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女士曾写过一部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根据小说改遍的电影《红衣少女》曾走红一时，小说塑造了一个卓尔不群的反叛型少女形象，给许多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留下深刻的记忆。不过，作家本人的性格与作品人物安然显然大相径庭，虽已年近半百，铁凝女士让我们看到的，仍是一个无脑乖乖女的形象。这种印象除了多年来对其作品的阅读之外，也来自《中国青年》杂志社记者对中国作协新当选主席铁凝的采访。在这篇访谈中，铁凝女士以对政治的狭隘理解来取悦权力，以争取作家生活待遇的帮派老大立场来取悦作家，以贵为作协主席而不放弃写作的表态来取悦读者（一个作家协会的主席坚持写作不应是其本分吗？），可以说是八面玲珑，当然，对一位优雅的女士来说，八面玲珑不算什么特别难以令人忍受的缺点，可是，身处中国文化大变局背景下的中国作协掌门人，铁凝女士以“一个大国养不起最优秀的作家是悲哀”的说法，为国家的作家供养体制辩护，不能不说是真正的悲哀。
隶属于中国文联的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传承自苏联文化体制的产物，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在这种体制之下，不仅难以产生优秀的作品，甚至原本优秀的作家也会因为这种体制的存在而失去创作的能力，老舍、巴金、冰心等都是十分典型的例子。而目前创作比较活跃的中国作协会员，相当一部分已不再依赖国家供养，比如先锋派作家格非，其安身立命的职位是大学教授，新写实作家刘震云，其工作单位是一家报社。更重要的是，市场已经为作家提供了真正的供养，象苏童、余华、郑渊洁等人，他们主要的经济收入已不是所属单位提供的工资和福利。
当然，一些具有创作能力的作家至今仍程度不同地依靠作协体制供养，铁凝女士大概是在这个意义上呼吁国家为他们多花一点钱，并且为他们提供医疗、孩子入学等方面的便利。“我觉得这是国家应该做的，国家不应该放弃这个。”在当选作协主席后的第一篇公开采访中，铁凝仿佛在扮演作家协会后勤部长的角色，而忘记了她真正应该为中国作协或者说中国作家承担的责任。
目前的中国作家最需要的是什么？从邬书林先生的禁书事件我们足可以找到答案。自由，创作上的精神自由，或者，按照温家宝总理的说法，“说真话”的自由。几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由于权力的压制，作家越来越丧失说真话的能力和勇气，久而久之，他们与民众和市场的需要脱节，就象一群被圈养在动物园的动物，失去了在荒原上觅食的能力，最终被读者所抛弃，身为作协主席，铁凝女士首先应该为作家自由写作的环境而呼吁，首先应该鼓励作家们面向读者面向市场真实地言说，而不是可怜巴巴地向旧体制哀求一点蝇头小利。
要知道，供养，圈养或者说包养从来不是无条件的施舍。它要求作家远离市场和读者，既不为读者写作，也不为市场写作，却习惯于歌功颂德，只为领导写作（间或以逃避现实的态度，向历史的故纸堆或无病呻吟的风花雪月寻找精神寄托），因此，中国作家无须为政府发放的一点养命钱而感激涕零，那点工资和福利不过是一种封口费，是以强迫作家远离市场母体为代价的，它是对作家被迫“不说真话”的一种补偿。
如果要在政府供养而无言论自由和放开言论自由让作家自己找食之间作一选择，我相信，绝大多数有才华的作家会选择后者。也就是说，无论事从前卫写作或传统写作，市场条件下的语言大国根本不会发生养不起作家的事情，但这种“养”靠的不是政府，而是社会。身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国作协主席的铁凝女士，如果真想把中国作家们养肥，根本就没必要为作家的待遇呼吁，而应为自由的创作环境呼吁。
事实上，目前的中国作协体制和整个中国的文学写作都面临巨大而紧迫挑战，信息化时代的阅读需求，催生了新的写作群体和传播方式，僵化的作协体制根本无法满足这种需要，作协集团越来越无力为社会提供优秀产品，正被市场边缘化，而另一方面，国家财政越来越不情愿并且逐渐无力为作家提供偷懒的免费午餐，即使贵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铁凝女士恐怕也无法扭转这种局面。因此，与其抱持昨日的荣耀而悲号，不如带领作家们闯出一条以自由写作通向市场的金光大道。
对中国作协的作家们来说，继续向政府乞食就象是抓住一个被包养的二奶身份不放，而不敢走出这畸形组合，自由地与市场发生爱情。当铁凝主席呼唤作家继续被包养的时候，她没有看到，包养人实际上正逐渐失去对这些作家的包养兴趣：由于网络媒体的兴起，对作家的包养并不能杜绝异议声音的传播，“封口费”不可能发给每一个从事写作的人；另一方面，文学写作失去万众瞩目的光环后，权力的兴趣早已转移，作家既不能担负社会“稳定”的职责，也不能为GDP做出贡献，包养者早已移情别恋。
在这种尴尬处境之下，由于身为作协主席的铁凝女士鼠目寸光的努力方向，许多作家将失去在青春时期追求爱情的最后机会，而继续安于被包养的身份。等到某一天包养者对她们彻底失去兴趣，或者说无力继续包养下去的时候，一群半老徐娘又将何处哭诉她们的委屈？在中国作协前任主席巴金去世之后，一年多时间里，这个全国性作家组织的主席职位竟然一直空缺，如果包养者十分乐意把这种包养进行下去的话，恐怕不会让如此怠慢的事情发生。
更重要的是，这种包养会使被包养者失去对爱情的感觉，也就是说，使作家脱离了他脚下的大地。著名作家胡发云在小说《如焉@sars.come》中借斯卫之口说出了一代被包养的苏联作家的命运：“客观地说，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极有才华的，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哪怕在沙俄时代，他们都会成为俄罗斯民族的骄傲。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沙俄时代那一串串灿若星辰的名字，他们的小说，他们的绘画，他们的交响乐和他们的戏剧，依然是俄罗斯甚至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但是苏联时期那些天才们不见了，很少人再记起他们。”被包养的命运之悲惨，莫过于包养合同被迫终结后，因长期的包养使作家们丧失爱的能力和被爱的资格，只剩下“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悲切。在市场化被日益深入的今天，被包养的最终命运，难道不就是这样一种结局吗？沈阳作家洪峰以行乞的行为艺术方式对作协包养体制予以嘲弄之后，毅然退出中国作协，就是对这种结局的一种敏锐预见。
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作家代表了一个民族的良知，在创作的过程中，他要动用全部的个人才华、人生的体味与感悟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怜悯与同情，当他写出有价值的文字，社会将给他应得的回报，但社会对作家群体的回报，不应该包括住什么房子、孩子上什么学校这样的承诺。国家当然应该负责建立起的基本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但它的援助对象绝不只是史铁生这种身患残疾的作家，而应作为一种全民福祉。国家可以帮助史铁生解决生活困难，但必须基于史铁生的公民而非作家身份，否则，既是作家的悲哀，也是作家的耻辱。若作协动用其游说能力对某些作家予以特殊照顾，则剥夺了其他公民获取公平对待的权利，因此，身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铁凝女士，应为中国全体公民，而不是小小作家圈子的医疗和社会保障而努力。
当然，纯文学创作承载着一个民族语言和心灵史的延续，如同对基础科学的投入一样，国家和社会对纯文学创作应予必要的经济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财政对一群拥有事业编制和行政级别的作家给以直接关照，文学的传承与发展说到底关系整个社会的需要，因此，铁凝主席完全可以动用她的身份优势，尝试建立中国的文学创作基金援助模式，其资金来源除官方不附加条件的资助外，也应包括社会和海外的捐助。
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写作将给作家的心灵带来极大的挑战与丰富，而自由的言说和出版机制是市场化写作的保障。言论自由对于作家的必要，正如水之于游鱼。但在铁凝的谈话中，我们听不到一点对自由的呼吁；在最近的邬书林禁书事件中，我们几乎听不到中国作协和中国作协会员的声音，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和方向性错误。这是中国作协及其会员整体的沉沦，我们很难相信真正优秀的作品会从这样的体制下诞生。
早在当选中国作协之前的2002年，铁凝女士已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因此，在全国作协会议选举主席的时候，实际上已没有悬念，我们明白这点，铁凝女士也明白这点，也就是说，铁凝女士早有充分的时间思考中国作协和中国作家的当代生存与使命，但通过这样一次谈话，我们看到铁凝几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和战略构想：“新一届的领导机构刚成立，工作还没有交接，我已经回到庄里（指石家庄）了，还没有来得及真正地为今后的工作目标思考”。这样文不对题而又消极懈怠地应付主席职务，实在令人怀疑中国作家协会这个组织是否会终结在铁凝任内，虽然体制的限制不是她个人能够轻易突破，但作为新任主席，表现得如此缺少智慧和担当的勇气，令人不禁发问：铁凝是否要成为中国作协历史上第二位作为“植物人”存在的主席呢？
从铁凝主席的访谈来看，要求那些早已习惯于被包养的作家们走出畸形的束缚而投身于独立和自由的言说，舍畸恋而追求酣畅淋漓的真实爱情，前景并不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