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后续 通向文革

反右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毛泽东就来收拾“反冒进”的人们了。
   
本来是团结“反冒进”的人们共同对付右派，右派被搞臭了，毛泽东又将“反冒进”的人们与右派挂上钩。
   
毛泽东说：“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42)这是说 “反冒进”影响了右派，又说右派影响了“反冒进”。薄一波的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针对周恩来等人说：“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们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五十米到底是“远”还是“不远”？这个距离不知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不但如此，“毛主席认为，反冒进在前，右派进攻在后。反冒进的人说一九五六年是‘冒进’，右派攻击一九五六年是‘全面冒进’，二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43)左挂右挂，横挂竖挂，反正要把“反冒进”的人们与右派捆绑在一起。
   
早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反右运动的高潮刚过，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即开始批评“反冒进”，说他们是“促退委员会”。当年年底，毛在杭州会议上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周恩来。到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批判“反冒进”到达了高潮。会上印发了二十二个供批判的参考文件，居然包括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毛在会上多次讲话和听取汇报时的插话，都是集中批评“反冒进”的。会上气氛紧张。 (44)三月份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反冒进”的问题又讲了两次。直到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在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再次作了检讨后，历时半年多之久的反对“反冒进”的浪潮才告平息。

尔后不许再提 “反冒进”，只能提“反保守”。政治局中，“反冒进”的人们是多数，最后，多数人屈服于毛泽东一个人。强迫多数人屈服的一个人，和甘愿屈服于一个人的多数人，对于事件的结果负有共同的责任。从此，在中共领导集团中，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毛泽东独断朝纲，定夺乾坤，这是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条件。
   
反对“反冒进”，就是回归冒进，而且是更大规模的冒进，成了大跃进。毛泽东认为，以“跃进”代替“冒进”，这就彻底战胜了“反冒进”。他在给中央和各省市委负责人的一封信中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即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45）
   
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的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十五年后苏联赶上美国。毛泽东起而响应，十五年后中国赶上英国。从莫斯科又带回来一股跃进风。

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毛泽东的注意力就转向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也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性。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既没有目标，也没有达到目标的途径，不过是一个宣传鼓动的口号。毛泽东要的就是空洞，以便随时装进他需要的东西。实际上的总路线是：煽动政治热情，推行群众运动，追求超常规的发展。所以，特别强调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
  
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推行经济建设的大跃进运动，追求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在总路线的指导下，又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追求生产关系的飞跃发展。进入社会主义才两年，又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统帅二者的总路线，就成了神圣的“三面红旗 ”。
   
高举“三面红旗”，全民走向狂热。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各行各业都奔腾起来了。报纸上报道，农业亩产万斤至几十万斤，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钢产量当年翻了一番。到处刮浮夸风，看起来大跃进中人民群众意气风发，实质上还是“官大，权大，胆大”的体制病的发作。高指标、高速度破坏了经济的综合平衡，从生产到生活出现 全面紧张。
   
大跃进的任务的提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大跃进的偏差得不到抵制，也是反右的后遗症。人们怕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不敢提意见了。下面迎合“上意”，上面煽动“下情”，上下交互作用，一片荒唐，畅行无阻。反右运动中，批判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毛泽东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于是，大跃进中外行们就大显身手了，而内行们居然也闻风起舞。著名农学家殷宏章（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说，他亲眼看到了上万斤水稻“卫星”上天的经过。（46）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 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 47）毛泽东说，他看了钱学森的文章就相信粮食可以高产了，甚至提出：“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权倾一方的陶铸更是大胆，他居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那就是说粮食增产是无限的，何止几万、十几万斤！幸而有一位不懂科学、不管经济的彭大将军，挺身而出，说破谎言。（48）中国毕竟还有一个半个刚正不阿的人。
   
一九五九年七月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大跃进的“左”，毛泽东提出十九个问题，请大家讨论。及至彭德怀提出万言书，认为大跃进“有失有得，得不偿失”；他特别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自己纠“左”是可以的，别人来纠他的“左”就不行了。他对彭德怀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会议的形势由此急转直下，从纠“左”又转为反右。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上庐山的时候公文包里带的是反“左”的材料。毛泽东讲话后，赶紧打电话回去，要秘书们急送反右的材料。最后，彭德怀以及他的支持者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集团”。
   
庐山会议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被重点批判和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党员、干部多达三百多万人。大跃进的偏差变本加厉，反右运动的遗风愈益严重。一九五九年底、一九六〇年初，大跃进即难以为继，接着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粮食减产，要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没有六年也得五年，(49)工业在一九六一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50)违反客观规律的大跃进，得到的惩罚是大倒退。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农村中发生大饥荒，饿死的人达数千万之众。
   
经济上的危机又带来政治上的危机。一九六二年一月，在北京举行由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简称七千人大会），让各级干部“出气”。人们在检查各种错误时，还提出：谁为这些错误负责？彭真在一月十八日的会上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彭真还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51)彭真虽然点到毛，还是小心翼翼的。为了安抚干部的不满情绪，毛不得不作一些象征性的检讨。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究竟中央犯的是什么错误？毛直接负责的又是什么？他没有说。毛泽东是决不下“罪己诏”的。作了几句敷衍的自我检讨，于是就长篇大论地教导别人如何正确对待错误。(52)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我们咽下了一口气，现在总算出了这口气。注意，她说的是“我们”。她是代替毛泽东讲了心里话，也透露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动机。七千人大会出了毛泽东的气，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出七千人大会的气。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认为：“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他针对毛泽东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 的公式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方还可以这样讲。”毛泽东立即插话：“这种地区也不少。”刘少奇反驳道：“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  ，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彭真也认为：“总路线还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 这些人在怀疑大跃进了。特别是刘少奇谈到 “庐山会议是个关键。会议的下半段否定了上半段。” (53)所以毛泽东认定，刘少奇就是将来为彭德怀翻案的“中国的赫鲁晓夫”。

林彪在会上独树一帜，大唱赞歌。他说成绩很大很大，缺点很小很小。“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党的创造”。困难之所以产生，“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毛泽东对他的发言带头鼓掌。这时，毛已经下定联合林彪废黜刘少奇的决心。

但七千人大会上，形势对毛不利，他只好隐忍不发，暗藏杀机。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卡博 .巴卢库时终于说出来了：“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在 “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54）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正在访问中国的斯诺问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决定搞掉刘少奇的？他就说是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
   
彭德怀案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他对彭德怀本人也讲过：可能真理在你一边。但如果彭德怀的案一翻，大跃进就站不住了；大跃进的案一翻，反对“反冒进”又站不住了。一路翻过去，反右运动以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都站不住了。毛泽东的半生功业将付东流。他自己也很心虚，所以他向胡乔木交待，《毛泽东选集》只编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为止。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导火线，就是从防止彭德怀翻案到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总是制造一个新的错误来掩盖一个老的错误，在悬崖上冒险攀登，至文化大革命而达于登峰造极，终于跌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毛泽东的自我评估是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拥护的不少、反对的不多，后一件事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为什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只做了一件事？因为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正是一步又一步地走向文化大革命，其中决定性的一步就是反右。所以，无论做了多少事，最后都归结为文化大革命这一件事。这一件事，使中国人民遭受一场浩劫，也使毛泽东本人身败名裂。
   
一九六九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在政治报告中就说: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伟大著作“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被说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源头。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所确立的“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是对“革命”概念的滥用。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不是再一次革命，而是和平的转变。一九五七年的革命，后来就演化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全面专政”。从反右到文革，都是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思想领域和文化领域的问题，结果远离了思想和文化，成为对人身的压服和强制，思想自由、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等等荡然无存。这种“革命”，与中国历史上个案性的“文字狱”还有所不同，而是群体性的压制；“革命”的高潮，就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成为类似贱民的“臭老九”，驱使有知识的人去接受无知识的人的“再教育 ”。
   
邓小平说：“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55）一九五七年以前是正确的？不见得。至少，一九五三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毛的领导就不正确了。没有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前提，就不会发生“反社会主义思潮” ，也就没有必要反右派。邓小平的思维方法，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是不问原因，只承认无法否认的结果。一九五七年以后，毛的错误（也就是共产党的错误）越来越多，邓小平也不得不承认了。但邓小平又忘记了自己的另一个论断。他一再强调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如果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那么，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引起的“错误越来越多”也是必要的；如果一九五七年以后的  “错误越来越多 ”必须否定，那就不能不否定引起“错误越来越多”反右派斗争。到底主张什么？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他们的言论都是不容商榷、不许反驳的，所以，只有断语，毋需逻辑论证。

邓式改革 走向死亡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政治上的最高权力发生了两次转移。第一次，通过抓“四人帮”，以宫廷政变的方式，最高权力转移到华国锋手中。第二次，通过党内斗争，以和平过渡的方式，最高权力转移到邓小平手中。
  
华国锋是毛的忠实继承人，坚持两个 “凡是”。“凡是派”继续延伸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堵塞了中国前进的道路。在民意的支持下，邓小平夺取了最高权力，将“凡是派”赶下了台。
  
反对“凡是派”的人们都要求改革。不改革是不行了，但改什么？怎样改？很不一致。改革的光谱，从右到左，七彩纷呈。大体上可分为三派：一派，主张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回到文化大革命之前。陈云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样板。教育部长蒋南翔则大力推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经验，要求“在‘十七年’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从“十七年 ”继续前进不还是文化大革命吗？另一派认为，改革是为了走向现代化，但坚持用共产党传统的压制人民的方式来进行改革。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邓小平。还有一派认为，不但改革的目标是现代化，改革的进行也必须采取现代的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必须实行民主化。这一派的主要力量是在中下层，上层只有一个不充分、不坚定的代表—— 胡耀邦。
   
邓小平自称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他的口号是“既反左右反右”，左右逢源。确实，他是中间派、动摇派、不彻底的改革派。不幸，他代表了改革的主流派，还被加冕为改革的“总设计师”。
   
一九五七年镇压右派、反对改革的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〇年之间的许多讲话，按照一九五七年的标准，都是右派言论。历史强迫他扮演了一个反对自己的角色，不得不执行右派的遗嘱。邓小平追随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前的罪错负有政治、法律和道义的责任，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是应当受到追究的。他却摇身一变，又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共产党常常自豪地说“党的错误都是我们自己纠正的”。因为共产党不允许别人来纠正它的错误。所以，纠正反对改革的错误还是只能由反对改革的人来担当。但是，反对改革的人究竟能否彻底纠正反对改革的错误？
   
一九七九年一月到三月，在胡耀邦的主持下，集中了一批共产党内的理论精英，召开了一个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是一次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会议。会上，多数人主张对一九四九年后三十年的历史作一番彻底的清理，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先天不足。如果不进行改革，又是后天失调，死路一条。还有人认为，说社会主义是“早产儿”也不够资格。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孕育、诞生的，中国的资本主义母体还没有充分成长。因此，应当退回到新民主主义重头再来。但中国是一个口号治国的国家，将社会主义改为新民主主义，城头换旗，震动太大。为照顾现实，可以保留社会主义的口号，重新解释。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之所以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它走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处在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过渡时期。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进行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三方面：

    经济上补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课；
    政治上民主化、法制化；
    思想文化上自由化、多样化。
   
三月三十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一篇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否定了前一阶段讨论的基调。“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四个“凡是”（李洪林语），成为整人的四条棍子；同时也授予保守派以反改革的武器，后来邓力群的几篇“万言书”就是搬起邓小平的石头砸江泽民的脚。与会者大感意外。邓小平本来对理论工作务虚会极为赞赏，还要胡耀邦组织人马写一篇大文章，论述民主问题，准备在“五四”六十周年时发表。他的思想说变就变，除了外在的刺激（魏京生大字报），也是出于他的本性。邓小平对改革的态度是一步三摇。一九八〇年他又摇过来了。
   
邓小平行进在改革之路上，不但是摇摆的，而且是跛足的，只改经济不改政治。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曾尝试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他指出：“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  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管理体制”，这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还说“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也有关。比起过去只承认官僚主义是外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大有进步了。当时理论界大造反封建的舆论，推动了邓小平。邓小平的诊断没有错，但处方开错了。既然官僚主义是从制度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当然就必须彻底改革制度，邓小平下的药却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反对个人过分集权”，一切归结为“问题都在于‘过分’”。(56)他不反对共产党的集权和领袖人物的集权，只反对过分。什么叫“过分”？没有客观的标准，还不是由他说了算！尽管如此，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正确地提出了问题，改革派还是欢迎的。
   
不到半年，邓小平又大步后退。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提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57)“自由化 ”本来是好事，冠以“资产阶级”，就成了坏事。有些人跟着起哄，指责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源”。客观上的原因是波兰出现了团结工会，胡乔木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分析团结工会出现的条件，并建议在中国防止团结工会的出现，特别要割断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联系。所以邓小平又把针对知识分子的“反自由化”的老式武器搬出来了。从此，“反自由化”的波涛起伏，从文艺、理论、新闻等战线一直延伸到政治战线，两任力主改革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被反下了台。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居然调动军队来“反自由化”，“六四”北京街头的枪声，向全世界宣告：改革的“总设计师”变脸为屠夫，镇压要求改革和反对腐败的人民。
   
一九五三年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开始了乌托邦试验。路线是错误的，但愿望还是不坏的。一九五七年，历史提出了改革社会主义的任务。客观上需要改革，主观上拒绝改革，中国共产党将改革思潮、改革势力打入十八层地狱。这才真正是“事情正在起变化 ”。你不接受我的社会主义，我就把你打成“右派分子”；你反对我的专权，我就把你搞成“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就是邪恶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邪恶的道路，弹指五十年，至今不回头。非但自己不悔改，还要强迫别人遗忘，反右、文革都不能讨论、不能研究、不能发表著作。
   
因共产党拒绝改革，中国人民度过了二十多年苦难的历程。走出文化大革命的绝境，共产党不得不进行改革了。一九五七年进行改革是顺应人民的愿望；一九七八年进行改革就是挽救党了。为了维护一党专权而兴起了改革，同样，又因不愿触动一党专权而扼杀了改革。一九八九年，结束了改革的一个周期，邓式改革已经死亡。

历史的启示

一九五七年名曰“反右”或“反右派”的运动，并没有揭示历史事件的实质。

任何社会都有左派和右派，左派可以反对右派，右派也可以反对左派，彼此是平等的。只有在中国，右派成为一种罪名，左派可以为右派定罪，而且还可以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镇压右派。“反右派”、“反右运动”这些名称正是不民主的产物，必须推翻。

斯大林逝世，苏联解冻。要求摆脱苏联控制的东欧，也出现了自由化。自由化运动在波兰和匈牙利遭到血腥镇压。中国的“大鸣大放” 同样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动荡之际出现的自由化。反右运动也是对自由化的镇压，只是镇压的方式与波兰、匈牙利有所不同。因此，所谓的“反右运动”，应当正名为 “反自由化运动”；一九五七年的历史事件的实质是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较量。

毛泽东逝世，后斯大林现象重演。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出现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又一次自由化。同样也遭到反自由化运动的批判、压制和打击，最后走向与五十年代波兰、匈牙利事件相同的结局——血腥镇压。这一回，邓小平取代毛泽东，唱了主角。邓小平自称“反自由化最坚决”。本来，五十年代邓小平操办的反右运动就是反自由化运动，八十年代的反自由化运动无非是变相的反右运动。有些五十年代的右派分子，八十年代又成为自由化分子，三十年沧桑只是换了一顶“帽子”。

自由化是改革的前奏和伴奏，反自由化就是反改革。邓小平扮演了一个滑稽可笑的角色。他既要改革，又要反自由化，结果改革荒腔走板，大失其形。

审视一九五七年以来的五十年，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第一，不改革走向动乱。
     第二，不彻底的改革走向腐败。
      第三，自然的结论就是：不但要坚持改革，而且必须是彻底的、全面的改革，才能杀出腐败的重围，寻求生路。

本来是不需要改革的，因为走错了路。历史的行程，好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即使发现走错了路，也不能立即掉头，只能寻找出口绕到正确的方向上来。改革就是从错误中选择正确的方向。

毛泽东在几十年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其实，除此以外，还有第三条道路，即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也可以说既是资本主义又是社会主义，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在不发达国家，人民要革命是完全正当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以后，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不能立即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只能走第三条道路。毛泽东的两条道路斗争的说法，否定了第三条道路，也否定了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一切灾难由此而生。

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东欧的理论家提出的改革社会主义的方案，就是走第三条道路，或者说建立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就是走“第三条道路”的尝试，被苏联的坦克堵死了。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以往没有成功的先例，但不等于未来没有成功的希望。苏联和东欧还是在两大阵营对立的封闭的环境中进行改革，没有出路，所以失败了。现在，中国和越南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中进行改革，外部条件大不相同了。成败的关键端在内部的决策。
   
过去常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现在还要加上一点重要的补充：“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社会主义 ”。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拯救了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拯救了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没有得到资本主义的拯救而灭亡了；中国和越南的社会主义因引进资本主义而得救了。这不是鲜明的对比吗？
   
资本主义制度也有许多弊病。改良资本主义，开的是社会主义的药方。正是一系列的福利政策缓和了阶级矛盾，调整了社会关系，资本主义才得以度过危机继续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所盛行的失业救济、低收入补助、平价住房、医疗保险、老人照顾以及种种补贴（有些北欧国家是从摇篮到坟墓），凡此种种都是违反私有制的本性的。甚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政府就在合法地侵犯。为甚么要掏出一些人口袋里的钱去养活另一些人？只能说，这是社会主义的政策，但还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了社会主义的因素，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体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的人民福利和社会公正，胜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

中国改革的目标，依然是一九五七年提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改革之所以有某些成效，就因为他在反自由化的同时偷用了一些自由化的理论，悄悄地走第三条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变成“四不像”了。邓小平为了坚持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必要的，还把“四不像”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最大的假冒伪劣商品。连社会主义都是假的，还有什么不能造假？所以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假冒伪劣商品才会层出不穷。

二〇〇七年三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保障公民财产权的物权法。可见，当年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仅违反了宪法，所谓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违反了保障公民财产权的法律。当然，法律不能追溯，但人民可以追问：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教科书应当改写了。
  
社会主义已经变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权却是一成不变。进一步改革社会主义的主要障碍也在于一党专权。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配套的。中国只要市场经济，不要民主政治，结果市场经济被扭曲。改革的攻坚战应当突破一党专权这个最后的顽固堡垒，建立宪政民主制度。
   
从一党专权到宪政民主的转型，不是没有办法，而是没有决心。首先必须是共产党愿意放弃一党专权，才能讨论转型的办法。共产党会自愿放弃吗？很难。只有人民发出强烈的呼声、显示巨大的力量，迫使共产党不得不放弃。
   
中国的改革已经一再错失良机，但还可以“作一次最后的斗争”。也仅仅是最后的斗争了，如果最后的斗争成为最后的失败，历史必将扫除一切障碍，重新开辟一条新路。

注：
(42)《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的说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二二六页。
(4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六四五页。
(44)同上，第六三七页。
（45）转引自《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第一四二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46）殷宏章《科学研究要奋起直追》，《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九日。
  （47）钱学森《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中国青年报》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48）彭德怀罢官后，被软禁在北京西郊的挂甲屯。那是在北京大学承泽园旁边的一个小院。一天，我从门口经过，看见院子里有一片小麦，好奇，问门口的警卫人员：“彭老总的院子里怎么会有麦地？”
    他说：“彭老总不服气呀！”
    我更好奇了：“这麦地和服气不服气有什么关系呀？”  
“彭老总丈量了一块地，不多不少，正好一分。用上小麦良种，多施肥，多浇水，看看到底能打多少粮食。不是说亩产万斤吗？嘿嘿……”
(49)陈云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见《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第三卷，第一三五〇页。
(50)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提供的数据。见《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第三卷，第一三三六页。
 (5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一〇五九页。《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第三卷，第一三三四页。
  (52)《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二九六页。 
(53)《刘少奇选集》下卷，第四二一页。《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第三卷，第一三三四—一三四六页。
（54）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四六九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55）《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二五八——二五九页。
  (56)《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二八七---二九四页。
 (57)《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三二八页。

                             二〇〇七年四月于哈佛大学

反右后续 通向文革

反右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毛泽东就来收拾“反冒进”的人们了。
   
本来是团结“反冒进”的人们共同对付右派，右派被搞臭了，毛泽东又将“反冒进”的人们与右派挂上钩。
   
毛泽东说：“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42)这是说 “反冒进”影响了右派，又说右派影响了“反冒进”。薄一波的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针对周恩来等人说：“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们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五十米到底是“远”还是“不远”？这个距离不知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不但如此，“毛主席认为，反冒进在前，右派进攻在后。反冒进的人说一九五六年是‘冒进’，右派攻击一九五六年是‘全面冒进’，二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43)左挂右挂，横挂竖挂，反正要把“反冒进”的人们与右派捆绑在一起。
   
早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反右运动的高潮刚过，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即开始批评“反冒进”，说他们是“促退委员会”。当年年底，毛在杭州会议上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周恩来。到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批判“反冒进”到达了高潮。会上印发了二十二个供批判的参考文件，居然包括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毛在会上多次讲话和听取汇报时的插话，都是集中批评“反冒进”的。会上气氛紧张。 (44)三月份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反冒进”的问题又讲了两次。直到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在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再次作了检讨后，历时半年多之久的反对“反冒进”的浪潮才告平息。

尔后不许再提 “反冒进”，只能提“反保守”。政治局中，“反冒进”的人们是多数，最后，多数人屈服于毛泽东一个人。强迫多数人屈服的一个人，和甘愿屈服于一个人的多数人，对于事件的结果负有共同的责任。从此，在中共领导集团中，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毛泽东独断朝纲，定夺乾坤，这是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条件。
   
反对“反冒进”，就是回归冒进，而且是更大规模的冒进，成了大跃进。毛泽东认为，以“跃进”代替“冒进”，这就彻底战胜了“反冒进”。他在给中央和各省市委负责人的一封信中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即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45）
   
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的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十五年后苏联赶上美国。毛泽东起而响应，十五年后中国赶上英国。从莫斯科又带回来一股跃进风。

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毛泽东的注意力就转向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也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性。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既没有目标，也没有达到目标的途径，不过是一个宣传鼓动的口号。毛泽东要的就是空洞，以便随时装进他需要的东西。实际上的总路线是：煽动政治热情，推行群众运动，追求超常规的发展。所以，特别强调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
  
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推行经济建设的大跃进运动，追求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在总路线的指导下，又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追求生产关系的飞跃发展。进入社会主义才两年，又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统帅二者的总路线，就成了神圣的“三面红旗 ”。
   
高举“三面红旗”，全民走向狂热。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各行各业都奔腾起来了。报纸上报道，农业亩产万斤至几十万斤，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钢产量当年翻了一番。到处刮浮夸风，看起来大跃进中人民群众意气风发，实质上还是“官大，权大，胆大”的体制病的发作。高指标、高速度破坏了经济的综合平衡，从生产到生活出现 全面紧张。
   
大跃进的任务的提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大跃进的偏差得不到抵制，也是反右的后遗症。人们怕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不敢提意见了。下面迎合“上意”，上面煽动“下情”，上下交互作用，一片荒唐，畅行无阻。反右运动中，批判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毛泽东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于是，大跃进中外行们就大显身手了，而内行们居然也闻风起舞。著名农学家殷宏章（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说，他亲眼看到了上万斤水稻“卫星”上天的经过。（46）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 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 47）毛泽东说，他看了钱学森的文章就相信粮食可以高产了，甚至提出：“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权倾一方的陶铸更是大胆，他居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那就是说粮食增产是无限的，何止几万、十几万斤！幸而有一位不懂科学、不管经济的彭大将军，挺身而出，说破谎言。（48）中国毕竟还有一个半个刚正不阿的人。
   
一九五九年七月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大跃进的“左”，毛泽东提出十九个问题，请大家讨论。及至彭德怀提出万言书，认为大跃进“有失有得，得不偿失”；他特别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自己纠“左”是可以的，别人来纠他的“左”就不行了。他对彭德怀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会议的形势由此急转直下，从纠“左”又转为反右。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上庐山的时候公文包里带的是反“左”的材料。毛泽东讲话后，赶紧打电话回去，要秘书们急送反右的材料。最后，彭德怀以及他的支持者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集团”。
   
庐山会议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被重点批判和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党员、干部多达三百多万人。大跃进的偏差变本加厉，反右运动的遗风愈益严重。一九五九年底、一九六〇年初，大跃进即难以为继，接着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粮食减产，要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没有六年也得五年，(49)工业在一九六一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50)违反客观规律的大跃进，得到的惩罚是大倒退。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农村中发生大饥荒，饿死的人达数千万之众。
   
经济上的危机又带来政治上的危机。一九六二年一月，在北京举行由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简称七千人大会），让各级干部“出气”。人们在检查各种错误时，还提出：谁为这些错误负责？彭真在一月十八日的会上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彭真还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51)彭真虽然点到毛，还是小心翼翼的。为了安抚干部的不满情绪，毛不得不作一些象征性的检讨。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究竟中央犯的是什么错误？毛直接负责的又是什么？他没有说。毛泽东是决不下“罪己诏”的。作了几句敷衍的自我检讨，于是就长篇大论地教导别人如何正确对待错误。(52)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我们咽下了一口气，现在总算出了这口气。注意，她说的是“我们”。她是代替毛泽东讲了心里话，也透露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动机。七千人大会出了毛泽东的气，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出七千人大会的气。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认为：“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他针对毛泽东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 的公式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方还可以这样讲。”毛泽东立即插话：“这种地区也不少。”刘少奇反驳道：“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  ，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彭真也认为：“总路线还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 这些人在怀疑大跃进了。特别是刘少奇谈到 “庐山会议是个关键。会议的下半段否定了上半段。” (53)所以毛泽东认定，刘少奇就是将来为彭德怀翻案的“中国的赫鲁晓夫”。

林彪在会上独树一帜，大唱赞歌。他说成绩很大很大，缺点很小很小。“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党的创造”。困难之所以产生，“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毛泽东对他的发言带头鼓掌。这时，毛已经下定联合林彪废黜刘少奇的决心。

但七千人大会上，形势对毛不利，他只好隐忍不发，暗藏杀机。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卡博 .巴卢库时终于说出来了：“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在 “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54）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正在访问中国的斯诺问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决定搞掉刘少奇的？他就说是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
   
彭德怀案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他对彭德怀本人也讲过：可能真理在你一边。但如果彭德怀的案一翻，大跃进就站不住了；大跃进的案一翻，反对“反冒进”又站不住了。一路翻过去，反右运动以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都站不住了。毛泽东的半生功业将付东流。他自己也很心虚，所以他向胡乔木交待，《毛泽东选集》只编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为止。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导火线，就是从防止彭德怀翻案到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总是制造一个新的错误来掩盖一个老的错误，在悬崖上冒险攀登，至文化大革命而达于登峰造极，终于跌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毛泽东的自我评估是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拥护的不少、反对的不多，后一件事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为什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只做了一件事？因为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正是一步又一步地走向文化大革命，其中决定性的一步就是反右。所以，无论做了多少事，最后都归结为文化大革命这一件事。这一件事，使中国人民遭受一场浩劫，也使毛泽东本人身败名裂。
   
一九六九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在政治报告中就说: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伟大著作“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被说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源头。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所确立的“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是对“革命”概念的滥用。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不是再一次革命，而是和平的转变。一九五七年的革命，后来就演化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全面专政”。从反右到文革，都是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思想领域和文化领域的问题，结果远离了思想和文化，成为对人身的压服和强制，思想自由、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等等荡然无存。这种“革命”，与中国历史上个案性的“文字狱”还有所不同，而是群体性的压制；“革命”的高潮，就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成为类似贱民的“臭老九”，驱使有知识的人去接受无知识的人的“再教育 ”。
   
邓小平说：“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55）一九五七年以前是正确的？不见得。至少，一九五三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毛的领导就不正确了。没有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前提，就不会发生“反社会主义思潮” ，也就没有必要反右派。邓小平的思维方法，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是不问原因，只承认无法否认的结果。一九五七年以后，毛的错误（也就是共产党的错误）越来越多，邓小平也不得不承认了。但邓小平又忘记了自己的另一个论断。他一再强调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如果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那么，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引起的“错误越来越多”也是必要的；如果一九五七年以后的  “错误越来越多 ”必须否定，那就不能不否定引起“错误越来越多”反右派斗争。到底主张什么？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他们的言论都是不容商榷、不许反驳的，所以，只有断语，毋需逻辑论证。

邓式改革 走向死亡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政治上的最高权力发生了两次转移。第一次，通过抓“四人帮”，以宫廷政变的方式，最高权力转移到华国锋手中。第二次，通过党内斗争，以和平过渡的方式，最高权力转移到邓小平手中。
  
华国锋是毛的忠实继承人，坚持两个 “凡是”。“凡是派”继续延伸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堵塞了中国前进的道路。在民意的支持下，邓小平夺取了最高权力，将“凡是派”赶下了台。
  
反对“凡是派”的人们都要求改革。不改革是不行了，但改什么？怎样改？很不一致。改革的光谱，从右到左，七彩纷呈。大体上可分为三派：一派，主张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回到文化大革命之前。陈云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样板。教育部长蒋南翔则大力推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经验，要求“在‘十七年’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从“十七年 ”继续前进不还是文化大革命吗？另一派认为，改革是为了走向现代化，但坚持用共产党传统的压制人民的方式来进行改革。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邓小平。还有一派认为，不但改革的目标是现代化，改革的进行也必须采取现代的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必须实行民主化。这一派的主要力量是在中下层，上层只有一个不充分、不坚定的代表—— 胡耀邦。
   
邓小平自称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他的口号是“既反左右反右”，左右逢源。确实，他是中间派、动摇派、不彻底的改革派。不幸，他代表了改革的主流派，还被加冕为改革的“总设计师”。
   
一九五七年镇压右派、反对改革的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〇年之间的许多讲话，按照一九五七年的标准，都是右派言论。历史强迫他扮演了一个反对自己的角色，不得不执行右派的遗嘱。邓小平追随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前的罪错负有政治、法律和道义的责任，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是应当受到追究的。他却摇身一变，又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共产党常常自豪地说“党的错误都是我们自己纠正的”。因为共产党不允许别人来纠正它的错误。所以，纠正反对改革的错误还是只能由反对改革的人来担当。但是，反对改革的人究竟能否彻底纠正反对改革的错误？
   
一九七九年一月到三月，在胡耀邦的主持下，集中了一批共产党内的理论精英，召开了一个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是一次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会议。会上，多数人主张对一九四九年后三十年的历史作一番彻底的清理，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先天不足。如果不进行改革，又是后天失调，死路一条。还有人认为，说社会主义是“早产儿”也不够资格。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孕育、诞生的，中国的资本主义母体还没有充分成长。因此，应当退回到新民主主义重头再来。但中国是一个口号治国的国家，将社会主义改为新民主主义，城头换旗，震动太大。为照顾现实，可以保留社会主义的口号，重新解释。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之所以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它走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处在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过渡时期。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进行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三方面：

    经济上补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课；
    政治上民主化、法制化；
    思想文化上自由化、多样化。
   
三月三十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一篇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否定了前一阶段讨论的基调。“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四个“凡是”（李洪林语），成为整人的四条棍子；同时也授予保守派以反改革的武器，后来邓力群的几篇“万言书”就是搬起邓小平的石头砸江泽民的脚。与会者大感意外。邓小平本来对理论工作务虚会极为赞赏，还要胡耀邦组织人马写一篇大文章，论述民主问题，准备在“五四”六十周年时发表。他的思想说变就变，除了外在的刺激（魏京生大字报），也是出于他的本性。邓小平对改革的态度是一步三摇。一九八〇年他又摇过来了。
   
邓小平行进在改革之路上，不但是摇摆的，而且是跛足的，只改经济不改政治。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曾尝试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他指出：“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  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管理体制”，这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还说“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也有关。比起过去只承认官僚主义是外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大有进步了。当时理论界大造反封建的舆论，推动了邓小平。邓小平的诊断没有错，但处方开错了。既然官僚主义是从制度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当然就必须彻底改革制度，邓小平下的药却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反对个人过分集权”，一切归结为“问题都在于‘过分’”。(56)他不反对共产党的集权和领袖人物的集权，只反对过分。什么叫“过分”？没有客观的标准，还不是由他说了算！尽管如此，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正确地提出了问题，改革派还是欢迎的。
   
不到半年，邓小平又大步后退。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提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57)“自由化 ”本来是好事，冠以“资产阶级”，就成了坏事。有些人跟着起哄，指责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源”。客观上的原因是波兰出现了团结工会，胡乔木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分析团结工会出现的条件，并建议在中国防止团结工会的出现，特别要割断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联系。所以邓小平又把针对知识分子的“反自由化”的老式武器搬出来了。从此，“反自由化”的波涛起伏，从文艺、理论、新闻等战线一直延伸到政治战线，两任力主改革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被反下了台。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居然调动军队来“反自由化”，“六四”北京街头的枪声，向全世界宣告：改革的“总设计师”变脸为屠夫，镇压要求改革和反对腐败的人民。
   
一九五三年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开始了乌托邦试验。路线是错误的，但愿望还是不坏的。一九五七年，历史提出了改革社会主义的任务。客观上需要改革，主观上拒绝改革，中国共产党将改革思潮、改革势力打入十八层地狱。这才真正是“事情正在起变化 ”。你不接受我的社会主义，我就把你打成“右派分子”；你反对我的专权，我就把你搞成“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就是邪恶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邪恶的道路，弹指五十年，至今不回头。非但自己不悔改，还要强迫别人遗忘，反右、文革都不能讨论、不能研究、不能发表著作。
   
因共产党拒绝改革，中国人民度过了二十多年苦难的历程。走出文化大革命的绝境，共产党不得不进行改革了。一九五七年进行改革是顺应人民的愿望；一九七八年进行改革就是挽救党了。为了维护一党专权而兴起了改革，同样，又因不愿触动一党专权而扼杀了改革。一九八九年，结束了改革的一个周期，邓式改革已经死亡。

历史的启示

一九五七年名曰“反右”或“反右派”的运动，并没有揭示历史事件的实质。

任何社会都有左派和右派，左派可以反对右派，右派也可以反对左派，彼此是平等的。只有在中国，右派成为一种罪名，左派可以为右派定罪，而且还可以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镇压右派。“反右派”、“反右运动”这些名称正是不民主的产物，必须推翻。

斯大林逝世，苏联解冻。要求摆脱苏联控制的东欧，也出现了自由化。自由化运动在波兰和匈牙利遭到血腥镇压。中国的“大鸣大放” 同样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动荡之际出现的自由化。反右运动也是对自由化的镇压，只是镇压的方式与波兰、匈牙利有所不同。因此，所谓的“反右运动”，应当正名为 “反自由化运动”；一九五七年的历史事件的实质是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较量。

毛泽东逝世，后斯大林现象重演。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出现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又一次自由化。同样也遭到反自由化运动的批判、压制和打击，最后走向与五十年代波兰、匈牙利事件相同的结局——血腥镇压。这一回，邓小平取代毛泽东，唱了主角。邓小平自称“反自由化最坚决”。本来，五十年代邓小平操办的反右运动就是反自由化运动，八十年代的反自由化运动无非是变相的反右运动。有些五十年代的右派分子，八十年代又成为自由化分子，三十年沧桑只是换了一顶“帽子”。

自由化是改革的前奏和伴奏，反自由化就是反改革。邓小平扮演了一个滑稽可笑的角色。他既要改革，又要反自由化，结果改革荒腔走板，大失其形。

审视一九五七年以来的五十年，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第一，不改革走向动乱。
     第二，不彻底的改革走向腐败。
      第三，自然的结论就是：不但要坚持改革，而且必须是彻底的、全面的改革，才能杀出腐败的重围，寻求生路。

本来是不需要改革的，因为走错了路。历史的行程，好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即使发现走错了路，也不能立即掉头，只能寻找出口绕到正确的方向上来。改革就是从错误中选择正确的方向。

毛泽东在几十年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其实，除此以外，还有第三条道路，即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也可以说既是资本主义又是社会主义，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在不发达国家，人民要革命是完全正当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以后，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不能立即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只能走第三条道路。毛泽东的两条道路斗争的说法，否定了第三条道路，也否定了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一切灾难由此而生。

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东欧的理论家提出的改革社会主义的方案，就是走第三条道路，或者说建立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就是走“第三条道路”的尝试，被苏联的坦克堵死了。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以往没有成功的先例，但不等于未来没有成功的希望。苏联和东欧还是在两大阵营对立的封闭的环境中进行改革，没有出路，所以失败了。现在，中国和越南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中进行改革，外部条件大不相同了。成败的关键端在内部的决策。
   
过去常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现在还要加上一点重要的补充：“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社会主义 ”。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拯救了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拯救了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没有得到资本主义的拯救而灭亡了；中国和越南的社会主义因引进资本主义而得救了。这不是鲜明的对比吗？
   
资本主义制度也有许多弊病。改良资本主义，开的是社会主义的药方。正是一系列的福利政策缓和了阶级矛盾，调整了社会关系，资本主义才得以度过危机继续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所盛行的失业救济、低收入补助、平价住房、医疗保险、老人照顾以及种种补贴（有些北欧国家是从摇篮到坟墓），凡此种种都是违反私有制的本性的。甚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政府就在合法地侵犯。为甚么要掏出一些人口袋里的钱去养活另一些人？只能说，这是社会主义的政策，但还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了社会主义的因素，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体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的人民福利和社会公正，胜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

中国改革的目标，依然是一九五七年提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改革之所以有某些成效，就因为他在反自由化的同时偷用了一些自由化的理论，悄悄地走第三条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变成“四不像”了。邓小平为了坚持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必要的，还把“四不像”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最大的假冒伪劣商品。连社会主义都是假的，还有什么不能造假？所以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假冒伪劣商品才会层出不穷。

二〇〇七年三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保障公民财产权的物权法。可见，当年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仅违反了宪法，所谓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违反了保障公民财产权的法律。当然，法律不能追溯，但人民可以追问：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教科书应当改写了。
  
社会主义已经变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权却是一成不变。进一步改革社会主义的主要障碍也在于一党专权。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配套的。中国只要市场经济，不要民主政治，结果市场经济被扭曲。改革的攻坚战应当突破一党专权这个最后的顽固堡垒，建立宪政民主制度。
   
从一党专权到宪政民主的转型，不是没有办法，而是没有决心。首先必须是共产党愿意放弃一党专权，才能讨论转型的办法。共产党会自愿放弃吗？很难。只有人民发出强烈的呼声、显示巨大的力量，迫使共产党不得不放弃。
   
中国的改革已经一再错失良机，但还可以“作一次最后的斗争”。也仅仅是最后的斗争了，如果最后的斗争成为最后的失败，历史必将扫除一切障碍，重新开辟一条新路。

注：
(42)《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的说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二二六页。
(4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六四五页。
(44)同上，第六三七页。
（45）转引自《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第一四二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46）殷宏章《科学研究要奋起直追》，《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九日。
  （47）钱学森《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中国青年报》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48）彭德怀罢官后，被软禁在北京西郊的挂甲屯。那是在北京大学承泽园旁边的一个小院。一天，我从门口经过，看见院子里有一片小麦，好奇，问门口的警卫人员：“彭老总的院子里怎么会有麦地？”
    他说：“彭老总不服气呀！”
    我更好奇了：“这麦地和服气不服气有什么关系呀？”  
“彭老总丈量了一块地，不多不少，正好一分。用上小麦良种，多施肥，多浇水，看看到底能打多少粮食。不是说亩产万斤吗？嘿嘿……”
(49)陈云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见《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第三卷，第一三五〇页。
(50)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提供的数据。见《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第三卷，第一三三六页。
 (5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一〇五九页。《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第三卷，第一三三四页。
  (52)《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二九六页。 
(53)《刘少奇选集》下卷，第四二一页。《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第三卷，第一三三四—一三四六页。
（54）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四六九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55）《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二五八——二五九页。
  (56)《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二八七---二九四页。
 (57)《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三二八页。

                             二〇〇七年四月于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