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历史的皱纹里

历史是一张饱经沧桑的老人的脸，沟壑纵横。也许在它的每一道皱纹里，都埋藏着一部《史记》或《荷马史诗》。而1957年对于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它仍然是一道深深的刀痕，一道触目惊心的裂谷。这场个人权利和知识价值的劫难，于今已经五十年了。表面上，它几乎被中国密密麻麻的历史皱纹隐藏掩埋了，但它仍将会在每个读书人的心底隐隐作疼。

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一个读书人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1957年“反右事件”，是只有秦始皇制造的“焚书坑儒”才可以相提并论的历史大事件，但它的规模又非“焚书坑儒”所能比拟——这是460人与55万人并直接株连一亿人的差别。当然，它们在时空上所表现出来的外在差异是“活埋”460人与“一个也不杀”。经过“摘帽”与“平反”，最后保留了97名真正的“右派”。因此，截止今日，官方的正式结论是“反右斗争扩大化”，从97人扩大到了55万人。“反右”是正确的，错在不该扩大化。换言之，中国至今仍然戴着帽子的97名右派是货真价实罪有应得的。

多年以来，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先秦的“子”到后来的“士”和今日的“先生”，其称呼中蕴涵的只是伦理价值，是对阅读过五车书籍者的一种尊称，是对知识的平面状态的描述。用王朔的命名，就是这些“学富五车”者不过是“知道分子”而已。中国始终没有具有独立人格、独立价值系统和个人化立场的知识分子。读书人最常见的社会角色，就是“秘书”、“幕僚”、“师爷”一类的附庸。在中国，读书人不是以真理为追求目标和价值导向，其读书的目的在于“做官”或者给官“献策”。换言之，中国人读书除过自己“亲自当官”或帮当官的“出主意”，就再也没有另外的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了。而且，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读书“本身”是不具备独立价值的，“百无一用是书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反映的都是读书的工具化，书生为什么不能有第101种用途？秀才为什么造反不成就活该遭人讥笑？这充分说明，在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判断中，读书“本身”始终是无用的。

到了20世纪之初，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交流，经过几十年时间，才为中国培养了首批有别于传统类型的读书人，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历史却来不及为这首批知识分子提供真正自由的思考空间和学术环境，相反，在1949年，他们还不得不作出艰难的选择。他们中的一部分去了台湾，一部分留在了大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留在大陆的这一部分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才导致了1957年的“反右事件”——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反右事件就将无从发生。当然，他们选择留下来时，既不可能像先知那样预言这一事件，更不可能像超人那样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

二、“拒绝思想改造”的权利

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在1957年公开声明“我最讨厌思想改造”，在他看来，企图改造他的思想这简直是荒谬之极，他当然认为自己已经能够独立思考了。但他根本无法想象，中国将不会容忍他自己思考。根据解密的苏共档案，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就有取得政权后，在中国实行一党独政，取消其他一切党派的计划，只是第二年4月20日斯大林复电反对后，毛才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明白了这个事实，就不会对1957年将知识分子的全部思考能力连根铲除感到不可思议了。

其实在近半个世纪之后，回过头来再看当年右派们的其言其行，他们还没有“猖狂”到向执政党“进攻”的地步，他们仅仅是要求保留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仅仅是不愿意接受一种意识形态的强制洗脑。而他们真正的错误，就在于作出了错误判断，以为自己“可以”不必改造思想。

在97名右派中，“走得最远”、“走到顶点”的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王造时等人，他们的言行已经“远远”突破了被容忍的底线。

章伯钧：安徽枞阳人，早年留学德国，曾有幸结识朱德、周恩来，加入过中共，曾参加北伐、南昌起义，1933年参与在福建成立的反蒋人民政府，1941年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改造为“中国民主同盟”，即今日的民盟，1947年把他早年和邓演达一起创立的“第三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任中央执委主席。1957年反右时，章任交通部长、民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从以上经历中不难看出，章有很高的从政热情，也有投机色彩，但不能否认他对西方议会政党民主制度的醉心和投入。在1945年民盟成立大会上，章起草的《政治报告》中表明，民盟要在国共两党之外，成为独立、中立的集团。所谓独立，就是要有独立的纲领、政策和自主的行动，所谓中立，就是不倒向国共任何一方，以期达成国家的统一、和平、团结、民主。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民盟与中共、国民党曾一起筹组中国联合政府。1947年后，民盟与国民党公开决裂，站在中共一边。1949年后，民盟就选择了与中共合作，张澜出任中央政府副主席，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史良任司法部长，章本人任交通部长，罗隆基任政务院委员，后出任森林工业部长。再加上其他党派，应该说当时建立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多党联合政府，章伯钧也以为中国打倒了国民党政府，终于建立了多党制的议会民主。

但当上了部长之后，章伯钧才发现与他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交通部里还设有中共的党委，部长有职无权有名无实，他在工作中不能以行政长官身份发号施令，相反，处处还要听令于他的“下级”——具中共党员身份的下级。部里不是部长负责而是党委负责。1957年，章伯钧受到毛“鸣放”的鼓舞，大胆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的问题，要解决“一党代政”的问题。民盟由他和罗隆基发起，成立了四个研究小组，分别研究“党委制”、“有职有权”、“科学体制”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四个课题。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五人完成了“科学体制”课题，黄药眠、费孝通、吴学超、陶大镛等完成了“党委制”课题。这些行为就在不久之后成了“猖狂进攻”的罪证。

在1957年章伯钧受到最集中批判的，还是他的“政治设计院”。5月21日“鸣放会”上，章说：“现在工业上有许多设计院，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却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与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些言论后来受到了毛十分恼火的点名批判。

章的上述言与行，丝毫找不到对中共执政地位的挑战，他关于在行政机关和学校中设立中共党委的批评，是因为当时党委的组成人员中，大多数文化不高，不懂业务，大多数还是刚放下枪杆子进城来做官的。即便是这样批评中共，他仍不敢动以民盟取中共而代之的念头。当时在党委的领导下的“政体”，与他当初投向中共一边时的设想“是一种误会”，与他醉心的议会民主制更是相去甚远了。

他当然被打为首名右派，而且至今不得平反。

罗隆基：江西福安人，出身清华，留学英美，获博士学位。用他自己后来在被迫所做的思想检讨书中的话说：“回国以后，一切思想言论和行动，都是英美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政治上一贯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他对马列主义学说不但不能接受，还要在《新月》等期刊上撰写长文进行系统批判，在30年代剿共时期，他甚至撰文为国民党“出主意”：“解决今日中国的共产问题，只有根本做到两点：1、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2、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这两点做到了，共产学说在中国根本站不住脚了，共产党不剿自灭。这两点做不到，虽湘鄂赣彻底肃清，然余毒未尽，病根仍存，共产党在中国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由此可见，罗隆基站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既从理论上彻底否定共产学说，也在现实中彻底批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因此，国民党政府多次以经济、交通二部的部长之职相邀，都被他断然拒绝了。

1941年成立民盟，罗积极发起，其思想表现在马歇尔对他的一次谈话中：“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应该联合在一个单一的自由主义的爱国的党派之内，致力于人民的福利，而不是小党派领袖的私利，这样他们才能够对政局施加影响。这样一个党派可以站在两大党派之间，而任何一个党派如果得不到这个自由主义党派的支持，在正常情况下，都不可能采取有决定性的步骤。”民盟成立之后，罗甚至在四川、云南、两广等地试图组建属于民盟自己的武装力量，计划与中共呼应以阻止国民党单方发动内战。

1949年前，中国的政局面临在国共两党之间二者择一的局面，民盟已经公开站在了中共一边，罗本人经过艰难选择，在“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权衡中，也选择了站在中共一边。在筹建新政协期间，周恩来曾说我们代表无产阶级，你们代表小资产阶级，罗则当面反驳：“你出身南开，我出身清华，毛主席也在北大呆过，为什么你们就代表无产阶级，而我就代表资产阶级？干脆咱们各个政党都只代表一部分人民算了！”据说周当场脸色大变。但1949年后，罗甚至从他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上大步后退了，他放弃了彻底独立的立场，进入中央政府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并于1956年出任森林工业部长之职。但他所面临的“思想统一”和“一党专政”的局面，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还大步后退了。思想上的后退，发生在他的内心，而局面上的后退，则成为他无法选择但却必须面对的现实。

如果说章伯钧身上还有政治投机的政客色彩，那罗隆基则完全要面对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内心煎熬了，他必须在自己的炼狱中挣扎。他在1957年的“鸣放”中当然不会自甘寂寞了，某种意义上，他必须进行自我拯救。

他也当然是右派了。

章乃器：浙江青田人，早年就读于商业学校，入银行任职，从实习生干起，靠自学成为大学教授，自办《新评论》半月刊，并不断在《生活》、《新生》、《永生》等刊物上发表政论，后参加创立救国会，并积极活动，成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银行为了不让他参加救国会活动，曾提出以出国留学相交换，也被他断然拒绝。1938年，他曾受李宗仁相邀，出任安徽省财政厅长，1945年12月与胡厥文、黄炎培等发起成立民主建同会。1948年底与中共合作，参与政协筹备工作，1949年后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委和民建中央副主委，1953年出任粮食部长。

到了1957年，在鸣放中，章乃器对中共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提出批评，对“以党代政”的现象和对工商业的改造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立的见解。其实所谓“宗派主义”，也就是一党专政排除异己的另一种说法，而批评“教条主义”，也不过是对中共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技术性”拒绝。尤其难得的是，在开始反击“右派”之后，他面对群起而攻之的局面时，仍坚持希望自己被“说服”而不是“压服”，拒绝作违心的检讨，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直到章伯钧“急转弯”作检讨时，他还公开表示章伯钧的“章”是投降将军章邯的“章”，和自己不是一个“章”。他当然被打成了右派，且不得改正了。

储安平：早年在上海创立并主持《观察》杂志，成为当时自由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想阵地。1949年后应中共之邀到北京，并应中共的请求在北京复刊《观察》，更名为《新观察》。1957年后，《新观察》被马列主义完全占领，终于成为重要“喉舌”。1957年，毛发扬“民主”御赐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共同合办一张自己的报纸，这反映了毛当时的自信心态。这张报纸就是《光明日报》。章伯钧任《光明日报》社长，各民主党派指派人员担任社委，而储安平则于1957年4月1日出任该报总编辑。储到职后，取消了中共在该报设立的党委，新闻也不请示中宣部，打算像当年在沪上主持《观察》杂志一样，办一张“新闻自由”的报纸。

储说：“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但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有人问宣传上的事为什么不请示中宣部？储干脆回答：“我们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但储被打成不得平反的右派，则是因为他的长达1200字的“党天下”的书面发言。原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但这篇文章现在已被人们习惯称作〈党天下〉。

储安平写到：“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依我看来，关键在于‘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还是国家的主人。……但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点都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意思？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些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接着他提出中央政府组成中民主党派的人员少了甚至没有了，已不像联合政府，同时认为，党必须尊重民主党派和其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宽容不同意见与声音。

就是这一篇书面发言，使储安平地位“上升”到和各民主党派党魁相同的位置，被打成高级右派。几十年后来看这篇文章，他并未反对中共的领导，只是希望中共能给社会其他阶层以更多的活动空间，只是表露一个具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仅此，也为“天下”所不容。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对右派进行反击。这篇社论后在毛选中改名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当天下午，储主动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从那时至今，《光明日报》就始终掌握在中共手中，再也不曾被“反动分子”掌握了。

王造时：复旦历史系教授，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6岁在清华读书时，就因参加“五四运动”两次被捕。曾因参加民权保障同盟，被当局禁止教书。不做教授后，他改做律师，并从事翻译工作。邹韬奋介绍道：“王博士屡有做官的机会，但他忠实于自己的主张，不屑随便迁就，宁愿过清苦的生活，行其心所安，这是很值得敬佩的。”

这样一个坚持自己的主见，不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合作的教授，现在为自己的主见付出了代价。毛亲自点名：“你们上海就是王造时一类的右派出来捣乱。”

三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何时再生？

北大化学系傅鹰教授因“最讨厌思想改造” 被打成右派，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49年之后，面对的是一个必须接受马列对自己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国首次产生的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又如何能接受这样的“改造”？1949之后，他们与中共的合作，其实是一个幼稚的一相情愿的期许，他们误以为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的政党，有可能给他们提供自由的空间，他们也有可能实现“和平、统一、团结、民主”的政治理想。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误会。

“反右”其实是在执政党的“思想改造”遭到拒绝之后，改造者对被改造者的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清除。中西文化交流刚刚造就出的第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来不及为中国读书人开创一个独立思考的历史先河，提出独立的价值系统，就被连根铲除了，从而使中国的文化生态继续保留全面思想专制的特征，也使社会的平稳变革和社会转型丧失了基本推动力量。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再一次打开国门，这才使历史的自然进程在被硬性割裂20多年之后，又有了第二次机会，在中国再造一个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群体。但时至今日也才区区二十年时间，希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为中国造就一支达到第一代那样规模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并具有自由主义精神，能坚持自己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力量，是很不现实的，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而中国能否成功实现社会转型，还必须有赖于一支这样的力量的推动。

推荐阅读《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作者：朱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印数30000册。

（本文写于2002年，2007年2月校正、定稿）

一 在历史的皱纹里

历史是一张饱经沧桑的老人的脸，沟壑纵横。也许在它的每一道皱纹里，都埋藏着一部《史记》或《荷马史诗》。而1957年对于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它仍然是一道深深的刀痕，一道触目惊心的裂谷。这场个人权利和知识价值的劫难，于今已经五十年了。表面上，它几乎被中国密密麻麻的历史皱纹隐藏掩埋了，但它仍将会在每个读书人的心底隐隐作疼。

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一个读书人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1957年“反右事件”，是只有秦始皇制造的“焚书坑儒”才可以相提并论的历史大事件，但它的规模又非“焚书坑儒”所能比拟——这是460人与55万人并直接株连一亿人的差别。当然，它们在时空上所表现出来的外在差异是“活埋”460人与“一个也不杀”。经过“摘帽”与“平反”，最后保留了97名真正的“右派”。因此，截止今日，官方的正式结论是“反右斗争扩大化”，从97人扩大到了55万人。“反右”是正确的，错在不该扩大化。换言之，中国至今仍然戴着帽子的97名右派是货真价实罪有应得的。

多年以来，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先秦的“子”到后来的“士”和今日的“先生”，其称呼中蕴涵的只是伦理价值，是对阅读过五车书籍者的一种尊称，是对知识的平面状态的描述。用王朔的命名，就是这些“学富五车”者不过是“知道分子”而已。中国始终没有具有独立人格、独立价值系统和个人化立场的知识分子。读书人最常见的社会角色，就是“秘书”、“幕僚”、“师爷”一类的附庸。在中国，读书人不是以真理为追求目标和价值导向，其读书的目的在于“做官”或者给官“献策”。换言之，中国人读书除过自己“亲自当官”或帮当官的“出主意”，就再也没有另外的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了。而且，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读书“本身”是不具备独立价值的，“百无一用是书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反映的都是读书的工具化，书生为什么不能有第101种用途？秀才为什么造反不成就活该遭人讥笑？这充分说明，在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判断中，读书“本身”始终是无用的。

到了20世纪之初，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交流，经过几十年时间，才为中国培养了首批有别于传统类型的读书人，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历史却来不及为这首批知识分子提供真正自由的思考空间和学术环境，相反，在1949年，他们还不得不作出艰难的选择。他们中的一部分去了台湾，一部分留在了大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留在大陆的这一部分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才导致了1957年的“反右事件”——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反右事件就将无从发生。当然，他们选择留下来时，既不可能像先知那样预言这一事件，更不可能像超人那样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

二、“拒绝思想改造”的权利

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在1957年公开声明“我最讨厌思想改造”，在他看来，企图改造他的思想这简直是荒谬之极，他当然认为自己已经能够独立思考了。但他根本无法想象，中国将不会容忍他自己思考。根据解密的苏共档案，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就有取得政权后，在中国实行一党独政，取消其他一切党派的计划，只是第二年4月20日斯大林复电反对后，毛才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明白了这个事实，就不会对1957年将知识分子的全部思考能力连根铲除感到不可思议了。

其实在近半个世纪之后，回过头来再看当年右派们的其言其行，他们还没有“猖狂”到向执政党“进攻”的地步，他们仅仅是要求保留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仅仅是不愿意接受一种意识形态的强制洗脑。而他们真正的错误，就在于作出了错误判断，以为自己“可以”不必改造思想。

在97名右派中，“走得最远”、“走到顶点”的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王造时等人，他们的言行已经“远远”突破了被容忍的底线。

章伯钧：安徽枞阳人，早年留学德国，曾有幸结识朱德、周恩来，加入过中共，曾参加北伐、南昌起义，1933年参与在福建成立的反蒋人民政府，1941年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改造为“中国民主同盟”，即今日的民盟，1947年把他早年和邓演达一起创立的“第三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任中央执委主席。1957年反右时，章任交通部长、民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从以上经历中不难看出，章有很高的从政热情，也有投机色彩，但不能否认他对西方议会政党民主制度的醉心和投入。在1945年民盟成立大会上，章起草的《政治报告》中表明，民盟要在国共两党之外，成为独立、中立的集团。所谓独立，就是要有独立的纲领、政策和自主的行动，所谓中立，就是不倒向国共任何一方，以期达成国家的统一、和平、团结、民主。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民盟与中共、国民党曾一起筹组中国联合政府。1947年后，民盟与国民党公开决裂，站在中共一边。1949年后，民盟就选择了与中共合作，张澜出任中央政府副主席，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史良任司法部长，章本人任交通部长，罗隆基任政务院委员，后出任森林工业部长。再加上其他党派，应该说当时建立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多党联合政府，章伯钧也以为中国打倒了国民党政府，终于建立了多党制的议会民主。

但当上了部长之后，章伯钧才发现与他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交通部里还设有中共的党委，部长有职无权有名无实，他在工作中不能以行政长官身份发号施令，相反，处处还要听令于他的“下级”——具中共党员身份的下级。部里不是部长负责而是党委负责。1957年，章伯钧受到毛“鸣放”的鼓舞，大胆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的问题，要解决“一党代政”的问题。民盟由他和罗隆基发起，成立了四个研究小组，分别研究“党委制”、“有职有权”、“科学体制”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四个课题。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五人完成了“科学体制”课题，黄药眠、费孝通、吴学超、陶大镛等完成了“党委制”课题。这些行为就在不久之后成了“猖狂进攻”的罪证。

在1957年章伯钧受到最集中批判的，还是他的“政治设计院”。5月21日“鸣放会”上，章说：“现在工业上有许多设计院，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却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与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些言论后来受到了毛十分恼火的点名批判。

章的上述言与行，丝毫找不到对中共执政地位的挑战，他关于在行政机关和学校中设立中共党委的批评，是因为当时党委的组成人员中，大多数文化不高，不懂业务，大多数还是刚放下枪杆子进城来做官的。即便是这样批评中共，他仍不敢动以民盟取中共而代之的念头。当时在党委的领导下的“政体”，与他当初投向中共一边时的设想“是一种误会”，与他醉心的议会民主制更是相去甚远了。

他当然被打为首名右派，而且至今不得平反。

罗隆基：江西福安人，出身清华，留学英美，获博士学位。用他自己后来在被迫所做的思想检讨书中的话说：“回国以后，一切思想言论和行动，都是英美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政治上一贯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他对马列主义学说不但不能接受，还要在《新月》等期刊上撰写长文进行系统批判，在30年代剿共时期，他甚至撰文为国民党“出主意”：“解决今日中国的共产问题，只有根本做到两点：1、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2、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这两点做到了，共产学说在中国根本站不住脚了，共产党不剿自灭。这两点做不到，虽湘鄂赣彻底肃清，然余毒未尽，病根仍存，共产党在中国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由此可见，罗隆基站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既从理论上彻底否定共产学说，也在现实中彻底批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因此，国民党政府多次以经济、交通二部的部长之职相邀，都被他断然拒绝了。

1941年成立民盟，罗积极发起，其思想表现在马歇尔对他的一次谈话中：“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应该联合在一个单一的自由主义的爱国的党派之内，致力于人民的福利，而不是小党派领袖的私利，这样他们才能够对政局施加影响。这样一个党派可以站在两大党派之间，而任何一个党派如果得不到这个自由主义党派的支持，在正常情况下，都不可能采取有决定性的步骤。”民盟成立之后，罗甚至在四川、云南、两广等地试图组建属于民盟自己的武装力量，计划与中共呼应以阻止国民党单方发动内战。

1949年前，中国的政局面临在国共两党之间二者择一的局面，民盟已经公开站在了中共一边，罗本人经过艰难选择，在“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权衡中，也选择了站在中共一边。在筹建新政协期间，周恩来曾说我们代表无产阶级，你们代表小资产阶级，罗则当面反驳：“你出身南开，我出身清华，毛主席也在北大呆过，为什么你们就代表无产阶级，而我就代表资产阶级？干脆咱们各个政党都只代表一部分人民算了！”据说周当场脸色大变。但1949年后，罗甚至从他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上大步后退了，他放弃了彻底独立的立场，进入中央政府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并于1956年出任森林工业部长之职。但他所面临的“思想统一”和“一党专政”的局面，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还大步后退了。思想上的后退，发生在他的内心，而局面上的后退，则成为他无法选择但却必须面对的现实。

如果说章伯钧身上还有政治投机的政客色彩，那罗隆基则完全要面对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内心煎熬了，他必须在自己的炼狱中挣扎。他在1957年的“鸣放”中当然不会自甘寂寞了，某种意义上，他必须进行自我拯救。

他也当然是右派了。

章乃器：浙江青田人，早年就读于商业学校，入银行任职，从实习生干起，靠自学成为大学教授，自办《新评论》半月刊，并不断在《生活》、《新生》、《永生》等刊物上发表政论，后参加创立救国会，并积极活动，成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银行为了不让他参加救国会活动，曾提出以出国留学相交换，也被他断然拒绝。1938年，他曾受李宗仁相邀，出任安徽省财政厅长，1945年12月与胡厥文、黄炎培等发起成立民主建同会。1948年底与中共合作，参与政协筹备工作，1949年后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委和民建中央副主委，1953年出任粮食部长。

到了1957年，在鸣放中，章乃器对中共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提出批评，对“以党代政”的现象和对工商业的改造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立的见解。其实所谓“宗派主义”，也就是一党专政排除异己的另一种说法，而批评“教条主义”，也不过是对中共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技术性”拒绝。尤其难得的是，在开始反击“右派”之后，他面对群起而攻之的局面时，仍坚持希望自己被“说服”而不是“压服”，拒绝作违心的检讨，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直到章伯钧“急转弯”作检讨时，他还公开表示章伯钧的“章”是投降将军章邯的“章”，和自己不是一个“章”。他当然被打成了右派，且不得改正了。

储安平：早年在上海创立并主持《观察》杂志，成为当时自由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想阵地。1949年后应中共之邀到北京，并应中共的请求在北京复刊《观察》，更名为《新观察》。1957年后，《新观察》被马列主义完全占领，终于成为重要“喉舌”。1957年，毛发扬“民主”御赐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共同合办一张自己的报纸，这反映了毛当时的自信心态。这张报纸就是《光明日报》。章伯钧任《光明日报》社长，各民主党派指派人员担任社委，而储安平则于1957年4月1日出任该报总编辑。储到职后，取消了中共在该报设立的党委，新闻也不请示中宣部，打算像当年在沪上主持《观察》杂志一样，办一张“新闻自由”的报纸。

储说：“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但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有人问宣传上的事为什么不请示中宣部？储干脆回答：“我们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但储被打成不得平反的右派，则是因为他的长达1200字的“党天下”的书面发言。原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但这篇文章现在已被人们习惯称作〈党天下〉。

储安平写到：“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依我看来，关键在于‘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还是国家的主人。……但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点都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意思？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些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接着他提出中央政府组成中民主党派的人员少了甚至没有了，已不像联合政府，同时认为，党必须尊重民主党派和其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宽容不同意见与声音。

就是这一篇书面发言，使储安平地位“上升”到和各民主党派党魁相同的位置，被打成高级右派。几十年后来看这篇文章，他并未反对中共的领导，只是希望中共能给社会其他阶层以更多的活动空间，只是表露一个具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仅此，也为“天下”所不容。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对右派进行反击。这篇社论后在毛选中改名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当天下午，储主动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从那时至今，《光明日报》就始终掌握在中共手中，再也不曾被“反动分子”掌握了。

王造时：复旦历史系教授，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6岁在清华读书时，就因参加“五四运动”两次被捕。曾因参加民权保障同盟，被当局禁止教书。不做教授后，他改做律师，并从事翻译工作。邹韬奋介绍道：“王博士屡有做官的机会，但他忠实于自己的主张，不屑随便迁就，宁愿过清苦的生活，行其心所安，这是很值得敬佩的。”

这样一个坚持自己的主见，不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合作的教授，现在为自己的主见付出了代价。毛亲自点名：“你们上海就是王造时一类的右派出来捣乱。”

三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何时再生？

北大化学系傅鹰教授因“最讨厌思想改造” 被打成右派，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49年之后，面对的是一个必须接受马列对自己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国首次产生的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又如何能接受这样的“改造”？1949之后，他们与中共的合作，其实是一个幼稚的一相情愿的期许，他们误以为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的政党，有可能给他们提供自由的空间，他们也有可能实现“和平、统一、团结、民主”的政治理想。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误会。

“反右”其实是在执政党的“思想改造”遭到拒绝之后，改造者对被改造者的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清除。中西文化交流刚刚造就出的第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来不及为中国读书人开创一个独立思考的历史先河，提出独立的价值系统，就被连根铲除了，从而使中国的文化生态继续保留全面思想专制的特征，也使社会的平稳变革和社会转型丧失了基本推动力量。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再一次打开国门，这才使历史的自然进程在被硬性割裂20多年之后，又有了第二次机会，在中国再造一个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群体。但时至今日也才区区二十年时间，希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为中国造就一支达到第一代那样规模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并具有自由主义精神，能坚持自己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力量，是很不现实的，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而中国能否成功实现社会转型，还必须有赖于一支这样的力量的推动。

推荐阅读《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作者：朱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印数30000册。

（本文写于2002年，2007年2月校正、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