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突然去世令人不禁感叹人生无常，毕竟他才68岁，也才刚刚退休7个月。鉴于中共高层的人事动荡和中外交困的危机，再加上习近平的特务治国，人们会自然地怀疑李克强的死因，各种猜测也会不断推陈出新。但死因猜测本身意义不大，因为中共就是黑帮，内讧是家常便饭，未来习近平也会步李克强的后尘。电视剧“上海滩”已经将黑帮内讧演绎得很充分了。

李克强的人生是一个悲剧，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知识分子悲剧的缩影。他们出生贫寒，希望通过学习改变自己和国家的命运；积极融入体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改变共产党，让它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政党，并最终让中国走向现代文明。他们曾登上权力顶峰，如胡锦涛和李克强，但最终失去权力，胡锦涛被架离二十大会场，李克强裸退官场，并在7个月后猝死上海。权力又回到了中共红二代手中，改革开放政策又回到了毛泽东极权主义道路。李克强的去世标志着在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一代知识分子集体梦想的破灭。

同为北大校友、与李克强相识的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教授张伦说：“李克强是中国改革开放一代成长起来的一个政治人物，他是伴随改革开放出现、最初恢复高考之后进北大读书的一个高材生。他曾经也有去哈佛读书的机会，但是都放弃掉了。他学的是法律，他对现代文明的意识，体认，至少比中国当下的许多领导人，比如习近平有更清晰、深刻的认识。他的英语很好，为人很谦和，非常有才华，机敏，但在中共这样一个体制下不得施展，在习近平这些年的排挤打压下，逐渐失去权力，被边缘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作为一个现代人，在并不算高龄的情况下就这样突然去世，确实很具悲剧性。”

为什么李克强的路走不通呢？

中共是一个靠农民起义发展起来的革命政党，它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将列宁、斯大林的共产极权主义和中国皇权专制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中国式极权主义政党。当毛泽东死后，中共政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挽救中共，邓小平顺势而为开启改革开放，但他并未改变中共极权主义制度，也拒绝中国走向宪政民主。江胡时代中国加入WTO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沦为最腐败和肮脏的权贵资本主义，中共走到了十字路口，面临失去政权的危机。为了挽救中共，中共元老和红二代决定将权力从草根技术官僚中收回来，并推选了自己的代言人习近平。

李克强代表了改革开放时代，而习近平代表了毛泽东极权时代。李克强和习近平都想维护中共的统治，但李克强希望中共逐渐走向政治文明，而习近平则希望打造一个红色帝国，对内极权，让中国北朝鲜化；对外霸权，与俄罗斯、朝鲜、伊朗等独裁政权结盟，与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可见，李克强和习近平都要救党，但路径南辕北辙。在共产党眼里，习近平是少东家，而李克强等技术官僚只是打工仔。

中共的极权体制就是一个黑帮，既然入伙就要同流合污，想要保持高洁，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我淘汰出局。如果不愿出局，就只能扭曲自己的人格。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德又决定了他们很难成为真正的黑帮。

吴国光先生说：公平地说，即使是身为中共高官的李克强也还应该良知未泯。舆论还记得他关于中国有六亿人口每月收入仅一千元人民币的实话。“他应该知道，良知是与共产党体制难以相容的。也许，他有想过，有一天当自己当上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时，他可以改变这种体制，使之与良知相容？一个掌控暴力机器就能掌控一切的制度，怎么可能与良知相容？怎么可能容许你去改变这种体制？” “既然不相容，还要去适应，这就难免出现人格分裂——人格分裂本身就是人生悲剧。也许那里有两个李克强：一个李克强不断扭曲自己以在中共体制内沿着权力等级步步攀升，一个李克强还保留了一些常识、良知和对于民众的同情心。殊不知，后者在共产党权力场上可以成为一个人的软肋。当习近平和李克强在2012-13年开始了十年共事的时候，李克强黑不过习近平，坏不过习近平，因此也就必定被习近平欺侮。重复一句：这不是习近平的本事，而是共产党制度所决定的。所谓制度，就是游戏规则。按这套游戏规则玩，越黑越坏就越是能赢。”

李克强的离去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什么？二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尽管有改善民生的想法，但根本目的在于挽救中共政权。这就是为什么当八九民主运动让中共感到有政权危机时，邓小平会坚定地动用军队镇压。这也是习近平为什么宁可牺牲经济发展也要打击民营经济的原因。如果我们看清楚了这一点，兴起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清末洋务运动的再版。四项基本原则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何其相似？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洋务运动的失败是注定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个不彻底的过程，要么完全照抄，要么全盘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导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因此，西方的科学不可能用来维护儒家文明，相反，必将削弱这一文明。而在当时大量的保守士大夫使洋务运动不可能进行全面的西方化，因而注定失败。这个总结是否也预示了中共改革开放的宿命呢？

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他们在共产党救党运动中作为技术官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但他们将救党与救国混合在一起，认为两者可以并行不悖，而不去挑战和改变极权制度本身。但当中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们如同民营经济的命运一样，在中共保守派眼里，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应该退出历史舞台。李克强不愿退出，但又难以完全同流合污，自然会遭遇委屈和窝囊。即使退休让权也未必能保全自己，因为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希望和梦想，而这个希望和梦想又是中共保守派所恐惧的，悲剧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李克强突然去世令人不禁感叹人生无常，毕竟他才68岁，也才刚刚退休7个月。鉴于中共高层的人事动荡和中外交困的危机，再加上习近平的特务治国，人们会自然地怀疑李克强的死因，各种猜测也会不断推陈出新。但死因猜测本身意义不大，因为中共就是黑帮，内讧是家常便饭，未来习近平也会步李克强的后尘。电视剧“上海滩”已经将黑帮内讧演绎得很充分了。

李克强的人生是一个悲剧，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知识分子悲剧的缩影。他们出生贫寒，希望通过学习改变自己和国家的命运；积极融入体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改变共产党，让它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政党，并最终让中国走向现代文明。他们曾登上权力顶峰，如胡锦涛和李克强，但最终失去权力，胡锦涛被架离二十大会场，李克强裸退官场，并在7个月后猝死上海。权力又回到了中共红二代手中，改革开放政策又回到了毛泽东极权主义道路。李克强的去世标志着在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一代知识分子集体梦想的破灭。

同为北大校友、与李克强相识的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教授张伦说：“李克强是中国改革开放一代成长起来的一个政治人物，他是伴随改革开放出现、最初恢复高考之后进北大读书的一个高材生。他曾经也有去哈佛读书的机会，但是都放弃掉了。他学的是法律，他对现代文明的意识，体认，至少比中国当下的许多领导人，比如习近平有更清晰、深刻的认识。他的英语很好，为人很谦和，非常有才华，机敏，但在中共这样一个体制下不得施展，在习近平这些年的排挤打压下，逐渐失去权力，被边缘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作为一个现代人，在并不算高龄的情况下就这样突然去世，确实很具悲剧性。”

为什么李克强的路走不通呢？

中共是一个靠农民起义发展起来的革命政党，它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将列宁、斯大林的共产极权主义和中国皇权专制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中国式极权主义政党。当毛泽东死后，中共政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挽救中共，邓小平顺势而为开启改革开放，但他并未改变中共极权主义制度，也拒绝中国走向宪政民主。江胡时代中国加入WTO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沦为最腐败和肮脏的权贵资本主义，中共走到了十字路口，面临失去政权的危机。为了挽救中共，中共元老和红二代决定将权力从草根技术官僚中收回来，并推选了自己的代言人习近平。

李克强代表了改革开放时代，而习近平代表了毛泽东极权时代。李克强和习近平都想维护中共的统治，但李克强希望中共逐渐走向政治文明，而习近平则希望打造一个红色帝国，对内极权，让中国北朝鲜化；对外霸权，与俄罗斯、朝鲜、伊朗等独裁政权结盟，与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可见，李克强和习近平都要救党，但路径南辕北辙。在共产党眼里，习近平是少东家，而李克强等技术官僚只是打工仔。

中共的极权体制就是一个黑帮，既然入伙就要同流合污，想要保持高洁，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我淘汰出局。如果不愿出局，就只能扭曲自己的人格。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德又决定了他们很难成为真正的黑帮。

吴国光先生说：公平地说，即使是身为中共高官的李克强也还应该良知未泯。舆论还记得他关于中国有六亿人口每月收入仅一千元人民币的实话。“他应该知道，良知是与共产党体制难以相容的。也许，他有想过，有一天当自己当上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时，他可以改变这种体制，使之与良知相容？一个掌控暴力机器就能掌控一切的制度，怎么可能与良知相容？怎么可能容许你去改变这种体制？” “既然不相容，还要去适应，这就难免出现人格分裂——人格分裂本身就是人生悲剧。也许那里有两个李克强：一个李克强不断扭曲自己以在中共体制内沿着权力等级步步攀升，一个李克强还保留了一些常识、良知和对于民众的同情心。殊不知，后者在共产党权力场上可以成为一个人的软肋。当习近平和李克强在2012-13年开始了十年共事的时候，李克强黑不过习近平，坏不过习近平，因此也就必定被习近平欺侮。重复一句：这不是习近平的本事，而是共产党制度所决定的。所谓制度，就是游戏规则。按这套游戏规则玩，越黑越坏就越是能赢。”

李克强的离去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什么？二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尽管有改善民生的想法，但根本目的在于挽救中共政权。这就是为什么当八九民主运动让中共感到有政权危机时，邓小平会坚定地动用军队镇压。这也是习近平为什么宁可牺牲经济发展也要打击民营经济的原因。如果我们看清楚了这一点，兴起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清末洋务运动的再版。四项基本原则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何其相似？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洋务运动的失败是注定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个不彻底的过程，要么完全照抄，要么全盘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导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因此，西方的科学不可能用来维护儒家文明，相反，必将削弱这一文明。而在当时大量的保守士大夫使洋务运动不可能进行全面的西方化，因而注定失败。这个总结是否也预示了中共改革开放的宿命呢？

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他们在共产党救党运动中作为技术官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但他们将救党与救国混合在一起，认为两者可以并行不悖，而不去挑战和改变极权制度本身。但当中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们如同民营经济的命运一样，在中共保守派眼里，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应该退出历史舞台。李克强不愿退出，但又难以完全同流合污，自然会遭遇委屈和窝囊。即使退休让权也未必能保全自己，因为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希望和梦想，而这个希望和梦想又是中共保守派所恐惧的，悲剧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