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之间，天安门屠杀过去已经十八周年了。两年前，当我三十二岁的时候，为了纪念天安门屠杀十六周年，写过一首名为《我的生命被这一天分成两半》的诗歌。在那首诗歌中，我回到了十六岁的青涩岁月，那个刚刚升入高中的炽热的夏天，那个突然之间降临的成年礼。当年，那个十六岁的少年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另一个十六年过去之后，天安门屠杀在中国仍然是一个不可言说的禁忌，那些被杀戮的灵魂依然在旷野里漂泊。

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的前夕，似乎没有什么热点能够引起海内外华人的关注。狂热的股市和高企的房价吸引了大部分国民的注意力，大学生们为日益艰难的就业忧心忡忡，知识分子满足于小康生活。今年“六•四”前夕，惟一的“亮点”居然是中共在香港的“儿子党”民建联的主席马力，在一次记者见面会上发表否定天安门屠杀的高论。此高论引发了各界人士愤怒的声讨。如果不是此次马力的非议，我真不知道香港的教科书中对“六•四”事件秉笔直书；如果不是马力关于“人”与“猪”的超然的联想，恐怕不会有那么多媒体继续对“六•四”这个老话题发生兴趣。马力想拍北大人的马屁，没有想到却拍到了马腿上。北京当局其实并不愿意任何对“六•四”事件说三道四，就好像一个大小便失禁、肮脏不堪的土匪，旁人想讨好他，便大声对四周的人说：“看啊，这位先生多么干净！他的身上一点臭味都没有！”结果会怎样呢？这个浑身臭气熏天的土匪，一定会掏出枪来崩了这名不识时务的马屁精：“你这不是在讽刺我吗？”在潮水般的批评面前，北大人继续保持沉默，民建联副主席却已经开始“窝里反”了——为了“党”的利益，“主席先生”可以被抛弃。看来，马力先生的仕途就此终结了。

此次马力的奇谈怪论，引发了我对言论自由与人类的道德伦理底线的思考。二零零六年，联合国大会在大屠杀纪念日专门通过法案谴责否定纳粹大屠杀的言论，除了伊朗之外的所有成员国（包括中国在内）均投票赞成。与此同时，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德国，正努力在欧盟通过关于否定纳粹大屠杀即是犯罪行为的法案。此前，已经有一名英国历史学家因为多次否定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而在奥地利被捕入狱。由此可见，言论自由是受限制的，言论自由不能挑战人类的道德伦理底线。我期盼着有一天该法案的内容继续获得延伸，将否定所有大屠杀（当然包括天安门屠杀在内）的言论均定为犯罪，并且法案的实施范围覆盖全球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那样的话，包括马力在内的那些企图否定天安门屠杀的人士都将锒铛入狱，为其漠视人类的生命、侮辱死者的亡灵的可耻言论付出相应的代价。

但是，我也深知，那一天的到来还将经历一段相当漫长的岁月，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在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政权被西方所唾弃的日子里，在八九十年代之间苏联东欧剧变的日子里，海内外的华人都乐观地估计中共的垮台为期不远。两年前在美国逝世的刘宾雁先生经历过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应当说是“知己知彼”，当时即预计中共政权在三五年之内必寿终正寝，却未预料到中共会比他的寿命更长。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居然在十八年之后，天安门屠杀依然是中国当代历史中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

其实，十八年的时间未能涤清历史的血污，并非独有天安门屠杀是如此。台湾的“二•二八”屠杀、匈牙利的反共抗暴起义、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均经历了三四十年的隐忍与记忆、申诉与抗争，方才让真相得以揭示、让正义得以伸张、让死者得以安息、让家属得以慰藉。在那漫漫的长夜、在那黯淡的低潮里，那些对公义和良知没有绝望的人们，依然在坚守着那片精神的高地。他们的血肉之躯固然无法战胜坦克和机枪，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却从未沦陷过。我在台湾访问的时候，在国家台湾文学馆中，曾经看到在白色恐怖时代里，被捕入狱的作家们为“二•二八”事件写下的诗歌。在那些发黄的纸张上，在那些歪歪斜斜的字迹中，我看到了如鹰展翅腾飞的灵魂。一位台湾作家告诉我：“我们从来没有对未来失去过希望，在那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们始终在记忆、在写作，很多死者的名字丢失了，很多死者的名字也被记载下来，我们一直在竭尽所能。”是的，他们有理由享受今天的阳光灿烂，因为在暗夜里他们从来不曾昏昏睡去。

耐心比激情更加可贵。在这场漫长的历史角力之中，我们需要的不是匹夫之勇、不是口舌之强，我们需要的是坚韧、记忆和承担。只有那些脚踏实地地流泪播种的人，才有欢欢喜喜地出去收割的未来。这是一场考验耐心的战斗，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战斗——我们必须正视中共政权比我们想像的更加强大、更加长寿的事实。在二十一世纪之初，中国为全球提供了数量最大的廉价劳工，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廉价产品生产地。源源不断的外资流入中国，中国的经济因而呈现出一副畸形繁荣的景象。中共政权的腐败比八九年前夕加剧了千百倍，却并没有让中共的统治走向崩溃。扭曲的市场经济、严酷的政治控制与窘迫的公共空间，共同构成了“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奇观。忙着挣钱的中国人，大部分都对十八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不感兴趣，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改变这一事实，不是靠几声“打倒中共”的吆喝便可以实现的，更不能企图发起一场以暴易暴的革命。中国的历史变革需要一种崭新的历史逻辑。

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民间本来积累了巨大的道义资源。中国不像台湾那样存在着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族群对立，不像匈牙利和捷克那样比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外国军队所占领，也不像南非那样因为肤色而差异制定出种族隔离制度。因此，这种道义资源更为纯粹，也更有普遍性，更能获得最大多数人群的认同。但是，十八年之后再回头检视，我们却不无遗憾地发现：当年死难者用生命和鲜血所换来的道义资源，已经像沙漏中的沙子一样全部流失了。那么，这一道义资源为何会如此迅速地丧失掉了呢？

对此，我们理应深切地反省，“天安门前一代”、“天安门一代”和“天安门后一代”都应当反省，没有谁有资格置身事外。完全把责任归咎于中共特务的破坏和西方世界的“见利忘义”，无助于改变我们当下的处境，而只能让我们越来越像怨妇一样自言自语，越来越像蜗牛一样缩回自己的硬壳之中。我们原本可以做得更好，但为什么没有能够做地更好？再换一个角度来追问：究竟有没有人比我们做得更好？

在以耐心和勇气寻求公义方面，有三位女性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在纪念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的日子里，我特意写下她们的名字和她们的故事，在向她们表达敬意的同时，也期望有更多的朋友与她们风雨同行。

第一位女性便是“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在大屠杀之后万马齐谙的肃杀气氛中，痛失爱子的丁子霖女士选择了勇敢地说出真相，成为第一名公开面对媒体的难属。在此后长达十多年的监控、打压与侮辱之中，她仍然矢志不渝地致力于死难者名字和事迹的搜集整理，以及对难属群体的救援与安慰这一永无尽头的工作。丁子霖是一位平凡的母亲，她谦卑、低调而温和，却在原则的问题上寸步不让。这位年逾七旬的老太太，不仅年复一年、持之以恒地谴责当局杀戮民众的暴行，而且敢于戳穿那些所谓的“革命家”看似“政治正确”的狂想。在她看来，每一个生命都是至为宝贵的，没有一个生命应当成为某个宏大理想的牺牲品；在她看来，每一个死难者的名字都是不可忽略的，没有一个普通人可以被当作炮灰来对待。丁子霖女士如同黑夜里的烛光，如同压伤的芦苇，她和难属群体们一起站成了当代中国一道最美丽的风景。

第二位女性是钢琴演奏家杨逢时。“六•四”的枪声响起的时候，年轻美丽的杨逢时正在芝加哥大学准备她的博士汇报演出。如果不与天安门事件发生密切的关系，作为第一个在蜚声国际的芝加哥大学音乐系获得博士学位的华人女性，杨逢时肯定能够经常回国演出，她的音乐也将为她带来在国内的巨大的声誉。但是，当枪声响起的时候，她的生命道路也为之而改变。从此，杨逢时每年在芝加哥举办一场纪念“六•四”的音乐会，一直坚持至今。为此，她被中共当局拒绝入境，甚至不能回国服侍重病垂危的父亲。杨逢时说，她这么做仅仅是出于一个基督徒和一个艺术家最基本的良知，她从来没有隶属于任何一个政党和团体，她组织的这个音乐会几乎是她一个人的音乐会，更是她与所有“六•四”受难者共同的音乐会。十八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白驹过隙，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却是不可忽略的一段，杨逢时用她的音乐定格了历史，也彰显出一名信仰者和艺术家良知的高度。

第三位女性是有一小半中国血统的歌唱家迪缅。我曾经在华盛顿见到过这位浪漫的行吟艺术家，也听到她亲自演唱那首特地为天安门事件中的死难者们谱写的歌曲——《留住梦想》，这首歌曲被用来命名她的个人网页。其中，有几句歌词这样写道：“我听到了痛苦的哭泣，望着他们倒下死去。一个梦想变成噩耗，灵魂陷于绝地。部分的我已然死去，但那梦想依然挺立。留住梦想，守护它在我心里。有一天我将看到它的实现，我守护梦想在我心里。”这位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歌者告诉我，这是“六•四”十周年的时候，她为那些被杀害的人所写的歌曲。中国的梦想如此美丽，纵使历史可以重写、人们必须沉默，但只要梦想不死，它就能一朝奇迹般生效。于是，她给中国歌唱，请中国留住梦想。记者北明如此评论迪缅说：“这个被中国丢失的女孩和她的美丽，值得一切爱好和平的人类拾起、珍藏，她的歌值得所有心灵倾听。”当中国大多数人都失去梦想的时候，迪缅却用歌声提醒我们留住梦想。

我在这里写下这三位女性的名字和故事，也有志于像她们一样参与到寻求公义的事业之中。“六•四”不是某些特定人群独占的专利，而是所有热爱自由并追求自由的人的共同财富。在这三位普通女性的身上，我看到了人性的单纯、清澈、高贵与坚韧。十八年来，在这面已经不再鲜艳的旗帜下，多少人来了又离开，多少人慷慨激昂又销声匿迹，多少人希望从中渔利又被更大的利益所吸引过去。十八年过去了，沧海桑田，物换星移，而这三位柔弱的女性，仍然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她们是母亲，是妻子，是女儿。她们用文字、用音乐、用眼泪、用耐心与勇气、用嘴唇和心灵，继续着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看看她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便会发现，我们究竟在哪些地方缺席了；看看她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便可以收拾行囊、重新上路。

十八年，是开始与结束之间的一个驿站；十八年，是一个婴孩成年所需要的时间；十八年，我们的耐心和勇气刚刚通过最初的测试。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美国旧金山康郡，旅途中

转眼之间，天安门屠杀过去已经十八周年了。两年前，当我三十二岁的时候，为了纪念天安门屠杀十六周年，写过一首名为《我的生命被这一天分成两半》的诗歌。在那首诗歌中，我回到了十六岁的青涩岁月，那个刚刚升入高中的炽热的夏天，那个突然之间降临的成年礼。当年，那个十六岁的少年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另一个十六年过去之后，天安门屠杀在中国仍然是一个不可言说的禁忌，那些被杀戮的灵魂依然在旷野里漂泊。

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的前夕，似乎没有什么热点能够引起海内外华人的关注。狂热的股市和高企的房价吸引了大部分国民的注意力，大学生们为日益艰难的就业忧心忡忡，知识分子满足于小康生活。今年“六•四”前夕，惟一的“亮点”居然是中共在香港的“儿子党”民建联的主席马力，在一次记者见面会上发表否定天安门屠杀的高论。此高论引发了各界人士愤怒的声讨。如果不是此次马力的非议，我真不知道香港的教科书中对“六•四”事件秉笔直书；如果不是马力关于“人”与“猪”的超然的联想，恐怕不会有那么多媒体继续对“六•四”这个老话题发生兴趣。马力想拍北大人的马屁，没有想到却拍到了马腿上。北京当局其实并不愿意任何对“六•四”事件说三道四，就好像一个大小便失禁、肮脏不堪的土匪，旁人想讨好他，便大声对四周的人说：“看啊，这位先生多么干净！他的身上一点臭味都没有！”结果会怎样呢？这个浑身臭气熏天的土匪，一定会掏出枪来崩了这名不识时务的马屁精：“你这不是在讽刺我吗？”在潮水般的批评面前，北大人继续保持沉默，民建联副主席却已经开始“窝里反”了——为了“党”的利益，“主席先生”可以被抛弃。看来，马力先生的仕途就此终结了。

此次马力的奇谈怪论，引发了我对言论自由与人类的道德伦理底线的思考。二零零六年，联合国大会在大屠杀纪念日专门通过法案谴责否定纳粹大屠杀的言论，除了伊朗之外的所有成员国（包括中国在内）均投票赞成。与此同时，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德国，正努力在欧盟通过关于否定纳粹大屠杀即是犯罪行为的法案。此前，已经有一名英国历史学家因为多次否定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而在奥地利被捕入狱。由此可见，言论自由是受限制的，言论自由不能挑战人类的道德伦理底线。我期盼着有一天该法案的内容继续获得延伸，将否定所有大屠杀（当然包括天安门屠杀在内）的言论均定为犯罪，并且法案的实施范围覆盖全球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那样的话，包括马力在内的那些企图否定天安门屠杀的人士都将锒铛入狱，为其漠视人类的生命、侮辱死者的亡灵的可耻言论付出相应的代价。

但是，我也深知，那一天的到来还将经历一段相当漫长的岁月，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在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政权被西方所唾弃的日子里，在八九十年代之间苏联东欧剧变的日子里，海内外的华人都乐观地估计中共的垮台为期不远。两年前在美国逝世的刘宾雁先生经历过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应当说是“知己知彼”，当时即预计中共政权在三五年之内必寿终正寝，却未预料到中共会比他的寿命更长。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居然在十八年之后，天安门屠杀依然是中国当代历史中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

其实，十八年的时间未能涤清历史的血污，并非独有天安门屠杀是如此。台湾的“二•二八”屠杀、匈牙利的反共抗暴起义、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均经历了三四十年的隐忍与记忆、申诉与抗争，方才让真相得以揭示、让正义得以伸张、让死者得以安息、让家属得以慰藉。在那漫漫的长夜、在那黯淡的低潮里，那些对公义和良知没有绝望的人们，依然在坚守着那片精神的高地。他们的血肉之躯固然无法战胜坦克和机枪，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却从未沦陷过。我在台湾访问的时候，在国家台湾文学馆中，曾经看到在白色恐怖时代里，被捕入狱的作家们为“二•二八”事件写下的诗歌。在那些发黄的纸张上，在那些歪歪斜斜的字迹中，我看到了如鹰展翅腾飞的灵魂。一位台湾作家告诉我：“我们从来没有对未来失去过希望，在那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们始终在记忆、在写作，很多死者的名字丢失了，很多死者的名字也被记载下来，我们一直在竭尽所能。”是的，他们有理由享受今天的阳光灿烂，因为在暗夜里他们从来不曾昏昏睡去。

耐心比激情更加可贵。在这场漫长的历史角力之中，我们需要的不是匹夫之勇、不是口舌之强，我们需要的是坚韧、记忆和承担。只有那些脚踏实地地流泪播种的人，才有欢欢喜喜地出去收割的未来。这是一场考验耐心的战斗，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战斗——我们必须正视中共政权比我们想像的更加强大、更加长寿的事实。在二十一世纪之初，中国为全球提供了数量最大的廉价劳工，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廉价产品生产地。源源不断的外资流入中国，中国的经济因而呈现出一副畸形繁荣的景象。中共政权的腐败比八九年前夕加剧了千百倍，却并没有让中共的统治走向崩溃。扭曲的市场经济、严酷的政治控制与窘迫的公共空间，共同构成了“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奇观。忙着挣钱的中国人，大部分都对十八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不感兴趣，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改变这一事实，不是靠几声“打倒中共”的吆喝便可以实现的，更不能企图发起一场以暴易暴的革命。中国的历史变革需要一种崭新的历史逻辑。

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民间本来积累了巨大的道义资源。中国不像台湾那样存在着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族群对立，不像匈牙利和捷克那样比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外国军队所占领，也不像南非那样因为肤色而差异制定出种族隔离制度。因此，这种道义资源更为纯粹，也更有普遍性，更能获得最大多数人群的认同。但是，十八年之后再回头检视，我们却不无遗憾地发现：当年死难者用生命和鲜血所换来的道义资源，已经像沙漏中的沙子一样全部流失了。那么，这一道义资源为何会如此迅速地丧失掉了呢？

对此，我们理应深切地反省，“天安门前一代”、“天安门一代”和“天安门后一代”都应当反省，没有谁有资格置身事外。完全把责任归咎于中共特务的破坏和西方世界的“见利忘义”，无助于改变我们当下的处境，而只能让我们越来越像怨妇一样自言自语，越来越像蜗牛一样缩回自己的硬壳之中。我们原本可以做得更好，但为什么没有能够做地更好？再换一个角度来追问：究竟有没有人比我们做得更好？

在以耐心和勇气寻求公义方面，有三位女性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在纪念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的日子里，我特意写下她们的名字和她们的故事，在向她们表达敬意的同时，也期望有更多的朋友与她们风雨同行。

第一位女性便是“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在大屠杀之后万马齐谙的肃杀气氛中，痛失爱子的丁子霖女士选择了勇敢地说出真相，成为第一名公开面对媒体的难属。在此后长达十多年的监控、打压与侮辱之中，她仍然矢志不渝地致力于死难者名字和事迹的搜集整理，以及对难属群体的救援与安慰这一永无尽头的工作。丁子霖是一位平凡的母亲，她谦卑、低调而温和，却在原则的问题上寸步不让。这位年逾七旬的老太太，不仅年复一年、持之以恒地谴责当局杀戮民众的暴行，而且敢于戳穿那些所谓的“革命家”看似“政治正确”的狂想。在她看来，每一个生命都是至为宝贵的，没有一个生命应当成为某个宏大理想的牺牲品；在她看来，每一个死难者的名字都是不可忽略的，没有一个普通人可以被当作炮灰来对待。丁子霖女士如同黑夜里的烛光，如同压伤的芦苇，她和难属群体们一起站成了当代中国一道最美丽的风景。

第二位女性是钢琴演奏家杨逢时。“六•四”的枪声响起的时候，年轻美丽的杨逢时正在芝加哥大学准备她的博士汇报演出。如果不与天安门事件发生密切的关系，作为第一个在蜚声国际的芝加哥大学音乐系获得博士学位的华人女性，杨逢时肯定能够经常回国演出，她的音乐也将为她带来在国内的巨大的声誉。但是，当枪声响起的时候，她的生命道路也为之而改变。从此，杨逢时每年在芝加哥举办一场纪念“六•四”的音乐会，一直坚持至今。为此，她被中共当局拒绝入境，甚至不能回国服侍重病垂危的父亲。杨逢时说，她这么做仅仅是出于一个基督徒和一个艺术家最基本的良知，她从来没有隶属于任何一个政党和团体，她组织的这个音乐会几乎是她一个人的音乐会，更是她与所有“六•四”受难者共同的音乐会。十八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白驹过隙，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却是不可忽略的一段，杨逢时用她的音乐定格了历史，也彰显出一名信仰者和艺术家良知的高度。

第三位女性是有一小半中国血统的歌唱家迪缅。我曾经在华盛顿见到过这位浪漫的行吟艺术家，也听到她亲自演唱那首特地为天安门事件中的死难者们谱写的歌曲——《留住梦想》，这首歌曲被用来命名她的个人网页。其中，有几句歌词这样写道：“我听到了痛苦的哭泣，望着他们倒下死去。一个梦想变成噩耗，灵魂陷于绝地。部分的我已然死去，但那梦想依然挺立。留住梦想，守护它在我心里。有一天我将看到它的实现，我守护梦想在我心里。”这位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歌者告诉我，这是“六•四”十周年的时候，她为那些被杀害的人所写的歌曲。中国的梦想如此美丽，纵使历史可以重写、人们必须沉默，但只要梦想不死，它就能一朝奇迹般生效。于是，她给中国歌唱，请中国留住梦想。记者北明如此评论迪缅说：“这个被中国丢失的女孩和她的美丽，值得一切爱好和平的人类拾起、珍藏，她的歌值得所有心灵倾听。”当中国大多数人都失去梦想的时候，迪缅却用歌声提醒我们留住梦想。

我在这里写下这三位女性的名字和故事，也有志于像她们一样参与到寻求公义的事业之中。“六•四”不是某些特定人群独占的专利，而是所有热爱自由并追求自由的人的共同财富。在这三位普通女性的身上，我看到了人性的单纯、清澈、高贵与坚韧。十八年来，在这面已经不再鲜艳的旗帜下，多少人来了又离开，多少人慷慨激昂又销声匿迹，多少人希望从中渔利又被更大的利益所吸引过去。十八年过去了，沧海桑田，物换星移，而这三位柔弱的女性，仍然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她们是母亲，是妻子，是女儿。她们用文字、用音乐、用眼泪、用耐心与勇气、用嘴唇和心灵，继续着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看看她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便会发现，我们究竟在哪些地方缺席了；看看她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便可以收拾行囊、重新上路。

十八年，是开始与结束之间的一个驿站；十八年，是一个婴孩成年所需要的时间；十八年，我们的耐心和勇气刚刚通过最初的测试。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美国旧金山康郡，旅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