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记者询问亮马桥事件的参与者时，有四位参与者都表示有认识的人在名单上，也确实处于失联的状态，其中一名告诉记者有在1月7日之后，又有两位朋友失去了联系。两位亮马桥抗议的参与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说出了他们 从11月27日到现在的遭遇。
根据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维权网1月20日消息，于2022年11月27日参与北京亮马桥“白纸抗议”的青年中，十余人被取保获释，九人被批捕，被批捕者包括李元婧、李思琪、曹芷馨、翟登蕊等，其被批捕罪名已由最初被刑拘时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变成“寻衅滋事”。
“白纸抗议”，又名“白纸革命”，是2022年中国内外抗议中共极权政策者为自己定义的名称。因在中国表达异议和自主集会是不成文的禁忌，举白纸的动作被视为影射中国人面对政府畏惧言说却又急欲宣泄的愤怒。2022年11月底爆发的抗议集会遍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和欧洲数个主要城市，抗议主旨从反对“清零封控”，延伸到人权、言论自由和反一党专政等议题。
清零政策在中国画上句号后，中国国内逮捕“白纸抗争者”的消息频出。抓捕规模以及确切后果虽仍不详，但其影响已如定时炸弹一般，令海外“白纸青年”警觉。
据悉，亮马桥事件中的被捕者均为媒体、艺术或有英语学习背景的年轻人，且被捕过程反复。如《北大出版社》编辑曹芷馨，自由撰稿人李思琪，跨国会计事务所职员李元婧，和北外英美文学研究生翟登蕊等。
曹芷馨的友人在日前发布了一则她被捕之前录下的求助视频，并称她和朋友当日只是带了蜡烛和白纸，以悼念乌鲁木齐火灾的亡者。
该视频内容显示，2022年11月30日，北京亮马桥街头抗议的第三天，警察带走了曹芷馨和她认识的其他五名抗议者，一行人被说服教育了24小时后释放。两周后，当他们认为事情已了时，12月18日，曹芷馨等六人又再次被陆续带走。
▲自由亚洲电台（RFA）1月16日专栏 | 报导者时间：白纸运动前传及进行式：中国“反贼”海外开IG保存异议之声，孤独中辨认彼此
文／陈莉雅
自中国防疫政策突然180度拐弯之后，张晓方（化名）所经营的Instagram帐号又收到许多新的私讯投稿。陌生的网友给张晓方发来戏谑中国政府的段子，也有不少人整理过去3年的“旧帐”，讽刺政府各种前后矛盾的说法。
张晓方经营着Instagram帐号“迷惑中国”。帐号自2022年7月开设，至今累积1.6万名关注者。最繁忙的时候是2022年11月底至12月初，当时中国各城市爆发反封控运动，大学生们高举白纸抗议，海外也发起各种声援行动，高峰时张晓方一天收到数百条私讯投稿，再一一整理发布──有中国国内抗议现场的图片，也有海外声援行动的影片。
“开这个Instagram号，我是想记录中国网络上被404的帖子，或者让人感觉荒谬的内容，”张晓方对《报导者》表示。为了保护个人安全，他使用化名，在网路连线的采访中使用了变声软体。
他指出，相比于2022年11月那波中国遍地开花的白纸运动，最近读者私讯投稿变少，对抗议的讨论热度变低了。对此他并不意外 ── 一方面中国政府快速地解除清零政策，开始恢复通关，算是消极回应了部分运动诉求；另一方面，政府低调拘捕许多抗议人士。“面对活动后的『秋后算账』很多朋友也无力反抗，降低对白纸运动的讨论与关注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张晓方说。
在Instagram平台上，如今类似“迷惑中国”的帐号并不罕见。在白纸运动期间，这些搜集和保存中国政治异议之声的帐号获得大量关注、点赞和转发，例如“北方广场”、“公民日报”、“小小泪滴”、“日人民报”、“东北不能操”、“看荐中国”、“不粉红”等等；其中，“公民日报”这一帐号更开始形成整合及传播运动日程，甚至是定义运动hashtag名称的角色。
长期研究社会运动的中国政治学者沈天哲（化名）对《报导者》表示，疫情3年来，Instagram和Twitter上出现一些中国“反贼”帐号，其中Instagram更为明显，这刷新了人们以为中国年轻人都是“小粉红”的认知；而来到白纸运动，这些已经经营一段时间、获得网友信任的帐号就进一步发挥影响力。反贼是自由派人士的自称，带自嘲意味，源于《三国杀》的游戏身分。
“这和我们以前理解的小粉红现象完全不同，我观察这些帐号多数是一些世界主义的自由派，除了关注中国议题，他们也支持香港运动，伊朗和其他国家爆发抗议的时候也会转发。”沈天哲表示。
他特别留意“公民日报”这个帐号──自2020年3月开设以来，该帐号经营者利用各种memes（迷因）讽刺中国问题，逐渐累积关注者，“形式有点类似香港反送中运动时的文宣”；而到运动爆发时，“公民日报”甚至主动地定义和传播 #A4revolution这个hashtag.
沈天哲进一步补充，从全球来看，近年Instagram和Twitter在政治异议运动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其中Instagram角色更为明显：“Facebook以文字为基础，Instagram以图片和影片为基础，更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口味。IG Story（限时动态）是朋友私人间的分享，而且一定时间后就删除，但如果很多人都在IG Story分享一个影片，影响力也可以很大。”
疫情3年，为什么涌现了这些“反贼”帐号？这些帐号背后的经营者是谁，从思想到行动，他们经历了什么转变？而在线下抗争的年轻人，又冒着怎样的风险和压力？《报导者》采访在白纸运动期间积极扮演传播角色的4个Instagram 帐号以及几名参与海外抗争的青年组织者，尝试梳理这些问题。
“反贼”在此：历经言论审查和疫情封控，中国年轻人开IG找回说真话的阵地
时间回到白纸运动发生的前3年，当时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很难出现大规模反抗运动。“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死亡以及武汉封城引发的悲剧一度让社会震怒，但随着疫情平复，中共开始宣传清零政策的成功，民怨无处宣泄。
2020年5月，美国封城期间，刘益（化名）在家无聊，决定开一个Instagram帐号“北方广场”，将平时关注的八九民运、星星美展的影像整理并发布，第一篇贴文是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
刘益对《报导者》表示，自己生于1995年后，并没有经历这两场社会运动，但他感觉近几年愈来愈多年轻人在互联网上怀念“更自由、更开放”的80年代，“六四作为那个时代的成果，同时也是它的终结，我从广场上的年轻人中看到了我们这代人缺少的朝气。”
刘益早前留学美国，其后定居当地，从事艺术工作。在中国成长期间，他经历过Google尚未撤出，中国互联网产业快速成长的时期。他印象最深的是2009年微博诞生，一度形成热烈讨论社会问题的风气，也形成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刘益也在这时经历“政治启蒙”。几年之后，中国政府对互联网言论审查更加严格，刘益的微博帐号多次被封号，此后他开始翻墙，转移到海外平台。
“北方广场”上的每张照片都是由刘益亲自挑选，起初他把帐号视为个人的艺术项目，关注者一直缓慢增加，并在2022年4～6月的上海封城期间第一次迎来大幅度成长。当时刘益基于好奇，发布了一则限时动态：“被封城的你，此刻在想什么？”
没想到，这个提问得到近200个反馈，关注者现身分享心情，有人说自己“像精神吉普赛人，在自己的国度不断被流放”，也有人说，感谢还有地方能说话，还能看见有共同想法的人。在中国互联网墙内，此时也爆发舆论风暴，大量网友发布封城实录或求救文，却迅速被删帖。
通过此次限动征集，刘益看见无法发声的人们，“这个帐号有了全新的意义，它从一个我自己的东西，变成一个大家的东西。我发现他们需要一个匿名的平台，让他们发表自己的感想、经历。毕竟这种讨论在国内是不被允许的。”
在白纸运动中，刘益说自己每分钟都会收到网友投稿，他不断发布这些抗争现场的纪录，尽力当个传播者的角色。截至今年1月13日，“北方广场”累计8.7万名关注者。
从李文亮到四通桥，从铁链女到白纸运动
“公民日报”的成立，则和李文亮医生的死亡密切相关。接受《报导者》采访时，经营帐号的志愿者夏浩（化名）表示帐号背后是一群90后中国年轻人。2020年2月李文亮过世，中国社群平台上掀起另类悼念风潮，声援者戴上写着“不能，不明白”字样的口罩拍照，悼念在训诫书上被迫写下“能，明白”的李文亮，但很多讯息迅速被删除。
夏浩表示，当时一群年轻人决定创立一个可以尽情讨论中国时事的阵地，有成员参考香港反送中运动Telegram群组“文宣谷”做法，开设Telegram群“文宣中国”，一个月后又开设 Instagram帐号“公民日报”，夏浩是在此时加入团队。
90后的夏浩中学时期随家人搬到国外，目前长居加拿大。在海外求学期间，她持续关注中国议题，希望有朝一日能看见改变：“我希望回国的时候可以不要翻墙，自由地说一些事，我不想回国还要畏畏缩缩。而且当你人在海外，如果你的国家是真正强大，在海外生活就会更有底气。”
帐号起初主要发布讽刺中国问题的图文，自去年10月北京四通桥横幅抗议之后，逐渐转向倡议的角色，鼓励网友们在海外城市打印并张贴四通桥的抗议口号，进行海外声援。截至1月7日，“公民日报”累计7.1万个关注者。
“Telegram反贼用的比较多，Instagram是海外留学生用的比较多，年龄也比较轻，”夏浩说，他们选择增设Instagram帐号，是希望影响更多身处中国或海外的年轻人。
根据公开数据，2022年全球Instagram用户达14.4亿人，其中18～34岁的用户占了总用户的61.2％；同样年龄区段，Facebook的比例是52.5%.
“小小泪滴”也是近一年多快速成长的Instagram帐号，主力保存中国互联网墙内的异议之声，在白纸运动中也搜集和整理各地抗议的现场、被捕者经历等。创办者小泪（化名）告诉《报导者》，即便近年中国审查愈趋严格，但依然能看见一些网友发出与中共主旋律不同的声音。她被这些发声所感动，打算开Instagram帐号作私人纪录。
2022年1月，“徐州铁链女事件”被揭发，网友爆料有女子遭拐卖且生下8子，中国官方说法一再改变，试图淡化人口拐卖的事实，网友却锲而不舍地追寻真相，试图推翻官方说法。目睹网友们叩问真相的过程，小泪决定把自己的帐号也转向公共；此后她的发文频率变多，并在每篇贴文增加一个hashtag“#高墙内的自由灵魂”。
“从铁链女事件到白纸运动，我可以感受到海外华人的行动力明显提高，但愤怒并不是愈来愈烈，愤怒是一直都在，一直都很烈，”小泪说，“以前我总觉得年轻人，或更小的那一代人，被洗脑的很多，跟我们不一样；最近就发现其实大家都差不多，无论是怎样被洗脑，总会有一小部分人，他们会意识到事情不对，会跳脱束缚。”
“不粉红”的反抗青年在网上辨认彼此、扩大同温层
此次白纸运动，无论中国本土或海外的抗争者，大多是年轻面孔，刷新了过往人们印象中的“小粉红”现象。
这群发声者并非铁板一块。以此次报导采访的Instagram帐号经营者以及参与海外声援活动的抗议者来看，他们来自不同群体，有的一直自嘲“反贼”，长期批判中共管治现状；也有不少人近3年来因香港反送中运动或中国清零政策所暴露的问题而经历政治觉醒。
北京民众11月27日手举白纸在街头抗议中国政府的“清零”政策（AP）
旅居德国的中国资深时政评论人长平对《报导者》指出，中共政权在八九民运之后开始实施“去正义化”教育，培养出不问是非、成王败寇的一代人，与此同时，中国因改革开放，搭上经济全球化的便车，出现经济高速成长，使得一部分民众认为不管是民主、自由还是专制，只要国家强大就好；而自2008年奥运之后，中共也有意推出“东升西降”的强势论述。
“在这（北京奥运）之前，中国强调要与国际接轨，但2008年后换了一个说法是，中国要帮助世界摆脱经济危机。这套话语到现在转变成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中共要拯救全球，”长平说，他也亲历了这个转变。
长平早年供职南方报业集团，2011年他因批评当局遭到南方报业除名，中宣部更下令不能再刊载长平的文章，此后他到香港参与创办媒体《阳光时务》，后来遭香港政府拒发签证。他于2011年旅居德国。
美国哈佛大学甘迺迪学院艾希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2020年发表一份研究报告，内容针对2009～2017年中国社群媒体上的239位意见领袖的发文内容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10年网上讨论仍以由自由派主导，但从2013年开始，对民主体制的讨论愈来愈少，而质疑民主体制的声音则愈来愈多。
长平强调，尽管中国“去正义化”教育起了不小作用，但反抗青年一直存在，即使是在大跃进、文革等艰难时期，也都存有决绝的反抗势力，只是不一定能被看见，因此白纸运动的抗争者不完全是“小粉红”转变，部分是隐忍已久的反抗青年们。
近几年，由于中国互联网的审查制度和举报氛围，不少网友为规避风险，会在网上隐藏政治立场，遇上重大公共议题，以一种隐晦的方式进行讯息传播，延长被删帖的时间，长期下来也形成集体压抑的情绪。
在Instagram上经营的“反贼”帐号，许多都会透过接收私讯投稿的形式，和中国墙内的网友互动。“北方广场”刘益表示，在上海封城之后，他们更积极地用征集投稿的方式与网友互动、收集看法，再以匿名的方式发布在Instagram，变相搭建了一个平台，让网友以安全的方式交流。
“我们有感觉到，发这些投稿可以消解因为恐惧带来的自我审查，因为当你看到别人以各种方式抵抗体制，就会被鼓舞、抵销长久以来的无力感，以及重建从八九之后一直缺席的公民运动。”刘益说。
对不少网友来说，这种投稿的互动方式不仅能抒发心情，久而久之，也形成同温层。“公民日报”夏浩认为，当人们发现原来同温层比自己想像地还大，世界上还有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时，就会多出一点行动的勇气。
网上连结、线下组织，海外反抗青年开始行动
图说：11月30日，东京新宿街头，当地华人发起集会，关注中国乌鲁木齐大火并声援白纸运动。群众手拿“乌鲁木齐中路”，代表了上海集会后被当局拆下的路牌标志。（图片提供／东京白纸运动组织者）
白纸运动期间，“公民日报”收到的投稿数量是创号以来最高峰，光是一天就发布600多则贴文。夏浩表示，许多网友会对“公民日报”提出需求，例如运动爆发初始，网友询问能否发布统一的hashtag ，让白纸运动被更多人看见。
于是“公民日报”在限时动态发起征集，让大家一起发想hashtag，最后从中选定5个，再让网友进行票选，“#A4Revolution”获得最高票。
2022年11月29日，“公民日报”也整合并发布了这场运动的“四大诉求”：1.允许公开悼念、2.结束清零政策、3.释放维权同胞、4.保障人民权利。
夏浩说，有网友认为统一诉求有助于运动聚焦，于是团队成员开始讨论，过程中成员们因为新疆问题而有意见分歧──大家认为新疆问题非常重要，但由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的宣传，又担心中国国内民众对新疆问题认识不多。
“最终四大诉求没有新疆，提出（诉求）的人认为现在的四大诉求是国内的人最急迫想达到的诉求，所以觉得若把新疆的诉求加进去可能会冲淡白纸的效应，”夏浩表示。此外，公民日报积极扮演线下活动的“连结者”，协助各地的声援者进行联系和交换联络方式。
沈天哲强调，“白纸革命”和“#A4Revolution”这些运动名称主要是“公民日报”等海外社群帐号发布和传播的，在中国国内不一定被广泛接受。
“但无大台的社会运动就是这样，大家不断提出意见和修正，就像香港2014年，最初叫雨伞革命，后来大家觉得应该叫雨伞运动。”他指出，这次开始行动的许多中国年轻人是社运新手，但擅长使用互联网工具，再配合社群帐号连结大家，“他们想搞悼念活动，设计了海报发给『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最后就真的有人来一起集会。”
当线上涌现愈来愈多聚集中国异议之声的部落时，年轻人在海外也开始采取线下行动。
来自中国、近年定居东京的年轻人李牧吉（化名）说，他早于5年前就在东京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举办读书会交流中国议题。李牧吉表示自己于2010年左右在广州读大学，当时的社会氛围比较宽松，但2013年习近平上任之后，目睹自己参与的公民组织纷纷遭到查封，大学毕业后他下定决心搬离中国。
在日本生活数年，他累积了不少办活动的能力，在白纸运动中正好有所发挥，和伙伴们一起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东京新宿声援活动，事前特别规划活动动线，安排安保人员。活动现场除了让人放置鲜花悼念，也设置一个小讲台让参与者自愿上台发表想法。这天集会现场出现不同政见的旗帜，像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中华民国国旗、香港旗、雪山狮子旗等，高峰时同时在场的约有800人。
“你会看到来现场的每一个人，他所拿的牌子，往后追溯都是一个公共事件。”李牧吉说。
在多伦多，中国年轻人Wester早于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就第一次走上街头声援。他对《报导者》表示，自己以前算是小粉红，出国读书后更多了解八九民运、香港问题，才慢慢开始觉醒，近年更与在中国政见不同的家人断绝来往。
参与香港声援活动之后，他被同侪指称是港独分子，被踢出各种朋友群，一度感觉非常孤单。没想到2022年2月，一场在加拿大悼念李文亮医生的活动，现场竟然来了十几个人，他大感惊讶。
Wester把声援者集合起来，开始组织当地留学生行动组织“公民会”，此后每当中国爆出重大公共事件，他们就会在网上发起声援，在线下组织活动。在白纸运动爆发的数天，他一边联络组织集会，一边查看Twitter和Instagram上的讯息。
他留意到“公民日报”在限动典藏中有“全球烛光信息”，整理了全球各地声援者的活动海报。Wester很快发现有其他人在加拿大举办悼念活动，于是主动联系组织者，“我跟他们一起讨论要如何克服恐惧，如何调动团队士气，如果在现场遇到小粉红怎么办，以及该怎么申请警方许可。”
以行动抵抗“境外势力”污名化叙事
2022年11月29日，加州尔湾市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朗森图书馆，人们站在临时搭建的乌鲁木齐路标旁，手持白纸抗议，悼念乌鲁木齐大火死难者。（AFP）
2022年11月底至12月初，全球有60几个城市发起声援活动，除加拿大、东京以外，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州大学、加州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澳洲雪梨大学等地留学生也纷纷发起悼念和集会。与中国本土抗议一样，海外声援规模也是1989年后最大规模的一次。
中共宣传机器当时也污名化此次运动，指称抗议人士受到“境外势力”影响。11月29日，中国网上出现一篇文章〈颜色革命势力蔓延：多地惊现有预谋的闹事，有境外势力曝光〉。中国官媒《新华社》随后发布的中国最高安全机构中共中央政法委会会议纪录，内容提到“坚决依法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亲中媒体《亚洲周刊》也发文称海外Instagram帐号和Telegram群组“动员方式与香港黑暴类似”。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运动的抗争者开始积极回应“境外势力”的叙事框架。北京抗争现场，一位民众警告现场抗争者小心境外势力渗透，其余抗争者立刻群起嘲讽，雄辩回应，“我们连网都上不了国外的，哪来的境外势力，境外势力怎么跟我们沟通？”
“北方广场”刘益表示，“我们不会太在意被说是境外势力，因为一旦开始辩解，想要极力否认时，会发现自己陷进民族主义框架里面，而定义你是否会被接受和理解的人是他们。”
长平认为，中共政府反覆透过宣传想把境外势力变成一种禁忌，但这次运动大家直接把境外势力搬到台面上来说，这反而是件好事，“不管是海外或国内的反抗者可能都要意识到，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谁都离不开境外势力，本土运动也是国际反抗运动的一部分，对污名化的突破应该是下一步重点。”
此刻，反封控运动、白纸运动已经暂时落幕。伴随着突兀而没有良好准备的突然解封，中国各地爆发严峻疫情，出现医疗挤兑、药物供应不足、危重症无法得到即时救助等情况，近日又爆发抗原药厂的员工疑因欠薪和裁员而集体抗议的事件。
“现在才是最重要的阶段，就是总结经验，形成组织，为下一次大规模公共事件积攒力量。现在我们都认为2023年中国会发生更多公共事件，所以我们正在为下一次做准备，”李牧吉指出。
“迷惑中国”张晓方也与李牧吉持有相同看法，他认为，白纸运动让更多民众知道可以对不合理的政权表达诉求和反抗，“这一切才刚开始。”
身处海外，他们也还在学习和摸索海外声援者的角色和定位。海外的声援力量如何与中国网民互动？和中国本土抗议保持怎样的关系？此刻他们还无法给出完整答案。
“公民日报”夏浩认为，“任何理想的状态应该是由国内发起，海外跟进。接着，海外帮着放大国内的声音，这是运动还没被压制住的时候，但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很难有大的动作，我们在海外能做的，就是尽力保存、记录这场运动。”
“我们常说原子化社会、讯息孤岛，很多时候大家很孤独，因为你看不到跟你同样生命在同样的地方，但你会在这里（帐号）看到，就会很高兴、很激动，”“北方广场”刘益认为，最基本的还是，先让孤单的原子碰撞起来。
※本报导为《报导者》与自由亚洲电台（RFA）中文部共同制作。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张晓方、沈天哲、刘益、夏浩、小泪、李牧吉均为化名。
▲德国之声（DW）1月17日报道：北京亮马桥抗议之后：朋友失联，压力大但不后悔
11月27日晚的北京亮马桥抗议事件已经过去一个半月，许多严格的防疫政策在此后不久就不再执行。这件事的讨论热度已经不如从前，但对不少参与这起抗议的当事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从此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
图为2022年11月27日北京亮马桥的抗议活动
（德国之声中文网）1月15日，不少推特账号，包括“新闻调查”等，都发布了北京亮马桥事件失联名单。目前发布的名单中，共有21人，统计截至1月7日，其中有些人使用的是网名或者昵称，有些人则有全名，职业等更为详细的资料。
当记者询问亮马桥事件的参与者时，有四位参与者都表示有认识的人在名单上，也确实处于失联的状态，其中一名告诉记者有在1月7日之后，又有两位朋友失去了联系。两位亮马桥抗议的参与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说出了他们 从11月27日到现在的遭遇。
“朋友的失联对我触动很大”
博艺（化名）认识失联名单中的六个人，有些人是在网上熟悉的，线下则和李思琪、翟登蕊（两人均在失联名单上）见过面，也在一些项目上进行过合作。
提到27号当晚的抗议，他说自己去亮马桥的时候，就做好了可能会被请去“喝茶”的准备。他认为当天去的大多数人都应该是比较关注外网和外国媒体的，接触过有参与公民运动的人被请喝茶被拘留的新闻，也应该意识到这件事可能会带来的后果。
但事件结束后 ，他回想起自己在那几天里发的微信朋友圈，还是有点担心和后怕，觉得自己有些内容写得不够谨慎，涉及到了比较敏感的内容。但他又抱有侥幸心理，觉得事件发生的当下，很多人都在朋友圈里发了比较激烈的内容，他的相比而言可能也并没有那么显眼。
陆陆续续地，大多数去到亮马河现场的朋友都受到了警告，有些人是被电话警告，有些是民警直接上门，有些是警察要求去当地附近的派出所。询问的内容都很相似：询问27号晚上在哪里，干什么，为什么要去亮马桥，最后警察要求不要参与类似的事件。这样的警告持续大约一两个小时，主要是进行提醒，也没有什么后续的事情发生。
根据博艺回忆，李思琪是在29号被警察找，她曾向博艺叙述过自己被找的经历。她和几位朋友在telegram群组中讨论这次抗议活动，而被警察问话的当下，警察已经掌握了群组中聊天的截图，警察同时还出示了她和几位朋友在抗议现场的图片证据，也知道她当天带了A4白纸去到现场，询问了她为什么携带白纸。
在2022年11月底的抗议活动中，很多年轻人手举白纸表达诉求，图为11月27日夜间的北京亮马桥
博艺将李思琪的问话经历和其他人进行比较，本能地觉得情况有些不妙。但直到李思琪12月18日失联前，他都能够联系地上李思琪，知道她的人身自由并没有被限制。再加上当时全国防疫政策进行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许多严格的封控措施都被废除，当天抗议的部分诉求已经达到，这让他一度觉得乐观，却没有想到从12月中下旬开始，陆陆续续有朋友失联。
他表示，朋友的失联对他起了很大的触动。他对记者说：“之前有很多社会事件，有很多人被抓，会感到心痛，没有这么切身。亮马河一起被抓的那些人，就是我的朋友，和我朋友的朋友，太近了。”他所了解的几位目前失联的人都在同一个telegram群组中。他事后看在亮马桥现场拍摄的照片，发现自己当时离李思琪他们一行人很近，可能现场就碰过面，或者擦肩而过过。抗议结束后，他们还邀请他一起吃宵夜，他当时拒绝了，但事后回想起来，如果当天和他们一起去宵夜的话，他可能也会加这个群组，现在可能也会失联。
“这件事离我太近了，”他反复强调这一点，“你会感到自己可能有点幸运，自己还是安全的，是一种幸运。也会有些愧疚，因为你知道有其他人在替你承受这种痛苦。”
精神压力很大 感觉全身的力气被抽空
晓云（化名）是失联女生杨柳的朋友。在接受采访时，她一直说因为自己经常关注和参与公民运动，以为有危险被失联的会是自己，觉得自己会是麻烦最大的那一个。27号当天，她得知亮马桥发生抗议的当天，原本并不想去，因为看到前一天晚上上海乌鲁木齐路的视频，其中有警察和抗议现场的民众发生肢体冲突的片段，她觉得自己身体素质不好，跑步也不快，可能不适合参与。
后来她是和一位更年轻的女生一起去的现场，她觉得自己有保护这位年轻女生的义务，最后也确保这位女生安全到家了。
她自己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快天亮了，虽然当晚的警察非常克制，但她还是有些后怕，觉得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结束了。到家没多久，她的母亲打电话给她，问北京出什么事了，她搪塞了过去。她的母亲并不支持她参与公民运动，也不赞同她的许多言论，她也都对父母保密。
杨柳失联后，她的精神压力变得很大，而陈晃失联后，她的承受压力就更大了。“现在一天一包烟，抽到胸痛，还经常酗酒”。她告诉记者，最近几天走在路上的时候会像强迫症一样看周围的车，随时都担心会有人直接冲上来把她带走。回到家之后，她的第一件事就是挂锁，家里的两道门都牢牢锁上之后，她才能稍微松一口气。因为这样警察破门而入也需要一点时间，或许可以让她有机会把手机里的敏感信息清理一番。
但她还是尽量理性地去分析事情的原委。她去见了一位失联女生的母亲，知道了失联前后发生的事情，警察和母亲之间的交谈，但当她想要提供帮助时，失联女生的母亲却不信任她，交流的过程很不愉快。那几天，她觉得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完全不想吃饭，完全嚼不动东西，有时候甚至都意识不到自己还没吃饭”。
不后悔当初参与抗议的决定
12月初，封控政策转变之后，有不少人骂当时参与抗议的人是“躺匪”，要让他们为解封后死去的人负责。一边承受着舆论的攻击，一边经历着朋友失联的心理折磨，但晓云和博艺都表示自己并不后悔当时参与抗议的决定。
博艺说，身边的不少人在抗议事件之前心理都到了崩溃的边缘，过去三年，特别是上海封城之后开始的一轮又一轮的封控几乎影视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他形容自己参与抗议是“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我说了我想说的话”。他自己家中也有九十多岁的奶奶，之前也得了新冠，他非常担心。他反复强调自己虽然是众人口中的“放开派”，但他所诉求的并不是放开之后完全撒手不管，而是一个有序的，有准备的放开。他始终认为普通人不应该为政策的不完善背责：“做出这个决策的是官方。不是我们。政策具体怎么变，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能决定的。不能要求放开派来制定疫情防控的指导政策。这些政策制定的背后有一整个专家团队。”
晓云则因为马上要回老家过年而焦虑。她的母亲打电话给她说梦见她坐牢了，要坐一年。母亲并不知道她具体做的事情，但是对其中的危险性却有一些模糊的意识。11月27号之后，母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都给她打电话，母亲的焦虑又加重了她的焦虑，她也不知道该如何与持有不同政治意见的母亲达成共识。她曾经和母亲辩论，母亲指着她说你是美国人，她也想给父母写封信，但是太难了，不知道如何下笔。
但她不后悔当初去了亮马桥。“去还是会去的，也还是会在人群中说话，”晓云告诉记者，“讲的也不是假话，每一句我都可以负责。”
▲德国之声（DW）1月23日报道：参与白纸运动就像赌上人生 部分留学生畏惧回家
“白纸抗议”过后近两个月，多位德国集会抗议者声称收到钓鱼信息。对政府“秋后算账”的担忧给部分留学生的归国计划蒙上了阴影。另据维权网消息，9名去年11月27日参与亮马桥抗议的青年近日被批捕。
图为2022年12月3日柏林响应“白纸革命”的抗议活动
（德国之声中文网）根据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维权网1月20日消息，于2022年11月27日参与北京亮马桥“白纸抗议”的青年中，十余人被取保获释，九人被批捕，被批捕者包括李元婧、李思琪、曹芷馨、翟登蕊等，其被批捕罪名已由最初被刑拘时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变成“寻衅滋事”。
“白纸抗议”，又名“白纸革命”，是2022年中国内外抗议中共极权政策者为自己定义的名称。因在中国表达异议和自主集会是不成文的禁忌，举白纸的动作被视为影射中国人面对政府畏惧言说却又急欲宣泄的愤怒。2022年11月底爆发的抗议集会遍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和欧洲数个主要城市，抗议主旨从反对“清零封控”，延伸到人权、言论自由和反一党专政等议题。
清零政策在中国画上句号后，中国国内逮捕“白纸抗争者”的消息频出。抓捕规模以及确切后果虽仍不详，但其影响已如定时炸弹一般，令海外“白纸青年”警觉。
据悉，亮马桥事件中的被捕者均为媒体、艺术或有英语学习背景的年轻人，且被捕过程反复。如《北大出版社》编辑曹芷馨，自由撰稿人李思琪，跨国会计事务所职员李元婧，和北外英美文学研究生翟登蕊等。
曹芷馨的友人在日前发布了一则她被捕之前录下的求助视频，并称她和朋友当日只是带了蜡烛和白纸，以悼念乌鲁木齐火灾的亡者。
该视频内容显示，2022年11月30日，北京亮马桥街头抗议的第三天，警察带走了曹芷馨和她认识的其他五名抗议者，一行人被说服教育了24小时后释放。两周后，当他们认为事情已了时，12月18日，曹芷馨等六人又再次被陆续带走。
“因为担心被查，我只能骗家人说工作太忙了”
“在得知疑似有人被捕的消息后，我一点都不震惊，也不诧异。在中国当今的体制下，抗议者被迫害或许是必然。” 留德艺术学生M（化名）是最早在德国加入“白纸革命”的抗争者之一。
“虽然国际航班已开放，但因为担心被查，我只能骗家人说工作太忙了，还不能回去。” M对德国之声的记者说，“我已经三年多没回家了，真的很想回家，很想念家人…… ”
“本来我觉得只要在集会上把自己遮挡得够好，就不会有什么被暴露的问题…… 但现在，因为不知道政府的技术是否能辨识出我们，所以有些害怕。” 对于这种未知的恐惧，M认为可能很大一部分也来自于上一辈的影响。“人的恐惧心理是可以传染的…… 我家里人因为经历过文革和批斗，直到今天仍然会自我审查。说起海外的异见声音也只能用‘暗语’，跟演戏似的。”
去年为柏林民主集会涂鸦的作品，一条布满血色污迹和斑驳手印的巨大条幅形象地描绘了M的话：“涂鸦国旗图案是为了提醒人们极权的可怕，以及国家机器对每个人的影响。” 条幅上，象徵着中共的大五角星中央嵌一个身穿纳粹军服的“习近平”形象，旁边四颗挂着锁链的黄色星星被他攥在手中。
海外“白纸青年”的内心矛盾
近年来，从被捕的公民记者，到新冠爆发初期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在中国因言获罪的例子不在少数。光是《独立中文笔会》登记在案的被捕作家和记者就已超200余人。其他非文字工作者因政治原因被拘役的数字更不得而知。
眼前中国人参与民运就像必须得赌上人生似的。许多在海外游行中举牌甚至演讲过的人都对回国有着不同程度的担心。M表示如果被中国警方盯上了，后果可能会和北京的抗议者一样。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纸抗议”参与者说，万一回国后被抓，再被没收护照，那岂不意味着再也无法出国了吗？每每想到这些，他都脊背发凉，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了。
一面惧怕国家暴力，一面忧虑着抗议群体的未来，M进退两难。只喊一喊民主口号就面临牢狱之灾，这样的代价显然太大。她指出，目前的瓶颈仿佛是，一方面，中国政府抓捕的举措可能会令刚刚掀起的反抗群体停下脚步，另一方面，仅凭国外的街头抗议，似乎无法给被捕者和国内的社会问题提供真正有效的帮助。
虽然目前未有归国学生遭问讯或逮捕的消息，但对当局审查的恐惧并非个别现象。近期网络上的“白纸青年”们在声援被捕者的同时，也互相传递保护个人信息的知识和回国的“安全指南”。
“我暂时不是必须回国，所以让我感到有些羞愧的是，身在海外就好像处在一座庇护所里一样，” M犹豫再三道：“生活在国外，我需要承担的风险和后果比国内的抗议者小很多。如果被捕消息属实的话，他们（网传国内抗议中的被捕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整个社会‘牺牲’的。如此杀鸡儆猴式的逮捕会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幸存者，而我的幸存以及国内封控政策的转变是以他们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
林双是一名居住工作在柏林的自由撰稿人。出于对个人安全的保护考量，使用笔名进行写作。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月23日报道：白纸抗议后续：RSF呼吁释放仍被关押的两名记者
巴黎华人声援国内“白纸革命”，2022年12月3日。
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RSF）周一发表公告，谴责北京当局在中国清零政策的抗议活动后逮捕监禁4名中国记者，并要求释放仍被关押的其中两人。
无国界记者（RSF）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édric Alviani）表示，中国政府因记者现身抗议现场而便将他们逮捕拘禁，此举所传递的讯息令人心寒“，他呼吁北京释放因现身白纸革命而仍然被拘押的两名记者以及中国的监狱内关押的所有记者与新闻自由捍卫人士，并且撤销对他们的所有指控。
据介绍，去年十一月底，北京亮马桥爆发民众聚会示威，抗议中国政府的清零政策，之后，北京《新京报》记者杨柳及前财新记者转独立记者秦梓奕同于12月下旬遭逮捕拘禁，两人已在1月下旬获得保释。另外两名数周后被逮捕的记者，独立记者李思琪与《人物》杂志记者王雪却仍然遭到拘押。他们四人遭指控“寻衅滋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
2022年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一栋住宅楼爆发火灾，居民因被反锁在家中无法逃出而死伤惨重，其后，乌鲁木齐、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等城市均于其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白纸抗议”运动。参与抗议活动的部分人士或者当场被逮捕，或者在数周后被警方抓走。
据维权网的不完全统计，目前知道姓名的有三十多人，粗略估计的总数约有100余人。其中某些人已经取保获释。
另据德国之声报道，「白紙抗議」两个月后，多位在德国参与聚会抗议的留学生收到釣魚訊息。对北京政府「秋後算賬」的担忧給部分留學生的归国计划蒙上了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