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2007年04月14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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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凯姓杨，是一位传奇华人——从判牢10年的“反革命”罪犯到“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小凯1983年离开“大国”，2004年去了天国。小凯的一生在中西学届留下丰厚的知识遗产，小凯的名字也为华人社会添加了一份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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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号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从未真共和过），1949年从枪管里出生。“大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生长不出被国际社会公认有杰出创造贡献的思想家、科学家但盛产贪官污吏，十三亿人口中有纳税无投票权者众。“大国”眼下以廉价劳工优势和官权资本市场赢得的外汇和短期经济“崛起”，既让世人刮目又让文明世界忧心忡忡。
小凯爱“大国”，14岁时就开始为它思虑“往何处去”。小凯在牢里的苦读和出监后的苦考，均只为“位卑未敢忘忧国”。小凯出国留学前还与恩师刘道玉约好学成后归来报效“大国”。
“大国”不爱小凯，1968年以“反革命”罪将18岁的小凯判刑10年，1978年 以“政审不合格”为理不录取考试合格的小凯，1979年以被判刑坐牢的理由拒绝让小凯参加以同等学力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的考试（1980年，小凯在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先生的帮助下，获得了参加考试的机会，并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1980年代初，小凯在武汉大学当助教、讲师时，主持武大工作的当权者常抓小凯辫子，限制他讲学，断章取义地抓住他的学术观点进行批判。1996年，小凯回国进行学术交流时被“大国”“当作危险分子，不仅不准他在武汉大学讲学讲课，而且还派武大保卫处的人住进招待所，日夜监视他的活动。”（参见刘道玉著《大学的名片──我的人才理念与实践》美国溪流出版社）
“大国”不要小凯的才，他国要。198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学中心主任邹致庄教授来武大讲学，对小凯的才华和成果极为欣赏，邀请他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198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小凯经济学博士学位。
“大国”不留小凯，他国留。1990年，澳洲莫纳什大学聘小凯为终身教授，数家美国与澳洲一流经济学期刊聘小凯为审稿人；1993年，小凯被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选为院士；1994年，小凯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1995年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199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1997年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1998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他国祥和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学研条件，让小凯得以潜心读书、思考、写作。1992年，小凯出版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1997年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1998年出版《经济学原理》。 小凯因“开创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 的杰出成就而成为一代经济学宗师。
小凯很早就思考“西、葡早于英国从事航海贸易，工业革命却只发生在英国与荷兰，而不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发生。这又是什么道理？” 深思熟虑后，小凯发觉不能产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坏资本主义与不断促进自由和秩序的好资本主义的区别，得出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但需要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更需要适当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结论。”
小凯还发觉“ 后发劣势”——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这样做的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信主的小凯也沉思基督教和宪政的关系：“基督教为什么会这么成功，这是很值得去研究的事。基督教里边有几个基本的东西，一个是Free agency，他说上帝虽然是万能的，但他永远尊重让人自由选择。他不会说要用专政来强迫你选择。也就是说他对别的宗教不会用暴力去压制。他爱人，甚至爱敌人，宽恕，还有不把人划分为等级，基督耶稣爱最低贱的人。所有这些，都是形成像《圣经》里说的永久和平和正义的制度的基础。”
有了丰硕的学识和成果，小凯并未归居“大国”而选择落身澳洲，是小凯真的不愿归故里吗？
1989年3月号《中国之春》有小凯的一段文字——我一直摆脱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缺陷：过分强烈的使命感，关心国家的命运，多愁善感（中毛泽东“关心国家大事”的毒太深？）。尽管来美国后这种毛病减轻了一点，我更关心自己在市场中的比较利益和可能卖得出去的产品（我的产品是知识），但“不在其位，却谋其政”的毛病还是有一点。因此这次抵抗不住朋友的鼓励，又写了一篇充满使命感、“不在其位，却谋其政”的文章。写完之后，悲从中来。因为这种过分强烈的使命感，正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不健全，迫使非职业政治家过分关心不是他专业的事。不管如何，每当中国政治变动发生，我都会“思潮澎湃”、“联想翩翩”、“伤感”一番，不是对政治的兴趣，而是一种“精神享受”。试想一个为看中国政治这部戏，付了十年牢狱之灾门票的人，怎会不仔细观赏这个票价高昂的话剧呢？
不难发见，小凯有浓浓的中国情，有挥之不去的中国梦。但小凯害怕，害怕归国后时光浪费生命被“沤”烂，害怕没有亲情的鳄鱼在它们饥饿时，会把自己的幼仔当成食物。无数把屁股移回中国大陆脑袋即被体制决定的“海龟”，已经佐证了小凯选择留在国外的明智。
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聪明才智而无能“谋其政”，谁又能说得清，为“大国”所拒斥的，还有多少“李小凯”、“张小凯”？人们所能见到的是，在“大国”的逆淘汰铁律下，敢违官场“潜规则”秉持良知者，或入狱或流亡；勇于刺刀下讲真话者，或丢官或丢饭碗。如此“大国”，又焉能真“崛起”？
但尽管身处海外，小凯仍苦恋“大国”，仍以巨大的热忱和真诚的善意不间断地向“大国”谏言——
如欲中国经济发展长久延续，关键中的关键就是进一步打破政府对商业以及贸易活动的垄断，限制政府对贸易的干预，以及建立分权制衡、权责相符的政府体制等等，好让中国能像500年前的英国，让太平洋贸易带动制度与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
孙中山立国时的宪政思想，使很多中国人从小就知道信仰自由、新闻自由、三人可组党，这都是中国迟早要实现的政治原则。而今天台湾的政党政治，取消新闻检查，不都是几十年宪政思想深入人心的结果吗？所以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今天哪怕是对牛谈琴，也要提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设立人身保护法案这类具长远影响的问题；
基督教为什么要比其他文明成功得多，其中就有一个所有宗教都有的功能，叫做第三者功能。就是说买者卖者如果没有第三者来沟通买卖双方，有时候明明是一个互利的买卖都做不成的。但是如果有了第三者仲裁，就是如果我们讲价讲不好了，请个与此没有利害冲突的第三者来给我们定一个价，这样一般就容易成功。所以要使一个社会运作得很成功的话，这个第三者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宗教跟社会科学哲学都不一样，社会科学哲学都不是第三者，因为它都是在游戏中玩游戏的人。我是经济学家，我就是社会中的一个人，我有我的效用，我有我的目标，我不是第三者，我跟人家都有利害冲突。但是宗教他崇拜一个现在你还看不到的人，耶稣，他在天上，他跟你没有利害冲突。他不跟你争利，不跟你争钱，不跟你争超级大国地位，他是一个真正的第三者。而一个和平的秩序，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功能，就像一个买卖做成功，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功能一样……(恕不贅引，请从《杨小凯文集》阅读他众多苦口婆心的金言玉语)
可悲可叹的是，“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感觉良好的“大国”似乎早已忘了小凯，仍在我行我素，仍在拒斥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仍在独霸公权力，仍在随意取缔家庭教会抓捕意见人士……
如今，小凯已无言。望着未阔起来就已满盈虚娇之气的“大国”，望着禁锢和平思想者却袒护鼓吹核战狂人的“大国”，望着知识资源和产权得不到良好开掘保护、最不坏的大学也只排于全球190名开外的“大国”，望着大小传媒须听命于一个党的宣传部而无从保守独立品格监督官府职责的“大国”，望着票箱、议桌、和解、宽容难有立锥之地；暴力、掠夺、贪污、作假大行其是的“大国”，望着僵持你死我活敌对思维、执迷于枪杆子出政权镇压出稳定的“大国”，望着热说崛起却仍未明了自由是一个强大而富有的国家产生的必要前提的“大国”……小凯微笑着，目光慈祥又怜悯。
“死去原知万事空，所悲不见国家隆。人权民主中天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谨以徐复观的诗句结束此文。
草稿于2007清明节
修正于2007-04-13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