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贯中      张杰 

 

编按： “文革”结束后，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必须改弦易辙，于是在接下来的20余年中，开启改革开放，引入市场调节，加入WTO，力图融入世界。在所谓“中国模式”下，经济一度高速增长，成为世界工厂。进入习近平新时代后，这种模式遭到空前挫折发达国家正关上大门。它们在剥夺中国正当的发展权吗？“中国模式”为何漏洞百出？为什么抗拒要素市场发育，中国的农业和城市化走上歧途？中国现代化还有生机吗？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贯中先生最近撰文，认为中国经济已被党国体制绑架，正失去百年不遇的现代化机会。这个判断所依据的逻辑成立吗？带着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编辑张杰博士专访了文贯中教授。 

张：中国经济崛起得益于全球化，但近年来美国和西方国家不断限制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和投资，甚至推出了“小院高墙”策略，为何昔日敞开的全球化大门正在对中国关上？ 

文：中共常说的百年未遇的历史机遇，指的是全球化的机遇，中共打了个时间差，表现为世界向中国开放，中国没有同等开放。而百年未遇的变局，则指中共利用了这个时间差，一举成为‘厉害国’，自以为羽翼丰满，已能改变世界现行秩序，由中共主导。中国的两大全局性改革（见下文）确实使它抓住了第一个机遇。至于第二个机遇，中共高估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这个模式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因为没有完成要素配置机制和所需的宪政民主两者的制度转换。 

加入WTO前，中国做过两大全局性改革，给世人巨大希望。再者，前苏联阵营在1990年代初全面崩溃，其中许多国家立即选择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俄罗斯自称也要学样。这些变化同样令人鼓舞。世界对中苏两大巨型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希望，认为两国会在制度和价值上与发达的民主国家趋同，因而超级全球化值得一试。换言之，发达国家愿意在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实现之前，给经济全球化一个机会，并希望经济全球化带来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发达国家同意提前执行WTO对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在中国完成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之前，根据跟进原则，中国可单边享受这一待遇，以换得中国承诺，在15年内彻底完成市场化改革，向发达国家对等开放。 

中国加入WTO前所作的两项全局性改革如下。第一项，在1980年代，解散人民公社这种当代的农奴制，农民积极性大增带来农产品产量大增，高达3亿之多的农民得以脱离农业，进城打工。第二项，在1990年代，除了保留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外，私有化了50万家中、小国营企业，解放了城市地区巨量的生产要素。 

沉睡的巨量生产要素正好遇到中国成为WTO成员，世界向中国单边开放的机遇，在世界要素市场的价格指引下，和涌入的国际资本结合，得以参加到世界分工体系中去，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了20-40个百分点。如果中国在15年内彻底完成市场化改革，对世界，尤其对中国，都是好事。中国的城市化率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会进一步提升，中国会更接近现代化的实现。因为城市化的最大受益者就是广大农村人口，进城定居是他们千百年来所梦寐以求的。 

但是，发达国家的单边开放虽然出于好意，却引发了杨小凯指出过的后发劣势的恶性发作。果真，进入WTO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全局性的改革措施，特别是没有一鼓作气发育出要素市场。中共反而大力推动国进民退，加固本来有所松动的党国体制。最近十年来，中共更明确喊出，一切都要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意味着要由党，而不是要素市场来决定性地配置资源。 

这使发达的民主国家感觉上当，因为单边开放已经给它们本国带来巨大的调整成本，例如退出某些产业，就业大量流失，引起社会不满。如果允许通过“党治”决定要素价格，以中国经济的庞大体量，这种经济体制必定进一步扭曲整个世界的市场价格，造成有利于中国党国体制的经济格局。中国更提出通过产业政策，利用尚未充分开放的庞大市场，使国有企业单边收割规模报酬递增的增益，加上国库的津贴，让它们迅速做大、做强，成为巨头，使得不到国库津贴的各国私企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以便中国通过弯道超车，一举夺得世界经济老大的桂冠。这些做法违反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原则，违反经济全球化的高远目标。所以，欧美日发达国家在中国15年宽限期满的2016年起，陆续发表官方声明，否认中国的党国体制享有市场经济地位，以防基于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之上的世界秩序受到颠覆。同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否认正在加紧扩军备战的中国享有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因为它们的单边援助和各种优惠是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并不是让某些发展中国家一边自称贫困，一边大肆扩军备战，巩固独裁政权的。 

发达国家正在说服本国利益集团，从大门洞开状态逐渐关到和中国的开放度大体对等的程度，所以困难很多。在目前条件下，因为社会制度和普世价值的愿景十分对立，超级全球化已不可能。面对独裁和伪共产主义的愿景，欧、美、日出于安全，尽量杜绝为对手提供助攻机会。所谓小院高墙政策，旨在将明确定义的高科技领域和中共彻底脱钩，以免危害自身长远安全。在其他领域，发达国家则采取去风险的政策，旨在减少对中共的过度依赖。以安全为理由，发达国家甚至推出自己的产业政策。于是全球化大步倒退。 

张：您在“被党国体制绑架的中国经济正失去百年不遇的现代化机会”（下称“绑架”）一文指出，要素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标志，中共曾在18届3中全会上通过决议，呼吁尽快发育出要素市场，并由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为什么要素市场对市场经济这么重要？所谓“中国模式”，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文：我认为，“中国模式”在经济层面上的主要特征是：由党，而不是由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以便以党代政，以党代企，使资源向军工倾斜，达到维持一党专政的目的。这个模式在其他层面上的特征，就留给专门领域的专家去总结吧。 

要理解要素市场的重要性，必须认识到资源稀缺性是人类面临的残酷事实。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在最基本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上，中国特别贫瘠。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需要外部世界的巨量资源。但从拥有丰富资源的前苏联没有逃过崩溃看出，比资源的获得更重要的，是资源的配置效率。这正是“中国模式”的致命伤。 

世上只有两种决定性配置资源的途径：第一，通过行政命令。 

最典型的理论根据，就是马克思自称的科学社会主义，通过暴力革命先将一切资源和企业国有化，接着通过预测供需信息，制定全国性的供需计划，用行政指令付诸执行。他自称这套方法能使经济发展做到有计划，按比例，避免生产过剩引发的周期性危机。试验了几十年之后，发现过剩和短缺，贫困和浪费长期共存，人民的基本需求满足不了，资源配置却向军工倾斜，保护党国的寄生虫们过着特权生活。所以，这套体制无论在效率上，还是道义上全都彻底破产。 

第二种配置资源的办法，是让市场对资源，包括所有的生产要素，作决定性的配置。用市场配置，就是用价格配置。没有价格，就没有市场。理由如下：对自由市场经济而言，最重要的价格只有四种：1）资本的价格，即利息；2）土地的价格，即地租；3）劳动的价格，即工资；以及4）本币兑换各种外币的价格，即各种汇率。这四种价格中，前三种决定了一切产品的国内价格，这是因为一切产品的成本可以分解为这三种要素的价格。第4种价格则帮助人们得到相应的国际价格。这四种价格是一切价格之母。如果价格之母由政府说了算，这样的经济怎么称得上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呢？如此基本的价格必须由市场的交易，即由供需双方数以亿万计的消费者和供应者共同决定，使价格的决定机制具有天然的人民参与性，而不是几个政治寡头，或独裁者在密室之中擅自决定。 

要发育要素市场，首先要允许生产要素私有。所有的市场必须是竞争性的，允许自由进退，对全国统一开放。在法律面前，所有形式的所有制和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应该是平等的。所谓用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实际上就是用均衡价决定性地配置所有的资源，包括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只能通过供需双方的交易才能产生，而且永远在波动之中，以便随时吸收和消化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发生的重要变化，反映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的变化。 

值得强调的，在成交时，价格同时完成三重功能。以要素市场为例，在成交的一刻，成交价：1）对某种要素做了决定性的配置；2）完成了对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初次，也是决定性的收入分配。要素所有者成交时面对的要素价格，就是他每出售一单位要素的收入；3）自动惩罚了要素的低效使用者，因为他们的每单位成本高于市场承认的价格；也自动奖励高效的企业，因为他们的成本低于成交价。通过兼并，生产要素会不断地从低效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手中，转移到高效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手中。由于创造发明能自动得到市场奖励，所以，市场经济大大促进科技进步。特别重要的是，价格的三大功能都是市场的客观过程，和人际关系中的恩怨情仇无关，因而减少了裙带和权贵的影响。在开放和竞争性的市场条件下，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大大提高，因为积累和保住财富的诀窍取决于效率和勤勉，而不是特权和世袭。 

要素市场的发育需要对私有产权的保障。对产权的最大威胁来自拥有合法暴力的国家政权。所以，所有发达国家一定实行宪政民主，将统治者权力关在由宪法和法律构成的笼子之内，以牢固保障人民的产权，使市场能自主运转，政治对经济的干扰最小化。 

由于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应起一定的匡正作用。同时，存在不幸的人们，他们陷入贫困并非自己不努力。政府有责任通过税收，以减少市场失灵和天灾人祸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实行二次收入分配，目的在帮助不幸的人们克服短期困难，而不是鼓励不劳而获。所以，政府只应扮演辅助的角色，不应通过国有化强制进行。 

中国虽然进行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其实只发展出产品市场。由于不允许要素市场的发育，中国经济中并没有内生的真实要素价格，所有产品的成本是扭曲的，所以，无从知道整个经济是否有效。当局依靠对媒体和信息的垄断，隐瞒真实的统计数据，强制人民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并将资源向防止‘内外敌对势力颠覆’的方向倾斜，以便维持一党统治。在要素市场始终发育不出来的地方，这条用谎言和暴力压制真理和真相的逻辑会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张：在没有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走得通吗？为什么要素市场有促使城乡收入差趋向弥合的功能？ 

文：中共规定，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由中共领导，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等等。这种定义是自说自话。如果人民有选择自由，也许中国早已实现了现代化。台湾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其实，1949年后，中国一直处在中共领导之下，一直自称走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却人祸不断，一再被迫推迟现代化实现的时间表。可见，党的领导和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常常是祸害。1949年后的所谓前30年就是明证。文革结束时中国民众呈现的贫困和愚昧，就是明证，令第三世界国家都看不起，更不要说发达国家。 

无论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归根结底，不能回避两大问题。首先，不能使城乡二元结构反而加固了，农民的地位反而更低了，城乡收入差反而扩大了；其次，不能人为拉低城市地区的收入，使城市地区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扩大了。为此，我在“绑架”一文中提出，现代化实现的主要标志在于收入的两个弥合，即“第一，必须缩小乃至弥合本国的城市人口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本国的农村人口能够逐渐缩小乃至弥合与本国城市人口之间的收入鸿沟。两个弥合主要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来实现。两个弥合的实现，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现代化的最主要标志。” 

如此归纳的理由是，以一夜崩溃的苏联为教训，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不应在高楼大厦，或兵舰航母，却让人民，特别是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和愚昧之中。归根结底，发展经济是为了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的农村人口，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况，现代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仍在不断提高中，如果中国做不到，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就在倒退。 

东亚（南韩，新加坡和台湾）以及拉美（智利）在当代条件下实现了两个弥合。今日的发达国家当年也是农业社会，也经历了城乡收入差的收敛过程。在市场条件下，城乡收入差会趋于收敛的观点，首先由诺奖得主刘易斯提出。中国学术界不少人基于城市工资上升，便认为中国已经抵达了刘易斯拐点。这既误读了刘易斯原意，也误读了中国的国情和制度，成了经济学的笑话。 

刘易斯模型的预言不可能在中国出现。中国根本没有抵达刘易斯拐点。从1978年包产到户悄悄崛起算起，四十多年过去了，农村人均务农纯收入和城市的非熟练劳动力的人均收入接近了吗？中国农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了吗？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变成以青壮年农民为主力，不再主要由老弱病残妇组成了吗？农场平均规模越来越大，构成中国农业的骨干，具有国际竞争力了吗？不是刘易斯错了，而是中国没有刘易斯模型的制度前提。刘易斯第一拐点是指，农村剩余劳动首先被城市吸收殆尽的转折点；刘易斯的第二拐点是指，城市接着再吸收生产力更高的其余农村劳动，直到剩下的农村劳力的生产力和城市拉平的转折点。顺着先第一，后第二两个拐点的吸收顺序，城乡劳动市场就能统一，城乡二元结构就能消失，城乡收入差就能弥合。我们不妨将这种吸收顺序称为弥合性顺序。 

但是，只要没有要素市场，城市在吸收农村劳动力时，就不会服从这种弥合性顺序。弥合性顺序来自两种效应：1）一轮又一轮的挤出效应，使务农效率低的农户逐渐被务农效率高的农户兼并。前者拿了卖地所得，流出农村；2）一轮又一轮的拉出效应，即一部分农户被城市更高的收入所吸引，主动离开农村。值得注意的是，在存在要素市场机制的地方，两种效应都不会使务农经验较丰富，生产力较高，收入较高，有较强务农意愿的人首先离开农村。理由如下。只要农村的剩余劳动未被吸收殆尽，城市工资只需比农村工资略高，就能吸引农村非熟练劳动进城。这种城市工资对生产力高的农民毫无吸引力。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尽管在农业中的贡献较低，甚至为零，一旦被城市吸收，得益于城市的集聚效应，生产力会显著提高，因而收入高于农村，会选择首先离开。所以，存在要素市场的地方，城市吸收农村劳力一定服从弥合性顺序。 

可是，1990年代后，农村改革停顿，不准土地私有。最有能力的农民受到土地规模的约束，无法忍受乡村的贫困，首先离开无法致富的农村。一轮一轮的能干农民被迫离开村镇，等于城市不断抽走农村优秀人口，农村自然留下以老、弱、病、残、妇为主的人口，城乡收入差也就不断扩大。可见，由于拒绝发育要素市场，中国农业发生逆向淘汰，留下了不可能搞现代农业的人口，浪费了百年不遇的机遇。 

现在，平原地区出现私人经营的农机队。有人以为，小农购买了这类服务，就算是农业现代化了。这是不懂科斯说的市场购买服务和企业自主生产之间的本质不同。各国农场都能通过调整土地的经营规模，以使自主拥有的农机规模效率和利润最大化。中国小农却无权这样做。今夏华北麦熟时，正好预报有雨，由于大批农机队被堵在路上，结果无数小农颗粒无收，欲哭无泪。此例说明，为何各国农场要自备农机，才能战胜不测风云。又，政府多年提倡土地流转，以为种地能手可租进土地，经营大农场。此法并不灵验。因为小农只要见到土地经营者发了点小财，就会立即涨地租，不然就收回土地，或暗中破坏，使经营者不敢向土地和农机投资。 

张：现代化离不开城市化，但中国城市化路径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中国城市化弊端在哪里？又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文：城市化的真谛，也是衡量城市化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在于其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原因如下。经济现代化的结果，农业在GDP中的份额会急剧下降。从基尼系数的算法可知，要弥合城乡收入差，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份额也应等额下降。由于集聚效应这条经济规律，移出的绝大部分农村人口应该移向城市，才能大大降低现代化成本。所以，要使城乡收入差弥合，又要实现城乡现代化，必须尽量提高城市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可悲的是，在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下，要素市场无法发育，无法决定性地配置资源，城市走上了将农民作为低端人口加以利用，在权利和福利上加以排斥的歧路。换言之，中国的城市化制度性地丧失了吸收广大农村人口的能力，违反城市化的真谛，使以两个弥合为标志的真正现代化无法实现。 

以上海为例。1949年前的上海存在要素市场，并起决定性的配置作用。土地私有，人口和资本进出自由，使老浦西从原来的荒滩、农田发展成东方巴黎，而且吸收了大量农村移民，十分符合城市化真谛，因而成为城市化的成功典型。1949年后，上海实行户籍制度和土地国有,消灭了要素市场，不但停止吸收农村人口，而且以三线建设和上山下乡的名义，将越来越多的市民赶往深山老林和贫困农村。1990年代后，政府要开发浦东，只能借助行政手段配置要素，浦东模式应运而生。虽然高楼林立，但投资昂贵，土地浪费，人口密度远不及浦西。为了呈现千年盛世的荣景，政府不断铲除城中村，消灭农民工借以低成本分享城市繁荣和文明成果的空间，以防他们定居，使浦东模式消化外来农村人口的能力远不及老浦西，违反城市化真谛。这种模式也许适合地多人稀，人均收入高，城市化早已完成的北美地区进行城市自我现代化，却严重违反国情，违反人道，违反经济规律。如果中国有要素市场，浦东模式本来不会产生，更不会流毒全国，造成全国性的房市泡沫。 

这种模式虽在硬件建设上有过短暂辉煌，颇具迷惑力，其实有长远的致命缺点。土地财政目的在最大限度地攫取民众储蓄，必然将土地和房价推到天价，使作为城市化的最主要人口来源的农民群体无力也无权购买。由于无人接手楼宇，房市泡沫随时可破。这种模式除了具有排斥农村人口的劣根性，违反城市化真谛外，财政上也无法持续。土地既然国有，就无法名正言顺地征收各种地税，使政府无法获得细水长流，可以永续的财政收入。随着基础设施日益老损，今后保养和维修城市所需的庞大费用会捉襟见肘。今日靓丽的城市外观能避免上海当年的心酸故事吗？1990年代初上海经过计划经济的几十年折腾，变得破旧不堪，世人不敢相信这曾是光彩照人的东方巴黎。 

张：既然要素市场如此重要，中共也一度以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发誓要尽快发育出要素市场，用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为什么又出尔反尔，不允许发育要素市场呢？ 

文：我的判断是，党内保守派不愿向要素市场的发育开放绿灯，是出于对失去寻租特权和失去对民众控制的恐惧，便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加以阻扰。18届3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来得太迟，又没有实行细则和时间表。这份决议如果在加入WTO之前通过，借助WTO带来的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以及随后高速增长带来的充沛就业机会，也许有一丝希望，使要素市场逐渐发育。 

三大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是直接冲击党国体制的。首先，资本市场。其发育需要以下条件。首先，国内外信息必须自由流动，投资者必须得到透明的政、经信息，以免受到蒙蔽，错误决策。人民币能自由兑换，资本能自由进出。对私有产权要有稳定而强有力的保障，使国内外股民对中国资本市场有长远信心。这些条件对依靠暴力和谎言统治，并担心私人企业坐大，构成对权力挑战的中共保守派来说，都是致命的。以上海自由贸易区为例，前总理李克强一上台就推动这个项目，直到卸任，也没有实质性进展。如果连自由贸易区都做不到自由，真正的资本市场又从何谈起？ 

其次，土地市场。其发育需要允许农民自由退出现行的强制性土地集体所有制，允许自由买卖土地。但这样一来，中共就无法搞土地财政，断了“中国模式”的主要财源。在“中国模式”下，农民的主要角色仍定位于奉献，保守派不会同意向农民让渡土地财富，自断党国的财源。 

其三，劳动市场。首先要废除现行户籍制度,特别要废除不准农民工在打工地落户，实现与配偶及子女团圆，完成人口的再生产和知识的代际传承。只有废除歧视性政策，才能发育出城乡统一的，一视同仁的劳动市场。但是，目前的歧视政策不需负责农民工在打工地完成人口再生产所需的全部成本，特别是住房成本，养老和医疗成本，以及子女的教育成本。党内保守派以为用这种低人权换来的中国制造品的成本优势，可以抓住百年不遇的机遇，弯道超车，夺取经济霸权。尽管农民工已经一条腿跨入城市，却不准他们落户，其子女丧失了接受城市文明熏陶，实现阶层提升的机会。他们被迫成为滞留农村的留守儿童，带着一口乡音和低劣的乡村教育，重复父辈进城打工的老路。如果经济状况继续恶化，甚至连这种希望都会丧失。可是，对保守派来说，户籍制度除了能降低劳动成本外，还是控制民众的利器，必然反对早日废除。 

如果三大要素市场能顺利发育出来，并由它们决定性地配置资源，政府和党拥有的随意干预经济，操弄资源配置的权力就要交还给市场。经济发展就和党就没有太大关系。党内的寻租者鱼肉人民，控制民众的权力会大大减少。人民通过在市场上的自由交易，就把资源配置了，收入分配了，懒惰者受到了惩罚，勤勉和有创造性的人得到了奖励。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党的势力范围之外。所谓吃党的饭，不能砸党的锅的现代神话不攻自破。这自然是党内保守派最害怕的，因而必然拼命阻扰。 

张：去年末，三年疫情封控解封，至今中国已经出台了众多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但市场反应冷淡，甚至出现通货紧缩现象，其原因与以上全球化、要素市场和城市化受挫有关吗？ 

文：我认为直接有关。清零政策暴露了这个政权为了维护一党独裁，可以一意孤行，罔顾民意、国际舆论、科学结论，甚至各国的最新经验。中共自称生命至上，指责拒不采用清零政策的其他国家罔顾生命，甚至下赌，其他国家会陷入疫情困境，只有中国一枝独秀，以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可是，中国民众发现，拒绝清零政策的国家反而更早走出疫情，恢复经济活力。它们的民众也没有遭受人身自由的蹂躏。这就引起中国民众，特别是精英阶层的强烈不满。他们原以为，惟有清零政策才能防止大祸临头，却发觉这是中共用以恐吓，胁迫民众的天大谎言。这种对人权的无底线侵犯引起人们怒火中烧。年轻人更勇敢地以白纸运动的方式聚众抗议，迫使当局灰溜溜地放弃清零政策。然而，政策转向如此突然，无数老人猝不及防，纷纷谢世，乃至无法火化，爆出人间悲剧。一个自诩的抗疫优等生，以为能引领世界，却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为举世鄙视的劣等生。为了遮丑，中共又要人民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这种愚蠢，颟顸和蛮不讲理，导致民众对党国体制的极大怀疑，对未来进一步丧失信心。 

今年已经大半年过去，各项经济指标却一直十分难堪，并表明经济十分疲软。我认为不全由清零政策引起，而有更深层原因。下面，用经济增长的三大终极源泉的理论框架，解释为何“中国模式”早已山穷水尽。中外经济学家十年前便有共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已过，原因如下。经济增长只有三大终极源泉，分别为：1）增加生产要素的粗放型生产，产量会增加，但增量会逐渐趋零；2）科技进步，使要素质量提升，同样数量的要素投入，能持续带来产出的增量；3）制度创新，例如，从人民公社体制转换成包产到户体制，即使没有激发立即的科技创新，也能立即提高各种要素的整体效率，使产量大增。 

从这一理论框架看出，首先，各种要素的红利，例如人口的红利，土地财政的红利，民众高储蓄的红利（分别对应于劳动，土地和资本）经过几十年的滥用，几乎已被榨尽。粗放型的增长无以为继。其次，受党国体制的绑架，要素市场无法发育，经济制度的改革半途而废。第三，由于要素市场难以发育，中国丧失科技的内生活力。本来，如果和发达国家维持良好关系，至少能从国外引进一些。可是，中共不服国际社会的规劝，拒不进行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改革，一心要维护党国体制。于是，中共与发达的民主国家日益对抗。如此一来，连高科技的源头也被切断。百年不遇的宽松国际环境被中共自己糟蹋。由于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都已穷尽，经济增长的前景将极为暗淡。 

张：中国究竟是如何失去了百年不遇的机遇这个问题值得讨论。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一度左右逢源，发达国家看好中国，认为它在改革的路上，因而愿意和中国一起共襄盛举，将中国视作利益相关者，共同推动全球化的深化。中国也津津乐道，认为自己遇到了百年不遇的机遇。可是，最近十年来，国际气氛已迥然不同。现在众多西方智库看衰中国经济，拜登总统甚至将中国比喻为一颗定时炸弹。中国也出现了民营企业一蹶不振、外资撤离、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债务高企、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等严重情况，甚至出现了民众逃离中国的“走线潮”，您觉得中国现代化还有出路吗？ 

文：我觉得，您提到的上述种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是要素市场没有发育的结果，但是，根子在中共保守派杜绝了让要素市场发育的空间。他们的顽固反对，不但使党自己通过的关于尽快发育要素市场的决议都成为一纸空文，而且使经济改革变成一个不断加强党国体制的过程，这是令人恐怖的，使百姓离心，精英逃逸，外资撤离。中共加固党国体制的目标是与WTO的宗旨背道而驰的。WTO从一开始就昭告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它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组织。对此，中共是知道的，因而同意用15年的时间将自己的党国体制改革为真正的市场体制。市场经济的核心标志就是要由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也因为知道WTO的市场性质，中共才会在WTO给予中国的15年宽限期即将期满之前的三年，匆匆推出18届3中全会的决定，呼吁全党尽快发育要素市场，并让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发达国家给了中共信任，提供了百年未遇的机会，开放了自己的市场和社会，希望中国投桃报李，能发育出完善的要素市场，对世界全面开放。可是，党内保守派为了捍卫党国体制，其实是捍卫自己的利益，主动选择杜绝要素市场发育。发达国家由于深深担心以中国的体量，党国体制会严重扭曲基于市场经济原则的现行世界秩序，不得不起而抵制中共的党国体制。 

中共的反应，不是向各国致以改革过于迟钝的歉意，加速改革，尽快发育出要素市场，反而将清谈误国，不要纠缠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等告诫置之脑后，以战狼的姿态，喋喋不休地用历史旧账攻击发达的民主国家，从奴隶制到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不一而足，向世界倾诉历史上发达国家当年的黑暗，丑陋，残暴。在中共的宏大叙事中，有意不提历史的另一面，即正是发达国家将先进生产方式及其伴随的巨量的知识、科技、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人文成果向全球胜利传布，才促成了今日的全球化。同期,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国家政权反而是落后、腐朽和反动势力的代表。例如，鸦片战争之前的满清皇朝，因对周边封建、保守、愚昧政权的鼎力支持，成了亚洲反动势力的总堡垒。在当代的条件和认识水平下，今后再要推广先进生产力和人文成果，固然应注意人道、平等和自愿等原则，这是历史对今人的教训。但是，不能因此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将当年发达国家向世界传布先进生产力和其他文明成果的伟大贡献都一概否定。事实上，今日的发达国家在推进历史前进的过程中，在人类活动的几乎一切领域中的贡献，同它们在同期所犯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错误相比，显然是更主要的。联合国的成立宣告了殖民时代的终结。发达国家已经认识了当年的错误，并以实际行动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不发达国家提供了慷慨的援助。 

在当代的条件下，试图将发达的民主国家描写为仍然心怀叵测，居心不良，想要阻挡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国家的崛起，这种判断符合战后，特别是最近四十多年来的历史事实吗？在今天的条件下，要避免再犯当年的错误，难道不应首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赤裸裸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行径？但是，今年三月，当世界听到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习近平与入侵乌克兰的刽子手普金告别时，希望中俄联手，迎接百年未遇的变局时，再糊涂的发达国家也会惊出一身冷汗。难道中共为了坚持党国体制，不惜要联手俄国，颠覆使中国成为最大受益国的现行国际秩序？难道中共想以第三世界的领袖自居，唤起它们反对发达的民主国家，以图实现百年未遇的变局，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这是何等的利令智昏啊！面对如此忘恩负义的中共，民主的发达国家会再度主动帮助中国吗？ 

您问我，中国现代化还有出路吗？我在上面已经证明，只要不允许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以两个弥合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就必然被无限延迟。可是，党国体制和要素市场的发育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要使要素市场顺利发育起来，党国体制必须作深层改革。即使中共走投无路，将来声称要重启要素市场的发育，发达国家不会对中共意图轻易信任，立即大开绿灯，因为中共的党国体制可以随时翻脸。所以，除非中国采用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中国已经无法赢回发达国家的信任和精诚合作。所以，所谓百年不遇的机遇这一外部环境已因中共过河拆桥，不再存在。在百年不遇的机遇和党国体制之间，世界只能让中共选择一样。既然中共选择了党国体制，百年不遇的现代化机会已时过境迁。重启现代化的快速道，一定在结束党国体制，建立宪政民主政体之后了。党国体制的选择未经人民公投，只是出于一党的私利，被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了。中共不会承认这样做是出于一党之私，必然将责任推到坚持市场原则的民主发达国家身上，似乎它们突然将百年不遇的机遇从中国人民手中抢走了。这是为何中共目前在国内外大力煽动反对发达的民主国家的原因。 

在现行的党国体制下，中国会呈现前苏联那样的伪现代化，举全国之力堆出一些华而不实的硬件，例如新的高楼大厦、高铁、大型工厂、兵舰和导弹，但民生会相对萎缩，城乡收入差会继续扩大，广大农民难以进城成为市民，留下的农民也无法成长为现代农场。由于标志现代化实现的两个弥合遥遥无期，中国将无法追上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更无从显示自己的制度和模式的优越。只要要素市场没有发育出来，就无法融入世界经济，也就无法享受持久的繁荣。中国人民必须认识到，发育要素市场是为中国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决不是对发达国家的恩赐。全体中国人民必须作出勇敢的选择。这个任务是写入中共自己的决议的，是具有合法性的。要求发育要素市场，不但符合亿万民众的自身利益，因而有强大的激励，而且将为宪政民主铺平道路。 

 本文首发2023年10月《中国民主季刊》第四期。 

 





作者：文贯中      张杰 

 

编按： “文革”结束后，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必须改弦易辙，于是在接下来的20余年中，开启改革开放，引入市场调节，加入WTO，力图融入世界。在所谓“中国模式”下，经济一度高速增长，成为世界工厂。进入习近平新时代后，这种模式遭到空前挫折发达国家正关上大门。它们在剥夺中国正当的发展权吗？“中国模式”为何漏洞百出？为什么抗拒要素市场发育，中国的农业和城市化走上歧途？中国现代化还有生机吗？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贯中先生最近撰文，认为中国经济已被党国体制绑架，正失去百年不遇的现代化机会。这个判断所依据的逻辑成立吗？带着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编辑张杰博士专访了文贯中教授。 

张：中国经济崛起得益于全球化，但近年来美国和西方国家不断限制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和投资，甚至推出了“小院高墙”策略，为何昔日敞开的全球化大门正在对中国关上？ 

文：中共常说的百年未遇的历史机遇，指的是全球化的机遇，中共打了个时间差，表现为世界向中国开放，中国没有同等开放。而百年未遇的变局，则指中共利用了这个时间差，一举成为‘厉害国’，自以为羽翼丰满，已能改变世界现行秩序，由中共主导。中国的两大全局性改革（见下文）确实使它抓住了第一个机遇。至于第二个机遇，中共高估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这个模式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因为没有完成要素配置机制和所需的宪政民主两者的制度转换。 

加入WTO前，中国做过两大全局性改革，给世人巨大希望。再者，前苏联阵营在1990年代初全面崩溃，其中许多国家立即选择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俄罗斯自称也要学样。这些变化同样令人鼓舞。世界对中苏两大巨型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希望，认为两国会在制度和价值上与发达的民主国家趋同，因而超级全球化值得一试。换言之，发达国家愿意在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实现之前，给经济全球化一个机会，并希望经济全球化带来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发达国家同意提前执行WTO对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在中国完成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之前，根据跟进原则，中国可单边享受这一待遇，以换得中国承诺，在15年内彻底完成市场化改革，向发达国家对等开放。 

中国加入WTO前所作的两项全局性改革如下。第一项，在1980年代，解散人民公社这种当代的农奴制，农民积极性大增带来农产品产量大增，高达3亿之多的农民得以脱离农业，进城打工。第二项，在1990年代，除了保留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外，私有化了50万家中、小国营企业，解放了城市地区巨量的生产要素。 

沉睡的巨量生产要素正好遇到中国成为WTO成员，世界向中国单边开放的机遇，在世界要素市场的价格指引下，和涌入的国际资本结合，得以参加到世界分工体系中去，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了20-40个百分点。如果中国在15年内彻底完成市场化改革，对世界，尤其对中国，都是好事。中国的城市化率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会进一步提升，中国会更接近现代化的实现。因为城市化的最大受益者就是广大农村人口，进城定居是他们千百年来所梦寐以求的。 

但是，发达国家的单边开放虽然出于好意，却引发了杨小凯指出过的后发劣势的恶性发作。果真，进入WTO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全局性的改革措施，特别是没有一鼓作气发育出要素市场。中共反而大力推动国进民退，加固本来有所松动的党国体制。最近十年来，中共更明确喊出，一切都要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意味着要由党，而不是要素市场来决定性地配置资源。 

这使发达的民主国家感觉上当，因为单边开放已经给它们本国带来巨大的调整成本，例如退出某些产业，就业大量流失，引起社会不满。如果允许通过“党治”决定要素价格，以中国经济的庞大体量，这种经济体制必定进一步扭曲整个世界的市场价格，造成有利于中国党国体制的经济格局。中国更提出通过产业政策，利用尚未充分开放的庞大市场，使国有企业单边收割规模报酬递增的增益，加上国库的津贴，让它们迅速做大、做强，成为巨头，使得不到国库津贴的各国私企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以便中国通过弯道超车，一举夺得世界经济老大的桂冠。这些做法违反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原则，违反经济全球化的高远目标。所以，欧美日发达国家在中国15年宽限期满的2016年起，陆续发表官方声明，否认中国的党国体制享有市场经济地位，以防基于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之上的世界秩序受到颠覆。同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否认正在加紧扩军备战的中国享有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因为它们的单边援助和各种优惠是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并不是让某些发展中国家一边自称贫困，一边大肆扩军备战，巩固独裁政权的。 

发达国家正在说服本国利益集团，从大门洞开状态逐渐关到和中国的开放度大体对等的程度，所以困难很多。在目前条件下，因为社会制度和普世价值的愿景十分对立，超级全球化已不可能。面对独裁和伪共产主义的愿景，欧、美、日出于安全，尽量杜绝为对手提供助攻机会。所谓小院高墙政策，旨在将明确定义的高科技领域和中共彻底脱钩，以免危害自身长远安全。在其他领域，发达国家则采取去风险的政策，旨在减少对中共的过度依赖。以安全为理由，发达国家甚至推出自己的产业政策。于是全球化大步倒退。 

张：您在“被党国体制绑架的中国经济正失去百年不遇的现代化机会”（下称“绑架”）一文指出，要素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标志，中共曾在18届3中全会上通过决议，呼吁尽快发育出要素市场，并由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为什么要素市场对市场经济这么重要？所谓“中国模式”，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文：我认为，“中国模式”在经济层面上的主要特征是：由党，而不是由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以便以党代政，以党代企，使资源向军工倾斜，达到维持一党专政的目的。这个模式在其他层面上的特征，就留给专门领域的专家去总结吧。 

要理解要素市场的重要性，必须认识到资源稀缺性是人类面临的残酷事实。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在最基本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上，中国特别贫瘠。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需要外部世界的巨量资源。但从拥有丰富资源的前苏联没有逃过崩溃看出，比资源的获得更重要的，是资源的配置效率。这正是“中国模式”的致命伤。 

世上只有两种决定性配置资源的途径：第一，通过行政命令。 

最典型的理论根据，就是马克思自称的科学社会主义，通过暴力革命先将一切资源和企业国有化，接着通过预测供需信息，制定全国性的供需计划，用行政指令付诸执行。他自称这套方法能使经济发展做到有计划，按比例，避免生产过剩引发的周期性危机。试验了几十年之后，发现过剩和短缺，贫困和浪费长期共存，人民的基本需求满足不了，资源配置却向军工倾斜，保护党国的寄生虫们过着特权生活。所以，这套体制无论在效率上，还是道义上全都彻底破产。 

第二种配置资源的办法，是让市场对资源，包括所有的生产要素，作决定性的配置。用市场配置，就是用价格配置。没有价格，就没有市场。理由如下：对自由市场经济而言，最重要的价格只有四种：1）资本的价格，即利息；2）土地的价格，即地租；3）劳动的价格，即工资；以及4）本币兑换各种外币的价格，即各种汇率。这四种价格中，前三种决定了一切产品的国内价格，这是因为一切产品的成本可以分解为这三种要素的价格。第4种价格则帮助人们得到相应的国际价格。这四种价格是一切价格之母。如果价格之母由政府说了算，这样的经济怎么称得上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呢？如此基本的价格必须由市场的交易，即由供需双方数以亿万计的消费者和供应者共同决定，使价格的决定机制具有天然的人民参与性，而不是几个政治寡头，或独裁者在密室之中擅自决定。 

要发育要素市场，首先要允许生产要素私有。所有的市场必须是竞争性的，允许自由进退，对全国统一开放。在法律面前，所有形式的所有制和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应该是平等的。所谓用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实际上就是用均衡价决定性地配置所有的资源，包括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只能通过供需双方的交易才能产生，而且永远在波动之中，以便随时吸收和消化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发生的重要变化，反映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的变化。 

值得强调的，在成交时，价格同时完成三重功能。以要素市场为例，在成交的一刻，成交价：1）对某种要素做了决定性的配置；2）完成了对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初次，也是决定性的收入分配。要素所有者成交时面对的要素价格，就是他每出售一单位要素的收入；3）自动惩罚了要素的低效使用者，因为他们的每单位成本高于市场承认的价格；也自动奖励高效的企业，因为他们的成本低于成交价。通过兼并，生产要素会不断地从低效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手中，转移到高效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手中。由于创造发明能自动得到市场奖励，所以，市场经济大大促进科技进步。特别重要的是，价格的三大功能都是市场的客观过程，和人际关系中的恩怨情仇无关，因而减少了裙带和权贵的影响。在开放和竞争性的市场条件下，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大大提高，因为积累和保住财富的诀窍取决于效率和勤勉，而不是特权和世袭。 

要素市场的发育需要对私有产权的保障。对产权的最大威胁来自拥有合法暴力的国家政权。所以，所有发达国家一定实行宪政民主，将统治者权力关在由宪法和法律构成的笼子之内，以牢固保障人民的产权，使市场能自主运转，政治对经济的干扰最小化。 

由于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应起一定的匡正作用。同时，存在不幸的人们，他们陷入贫困并非自己不努力。政府有责任通过税收，以减少市场失灵和天灾人祸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实行二次收入分配，目的在帮助不幸的人们克服短期困难，而不是鼓励不劳而获。所以，政府只应扮演辅助的角色，不应通过国有化强制进行。 

中国虽然进行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其实只发展出产品市场。由于不允许要素市场的发育，中国经济中并没有内生的真实要素价格，所有产品的成本是扭曲的，所以，无从知道整个经济是否有效。当局依靠对媒体和信息的垄断，隐瞒真实的统计数据，强制人民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并将资源向防止‘内外敌对势力颠覆’的方向倾斜，以便维持一党统治。在要素市场始终发育不出来的地方，这条用谎言和暴力压制真理和真相的逻辑会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张：在没有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走得通吗？为什么要素市场有促使城乡收入差趋向弥合的功能？ 

文：中共规定，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由中共领导，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等等。这种定义是自说自话。如果人民有选择自由，也许中国早已实现了现代化。台湾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其实，1949年后，中国一直处在中共领导之下，一直自称走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却人祸不断，一再被迫推迟现代化实现的时间表。可见，党的领导和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常常是祸害。1949年后的所谓前30年就是明证。文革结束时中国民众呈现的贫困和愚昧，就是明证，令第三世界国家都看不起，更不要说发达国家。 

无论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归根结底，不能回避两大问题。首先，不能使城乡二元结构反而加固了，农民的地位反而更低了，城乡收入差反而扩大了；其次，不能人为拉低城市地区的收入，使城市地区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扩大了。为此，我在“绑架”一文中提出，现代化实现的主要标志在于收入的两个弥合，即“第一，必须缩小乃至弥合本国的城市人口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本国的农村人口能够逐渐缩小乃至弥合与本国城市人口之间的收入鸿沟。两个弥合主要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来实现。两个弥合的实现，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现代化的最主要标志。” 

如此归纳的理由是，以一夜崩溃的苏联为教训，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不应在高楼大厦，或兵舰航母，却让人民，特别是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和愚昧之中。归根结底，发展经济是为了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的农村人口，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况，现代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仍在不断提高中，如果中国做不到，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就在倒退。 

东亚（南韩，新加坡和台湾）以及拉美（智利）在当代条件下实现了两个弥合。今日的发达国家当年也是农业社会，也经历了城乡收入差的收敛过程。在市场条件下，城乡收入差会趋于收敛的观点，首先由诺奖得主刘易斯提出。中国学术界不少人基于城市工资上升，便认为中国已经抵达了刘易斯拐点。这既误读了刘易斯原意，也误读了中国的国情和制度，成了经济学的笑话。 

刘易斯模型的预言不可能在中国出现。中国根本没有抵达刘易斯拐点。从1978年包产到户悄悄崛起算起，四十多年过去了，农村人均务农纯收入和城市的非熟练劳动力的人均收入接近了吗？中国农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了吗？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变成以青壮年农民为主力，不再主要由老弱病残妇组成了吗？农场平均规模越来越大，构成中国农业的骨干，具有国际竞争力了吗？不是刘易斯错了，而是中国没有刘易斯模型的制度前提。刘易斯第一拐点是指，农村剩余劳动首先被城市吸收殆尽的转折点；刘易斯的第二拐点是指，城市接着再吸收生产力更高的其余农村劳动，直到剩下的农村劳力的生产力和城市拉平的转折点。顺着先第一，后第二两个拐点的吸收顺序，城乡劳动市场就能统一，城乡二元结构就能消失，城乡收入差就能弥合。我们不妨将这种吸收顺序称为弥合性顺序。 

但是，只要没有要素市场，城市在吸收农村劳动力时，就不会服从这种弥合性顺序。弥合性顺序来自两种效应：1）一轮又一轮的挤出效应，使务农效率低的农户逐渐被务农效率高的农户兼并。前者拿了卖地所得，流出农村；2）一轮又一轮的拉出效应，即一部分农户被城市更高的收入所吸引，主动离开农村。值得注意的是，在存在要素市场机制的地方，两种效应都不会使务农经验较丰富，生产力较高，收入较高，有较强务农意愿的人首先离开农村。理由如下。只要农村的剩余劳动未被吸收殆尽，城市工资只需比农村工资略高，就能吸引农村非熟练劳动进城。这种城市工资对生产力高的农民毫无吸引力。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尽管在农业中的贡献较低，甚至为零，一旦被城市吸收，得益于城市的集聚效应，生产力会显著提高，因而收入高于农村，会选择首先离开。所以，存在要素市场的地方，城市吸收农村劳力一定服从弥合性顺序。 

可是，1990年代后，农村改革停顿，不准土地私有。最有能力的农民受到土地规模的约束，无法忍受乡村的贫困，首先离开无法致富的农村。一轮一轮的能干农民被迫离开村镇，等于城市不断抽走农村优秀人口，农村自然留下以老、弱、病、残、妇为主的人口，城乡收入差也就不断扩大。可见，由于拒绝发育要素市场，中国农业发生逆向淘汰，留下了不可能搞现代农业的人口，浪费了百年不遇的机遇。 

现在，平原地区出现私人经营的农机队。有人以为，小农购买了这类服务，就算是农业现代化了。这是不懂科斯说的市场购买服务和企业自主生产之间的本质不同。各国农场都能通过调整土地的经营规模，以使自主拥有的农机规模效率和利润最大化。中国小农却无权这样做。今夏华北麦熟时，正好预报有雨，由于大批农机队被堵在路上，结果无数小农颗粒无收，欲哭无泪。此例说明，为何各国农场要自备农机，才能战胜不测风云。又，政府多年提倡土地流转，以为种地能手可租进土地，经营大农场。此法并不灵验。因为小农只要见到土地经营者发了点小财，就会立即涨地租，不然就收回土地，或暗中破坏，使经营者不敢向土地和农机投资。 

张：现代化离不开城市化，但中国城市化路径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中国城市化弊端在哪里？又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文：城市化的真谛，也是衡量城市化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在于其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原因如下。经济现代化的结果，农业在GDP中的份额会急剧下降。从基尼系数的算法可知，要弥合城乡收入差，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份额也应等额下降。由于集聚效应这条经济规律，移出的绝大部分农村人口应该移向城市，才能大大降低现代化成本。所以，要使城乡收入差弥合，又要实现城乡现代化，必须尽量提高城市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可悲的是，在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下，要素市场无法发育，无法决定性地配置资源，城市走上了将农民作为低端人口加以利用，在权利和福利上加以排斥的歧路。换言之，中国的城市化制度性地丧失了吸收广大农村人口的能力，违反城市化的真谛，使以两个弥合为标志的真正现代化无法实现。 

以上海为例。1949年前的上海存在要素市场，并起决定性的配置作用。土地私有，人口和资本进出自由，使老浦西从原来的荒滩、农田发展成东方巴黎，而且吸收了大量农村移民，十分符合城市化真谛，因而成为城市化的成功典型。1949年后，上海实行户籍制度和土地国有,消灭了要素市场，不但停止吸收农村人口，而且以三线建设和上山下乡的名义，将越来越多的市民赶往深山老林和贫困农村。1990年代后，政府要开发浦东，只能借助行政手段配置要素，浦东模式应运而生。虽然高楼林立，但投资昂贵，土地浪费，人口密度远不及浦西。为了呈现千年盛世的荣景，政府不断铲除城中村，消灭农民工借以低成本分享城市繁荣和文明成果的空间，以防他们定居，使浦东模式消化外来农村人口的能力远不及老浦西，违反城市化真谛。这种模式也许适合地多人稀，人均收入高，城市化早已完成的北美地区进行城市自我现代化，却严重违反国情，违反人道，违反经济规律。如果中国有要素市场，浦东模式本来不会产生，更不会流毒全国，造成全国性的房市泡沫。 

这种模式虽在硬件建设上有过短暂辉煌，颇具迷惑力，其实有长远的致命缺点。土地财政目的在最大限度地攫取民众储蓄，必然将土地和房价推到天价，使作为城市化的最主要人口来源的农民群体无力也无权购买。由于无人接手楼宇，房市泡沫随时可破。这种模式除了具有排斥农村人口的劣根性，违反城市化真谛外，财政上也无法持续。土地既然国有，就无法名正言顺地征收各种地税，使政府无法获得细水长流，可以永续的财政收入。随着基础设施日益老损，今后保养和维修城市所需的庞大费用会捉襟见肘。今日靓丽的城市外观能避免上海当年的心酸故事吗？1990年代初上海经过计划经济的几十年折腾，变得破旧不堪，世人不敢相信这曾是光彩照人的东方巴黎。 

张：既然要素市场如此重要，中共也一度以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发誓要尽快发育出要素市场，用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为什么又出尔反尔，不允许发育要素市场呢？ 

文：我的判断是，党内保守派不愿向要素市场的发育开放绿灯，是出于对失去寻租特权和失去对民众控制的恐惧，便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加以阻扰。18届3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来得太迟，又没有实行细则和时间表。这份决议如果在加入WTO之前通过，借助WTO带来的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以及随后高速增长带来的充沛就业机会，也许有一丝希望，使要素市场逐渐发育。 

三大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是直接冲击党国体制的。首先，资本市场。其发育需要以下条件。首先，国内外信息必须自由流动，投资者必须得到透明的政、经信息，以免受到蒙蔽，错误决策。人民币能自由兑换，资本能自由进出。对私有产权要有稳定而强有力的保障，使国内外股民对中国资本市场有长远信心。这些条件对依靠暴力和谎言统治，并担心私人企业坐大，构成对权力挑战的中共保守派来说，都是致命的。以上海自由贸易区为例，前总理李克强一上台就推动这个项目，直到卸任，也没有实质性进展。如果连自由贸易区都做不到自由，真正的资本市场又从何谈起？ 

其次，土地市场。其发育需要允许农民自由退出现行的强制性土地集体所有制，允许自由买卖土地。但这样一来，中共就无法搞土地财政，断了“中国模式”的主要财源。在“中国模式”下，农民的主要角色仍定位于奉献，保守派不会同意向农民让渡土地财富，自断党国的财源。 

其三，劳动市场。首先要废除现行户籍制度,特别要废除不准农民工在打工地落户，实现与配偶及子女团圆，完成人口的再生产和知识的代际传承。只有废除歧视性政策，才能发育出城乡统一的，一视同仁的劳动市场。但是，目前的歧视政策不需负责农民工在打工地完成人口再生产所需的全部成本，特别是住房成本，养老和医疗成本，以及子女的教育成本。党内保守派以为用这种低人权换来的中国制造品的成本优势，可以抓住百年不遇的机遇，弯道超车，夺取经济霸权。尽管农民工已经一条腿跨入城市，却不准他们落户，其子女丧失了接受城市文明熏陶，实现阶层提升的机会。他们被迫成为滞留农村的留守儿童，带着一口乡音和低劣的乡村教育，重复父辈进城打工的老路。如果经济状况继续恶化，甚至连这种希望都会丧失。可是，对保守派来说，户籍制度除了能降低劳动成本外，还是控制民众的利器，必然反对早日废除。 

如果三大要素市场能顺利发育出来，并由它们决定性地配置资源，政府和党拥有的随意干预经济，操弄资源配置的权力就要交还给市场。经济发展就和党就没有太大关系。党内的寻租者鱼肉人民，控制民众的权力会大大减少。人民通过在市场上的自由交易，就把资源配置了，收入分配了，懒惰者受到了惩罚，勤勉和有创造性的人得到了奖励。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党的势力范围之外。所谓吃党的饭，不能砸党的锅的现代神话不攻自破。这自然是党内保守派最害怕的，因而必然拼命阻扰。 

张：去年末，三年疫情封控解封，至今中国已经出台了众多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但市场反应冷淡，甚至出现通货紧缩现象，其原因与以上全球化、要素市场和城市化受挫有关吗？ 

文：我认为直接有关。清零政策暴露了这个政权为了维护一党独裁，可以一意孤行，罔顾民意、国际舆论、科学结论，甚至各国的最新经验。中共自称生命至上，指责拒不采用清零政策的其他国家罔顾生命，甚至下赌，其他国家会陷入疫情困境，只有中国一枝独秀，以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可是，中国民众发现，拒绝清零政策的国家反而更早走出疫情，恢复经济活力。它们的民众也没有遭受人身自由的蹂躏。这就引起中国民众，特别是精英阶层的强烈不满。他们原以为，惟有清零政策才能防止大祸临头，却发觉这是中共用以恐吓，胁迫民众的天大谎言。这种对人权的无底线侵犯引起人们怒火中烧。年轻人更勇敢地以白纸运动的方式聚众抗议，迫使当局灰溜溜地放弃清零政策。然而，政策转向如此突然，无数老人猝不及防，纷纷谢世，乃至无法火化，爆出人间悲剧。一个自诩的抗疫优等生，以为能引领世界，却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为举世鄙视的劣等生。为了遮丑，中共又要人民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这种愚蠢，颟顸和蛮不讲理，导致民众对党国体制的极大怀疑，对未来进一步丧失信心。 

今年已经大半年过去，各项经济指标却一直十分难堪，并表明经济十分疲软。我认为不全由清零政策引起，而有更深层原因。下面，用经济增长的三大终极源泉的理论框架，解释为何“中国模式”早已山穷水尽。中外经济学家十年前便有共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已过，原因如下。经济增长只有三大终极源泉，分别为：1）增加生产要素的粗放型生产，产量会增加，但增量会逐渐趋零；2）科技进步，使要素质量提升，同样数量的要素投入，能持续带来产出的增量；3）制度创新，例如，从人民公社体制转换成包产到户体制，即使没有激发立即的科技创新，也能立即提高各种要素的整体效率，使产量大增。 

从这一理论框架看出，首先，各种要素的红利，例如人口的红利，土地财政的红利，民众高储蓄的红利（分别对应于劳动，土地和资本）经过几十年的滥用，几乎已被榨尽。粗放型的增长无以为继。其次，受党国体制的绑架，要素市场无法发育，经济制度的改革半途而废。第三，由于要素市场难以发育，中国丧失科技的内生活力。本来，如果和发达国家维持良好关系，至少能从国外引进一些。可是，中共不服国际社会的规劝，拒不进行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改革，一心要维护党国体制。于是，中共与发达的民主国家日益对抗。如此一来，连高科技的源头也被切断。百年不遇的宽松国际环境被中共自己糟蹋。由于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都已穷尽，经济增长的前景将极为暗淡。 

张：中国究竟是如何失去了百年不遇的机遇这个问题值得讨论。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一度左右逢源，发达国家看好中国，认为它在改革的路上，因而愿意和中国一起共襄盛举，将中国视作利益相关者，共同推动全球化的深化。中国也津津乐道，认为自己遇到了百年不遇的机遇。可是，最近十年来，国际气氛已迥然不同。现在众多西方智库看衰中国经济，拜登总统甚至将中国比喻为一颗定时炸弹。中国也出现了民营企业一蹶不振、外资撤离、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债务高企、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等严重情况，甚至出现了民众逃离中国的“走线潮”，您觉得中国现代化还有出路吗？ 

文：我觉得，您提到的上述种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是要素市场没有发育的结果，但是，根子在中共保守派杜绝了让要素市场发育的空间。他们的顽固反对，不但使党自己通过的关于尽快发育要素市场的决议都成为一纸空文，而且使经济改革变成一个不断加强党国体制的过程，这是令人恐怖的，使百姓离心，精英逃逸，外资撤离。中共加固党国体制的目标是与WTO的宗旨背道而驰的。WTO从一开始就昭告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它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组织。对此，中共是知道的，因而同意用15年的时间将自己的党国体制改革为真正的市场体制。市场经济的核心标志就是要由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也因为知道WTO的市场性质，中共才会在WTO给予中国的15年宽限期即将期满之前的三年，匆匆推出18届3中全会的决定，呼吁全党尽快发育要素市场，并让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发达国家给了中共信任，提供了百年未遇的机会，开放了自己的市场和社会，希望中国投桃报李，能发育出完善的要素市场，对世界全面开放。可是，党内保守派为了捍卫党国体制，其实是捍卫自己的利益，主动选择杜绝要素市场发育。发达国家由于深深担心以中国的体量，党国体制会严重扭曲基于市场经济原则的现行世界秩序，不得不起而抵制中共的党国体制。 

中共的反应，不是向各国致以改革过于迟钝的歉意，加速改革，尽快发育出要素市场，反而将清谈误国，不要纠缠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等告诫置之脑后，以战狼的姿态，喋喋不休地用历史旧账攻击发达的民主国家，从奴隶制到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不一而足，向世界倾诉历史上发达国家当年的黑暗，丑陋，残暴。在中共的宏大叙事中，有意不提历史的另一面，即正是发达国家将先进生产方式及其伴随的巨量的知识、科技、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人文成果向全球胜利传布，才促成了今日的全球化。同期,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国家政权反而是落后、腐朽和反动势力的代表。例如，鸦片战争之前的满清皇朝，因对周边封建、保守、愚昧政权的鼎力支持，成了亚洲反动势力的总堡垒。在当代的条件和认识水平下，今后再要推广先进生产力和人文成果，固然应注意人道、平等和自愿等原则，这是历史对今人的教训。但是，不能因此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将当年发达国家向世界传布先进生产力和其他文明成果的伟大贡献都一概否定。事实上，今日的发达国家在推进历史前进的过程中，在人类活动的几乎一切领域中的贡献，同它们在同期所犯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错误相比，显然是更主要的。联合国的成立宣告了殖民时代的终结。发达国家已经认识了当年的错误，并以实际行动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不发达国家提供了慷慨的援助。 

在当代的条件下，试图将发达的民主国家描写为仍然心怀叵测，居心不良，想要阻挡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国家的崛起，这种判断符合战后，特别是最近四十多年来的历史事实吗？在今天的条件下，要避免再犯当年的错误，难道不应首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赤裸裸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行径？但是，今年三月，当世界听到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习近平与入侵乌克兰的刽子手普金告别时，希望中俄联手，迎接百年未遇的变局时，再糊涂的发达国家也会惊出一身冷汗。难道中共为了坚持党国体制，不惜要联手俄国，颠覆使中国成为最大受益国的现行国际秩序？难道中共想以第三世界的领袖自居，唤起它们反对发达的民主国家，以图实现百年未遇的变局，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这是何等的利令智昏啊！面对如此忘恩负义的中共，民主的发达国家会再度主动帮助中国吗？ 

您问我，中国现代化还有出路吗？我在上面已经证明，只要不允许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以两个弥合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就必然被无限延迟。可是，党国体制和要素市场的发育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要使要素市场顺利发育起来，党国体制必须作深层改革。即使中共走投无路，将来声称要重启要素市场的发育，发达国家不会对中共意图轻易信任，立即大开绿灯，因为中共的党国体制可以随时翻脸。所以，除非中国采用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中国已经无法赢回发达国家的信任和精诚合作。所以，所谓百年不遇的机遇这一外部环境已因中共过河拆桥，不再存在。在百年不遇的机遇和党国体制之间，世界只能让中共选择一样。既然中共选择了党国体制，百年不遇的现代化机会已时过境迁。重启现代化的快速道，一定在结束党国体制，建立宪政民主政体之后了。党国体制的选择未经人民公投，只是出于一党的私利，被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了。中共不会承认这样做是出于一党之私，必然将责任推到坚持市场原则的民主发达国家身上，似乎它们突然将百年不遇的机遇从中国人民手中抢走了。这是为何中共目前在国内外大力煽动反对发达的民主国家的原因。 

在现行的党国体制下，中国会呈现前苏联那样的伪现代化，举全国之力堆出一些华而不实的硬件，例如新的高楼大厦、高铁、大型工厂、兵舰和导弹，但民生会相对萎缩，城乡收入差会继续扩大，广大农民难以进城成为市民，留下的农民也无法成长为现代农场。由于标志现代化实现的两个弥合遥遥无期，中国将无法追上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更无从显示自己的制度和模式的优越。只要要素市场没有发育出来，就无法融入世界经济，也就无法享受持久的繁荣。中国人民必须认识到，发育要素市场是为中国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决不是对发达国家的恩赐。全体中国人民必须作出勇敢的选择。这个任务是写入中共自己的决议的，是具有合法性的。要求发育要素市场，不但符合亿万民众的自身利益，因而有强大的激励，而且将为宪政民主铺平道路。 

 本文首发2023年10月《中国民主季刊》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