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努力通过文字留住一切记忆，可所有文字的东西都随着我的两次被捕而失去了踪迹。人的大脑的确神奇，能承载几十年的记忆，可这种记忆会随着时间段的不同而呈现为：零星，断续，模糊，支离破碎。也正是由于此，我才迟迟不愿意落下这支“记忆”的笔，我担心记忆的错误会引发纷争，引发质疑。
我在“西单墙”徘徊了许久，在不断的寻觅与比较中，最终选择了魏京生。当时，我年轻而固执，对《四五论坛》、《北京之春》、《启蒙社》等刊物在发刊词中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极度反感，对《人权同盟》组织的混乱，不停的争吵感到厌倦。我年轻，脑子里充满幻想；我固执，容不得别人的一点瑕疵；我以为：革命者都是“江姐”，一定要：勇敢，坚定，完美无缺。我不考虑渐进，不考虑危险，不懂得“巧妙周旋”。为此，我不能理解那么多民办刊物为什么一定要与党报相同，说什么\"坚持马列\"；也不理解大家的争论，为何一定要导致分裂。世间的事，就是那么奇怪，萌动的激情，不成熟的我，竟义无反顾的做出了一生都引以为自豪的选择。
现在，常有人问我：有这样一种说法，魏京生不那样激进，民主墙可能维持更长一段时间。你对此如何看？
我的回答：不同的时代背景，正确与错误可以互换。在当时，普遍性的不满已经存在，但那时的不满针对的是\"执行者\"而不是体制，几十年的宣传教育已固定了人们的思维，人们可以思考的空间很小，只敢涉及现象不敢思考或质疑现象背后的东西。当然，也有人看到：社会不满是现象，现象背后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一定与制度有关。这些人的确在进行超出常人的思考，但将这种思考公之于众却需要勇气。只关注现象的不满不过是\"牢骚\"，牢骚不升华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是与民众一同发牢骚，还是指出现象背后的原因所在？
魏京生选择了后者，他认为，觉醒的人有义务告诉人们真相，告诉人们共产党的真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至于\"民主墙”命运长短的问题，我一直以为：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认为\"阶级敌人\"已经充分的暴露了出来。毛泽东这样，刘少奇这样，邓小平也这样，小小区别是：邓小平狡猾地利用\"阶级敌人\"击溃了自己的对手。当邓小平认为\"阶级敌人\"没有利用价值后，\"阶级敌人\"就必须消亡。魏京生进去了，任畹町，刘青，徐文利都不能幸免，我们的意志不能主宰统治者的决策，要魏京生背负罪责是无稽之谈。民主墙的命运不是激进造成的，而是邓小平对自身权力的恐惧造成的。
我一直在西单墙寻找，寻找我满意的知己，一段时间内，我几乎有些失望。一张小字报的出现，令我周身热血沸腾。这张小字报的标题是：《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在当时，“四个现代化\"是国人的梦，华国锋誓言旦旦要领导人民实现这个梦；而魏京生的呐喊是及时的提醒，提醒梦中的人们：没有民主的所谓现代化不过是画饼充饥！太妙了，仅此一句，就准确地诠释了共党几十年的\"功绩\"。
这张小字报引来激烈争论，在公开场合赞同的占多数，但夜深人静时，这张小字报被搞得面目皆非，骂的有（留下骂的字句），扔赃物的有，更有甚者将其撕去，可固执的作者又重新张贴。在这张小字报出现前，也曾出现过敏感文章，但是作者不敢留下真实姓名与联系方式，而在这张小字报的最后留下了作者的名字：金生，还附有电话号码。电话是真实的，可以打通，但是显然不是他家的，记忆中好像是他的亲戚或朋友。我打过去，最初接电话的人让我稍等片刻，才与作者说了几句。我说我叫\"京生\"。他哈哈一笑，答道：\"真巧，我也是京生\"。我问：\"文章上的名字是真的？\"，他道：\"音相似，字不同，是北京的京。\"我们相约了见面的时间与地点，便匆匆挂断电话，原因是：我在别的单位打电话，心里有些胆怯。
见面的时间在通话后第二天的晚上，地点是在动物园二十七路总站的西墙。记忆中，除我与魏京生外还有一人，几十年过去忘记是谁。我向魏京生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如何看待暴力\"？魏京生的回答是：\"毫无疑问，暴力是最快，最彻底的解决方式，但是，从现实角度考虑没有实现的可能，为此，不在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许多年以后，我一直记住了他的这句话，原因在于：他的回答很巧妙，如果他断然否定暴力的合理性，我们可能没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我当时是个\"暴力主义\"者，而且很固执，我可以容许策略上的不选择暴力，绝对不容许否定暴力。好一个魏京生：\"不考虑暴力\"却要肯定暴力的\"快捷\"与\"彻底\"，也正是他的这个\"彻底\"使我坚定了去追随他的决心。
以后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他谈到了他办杂志的想法及理由：迷茫中的民众需要清醒，当务之急就是占领舆论阵地，多少年来百姓没有说话的地方，我们就是要做百姓的\"代言人\"（正确的解读不是我们说的话代表百姓，而是给百姓提供一个说话的平台，即，该杂志是百姓的代言。）办杂志的人不需要太多，多了会沉迷于争论而耽误了办事。我对他的这些想法表示赞同，同时也表示：我的初中文凭水分很大，受系统教育的程度不过五年，如果我参与编辑部的工作，只可能干些粗活，卖卖力气，发发传单。魏京生笑了笑对我讲：文革都没有上学，谁有多大能力？能力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信念与胆量，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铺路，见不到民主的那一天。我已与其他几个人达成共识，如果你不反对，我们找个时间商量商量，共同促成此事。我爽快的答应了。没有聊多久，在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后各自离去。
回家的路上，我思绪万千：我第一次做出了自由的选择，选择了不熟悉的人，选择了不熟悉的事，是对？是错？这个选择是自由的，自由的选择带给我激动与兴奋，可我也隐隐的感到，在激动与兴奋中夹杂某种犹豫与胆却，对，是我自己的认可，别人是否认可？即便别人也认可，也不过是精神层面上的，而中国人大多生活在物质层面，从物质角度看，我的\"对\"如何解释？危险是存在的，没有谁会那么天真，看不到这一点，而这种危险最可能摧毁的就是人的物质生存环境与物质生存空间。与老魏见面时的我，正处在理想亢奋的状态下，没有恐惧。可当我一个人最终决定做事时，恐惧出现了，身上冒出阵阵冷汗。虽然，这种孤独中的恐惧，没有改变我的决定，但它却似乎暗示我：这是你致命的弱点，有这种弱点的人，不适合卷入专制体制下的反对政治漩涡中来。
2007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