爱着，被爱着。
    
    政治犯的妻子，是一个特殊群体，她们不是政治犯，却要和政治犯们一起去承受苦难。耿和大姐容貌姣好，但是当人陷入恐惧的时候，再姣好的外貌就会变得令人惊骇。我见过她的一张照片，眼睛瞪得很大，表情是痛哭刚刚停止的样子。她甚至没有记下殴打她的密探所乘坐汽车的牌照，因为她说：“我们家高智晟说：‘不用去看他们，那是在抬举他们。’所以我从不往他们的车那边看。”
    
    耿和大姐没有去抬举那些国保，哪怕仅仅是用目光的“抬举”。然后，国保抓走了她的丈夫，派出浩浩荡荡的人马形影不离跟踪她全家老幼，试图把她们全家和全社会隔离。再后来，国保殴打了她，两个一米八的大汉打了一个女子，反诬“耿和，你打伤两位警察……”呜呼，天理何在！耿和要是有本事打伤两名一米八的大汉，那她早就不是耿和，是孙复明（奥运会柔道冠军）。再再后来，国保殴打了她十三岁的女儿，一边打骂那十三岁的小女孩为“小婊子”。
    
    她已经满腹忧伤，但她依旧在承受，这就是选择，当你作出选择，就决定了你可以承受。
    
    当你决定成为一名政治犯，必须做好一边接受专制机器的碾压，一边接受芸芸众生羞辱的准备。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专制者毛泽东所定下的策略：“打倒、搞臭。”但是政治犯得到这些，是因为他们的信念、抱负和改造社会的理想。而政治犯的妻子则不同，她们陪同自己的丈夫一同走到苦难的历程中去，仅仅是因为她们的爱情。我相信世界上真的存在那种可以称为“爱情”的东西，尽管无数人不住地向我重复：“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爱情。”当我见到芳草的那一刻起，我便更加认准了自己所相信的东西，更加相信它不仅存在，而且可以追求得到，并且可以凭借它，和这个荒谬的世界对抗到底。因为例证就在眼前。
    
    她是位普通的北方女孩，嫁给了一位比她年长许多，有一个女儿的政治犯，这位政治犯没有钱，没有房。她的理由很简单，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民运都是高尚的人。”之所以爱上并嫁给一个穷困潦倒的民运，因为她心中有对高尚事物浓厚的追求，她心甘情愿领受着一切。
    
    她和女儿住在蚌埠市接近郊外的某个贫民区内一间毛坯房里，如果你想要去找她，那得穿过一条泥泞的肮脏道路，路上水坑中到处扔着腐烂的果皮菜叶或是别的垃圾。我见到她的时候，她说：“我女儿今年要考高中了，是我大女儿，我有两个女儿。但是你今天看不到她，她今天到奶奶家去了。”
    
    我从小读着外国作品长大，我知道在西方很早的时候，每到冬天就会有很多流浪汉选择犯罪到监狱里去过冬。那里头暖和，有吃有喝。但是在中国不行，坐牢，得家属掏钱，连被枪毙都要家属买单。她丈夫在牢里，每月要花掉400多元，她和女儿在外面也花不掉这么多。
    
    她每个月被允许去看她丈夫一次，每次大约能见面一小时。她说：“我本来是高高兴兴过去的，可是每次都是刚一见面，就忍不住要哭起来。他跟我说：‘你要坚强一点。’我说：‘我哭不是因为我不坚强，是我一看见你就忍不住。’”
    
    每次探监，芳草都要买很多水果，因为他丈夫喜欢吃水果。她买平日里自己和女儿都舍不得吃的水果，一买几十斤，然后要转一次车，带着女儿和几十斤水果到千里之外的铜陵去。她的丈夫对她说：“你干嘛要带这些？我在这里很好，家里需要钱。”她说：“钱花了，还可以再去挣，可是每个月，却只能来见你一次。”
    
    后来我再次见到她：“她问我，网上的远程教育怎么样？我想读。”我说：“骗钱的。”她又问：“那是不是还得到学校去？”我说：“学校也是骗钱的，而且骗得更厉害。”她黯然：“那怎么办？”我叹了口气：“没办法，你想学点东西，就得去挨他们的刀子……”
    
    当年大字不识几个的打渔少年罗蒙索诺夫从一个小渔村来到莫斯科，闯进一家学校找到校长，说：“我想到你们这里来读书。”校长便收下了他，然后凭借校长的一封推荐信到彼得堡读大学，再凭借大学导师的一封信到德国留学。从入校那天开始直至自德国留学归来，罗蒙索诺夫没有花过一分钱。那是在十八世纪的沙皇俄国，而现在是在二十一世纪的共产党中国。罗蒙索诺夫成了一代著名化学家兼修辞学家、语言学家、诗人、玻璃拼图艺术家，而中国至今没有出现一个罗蒙索诺夫。
    
    她没有象样的衣服来妆点自己，而是交了几千块钱，每天跟着网上教程苦读到深夜，现在是凌晨零点，当我正在为这一天又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无可奈何之时，她已经忘却了一天的疲倦，正在读书。
    
    8月，她的大女儿，也就是她丈夫和前妻的孩子，终于上高中了。女孩儿学习成绩很好，很象父亲，考上了重点高中。为了方便孩子上学，她搬出原先住的毛坯房，到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她的负担更加重了。
    
    有人说：“芳草是配得上美好诗歌的女子。”是的，她就如同自己的名字一样。
    
    没有伟大的女性，就不可能有优秀的男性。1989年，冰心老人在天安门广场上，老泪纵横对那些绝食的青年们说：“孩子们，请你们停下吧……”冰心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博大的母爱使她不忍看到一个个含苞未放的花蕊就这样在残酷的现实中一面挣扎一面等待被荼毒的命运。
    
    在遂宁城偏僻的一角，住着一位女教师，一位典型的南方女性，平静、谦和、话不多、举止端正安详。如果你不知道她的掌故，也许会以为她正在安然地享受着平静生活，手中偶尔会有鲜花，身边常常围有欢快的孩子们。但是你错了，她是一位政治犯的妻子，她的丈夫刘贤斌需要在黑牢里度过十三年，她需要面对警察的盘问，面对学校“领导”的谈话。她的家没有装修，也没有几件家具，但那是她含辛茹苦工作八年的见证。她还有双亲和一位八岁的女儿，女儿还未出世父亲便已被捕。她就是陈明先女士，遂宁中学的语文教师。
    
    当刘贤斌先生被捕时，他们刚刚新婚不久。杜甫的诗篇《新婚别》中的新娘，虽然忧伤，可是丈夫是被抓去抗击叛匪，也许不久战争结束，丈夫就能回来。而陈明先女士，她的丈夫是被抓去黑牢里受煎熬，这一去不仅没有保家卫国的荣耀，而且他们俩人都要面对“劳改犯”这个“殊荣”，承受侮辱，这一去就要十三年。而这十三年，正是一位女性最好的时光，在这最好的时光里，她和丈夫分离。
    
    嫁给瞿塘贾的女子，抱怨丈夫“朝朝误妾期”。陈明先女士没有抱怨，她辛勤工作着，等待丈夫出来的时候，交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她买了房子，虽然很小，但足以做那十三年后的家，他们的女儿已经渐渐成长，这小女孩多才多艺，玲珑剔透。喜爱弹琴、画画、表演，各门功课都十分优异。
    
    我明白这是因为什么。
    
    陈明先女士对她的学生，是对待亲密的朋友，虽然那些孩子们还不知道人生的艰难。我见到她的时候正是晚饭光景，她的一位女学生给她打来电话，问她有没有吃饭，说是正和别的几个同学在街上吃便当，请她同去。她轻轻笑着，和那女孩儿说着话，委婉地谢绝。女孩儿似乎很遗憾，她又轻声安慰她。
    
    她是一位好老师，是的，即便你不知道她的掌故，但是你猜得没错。她手中偶尔会有鲜花，身边围有一群快乐的孩子。
    
    在沙皇的监狱里，政治犯受到其他犯人的尊重，刑事犯们不让政治犯干活，主动为他们分担沉重的劳作。但是在中国的监狱里，这简直不可思议。
    
    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或者说是个奢望，每当月亮落下西山，我便祈祷，想让中国的政治犯得到同样的待遇。因为我的朋友胡佳随时都面临着入狱的危险，而他单薄多病的身躯，是否扛得住那非人牢狱？
    
    胡佳的妻子曾金燕是位快乐的妻子，哪怕是个政治犯的妻子，她也很少忧愁过。当她发现自己被密探跟踪，便兴味盎然反过来去跟踪那位密探，密探先生只好落荒而逃；跟踪她的人们在她附近转来转去，她却依旧能专心致志背英语单词。金燕有一句名言：“跟踪者与被跟踪者，谁更不自由？”
    
    当然是跟踪者更不自由。但是跟踪者并不需要自由，他们什么都可以出卖，自然也就可以出卖自由。他们要自由干什么？自由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而被跟踪者却视自由为呼吸。是以，如果换个特殊角度来衡量的话，还是被跟踪者更不自由。
    
    金燕才23岁，她也许还不知道忧愁的滋味，愿她一生也不知道忧愁的滋味，愿她永远23岁。
    
    情歌（二）
    
    如果你流浪的步履，
    未曾踏上及我心灵窗棂。
    那我又如何去企盼
    未竟的来生？
    你是为我衔来橄榄叶的鸽子，
    我是为你寄去海棠花的流萤。
    
    喜马拉雅山阻隔在云天之间，
    苍鹰将你的音讯，
    撒进风雪的夜晚。
    当我在每一清晨留恋梦中的你，
    自由的消息
    便在旷野深处开始流传。

 (博讯记者：蔡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