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成了右派

从1957年7月份开始，京津报刊开始对一些知名人士的发言，如储安平、葛佩琦、罗隆基等予以反击，并宣布这些人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从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右运动。

这时，我单位也开始了反击。当时，我认为葛佩琦说农民要起来杀共产党人；罗隆基要轮流坐庄，要求共产党下台；储安平攻击毛主席等言论是反动的，对这些人反击也是应该的。我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与他们迥然不同，而且出发点也完全不一样。所以，当时在内心虽有触动，但并没有为个人命运担心。

然而，事情远远出乎我的意料。八月份我单位开始了反右运动。首先对参加工作不久的崔玉振开始进行批判。他的大字报“否定之否定”一稿，本来是批判京津大右派的稿件，但别人却把矛头对准了他。张世祺首先对他进行批判，揭发崔玉振曾在阅报室称赞葛佩琦等人的右派言论。批判的形式有大字报和大小会议，但崔拒不承认。接着收到了省里转来的一份文件，说崔玉振要求村干部改正将他家定为地主成分。于是站里给崔的批判更热烈了。崔当时也曾写大字报反驳，可是大会批判不许他发言，只能在小组会上发言。李风存等人批判崔玉振态度不老实，这样的批判持续了一个多月。

在批判崔玉振的时候，我是照常工作的，在职权上李主任曾明确，例行公文函件由我拆阅，“机密”或“密件”信函由李本人拆。恰在这时，由省农业厅发来的一封函件，由于没有“密件”字样，我认为是例行公文因而拆阅了，内中写道：“你单位呈报崔玉振、尹汝谦、王光禄三人定为右派，我们同意。”我看后大吃一惊，怎么反右派先由单位确定呈报名单，后由群众指发批斗，到此我恍然大悟，事已内定，反驳已无必要，心中冷静了一下，对这件公文如何处理呢？少作考虑之后，我便拿了信封和信件去见李主任，说明上面没有机密字样，因此我拆阅了。李主任当即表示：“看了也就算了，但不要向外宣传，要保守秘密。”事后批斗我时，李风存说我“偷阅机密文件”作为我的一条罪状，纯是诬陷，不值一驳。

事后，站里果然按照呈报右派名单顺序展开斗争，先把崔玉振打成极右分子，第二战役开始向我进攻。重点是我在地委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说我是疯狂向党进攻，恶毒的攻击党的人事政策和干部政策。还说我参加“民革”动机不纯，是招兵买马，企图篡夺党的领导权，与党平分秋色。他们说我曾介绍寇天棠，李彦俊参加“民革”。其实我与他二人未在一个单位工作，近一时期根本没有见过面。还说我把李风存、马保刊排挤出秘书室，以便独揽大权，能煽动工人闹事等。我的态度极为冷静，因为我明知事情早已内定，反驳争辨均没用处。为了掩饰我曾看过内定的文件  我也写了一张反驳的大字报“我的发言”，把那些对我诬陷的罪名，用事实一一加以反驳，以便让大家知道事实真像。在随后的批判会上我就不再驳辨了，算是接受批斗。所以对我的批斗进行得很快，只有十天即告结束，宣布给我戴上了右派帽子。批斗王光禄，进行得更快，只有一周即告结束。

农业试验站的反右运动，胜利地完成预期任务了。李风存等写了总结和对我三人的结论意见，向地委上报邀功请赏，我们则停止工作，静候处理。这时，李风存等喜形于色，宣告斗争胜利。从此，他们踏着别人的血迹扶摇直上了。

等候处理

57年9月我站反右运动结束，我们被划成右派的三人都停止工作写，呆在宿舍写检查等候处理。我心里很亮堂，很快写出了个人检查。在思想认识上尽量提得很高，归咎于自己出身于旧的封建家庭，反动意识根深蒂固，因而向党进攻。他们给我制造所有罪名，我都一一接受，以此表示态度诚恳老实，争取党的宽大处理。实际上我心中明白，李风存等对我怀恨在心，我不承认也得承认，否则休想过关，何必再受更多的折磨呢？

我的总结交出后，他们果然不再过问我。但平时不让我出门，在我宿舍周围派有岗哨，上厕所或到食堂打饭都有人监视，可能是怕我自杀发生意外。我心想：由你们去吧，我不会为此自杀，我坚信党是光明正大，事实求是的，迟早会水落石出。

我在肃反中已经有了经验，我一不违法乱纪，二不伤天害理，别看现在一些人闹的凶，最后还得让我重回工作岗位。不让我出门也好，报纸上刊登了我的所谓“反党言行”。人已臭了，没有必要再见老熟人。于是我安居宿舍，读起小说来，重新阅读了《水浒》、《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书。每个周六晚上子周便来看我一次，在凄风苦雨的夜晚，她不止一次陪着我掉下了眼泪。

经历了二十年的夫妻生活，我们彼此理解的很深。在那段时间，我俩常常相对无言，一直落泪到深夜。我知道，她内心十分痛苦。星期天一早趁人们还在熟睡之时她擦干眼泪，走回学校。在众人面前，她还得强做笑颜，宣称“与右派丈夫划清思想界线。”

每个星期三四的晚上，丽和悦也不时来看我，孩子们怀着一颗恐的心，怀中揣着几盒纸烟给我送来解闷，深怕被人发现骂他们“右派狗崽子”。我有生以来从不吸烟喝酒，在那段特殊的日子，我开始吸起烟了。

没想到反右运动，不同于历次政治运动，官方要对所谓“右派分子”严加处理了。58年的3月底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子周带来了一块白布，给我缝了一个褥单，我问她：“怎么给我准备行装，要对我发配了吗？”

“没有信，是我怕你褥子脏了，加一个床单。”

其实她已经知道了，部分右派要被遣送到外地劳动教养。四月五日，李贵章主任把我叫到他屋里告诉我：“地委已决定，叫你去劳动教养，进行改造思想，劳动教养有工资，有公民权。我们已经对你作了详细考虑，你孩子们多，如果开除回家，将无法生活，你的同学刘泉（在税务局工作）肃反中被处理劳改三年，现已恢复了原来工作。你去劳教，最多半年就会回来，我们仍在一起工作。现在虽是月初，站里还把整月工资给你开了。他流着眼泪说：“有人去地委反映，说我包庇你。其实在党的领导下，谁也不能包庇谁。只不过我二人一块工作六七年，相处得不错罢了。我从来没把你当外人看待，除了党的机密文件外，什么文件不是都让你看过吗？”

“李主任请不必为我的事难过，更不必包庇我，连累于你。地委的批示，我然遵照执行。什么时候叫我去劳教，我就动身去。”

“今天就集合，你现在就去会计室算清工资，叫总务姚法勤送你去集合地点。”

“李主任，我得给学校打电话，叫子周来把我的行李物品整理一下，家中的事我也向她交代一下。”

他无动于衷地说，“不必了，集合时间紧迫，一切事情都由老姚替你代办好了。”

谈话就此结束，李主任并未向我宣布他们所搞的结论。我已心恢已冷，也未向他深问，反正听天由命，去就去他娘的吧。不与子周见面也好，省得哭哭啼啼，我脑子里不由得浮现出林娘子送别林冲，发配沧州的一幕。我认真盯了李贵章一眼，走出门外。

老姚已经等候在门口，他为我准备了二、三十个馒头，让我带在路上吃。我匆匆带了一被一褥，一个包衣服的小包袱。算清工资后，我只带了四元钱，其余工资全部交给老姚转给子周。这是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他们母子六人将如何度过未来的艰难岁月呢？我不敢多想。

政治斗争太残酷了，他们竟然不给我和妻子儿女告别机会！我跟在老姚身后，麻木地走向集合地点。

劳动教养

我昏昏沉沉的跟着老姚到劳教人员集合地点。虽然已经在邯郸住了七年，我居然弄不清那是什么地方，在大院里，老姚办清了交接手续，向我说了一句：“老尹，再见！”便离开了。我知道，从此刻起，我的身份变了，没有人对我以“同志”相称了，我当然更不能称呼别人“同志”。

集中地点是一座大仓库，负责人哗啦一声拉开了仓库大铁门，我拿了行李包袱走进里面，没有窗子，光线很暗，亮着电灯，地上黑压压一大片人，都坐在席子上。我一眼见到了专署教育科的徐振林，他是从“革大”一起来的同学，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大学毕业生，北京市人，比我大几岁，白静面皮，身体瘦弱。我走过去和他坐在一起，谈话后知道，大家谁也不知到劳教所在什么地方，只是每人发了一块白布条，戴在左臂上。

过了一小时左右，有人拉开铁门，让大家去放风，不过一刻钟，大家又回到仓库。以后又陆续来了几个人，晚上夜九点冯大威也来了，他在邱县工作，我们早就熟悉，自然坐到一起，就这样，大家在这个黑囚室里度过了第一夜。

第二天上午八点，管理者令大家排队集合，向火车站走去，共九十余人，包了一节车厢，到内邱车站下了火车。劳教所有一辆卡车等候，大家把行李放在卡车上拉走，然后拿出各自带来的干粮，就着开水吃，算是午餐。

饭后领队者让我们排成四行向东出发。步行了大约四十华里，来到了劳教所。名称是邢台专区隆尧县唐家庄劳改农场，还挂了一个劳教所的牌子。

这个农场约有一万六千亩土地。在这里劳动的除了我们这批“右派”，各生产队还有一部分劳改犯人。我与同来的四十余名难友，被编入第三生产队，由于我与冯大威排在一起，我二人同编入第五组，组长名叫徐谦，全组有十六人。徐谦是四川人，邯郸农校教师。他不是“右派”，而是因历史问题被送来劳教的。晚上全组难友坐在一条土炕上攀谈，徐谦把劳教所情况简单作了介绍。

原来这个劳教所是邯郸邢台两个地区合办的。所以劳教人员都来自两个地区，大部是“右派”，还有因历史反革命问题送来的，再有就是社会上流浪者、小偷，以及所谓有作风问题的妇女等，总之都是不够判刑的人。

这时我才明白了“劳动教养”这个名词的内涵，是徒刑和行政处分两者之间的一种处分。因为属于思想改造，所以没有劳改犯人那样的规定年限。也就是说，当局什么时候认为你改造好了，才可能解除劳动教养。在劳教人员中，另加有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力的人没有公民权，所谓公民权就是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我属于有公民权的人，劳教所曾进行过一次公民投票。队长让我们写场长当人大代表，我们便投了他的票。

我们还有比罪犯高一等的待遇，就是有工资。共分四级，按劳动技术和能力而定。一级工资20元，每级差两元，依次递减，我被定为三级，每月十六元。伙食费每月扣八元，下余八元并不发给本人，扣15%作安家费，其余不发现金。所里有一个小卖部，可以用存款到小卖部购物，届时扣减。教养员不准带现金，可能是为了防止逃跑。凡入所教养员手中如有大宗款项，可储存于银行。据我了解，只带四元钱的我是全所带钱最少的人。

劳教所的土地，原是一片荒地，当地群众称之为“马跑泉”。牲畜走在土地上，马蹄印很快能洇出水。政府规定，开垦荒地三年不交农业税，因此，附近居民种三年即另换地方垦荒。经劳改农场开僻将这片荒地，每五百亩划为一方，周围挖水沟，宽三米，深二米，以降低水位，按渠道命名为支渠、斗渠，每一支渠内土地按次序定名为斗一、斗二等。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抓了大量劳改犯人，已经挖成了五条支水渠，每条支渠有五至六个斗渠。这样以来，水位下降了一米，便能种植农作物了。经过数年种植，这一万六千土地，棉麦产量均不低于一般农田，每年棉麦各产一百余万斤，创造了不少财富。

全所计有教养员一千四百余名，其中“右派”有九百名，编为四个生产队，一个副业队。教养员中各行各业人才都有，生产队负责种植土地，副业队设有园艺、畜牧、菜厂、碑酒厂、缝纫厂、米面加工厂，所方根据按每个人专长编入各队。教养员中专业演员和业余戏剧爱好者组成了评剧团，遇到大礼拜日（每十五天为一礼拜）为教养员演剧一次，或放映电影，调剂文化生活。

所内设有生产、管教两个办公室，生产办公室负责农场的生产领导，管教办公室负责教养员的政治改造。每年进行一次改造总结，兑现奖惩。奖励有表扬、记功、物质奖励和工资提级等项，惩的方面有批评、警告、记过、降级等项。在管理方面，严格限制人身自由。如劳动出工时，只有一个出入口，设有岗楼。由带队人向警卫喊“报告”，然后报告出场人数。教养员劳动时大小便只限于现场一百米以内，不得远离。收工回宿舍也得报名点数。大礼拜日也不得出场，只能在农场范围内活动，这些都近似劳改犯人的管理方法。

从此，我就在这样的圈子里，开始了为期四年零四个月的教养员生活。

非人的劳教生涯

进了唐庄劳教所后，除了管教人员外，很少接触外界人士。劳教员之间，已经是乌鸦落到猪身上，谁也不嫌谁黑。其实在思想上，尽管自己认为不是坏人或没有罪，但彼此总是存有芥蒂的。

进所编队后，第二天就开始劳动了。经过了一段劳教生活之后，我有几点深刻感受。一是过去人与人之间，喊惯了“同志”两字，现在从自己嘴里不再喊“同志”，向别人也不称你为“同志”。此时感受到“同志”这两个字，在生命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二是对“自由”两字有了深深的和新的体会。过去过着自由的生活，习以为常，往往没有什么感觉。现在出门要向警察喊报告，不准带现金，不准出场，来往往书信要经过检查，不准自己封口等。每到此时，我就不禁想起高尔基的名言：“不自由，勿宁死！”对“自由”确实和生命一样重要；三是对“粮食是宝中宝”的体会非常深刻。过去报刊杂志和党的文件常见这句话，但自己总是吃得饱，不以为意，体会不深。来劳教所后，开始时每人每顿饭四个红高粱面窝窝头，一克叶子汤，人们大便发干，解不下手来，后又吃谷面窝窝头，偶而吃顿玉米面窝头就是改善生活了。所里一个大礼拜（十五天）改善一次生活，能够吃到白面和肉，每年的麦收后二三个月内，每天一顿白面，每人分一个大馒头。在唐庄的日子里，难友家中来人探亲，有的带来馒头，大饼、纸烟等，劳教员中除非特别要好的朋友才能送一个馒头，那时一个馒头的交情要比今天一次宴会还贵重。因此，我对“粮食是宝中宝”的感受也最深；第四就是自暴自弃感，认为自己一生从此完蛋了。其实绝大多数难友都有这种感受，他们丑化自己已经到了不以为耻的境界。我所熟悉的沈思绵，是大学毕业生，一直在教育界任教师，来所前是市二中化学教师。他爱人王子芳就和子周同在南关小学任教，因而熟识。他在所内使用的脸盆成了万能盆，每晚睡前洗屁股用它，夜间尿盆也是它，早晨洗一洗又作脸盆用，每次打饭又是菜盆。夏天拣西瓜籽，啃西瓜皮吃，真是丑化到了可笑的地步。大家穿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每个大礼拜，补衣服都是重要任务。大部分人不会针线活，不论什么布，拿来就补，大针小线一缝了事。在难友中，不穿补钉衣服的，可谓凤毛麟角。在外人看来，在这里的人是真正的叫花子。这种自暴自弃的感受，我的体会尤其深刻。我解教回到老家，我的老母看着我穿的衣服，就哭着说：“我儿子和叫花子有什么两样？”直到现在，女儿小丽还常和她妈说：“我爸爸在劳教所养成的一些坏习惯，现在还常常表现出来。”

4月5日我进入劳教所后，在生产队只干了几个月。九月份生产办公室又成立了一个农业技术室。从劳教员中抽调搞过农业技术的人到技术室，邯专农场的崔玉振、任秀辉和我三人调了过去。另外每个生产队还设一名技术员，这些人过去都是农技干部，我与他们都很熟悉，如陈忠义、靳风云等。技术室负责劳教农场的农业生产计划，检查各队完成计划情况，写生产报告、全年生产总结，向生产办公室提供材料。我们三人中玉振是组长。他说：“你在办公室整材料搞计划，报告总结吧，我们俩人外出调查，供给你材料，你还是作我们的秘书吧。”

技术室还有自己的试验区，由我们三人负责管理，农活忙不过来，可向生产队要人。这样一来，我们三人就比其他难友们强多了。首先我们行动比较自由，可随便出入所大门，可任意到每个生产队。每到一队，干部对我们都很客气，去了多是询问一些农业技术的问题。其实我对农业技术也是门外汉，在专区农场工作时，农业科学院棉虫专家每年有几个月在邯郸，与我同住一室，由我负责招待，几年接触多少知道一些专业知识，所以工作主要靠崔、任二位来干。

办公室给了我们二间房子，每人一张床一小办公桌。生产队里一组二十余人挤在一条土炕上，每人睡觉只占两个半砖的宽度，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连翻身都要影响别人，我们与其他难友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此外，我们会见家属也比难友们强得多。他们每次接见不能超过半小时，而且是在队干部监督下接见，我在唐庄四年多，子周去看过我三次，小丽去过一次，每次要住两三天，我可以随时接见，无人监视。

我在唐庄的生活相当艰苦。因为我子女多，只有子周一人挣工资，靠她的微薄收入如何养活五个孩子呢？我不敢想象，也无法想象。因之我不能与任何人相比，要更艰苦才行。玉振比我来劳教所晚，他见我时曾说，自从处理你劳教后，咱场职工都认为你的一家如同天塌一样，她们母子怎样活下去呢？

这只职工们对我的一点同情。我只有过最艰苦的生活，才能对得起妻子和子女。所以我虽然每月只剩几元工资，也不舍得花。除了生活必需品如毛巾和肥皂、牙膏等外，四年多只作了一身单衣，也舍不得穿，只是几件旧衣补来补去，除非过新年放假才穿一穿。我还买过布寄回邯郸让孩子们做衣服，表达当爸爸的一点心意，临出教养所那年我做了一件棉大衣，一次也没穿过，回家后就送给了悦儿。

在文化生活方面，除了每个大礼拜放一次电影或演评剧外，几乎没有别的文化生活。由于我在技术室，行动比较自由，可随便到每一个生产队去，难友们从家中带来的一些书籍，我还能借到，这对于嗜读小说的我来说，还算一点补充吧。在这几年里我读过苏联名著有《被开垦的处女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乡村女教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国内小说有《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烈火金钢》、《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教养所内《红岩》是禁书，可能是怕读了此书会起反作用，如反抗管教，越狱潜逃等。

对难友们来说，能否经得起“劳教”的考验，是很重要的一关。老友齐英因吃不饱偷食甘薯育苗床上的薯母被毒打批斗，我曾多次把节余下来的馒头送给他吃。巨鹿评剧团名演员华小玲，在所内剧团既是主角，又是教师，但她总是不分场合谩骂。我曾多次对规劝她，要认清时机，接受改造，争取早日解教。靳风云的爱人向他提出离婚，靳一时想不通，我便多次劝他不如趁早离了婚另选同路人作配偶，他后来终于与劳教所的难友尹增香结了婚。既是革大同学又是难友的徐振林见了我就说：“老尹，我顶不住，活不成了。”我知道他身体弱，经不住重体力活。但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劝他振作精神，要经得考验，要坚持到重见光明。但是他的身体无论如何也顶不住这里的煎熬，终于在61年病故于唐庄。

距离农场不远的破窑空地旁，难友们的坟墓，一天天在增多。六O年以后，因缺乏营养患浮肿病死去的人颇为不少。徐振林非常爱他的子女，他的长子命名为大贝（即大宝贝）他八个子女便叫二贝三贝以到八贝，可是为了与右派爸爸划清思想界线，他死后一个宝贝也没有来启运他的灵柩，我用一个木牌写“徐振林之墓”埋在了他的坟前，作为对老友的纪念。

由于我思想开朗，通过几年劳动，反而自行治好了长期胃病，最终赢得了解除劳教。

解除教养

在劳教所，劳改人员见面后，总是问，还有多少日子刑满？而劳动教养没有规定期限，彼此相见都问来所几年啦？

记得有一人因倒卖香油被判处三月有期徒刑，他走了一个公安人员亲戚的后门，从轻处理，改为劳动教养，结果在所里改造了四年多。每每提及此事，他都后悔万分。后来各地劳教所都向中央反映这类问题，以后，才有了劳动教养一到三年的期限。

我们从58年进所，一直到六一年才有第一批人的解除教养，这批人的结论是：“摘掉右派帽子，解除教养”大部为留场职工。我认识的靳风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批人为数很少，不过几十个人。以后又解教过第二批，人数也不多。在六二年刚过了元旦，所里把全部右派共八百余人，都集中到距所五里的庙上村在一座大庙里。邢台地委来了宣传、统战、组织三位部长以及随行工作人员，在大会上对大家讲话。他们讲话的大体意思是，现在中央传达指示，要对所有右派一律解除劳教，把大家集中到这里，是再审一遍，并征求原保送单位意见，方可解教。时间不过一月，即可回家与亲人团聚，不误大家过旧历年，一家人吃团圆饺子。这里地方狭窄，家属来探望不便接见和招待，可写信通知家属，切勿来所。在此期间发给你们的工资不再扣安家费，一律给现金。上午劳动，下午自由活动，可随便赶集上街，自由行动。

这次讲话后大家欢欣鼓舞，精神舒畅。大家像出笼鸟儿一样，不少人跑到内邱、邢台大手大脚花起钱来。那一时期，所内没人管了，大家有了行动自由，可我却不敢乱花钱，终日和玉振、秀辉、齐英军在村外地头散步谈心，我也给子周写信报了喜讯。

在一个月后，当局又把大家居集到一起。这一天人人笑容满面，经过了四年的改造，今天就是出头之日。人们脸上挂着笑容，排着队等候首长讲话。

部长讲话主要内容如下：根据中央政策，大家通过劳动，改造了思想，，凡是右派份子，一律解除教养，与摘掉右派帽子是两回事，这次解教不等于摘掉右派帽子。再有你们这些人中在单位送来教养时，档案中还有历史问题。我们经过一周的审查，征求原保送单位意见，凡是单纯右派问题来的，这次可以解教；凡是以历史问题为主，以右派为辅的这次暂时不解教，仍回教养所。

讲话完毕，开始点名。凡点着名的就站到队外去，这时我真希望能点到我的名子。我心想，我的历史问题已在肃反运动中由邯郸地委做过结论，为一般干部历史问题，这一次毫无疑问会得到解教。四年了，我多么希望能和妻子儿女团聚啊。被点到名子的难友，一个个满面笑容走出队列。我翘首注视，侧耳细听。当点到四百余名时，点名停止了。我的心立时凉了下来，空高兴了一个月，还得重返劳教所。

所里的难友们，见到我们回来莫名其妙，纷纷前来打听。我苦笑着把情况说明，然后自我安慰说，这次不解教也好，带着右派帽子去到社会，滋味也不好受，还不如留下来再改造一段吧。

这次回所管教人员对我们态度有所转变，各队劳动管理上也有所放松。我们20人被分到副业队，队长让我担任组长，每天带着这组人去三里开外的养猪场干活。养猪场的干部对我们的劳动不怎么过问，上下班来去自由，这里的养猪圈都是平圈，坑深一米，周围有墙。我们的任务是把猪圈里的肥清理出来，再把土和碎草拉进圈内铺好。每圈养猪十余头，每半月出圈一次。回到所里队长也很少问我积肥情况，就这样，我们又劳动改造了八个月。

1962年的8月19日，所里召开了解教大会，在大会上由场长宣布解教人员名单，这批解教的有170余人。我们副业队的20人全部解教了。但是这批人中家在大城中市的不准回城市，回家可归者可成为留场职工，家在农村的一律回原籍农村，按农村社员对待。管教办会室还特意和我读了一次话，希望我留在生产办公室工作，负责办理公文稿件。别的留场职工每月28元，给我每月32元。这时我已接到子周来信，她与小丽都先后退职下放回了原籍，小锐前一年已从邯郸市第三中学回乡支援农业建设了。邯郸已无一个亲人，所以我决定回乡当农民，早日与一家人团聚。我拒绝了办公室的意见，当晚就算清了账，领出了四年扣除的安家费，办理了户口粮食迁移和解除除教养证明书。

那份证明书的原文我记得很清楚：尹汝谦因一般干部历史问题由邯郸地委送来劳动教养，现经邢台专署公安处批准解除劳动教养。

我办清了一切手续，当夜就打好了行李，天一亮就与同批解教的难友乘所内卡车送往内邱火车站启程回家。
别了！唐庄劳动教养所！我走时没说“再见”二字，我暗想，今生哪怕去死再也不要再和唐庄见面了。

从此我由吃商品粮的非农业户口，转变了吃农业粮的农业户口了。

回籍务农

62年的8月20日上午八点，我们一行赶到了内邱车站。与同行难友略进早餐即登上北行列车，在列车上我们十余人坐在一起，说起唐庄劳教所劳动改造的四年零四个月，究竟有多大收获和提高呢？谁也说出所以然来。不过大家却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比起纯右派来，我们多改造了半年，可是解教证明书上，入所原因不能填写两项内容，所以没有写右派字样，回家后咱们可以把右派问题隐瞒起来，也许日子会好过一些。我回乡后，再也没题右派一事。我村干部和乡亲们直到98年中央11号和55号两个文件下达后，才知道我是右派，这确实减少了我不少麻烦，否则66年的文化大革命，我恐怕在劫难逃。

在定县车站我下了火车，与同行难友们分手了。我又改乘汽车到安国县，花了五元钱雇了一辆三轮车，于下午四点赶回故乡——东章村。一别25年了，从18岁我就开始在外在奔波，今天终于又回到故乡了，我要开始过农民生活了。心中非常茫然，老天真会捉弄人呀！

我怀中揣着九十元人民币，这是我四年半在劳教所余下来的全部工资。回家前我在车上特意换了惟一的新衣服，家中只有老母一人，子周和丽、锐都去村里和社员们一道收麦子去了。原来这天是去署节，去署收黍是农民的习惯节日。母亲打开了我的行李，看到全是破烂不堪的被褥和补了又补的衣服，不禁哭了。

我安慰母亲说，妈，哭什么呢？我们一家人团聚不是大喜吗？

我说着话，内心却是饱含痛苦。幼女小诘对我如同陌生人，瞪着眼睛看我，一声不吭。这时，有人捎信说我回来了，子周和丽、锐都赶回家来，不少乡亲也围到我家。相逢的一刻，真是悲喜交集，子周说了一声，你终于回来了。当着众人，她强忍着没有掉下眼泪。丽、锐喊了一声“爸爸”，便和我紧紧搂到一起。我们都沉醉在无言之中。

那时我们村集体大食堂解散刚刚一年多，物价非常昂贵，集市上小麦每斤五角，玉米每斤一元，农民常年作为主食的红薯干七角一斤，猪肉两元一斤。子周从61年1月下放，她的七百余元退职金，在邯郸还了不少借债。回村后又替母亲和岳母挨门还债，已经没有什么余款。母亲家中没有余粮，子周等劳动工分低，队上分的粮食不够吃，我带回的九十元勉强支撑了两个月生活费用。

我回家后，只休息了三天，串了几门亲，就到生产队参加劳动了。那时我村生产队劳动工分控制的很紧，凡是男劳力。不论老小都是每天十分工，女劳力八分工。但不久即按劳动强弱评工分，开始我被定为九分，以后又下降到八分。到了文化大革命，队里负责人对我故意歧视，又降低七分。

刚回到村中还不错，村领导听说我在邯郸农场干过多年，对我相当重视。我村是植棉区，可是大家只种棉花，从未除治过害虫。我便向生产队建议治理棉玲虫，队里购买了喷雾器和喷粉器，由我传授了使用农药的方法和药械的使用和修理技术，从此我村的棉花产量每年都有提高，大队长尹浩还特地请我到大队当农业技术员。那时尽管生活有困难，但在精神上还过得去。

悦儿于60年署假在郑州大学毕业，分配到华东科学分院自动化配究所，工作单位在安微合肥市。这件事令我十高兴，我家总算出了一个大学毕业生，无论如何我梦寐以求的夙愿总算实现了。

那年春节他高兴的回到老家，我父子相见悲喜交加。悦心不负我的期望，他为人忠诚老实，屈已从人。自从参加工作起便担负起家庭重担，1961年他每月工资只有53元，他每月开支后就寄给妈妈25元，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他遭受冤案。前有四年多时间，他舍不得买新衣服和手表，为了养活父母和弟弟、妹妹，他在吃不饱的情况下也没有间断过按月寄钱。1963年家乡发大水冲倒了房屋，他还借债援助家中度过灾荒。不少乡亲说，这样的孝子天下少有。可谁知后来他竟因为与右派爸爸划不清思想界线，而受到株连之苦。

株连全家

提起株连来就使我想到满清政府对方孝孺灭族的惨案，不由得毛骨悚然。在今天社会，毛主席一再教导干部个人错误由自己承担，不能牵连无辜的家属子女。株连本是专制社会现象，但是下面的工作人员却未能按照毛主席和党的指示去工作，万恶的林彪、四人更是反其道而行，对老干部、老党员残酷迫害并株连其子女。而追随者们更是变本加厉，造成了难以数计的冤假错案。

自从我被划为右派，我的妻子和子女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株连。在这里我简单地进行一些记述，因为我知道，她们内心所受的痛苦，是任何语言都难以描述的。

先从子周说起吧。她总是埋怨我不该参加民主党派，否则也不改于被参加民主人士座谈会。又埋怨我不该在座谈会上发言，我和她争辩说，你们学校的刘英在座谈会上一言未发，不是也把他划为右派了吗？

子周成了右派老婆后，往往遭受别人冷眼，在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自我去唐庄劳教所后，她一个人担负起抚养子女之责，除了在生活上求亲告友请求支援，在工作上从来都是埋头苦干，在单位很少说话。大跃进期间粮食不够吃，后来改吃代食品，许多人背地里发牢骚，会上也有不满言论，她只是笑一笑，不发言不表态。最令她感到难过的是，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别人夫妇一起带孩子逛街购物，她很少出门。孩子小时候问她，妈，别人都是有爸爸，怎么我没有爸爸呢？

她无奈地回答说，你爸爸死了。

她非常清楚，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如果说错一句话，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样的处境使她倍感压力。1961年11月，南关小学领导动员大家下乡支援农业，当时包括子周，学校里人人都填写了下乡志愿书，最后只批准了她和另外一个人下乡。从此她和子女们便回了农村，过上农村社员生活，由多年的非农业户口转为农业户口了。

我在57年9月被划为右派时，悦儿正读大学二年级，反右运动开始，他在郑州大学是一员闯将。他善于写作，文笔生动，是该校反右的炮手。那年放假回邯郸后，他住在我的单位里。一次他给同学写了一封信，我站的李风存要检查他的信件。悦儿说，法律有明文规定，公民有通信自由。因而拒不接受检查，与李吵了一架。险毒的李风存便给郑州大学写了一封黑信。当悦儿开学回校后，学校便以同情右派爸爸为理由，开除了他的青年团籍。

同情右派爸爸的罪名，自然会在学校中遭到冷眼和歧视。我非常担心，生怕他因此被学校开除，一再嘱咐他妈写信转告他，要与我划清思想界线，再放假不要来农业试验站，不要和我见面，更不能和我通信。就这样，在日夜担忧中，悦儿总算于1960年如期毕业，分配到华东科学分院安徽合肥自动化研究所。

悦儿亲眼看到了妈妈维持家庭生活的艰难，作为长子，他充满了责任感。从参加工作之日起，悦儿每月按时寄给母亲25元，从未有一个月间断。他所在的单位却不断对他施加压力，要求他与右派爸爸划清界限，又迫其下乡参加“四清”运动。悦儿是参加卫星上天682科研项目的小组成员，本不应抽出搞“四清”的。悦儿小心谨慎的参加了“四清”运动，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还是受我株连遭到迫害（后面我还有专记述其受害情况），将其遣送回原籍务农。

女儿小丽上小学，一直是优秀学生，少先队大队干部，考试成绩经常是五分，在小学就入了团。小学毕业后，继续升学是不成问题的，但她为了减轻妈妈负担，她考入了邯郸市财贸学校，以便早日到工作岗位，帮助妈妈维持家庭生活。1960年毕业后，她被分配在财贸文工团，后转邯郸市百货公司文化批发部工作。她也受到了我的株连影响，在她从财校毕业后，她哥哥曾给介绍了一个在兰州空军电台工作的朋友和她搞对象，空军干部的婚姻要经领导批准的。部队外调知道她是右派女儿，就没有批准婚姻的申请，这使小丽受到严重的精神刺激。随后便和同情她的处境，和她同在文工团工作的李润勤结婚了。润勤后来参了军，工作一贯积极，服役期满本来可以留在部队工作。就是因为他和右派女儿结婚，他不得不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也未能加入党组织。

小丽工作向来认真负责，一贯小心谨慎，业务上从不出差错。可是上班只有两年多，1962年6月，她也被退职下放回老家务农。当时那时润勤正服兵役，一般来说，现役军人的妻子可以留在单位不被下放。可是她最终也未能幸免。 她因此遭受到的苦难实在难以言说。

 

 

我也成了右派

从1957年7月份开始，京津报刊开始对一些知名人士的发言，如储安平、葛佩琦、罗隆基等予以反击，并宣布这些人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从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右运动。

这时，我单位也开始了反击。当时，我认为葛佩琦说农民要起来杀共产党人；罗隆基要轮流坐庄，要求共产党下台；储安平攻击毛主席等言论是反动的，对这些人反击也是应该的。我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与他们迥然不同，而且出发点也完全不一样。所以，当时在内心虽有触动，但并没有为个人命运担心。

然而，事情远远出乎我的意料。八月份我单位开始了反右运动。首先对参加工作不久的崔玉振开始进行批判。他的大字报“否定之否定”一稿，本来是批判京津大右派的稿件，但别人却把矛头对准了他。张世祺首先对他进行批判，揭发崔玉振曾在阅报室称赞葛佩琦等人的右派言论。批判的形式有大字报和大小会议，但崔拒不承认。接着收到了省里转来的一份文件，说崔玉振要求村干部改正将他家定为地主成分。于是站里给崔的批判更热烈了。崔当时也曾写大字报反驳，可是大会批判不许他发言，只能在小组会上发言。李风存等人批判崔玉振态度不老实，这样的批判持续了一个多月。

在批判崔玉振的时候，我是照常工作的，在职权上李主任曾明确，例行公文函件由我拆阅，“机密”或“密件”信函由李本人拆。恰在这时，由省农业厅发来的一封函件，由于没有“密件”字样，我认为是例行公文因而拆阅了，内中写道：“你单位呈报崔玉振、尹汝谦、王光禄三人定为右派，我们同意。”我看后大吃一惊，怎么反右派先由单位确定呈报名单，后由群众指发批斗，到此我恍然大悟，事已内定，反驳已无必要，心中冷静了一下，对这件公文如何处理呢？少作考虑之后，我便拿了信封和信件去见李主任，说明上面没有机密字样，因此我拆阅了。李主任当即表示：“看了也就算了，但不要向外宣传，要保守秘密。”事后批斗我时，李风存说我“偷阅机密文件”作为我的一条罪状，纯是诬陷，不值一驳。

事后，站里果然按照呈报右派名单顺序展开斗争，先把崔玉振打成极右分子，第二战役开始向我进攻。重点是我在地委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说我是疯狂向党进攻，恶毒的攻击党的人事政策和干部政策。还说我参加“民革”动机不纯，是招兵买马，企图篡夺党的领导权，与党平分秋色。他们说我曾介绍寇天棠，李彦俊参加“民革”。其实我与他二人未在一个单位工作，近一时期根本没有见过面。还说我把李风存、马保刊排挤出秘书室，以便独揽大权，能煽动工人闹事等。我的态度极为冷静，因为我明知事情早已内定，反驳争辨均没用处。为了掩饰我曾看过内定的文件  我也写了一张反驳的大字报“我的发言”，把那些对我诬陷的罪名，用事实一一加以反驳，以便让大家知道事实真像。在随后的批判会上我就不再驳辨了，算是接受批斗。所以对我的批斗进行得很快，只有十天即告结束，宣布给我戴上了右派帽子。批斗王光禄，进行得更快，只有一周即告结束。

农业试验站的反右运动，胜利地完成预期任务了。李风存等写了总结和对我三人的结论意见，向地委上报邀功请赏，我们则停止工作，静候处理。这时，李风存等喜形于色，宣告斗争胜利。从此，他们踏着别人的血迹扶摇直上了。

等候处理

57年9月我站反右运动结束，我们被划成右派的三人都停止工作写，呆在宿舍写检查等候处理。我心里很亮堂，很快写出了个人检查。在思想认识上尽量提得很高，归咎于自己出身于旧的封建家庭，反动意识根深蒂固，因而向党进攻。他们给我制造所有罪名，我都一一接受，以此表示态度诚恳老实，争取党的宽大处理。实际上我心中明白，李风存等对我怀恨在心，我不承认也得承认，否则休想过关，何必再受更多的折磨呢？

我的总结交出后，他们果然不再过问我。但平时不让我出门，在我宿舍周围派有岗哨，上厕所或到食堂打饭都有人监视，可能是怕我自杀发生意外。我心想：由你们去吧，我不会为此自杀，我坚信党是光明正大，事实求是的，迟早会水落石出。

我在肃反中已经有了经验，我一不违法乱纪，二不伤天害理，别看现在一些人闹的凶，最后还得让我重回工作岗位。不让我出门也好，报纸上刊登了我的所谓“反党言行”。人已臭了，没有必要再见老熟人。于是我安居宿舍，读起小说来，重新阅读了《水浒》、《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书。每个周六晚上子周便来看我一次，在凄风苦雨的夜晚，她不止一次陪着我掉下了眼泪。

经历了二十年的夫妻生活，我们彼此理解的很深。在那段时间，我俩常常相对无言，一直落泪到深夜。我知道，她内心十分痛苦。星期天一早趁人们还在熟睡之时她擦干眼泪，走回学校。在众人面前，她还得强做笑颜，宣称“与右派丈夫划清思想界线。”

每个星期三四的晚上，丽和悦也不时来看我，孩子们怀着一颗恐的心，怀中揣着几盒纸烟给我送来解闷，深怕被人发现骂他们“右派狗崽子”。我有生以来从不吸烟喝酒，在那段特殊的日子，我开始吸起烟了。

没想到反右运动，不同于历次政治运动，官方要对所谓“右派分子”严加处理了。58年的3月底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子周带来了一块白布，给我缝了一个褥单，我问她：“怎么给我准备行装，要对我发配了吗？”

“没有信，是我怕你褥子脏了，加一个床单。”

其实她已经知道了，部分右派要被遣送到外地劳动教养。四月五日，李贵章主任把我叫到他屋里告诉我：“地委已决定，叫你去劳动教养，进行改造思想，劳动教养有工资，有公民权。我们已经对你作了详细考虑，你孩子们多，如果开除回家，将无法生活，你的同学刘泉（在税务局工作）肃反中被处理劳改三年，现已恢复了原来工作。你去劳教，最多半年就会回来，我们仍在一起工作。现在虽是月初，站里还把整月工资给你开了。他流着眼泪说：“有人去地委反映，说我包庇你。其实在党的领导下，谁也不能包庇谁。只不过我二人一块工作六七年，相处得不错罢了。我从来没把你当外人看待，除了党的机密文件外，什么文件不是都让你看过吗？”

“李主任请不必为我的事难过，更不必包庇我，连累于你。地委的批示，我然遵照执行。什么时候叫我去劳教，我就动身去。”

“今天就集合，你现在就去会计室算清工资，叫总务姚法勤送你去集合地点。”

“李主任，我得给学校打电话，叫子周来把我的行李物品整理一下，家中的事我也向她交代一下。”

他无动于衷地说，“不必了，集合时间紧迫，一切事情都由老姚替你代办好了。”

谈话就此结束，李主任并未向我宣布他们所搞的结论。我已心恢已冷，也未向他深问，反正听天由命，去就去他娘的吧。不与子周见面也好，省得哭哭啼啼，我脑子里不由得浮现出林娘子送别林冲，发配沧州的一幕。我认真盯了李贵章一眼，走出门外。

老姚已经等候在门口，他为我准备了二、三十个馒头，让我带在路上吃。我匆匆带了一被一褥，一个包衣服的小包袱。算清工资后，我只带了四元钱，其余工资全部交给老姚转给子周。这是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他们母子六人将如何度过未来的艰难岁月呢？我不敢多想。

政治斗争太残酷了，他们竟然不给我和妻子儿女告别机会！我跟在老姚身后，麻木地走向集合地点。

劳动教养

我昏昏沉沉的跟着老姚到劳教人员集合地点。虽然已经在邯郸住了七年，我居然弄不清那是什么地方，在大院里，老姚办清了交接手续，向我说了一句：“老尹，再见！”便离开了。我知道，从此刻起，我的身份变了，没有人对我以“同志”相称了，我当然更不能称呼别人“同志”。

集中地点是一座大仓库，负责人哗啦一声拉开了仓库大铁门，我拿了行李包袱走进里面，没有窗子，光线很暗，亮着电灯，地上黑压压一大片人，都坐在席子上。我一眼见到了专署教育科的徐振林，他是从“革大”一起来的同学，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大学毕业生，北京市人，比我大几岁，白静面皮，身体瘦弱。我走过去和他坐在一起，谈话后知道，大家谁也不知到劳教所在什么地方，只是每人发了一块白布条，戴在左臂上。

过了一小时左右，有人拉开铁门，让大家去放风，不过一刻钟，大家又回到仓库。以后又陆续来了几个人，晚上夜九点冯大威也来了，他在邱县工作，我们早就熟悉，自然坐到一起，就这样，大家在这个黑囚室里度过了第一夜。

第二天上午八点，管理者令大家排队集合，向火车站走去，共九十余人，包了一节车厢，到内邱车站下了火车。劳教所有一辆卡车等候，大家把行李放在卡车上拉走，然后拿出各自带来的干粮，就着开水吃，算是午餐。

饭后领队者让我们排成四行向东出发。步行了大约四十华里，来到了劳教所。名称是邢台专区隆尧县唐家庄劳改农场，还挂了一个劳教所的牌子。

这个农场约有一万六千亩土地。在这里劳动的除了我们这批“右派”，各生产队还有一部分劳改犯人。我与同来的四十余名难友，被编入第三生产队，由于我与冯大威排在一起，我二人同编入第五组，组长名叫徐谦，全组有十六人。徐谦是四川人，邯郸农校教师。他不是“右派”，而是因历史问题被送来劳教的。晚上全组难友坐在一条土炕上攀谈，徐谦把劳教所情况简单作了介绍。

原来这个劳教所是邯郸邢台两个地区合办的。所以劳教人员都来自两个地区，大部是“右派”，还有因历史反革命问题送来的，再有就是社会上流浪者、小偷，以及所谓有作风问题的妇女等，总之都是不够判刑的人。

这时我才明白了“劳动教养”这个名词的内涵，是徒刑和行政处分两者之间的一种处分。因为属于思想改造，所以没有劳改犯人那样的规定年限。也就是说，当局什么时候认为你改造好了，才可能解除劳动教养。在劳教人员中，另加有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力的人没有公民权，所谓公民权就是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我属于有公民权的人，劳教所曾进行过一次公民投票。队长让我们写场长当人大代表，我们便投了他的票。

我们还有比罪犯高一等的待遇，就是有工资。共分四级，按劳动技术和能力而定。一级工资20元，每级差两元，依次递减，我被定为三级，每月十六元。伙食费每月扣八元，下余八元并不发给本人，扣15%作安家费，其余不发现金。所里有一个小卖部，可以用存款到小卖部购物，届时扣减。教养员不准带现金，可能是为了防止逃跑。凡入所教养员手中如有大宗款项，可储存于银行。据我了解，只带四元钱的我是全所带钱最少的人。

劳教所的土地，原是一片荒地，当地群众称之为“马跑泉”。牲畜走在土地上，马蹄印很快能洇出水。政府规定，开垦荒地三年不交农业税，因此，附近居民种三年即另换地方垦荒。经劳改农场开僻将这片荒地，每五百亩划为一方，周围挖水沟，宽三米，深二米，以降低水位，按渠道命名为支渠、斗渠，每一支渠内土地按次序定名为斗一、斗二等。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抓了大量劳改犯人，已经挖成了五条支水渠，每条支渠有五至六个斗渠。这样以来，水位下降了一米，便能种植农作物了。经过数年种植，这一万六千土地，棉麦产量均不低于一般农田，每年棉麦各产一百余万斤，创造了不少财富。

全所计有教养员一千四百余名，其中“右派”有九百名，编为四个生产队，一个副业队。教养员中各行各业人才都有，生产队负责种植土地，副业队设有园艺、畜牧、菜厂、碑酒厂、缝纫厂、米面加工厂，所方根据按每个人专长编入各队。教养员中专业演员和业余戏剧爱好者组成了评剧团，遇到大礼拜日（每十五天为一礼拜）为教养员演剧一次，或放映电影，调剂文化生活。

所内设有生产、管教两个办公室，生产办公室负责农场的生产领导，管教办公室负责教养员的政治改造。每年进行一次改造总结，兑现奖惩。奖励有表扬、记功、物质奖励和工资提级等项，惩的方面有批评、警告、记过、降级等项。在管理方面，严格限制人身自由。如劳动出工时，只有一个出入口，设有岗楼。由带队人向警卫喊“报告”，然后报告出场人数。教养员劳动时大小便只限于现场一百米以内，不得远离。收工回宿舍也得报名点数。大礼拜日也不得出场，只能在农场范围内活动，这些都近似劳改犯人的管理方法。

从此，我就在这样的圈子里，开始了为期四年零四个月的教养员生活。

非人的劳教生涯

进了唐庄劳教所后，除了管教人员外，很少接触外界人士。劳教员之间，已经是乌鸦落到猪身上，谁也不嫌谁黑。其实在思想上，尽管自己认为不是坏人或没有罪，但彼此总是存有芥蒂的。

进所编队后，第二天就开始劳动了。经过了一段劳教生活之后，我有几点深刻感受。一是过去人与人之间，喊惯了“同志”两字，现在从自己嘴里不再喊“同志”，向别人也不称你为“同志”。此时感受到“同志”这两个字，在生命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二是对“自由”两字有了深深的和新的体会。过去过着自由的生活，习以为常，往往没有什么感觉。现在出门要向警察喊报告，不准带现金，不准出场，来往往书信要经过检查，不准自己封口等。每到此时，我就不禁想起高尔基的名言：“不自由，勿宁死！”对“自由”确实和生命一样重要；三是对“粮食是宝中宝”的体会非常深刻。过去报刊杂志和党的文件常见这句话，但自己总是吃得饱，不以为意，体会不深。来劳教所后，开始时每人每顿饭四个红高粱面窝窝头，一克叶子汤，人们大便发干，解不下手来，后又吃谷面窝窝头，偶而吃顿玉米面窝头就是改善生活了。所里一个大礼拜（十五天）改善一次生活，能够吃到白面和肉，每年的麦收后二三个月内，每天一顿白面，每人分一个大馒头。在唐庄的日子里，难友家中来人探亲，有的带来馒头，大饼、纸烟等，劳教员中除非特别要好的朋友才能送一个馒头，那时一个馒头的交情要比今天一次宴会还贵重。因此，我对“粮食是宝中宝”的感受也最深；第四就是自暴自弃感，认为自己一生从此完蛋了。其实绝大多数难友都有这种感受，他们丑化自己已经到了不以为耻的境界。我所熟悉的沈思绵，是大学毕业生，一直在教育界任教师，来所前是市二中化学教师。他爱人王子芳就和子周同在南关小学任教，因而熟识。他在所内使用的脸盆成了万能盆，每晚睡前洗屁股用它，夜间尿盆也是它，早晨洗一洗又作脸盆用，每次打饭又是菜盆。夏天拣西瓜籽，啃西瓜皮吃，真是丑化到了可笑的地步。大家穿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每个大礼拜，补衣服都是重要任务。大部分人不会针线活，不论什么布，拿来就补，大针小线一缝了事。在难友中，不穿补钉衣服的，可谓凤毛麟角。在外人看来，在这里的人是真正的叫花子。这种自暴自弃的感受，我的体会尤其深刻。我解教回到老家，我的老母看着我穿的衣服，就哭着说：“我儿子和叫花子有什么两样？”直到现在，女儿小丽还常和她妈说：“我爸爸在劳教所养成的一些坏习惯，现在还常常表现出来。”

4月5日我进入劳教所后，在生产队只干了几个月。九月份生产办公室又成立了一个农业技术室。从劳教员中抽调搞过农业技术的人到技术室，邯专农场的崔玉振、任秀辉和我三人调了过去。另外每个生产队还设一名技术员，这些人过去都是农技干部，我与他们都很熟悉，如陈忠义、靳风云等。技术室负责劳教农场的农业生产计划，检查各队完成计划情况，写生产报告、全年生产总结，向生产办公室提供材料。我们三人中玉振是组长。他说：“你在办公室整材料搞计划，报告总结吧，我们俩人外出调查，供给你材料，你还是作我们的秘书吧。”

技术室还有自己的试验区，由我们三人负责管理，农活忙不过来，可向生产队要人。这样一来，我们三人就比其他难友们强多了。首先我们行动比较自由，可随便出入所大门，可任意到每个生产队。每到一队，干部对我们都很客气，去了多是询问一些农业技术的问题。其实我对农业技术也是门外汉，在专区农场工作时，农业科学院棉虫专家每年有几个月在邯郸，与我同住一室，由我负责招待，几年接触多少知道一些专业知识，所以工作主要靠崔、任二位来干。

办公室给了我们二间房子，每人一张床一小办公桌。生产队里一组二十余人挤在一条土炕上，每人睡觉只占两个半砖的宽度，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连翻身都要影响别人，我们与其他难友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此外，我们会见家属也比难友们强得多。他们每次接见不能超过半小时，而且是在队干部监督下接见，我在唐庄四年多，子周去看过我三次，小丽去过一次，每次要住两三天，我可以随时接见，无人监视。

我在唐庄的生活相当艰苦。因为我子女多，只有子周一人挣工资，靠她的微薄收入如何养活五个孩子呢？我不敢想象，也无法想象。因之我不能与任何人相比，要更艰苦才行。玉振比我来劳教所晚，他见我时曾说，自从处理你劳教后，咱场职工都认为你的一家如同天塌一样，她们母子怎样活下去呢？

这只职工们对我的一点同情。我只有过最艰苦的生活，才能对得起妻子和子女。所以我虽然每月只剩几元工资，也不舍得花。除了生活必需品如毛巾和肥皂、牙膏等外，四年多只作了一身单衣，也舍不得穿，只是几件旧衣补来补去，除非过新年放假才穿一穿。我还买过布寄回邯郸让孩子们做衣服，表达当爸爸的一点心意，临出教养所那年我做了一件棉大衣，一次也没穿过，回家后就送给了悦儿。

在文化生活方面，除了每个大礼拜放一次电影或演评剧外，几乎没有别的文化生活。由于我在技术室，行动比较自由，可随便到每一个生产队去，难友们从家中带来的一些书籍，我还能借到，这对于嗜读小说的我来说，还算一点补充吧。在这几年里我读过苏联名著有《被开垦的处女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乡村女教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国内小说有《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烈火金钢》、《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教养所内《红岩》是禁书，可能是怕读了此书会起反作用，如反抗管教，越狱潜逃等。

对难友们来说，能否经得起“劳教”的考验，是很重要的一关。老友齐英因吃不饱偷食甘薯育苗床上的薯母被毒打批斗，我曾多次把节余下来的馒头送给他吃。巨鹿评剧团名演员华小玲，在所内剧团既是主角，又是教师，但她总是不分场合谩骂。我曾多次对规劝她，要认清时机，接受改造，争取早日解教。靳风云的爱人向他提出离婚，靳一时想不通，我便多次劝他不如趁早离了婚另选同路人作配偶，他后来终于与劳教所的难友尹增香结了婚。既是革大同学又是难友的徐振林见了我就说：“老尹，我顶不住，活不成了。”我知道他身体弱，经不住重体力活。但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劝他振作精神，要经得考验，要坚持到重见光明。但是他的身体无论如何也顶不住这里的煎熬，终于在61年病故于唐庄。

距离农场不远的破窑空地旁，难友们的坟墓，一天天在增多。六O年以后，因缺乏营养患浮肿病死去的人颇为不少。徐振林非常爱他的子女，他的长子命名为大贝（即大宝贝）他八个子女便叫二贝三贝以到八贝，可是为了与右派爸爸划清思想界线，他死后一个宝贝也没有来启运他的灵柩，我用一个木牌写“徐振林之墓”埋在了他的坟前，作为对老友的纪念。

由于我思想开朗，通过几年劳动，反而自行治好了长期胃病，最终赢得了解除劳教。

解除教养

在劳教所，劳改人员见面后，总是问，还有多少日子刑满？而劳动教养没有规定期限，彼此相见都问来所几年啦？

记得有一人因倒卖香油被判处三月有期徒刑，他走了一个公安人员亲戚的后门，从轻处理，改为劳动教养，结果在所里改造了四年多。每每提及此事，他都后悔万分。后来各地劳教所都向中央反映这类问题，以后，才有了劳动教养一到三年的期限。

我们从58年进所，一直到六一年才有第一批人的解除教养，这批人的结论是：“摘掉右派帽子，解除教养”大部为留场职工。我认识的靳风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批人为数很少，不过几十个人。以后又解教过第二批，人数也不多。在六二年刚过了元旦，所里把全部右派共八百余人，都集中到距所五里的庙上村在一座大庙里。邢台地委来了宣传、统战、组织三位部长以及随行工作人员，在大会上对大家讲话。他们讲话的大体意思是，现在中央传达指示，要对所有右派一律解除劳教，把大家集中到这里，是再审一遍，并征求原保送单位意见，方可解教。时间不过一月，即可回家与亲人团聚，不误大家过旧历年，一家人吃团圆饺子。这里地方狭窄，家属来探望不便接见和招待，可写信通知家属，切勿来所。在此期间发给你们的工资不再扣安家费，一律给现金。上午劳动，下午自由活动，可随便赶集上街，自由行动。

这次讲话后大家欢欣鼓舞，精神舒畅。大家像出笼鸟儿一样，不少人跑到内邱、邢台大手大脚花起钱来。那一时期，所内没人管了，大家有了行动自由，可我却不敢乱花钱，终日和玉振、秀辉、齐英军在村外地头散步谈心，我也给子周写信报了喜讯。

在一个月后，当局又把大家居集到一起。这一天人人笑容满面，经过了四年的改造，今天就是出头之日。人们脸上挂着笑容，排着队等候首长讲话。

部长讲话主要内容如下：根据中央政策，大家通过劳动，改造了思想，，凡是右派份子，一律解除教养，与摘掉右派帽子是两回事，这次解教不等于摘掉右派帽子。再有你们这些人中在单位送来教养时，档案中还有历史问题。我们经过一周的审查，征求原保送单位意见，凡是单纯右派问题来的，这次可以解教；凡是以历史问题为主，以右派为辅的这次暂时不解教，仍回教养所。

讲话完毕，开始点名。凡点着名的就站到队外去，这时我真希望能点到我的名子。我心想，我的历史问题已在肃反运动中由邯郸地委做过结论，为一般干部历史问题，这一次毫无疑问会得到解教。四年了，我多么希望能和妻子儿女团聚啊。被点到名子的难友，一个个满面笑容走出队列。我翘首注视，侧耳细听。当点到四百余名时，点名停止了。我的心立时凉了下来，空高兴了一个月，还得重返劳教所。

所里的难友们，见到我们回来莫名其妙，纷纷前来打听。我苦笑着把情况说明，然后自我安慰说，这次不解教也好，带着右派帽子去到社会，滋味也不好受，还不如留下来再改造一段吧。

这次回所管教人员对我们态度有所转变，各队劳动管理上也有所放松。我们20人被分到副业队，队长让我担任组长，每天带着这组人去三里开外的养猪场干活。养猪场的干部对我们的劳动不怎么过问，上下班来去自由，这里的养猪圈都是平圈，坑深一米，周围有墙。我们的任务是把猪圈里的肥清理出来，再把土和碎草拉进圈内铺好。每圈养猪十余头，每半月出圈一次。回到所里队长也很少问我积肥情况，就这样，我们又劳动改造了八个月。

1962年的8月19日，所里召开了解教大会，在大会上由场长宣布解教人员名单，这批解教的有170余人。我们副业队的20人全部解教了。但是这批人中家在大城中市的不准回城市，回家可归者可成为留场职工，家在农村的一律回原籍农村，按农村社员对待。管教办会室还特意和我读了一次话，希望我留在生产办公室工作，负责办理公文稿件。别的留场职工每月28元，给我每月32元。这时我已接到子周来信，她与小丽都先后退职下放回了原籍，小锐前一年已从邯郸市第三中学回乡支援农业建设了。邯郸已无一个亲人，所以我决定回乡当农民，早日与一家人团聚。我拒绝了办公室的意见，当晚就算清了账，领出了四年扣除的安家费，办理了户口粮食迁移和解除除教养证明书。

那份证明书的原文我记得很清楚：尹汝谦因一般干部历史问题由邯郸地委送来劳动教养，现经邢台专署公安处批准解除劳动教养。

我办清了一切手续，当夜就打好了行李，天一亮就与同批解教的难友乘所内卡车送往内邱火车站启程回家。
别了！唐庄劳动教养所！我走时没说“再见”二字，我暗想，今生哪怕去死再也不要再和唐庄见面了。

从此我由吃商品粮的非农业户口，转变了吃农业粮的农业户口了。

回籍务农

62年的8月20日上午八点，我们一行赶到了内邱车站。与同行难友略进早餐即登上北行列车，在列车上我们十余人坐在一起，说起唐庄劳教所劳动改造的四年零四个月，究竟有多大收获和提高呢？谁也说出所以然来。不过大家却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比起纯右派来，我们多改造了半年，可是解教证明书上，入所原因不能填写两项内容，所以没有写右派字样，回家后咱们可以把右派问题隐瞒起来，也许日子会好过一些。我回乡后，再也没题右派一事。我村干部和乡亲们直到98年中央11号和55号两个文件下达后，才知道我是右派，这确实减少了我不少麻烦，否则66年的文化大革命，我恐怕在劫难逃。

在定县车站我下了火车，与同行难友们分手了。我又改乘汽车到安国县，花了五元钱雇了一辆三轮车，于下午四点赶回故乡——东章村。一别25年了，从18岁我就开始在外在奔波，今天终于又回到故乡了，我要开始过农民生活了。心中非常茫然，老天真会捉弄人呀！

我怀中揣着九十元人民币，这是我四年半在劳教所余下来的全部工资。回家前我在车上特意换了惟一的新衣服，家中只有老母一人，子周和丽、锐都去村里和社员们一道收麦子去了。原来这天是去署节，去署收黍是农民的习惯节日。母亲打开了我的行李，看到全是破烂不堪的被褥和补了又补的衣服，不禁哭了。

我安慰母亲说，妈，哭什么呢？我们一家人团聚不是大喜吗？

我说着话，内心却是饱含痛苦。幼女小诘对我如同陌生人，瞪着眼睛看我，一声不吭。这时，有人捎信说我回来了，子周和丽、锐都赶回家来，不少乡亲也围到我家。相逢的一刻，真是悲喜交集，子周说了一声，你终于回来了。当着众人，她强忍着没有掉下眼泪。丽、锐喊了一声“爸爸”，便和我紧紧搂到一起。我们都沉醉在无言之中。

那时我们村集体大食堂解散刚刚一年多，物价非常昂贵，集市上小麦每斤五角，玉米每斤一元，农民常年作为主食的红薯干七角一斤，猪肉两元一斤。子周从61年1月下放，她的七百余元退职金，在邯郸还了不少借债。回村后又替母亲和岳母挨门还债，已经没有什么余款。母亲家中没有余粮，子周等劳动工分低，队上分的粮食不够吃，我带回的九十元勉强支撑了两个月生活费用。

我回家后，只休息了三天，串了几门亲，就到生产队参加劳动了。那时我村生产队劳动工分控制的很紧，凡是男劳力。不论老小都是每天十分工，女劳力八分工。但不久即按劳动强弱评工分，开始我被定为九分，以后又下降到八分。到了文化大革命，队里负责人对我故意歧视，又降低七分。

刚回到村中还不错，村领导听说我在邯郸农场干过多年，对我相当重视。我村是植棉区，可是大家只种棉花，从未除治过害虫。我便向生产队建议治理棉玲虫，队里购买了喷雾器和喷粉器，由我传授了使用农药的方法和药械的使用和修理技术，从此我村的棉花产量每年都有提高，大队长尹浩还特地请我到大队当农业技术员。那时尽管生活有困难，但在精神上还过得去。

悦儿于60年署假在郑州大学毕业，分配到华东科学分院自动化配究所，工作单位在安微合肥市。这件事令我十高兴，我家总算出了一个大学毕业生，无论如何我梦寐以求的夙愿总算实现了。

那年春节他高兴的回到老家，我父子相见悲喜交加。悦心不负我的期望，他为人忠诚老实，屈已从人。自从参加工作起便担负起家庭重担，1961年他每月工资只有53元，他每月开支后就寄给妈妈25元，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他遭受冤案。前有四年多时间，他舍不得买新衣服和手表，为了养活父母和弟弟、妹妹，他在吃不饱的情况下也没有间断过按月寄钱。1963年家乡发大水冲倒了房屋，他还借债援助家中度过灾荒。不少乡亲说，这样的孝子天下少有。可谁知后来他竟因为与右派爸爸划不清思想界线，而受到株连之苦。

株连全家

提起株连来就使我想到满清政府对方孝孺灭族的惨案，不由得毛骨悚然。在今天社会，毛主席一再教导干部个人错误由自己承担，不能牵连无辜的家属子女。株连本是专制社会现象，但是下面的工作人员却未能按照毛主席和党的指示去工作，万恶的林彪、四人更是反其道而行，对老干部、老党员残酷迫害并株连其子女。而追随者们更是变本加厉，造成了难以数计的冤假错案。

自从我被划为右派，我的妻子和子女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株连。在这里我简单地进行一些记述，因为我知道，她们内心所受的痛苦，是任何语言都难以描述的。

先从子周说起吧。她总是埋怨我不该参加民主党派，否则也不改于被参加民主人士座谈会。又埋怨我不该在座谈会上发言，我和她争辩说，你们学校的刘英在座谈会上一言未发，不是也把他划为右派了吗？

子周成了右派老婆后，往往遭受别人冷眼，在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自我去唐庄劳教所后，她一个人担负起抚养子女之责，除了在生活上求亲告友请求支援，在工作上从来都是埋头苦干，在单位很少说话。大跃进期间粮食不够吃，后来改吃代食品，许多人背地里发牢骚，会上也有不满言论，她只是笑一笑，不发言不表态。最令她感到难过的是，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别人夫妇一起带孩子逛街购物，她很少出门。孩子小时候问她，妈，别人都是有爸爸，怎么我没有爸爸呢？

她无奈地回答说，你爸爸死了。

她非常清楚，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如果说错一句话，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样的处境使她倍感压力。1961年11月，南关小学领导动员大家下乡支援农业，当时包括子周，学校里人人都填写了下乡志愿书，最后只批准了她和另外一个人下乡。从此她和子女们便回了农村，过上农村社员生活，由多年的非农业户口转为农业户口了。

我在57年9月被划为右派时，悦儿正读大学二年级，反右运动开始，他在郑州大学是一员闯将。他善于写作，文笔生动，是该校反右的炮手。那年放假回邯郸后，他住在我的单位里。一次他给同学写了一封信，我站的李风存要检查他的信件。悦儿说，法律有明文规定，公民有通信自由。因而拒不接受检查，与李吵了一架。险毒的李风存便给郑州大学写了一封黑信。当悦儿开学回校后，学校便以同情右派爸爸为理由，开除了他的青年团籍。

同情右派爸爸的罪名，自然会在学校中遭到冷眼和歧视。我非常担心，生怕他因此被学校开除，一再嘱咐他妈写信转告他，要与我划清思想界线，再放假不要来农业试验站，不要和我见面，更不能和我通信。就这样，在日夜担忧中，悦儿总算于1960年如期毕业，分配到华东科学分院安徽合肥自动化研究所。

悦儿亲眼看到了妈妈维持家庭生活的艰难，作为长子，他充满了责任感。从参加工作之日起，悦儿每月按时寄给母亲25元，从未有一个月间断。他所在的单位却不断对他施加压力，要求他与右派爸爸划清界限，又迫其下乡参加“四清”运动。悦儿是参加卫星上天682科研项目的小组成员，本不应抽出搞“四清”的。悦儿小心谨慎的参加了“四清”运动，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还是受我株连遭到迫害（后面我还有专记述其受害情况），将其遣送回原籍务农。

女儿小丽上小学，一直是优秀学生，少先队大队干部，考试成绩经常是五分，在小学就入了团。小学毕业后，继续升学是不成问题的，但她为了减轻妈妈负担，她考入了邯郸市财贸学校，以便早日到工作岗位，帮助妈妈维持家庭生活。1960年毕业后，她被分配在财贸文工团，后转邯郸市百货公司文化批发部工作。她也受到了我的株连影响，在她从财校毕业后，她哥哥曾给介绍了一个在兰州空军电台工作的朋友和她搞对象，空军干部的婚姻要经领导批准的。部队外调知道她是右派女儿，就没有批准婚姻的申请，这使小丽受到严重的精神刺激。随后便和同情她的处境，和她同在文工团工作的李润勤结婚了。润勤后来参了军，工作一贯积极，服役期满本来可以留在部队工作。就是因为他和右派女儿结婚，他不得不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也未能加入党组织。

小丽工作向来认真负责，一贯小心谨慎，业务上从不出差错。可是上班只有两年多，1962年6月，她也被退职下放回老家务农。当时那时润勤正服兵役，一般来说，现役军人的妻子可以留在单位不被下放。可是她最终也未能幸免。 她因此遭受到的苦难实在难以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