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五十周年来临前，由杜光、戴煌、史若平、李昌玉、铁流等人发起的“总结历史教训、开放言禁、赔偿损失”的公开信，陆续在一些省份得到呼应，并终于促成了4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反右斗争”五十周年纪念会议。这些古稀老人的呼吁并没有得到政府的积极对待，相反，公开信发出之后，呼吁信的签名人却遭受退休前工作单位或警方的压力，不久前，重庆警方仍上门警告蒋文扬先生，声称这样的签名“对你们不利，后果不好。”而在4月6日的会议期间，“一直有两辆身份不名的汽车跟踪守侯”。

这种威胁并不出人意料。五十年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两代人的时间，我们并没有真正走出一九五七年；五十年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两代人的时间，我们的“政治文明”程度几乎仍在原地踏步。黑发已成白发，朝气蓬勃的青春少年已成耄耋老人，政治迫害现象仍大量存在，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仅仅因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参加鸣放（有些受害人甚至连鸣放都没参加），就从一个正常的社会人沦为地富反坏右之一分子，并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受尽屈辱，其中的痛苦与辛酸，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自然知晓，即使年轻一代读者，也可以从戴煌、陈奉孝、晓枫等人的著述中，了解到老一代人所受的折磨。

政府动用警察力量对签名活动进行威胁的做法，说明在可预见的未来，右派公开信中的要求，仍然只能是孤独的呐喊，而无法达到它所要求的实际效果。五十年过去了，右派们仍然讨不来一个公道。人类文明的进步，历来就是以巨大的痛苦为代价而姗姗来迟的。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但正义却往往是那些身陷困境者的心理慰籍，对有限的生命来说，正义概念可能是空洞的，但谁能逃过历史的审判呢？

除了反右的历史遗留问题之外，文革、民主墙、六四、法轮功等人权迫害，同样是这个时代的隐痛。无论是客观公正的评价，还是对人权受害当事人的赔偿，在统治者和官方控制的媒体而言，都是讳莫如深的话题。

而在海峡对岸，今年是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关于二•二八的讨论比比皆是。二•二八事件的平反同样经历了艰难而漫长的过程：1987年，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之际，陈永兴等人组织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并走上街头，从此以后，“二•二八”在台湾不再是闻之色变的最大禁忌话题，就连许多长期保持沉默的人士和对政治感到冷漠的知识分子，都开始跨出禁区，重新面对历史，思考现实。1989年8月19日（此时，北京的六•四枪声刚刚响过），嘉义市公园立起了全台湾第一座“二•二八”事件纪念碑，民间要求当局为“二•二八”事件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涨。1991年1月17日，台湾当局成立“行政院二•二八事件专案小组”，以处理该事件的相关善后问题。1992年2月28日，“二•二八”纪念活动在台北音乐厅举行，以莫扎特的安魂曲来告慰亡灵，悼念死难者，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李登辉出席致词。1995年2月28日，“二•二八”纪念碑在台北“二•二八”纪念和平公园落成，李登辉代表当局向受难者及其家属道歉。4月7日，立法院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1995年12月18日，行政院成立“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负责受难者赔偿抚恤事宜。至此，用了四十八年的时间，实现了对二•二八事件的重新评价以及对受害者的补偿，但围绕二•二八事件的学术讨论和政治行动并未因此结束，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之际，绿营提案要求把“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名称修正为“赔偿”，并获蓝营认可。事实上，有关二•二八的议题，每每成为绿营向蓝营施加政治压力的法码，显示二•二八问题在台湾不仅是一个历史话题，这是因为，只有在一个专制体制之下，才会发生二•二八这样的惨案并且长期无法被公正处理，而主导镇压二•二八的中国国民党，仍在为当年的镇压承受代价。

同样五十年的时间，台湾社会早已完成对二•二八事件的重新评价，在大陆，别说重新评价，就连反右话题都无法广泛展开，更不用说时间相距较近的文革、六•四等话题了。由是可见中国大陆的社会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时代。这足以使我们认识到，对大规模人权迫害行为的公正评价与赔偿，往往要以民主化进程的开启为前提，当然，从另一方面讲，每一次面向统治者和全社会的平反和赔偿呼吁，将会成为启动民主化变革的动力组成，也就是说，历史的再评价与民主化变革相互助益，正是在这意义上，右派们的呼吁，即使无法获得正面积极回应，仍然是极具价值的。

在台湾，关于二•二八的看法众说纷纭，按照马英九的说法是“官逼民反”，马英九的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官方侵占和骚扰下，也许六十年前的台湾居民确实有过激烈的反抗活动，但谁能说出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或者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中有什么反抗？没有，即使在一九八九年，直到枪声响起之前，学生和市民都完全遵循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只是在血腥的坦克开上大街并公然杀人之后，才有了零星的自发抵抗。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无论反右还是六•四，作为被迫害者的主体，他们所做的，只是一些口头上的抗争以及游行静坐等温和行为，属于和平表达主张的范畴，也就是说，作为历次人权迫害运动的受害者，几乎全是被冤屈的，他们的行为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从《共同纲领》以来的每一部宪法，都明确无误地规定了公民的言论、集会等权利。

更加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在反右和六四事件中，即使按照专制政权的标准（而非法律标准），都有许多完全无辜的受害者，比如，在平时与领导有矛盾，或者爱开玩笑、说怪话的人，在反右中，很容易被硬性填充进一个事先规定好的百分比，再比如山东的某位普通市民，六四事件发生后，他在街上围观，群情激愤中，有人烧了一辆警车，由于他是一名汽车驾驶员，知道汽车燃烧后油箱可能会爆炸，于是迅速跑离现场，但他的反常跑动惊动了盯梢的便衣警察，以为他是点火的骨干分子，于是被一直跟踪到家，并很快被抓捕，判处重刑（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辩解是毫无作用的）。我们很难把反右运动中的受害者都归入反抗者的行列，他们唯一的共同特点就是受害者的身份，如果说有什么反抗的话，倒毋宁说，这一次的右派签名信和4月6日的会议，是针对强权的第一次公开反抗。

这是很难看到具体效果的反抗，不仅如此，公开签名和聚会还可能给签名者带来新的麻烦，我相信，右派们对此是心知肚明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发起签名？

专制社会中，个人被一次次思想学习和政治运动改造为可怜的螺丝钉，作为工具，他们不可以，也不敢有独立的政治意识，如果不是已经退休，很难想象会组织起这样广泛的右派联合签名。也许，退休后的闲暇才使他们接续起某种青春冲动，在生命的暮年，个体生命意识的再次觉醒，使他们必须完整地面对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中年后的“重新安置”并不能抹掉那段痛楚回忆，长期被打入另类的日子，对于个人生活造成的伤害，当事人最有体会，可谓甘苦自知。记得上中学时，班主任是一位数学老师，极具才华，但生性吝啬，每到麦收时节，就找班上的男生去帮他家割麦子，吃饭却总管不饱，于是就每每成为我们背地里嘲笑的对象，就连他那个年轻而又土气的农村媳妇，也成为我们的笑谈。后来才知道，他在上大学时期被打成右派，一直找不到老婆，“改正”后被安置在学校教书，附近农村才有人愿意嫁给他，但他上老有下有小，而且二十年来毫无积蓄，生活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这一点，直到我开始独立谋生才深有体会，并为当年的无知而自责。如果在“改正”的时候，国家予以赔偿，这位班主任老师还会对我们那么吝啬吗？

在一个人的壮年时期，出于生计的现实考虑，他可能不得不放弃一些终极思考，但到了晚年，没有超然的回顾和独立的声音，就无法为生命画上不留遗憾的有尊严的结尾。如今，这些当年的老右们，从年龄上说，真的已经老了，却应了老当益壮的古语，公开地站了出来，这是十分令人敬佩的。事过五十年后，“右派赔偿”的呼吁尤显重要，我们知道，即使在台湾的二•二八赔偿中，至今仍有人指责政府消极——不是积极寻找受害人，而是坐等受害人申请。可见，对受害行为的赔偿，往往是以受害人的主动申诉为前提的，没有受害右派的公开呼吁，反右的这笔糊涂帐，可能就会彻底翻过去，但在杜光等人的公开信之后，事情就不同了，“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时间不是赔偿问题的障碍，关键是把问题第一次公开摆到桌面上。政治性索赔不存在追溯期问题，因为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一直在剥夺他们独立申诉的可能。右派们终将老去，但他们的子女还在，历史最终无法绕开这一页，欠下的帐，早晚要还，这就是天理人道。正如右派们顶着压力在2007年4月6日召开的“反右斗争”五十周年会议上所说：“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共暂时不会赔偿我们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但是我们必须坚持抗争下去，要月月写，年年写，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即使我们日后死了，还要在遗书中委托子女继续催讨欠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千古如此。”

而这种申诉不仅关乎经济赔偿，除了试图对自己的一生有个完整的交代，右派们的索赔行为，事实上也是在为发展中的社会修订规则，构建制度和文化框架。任何不义之举都不应被历史遗忘，而对抗遗忘就是给未来以新的定义。正如我们在台湾所看到的那样，对于二•二八的反思与讨论，在为民主社会奠定坚不可摧的基础，而在前苏联，由于斯大林时期的罪恶被大量揭露，即使在休克疗法造成经济近乎崩溃的时候，民众也绝不希望倒退回社会主义时期。民众虽然暂时无法体会少数受害者的痛苦，但“右派索赔”成功进入历史的声音，终将被放大，并成为未来社会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基础。杜光等人的索赔行为，在今天，已成为整个反右问题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历史并没有结束，杜光等人的呼吁成为右派真正觉醒的第一步，未来的历史教科书上，应该会有这样的一笔记下，使后人重温当年的人权灾难，了解争取民主、人权这一过程的漫长和艰难，由是而懂得珍惜并维护民主制度。

右派们的遭遇不是新鲜事，但在杜光等人的公开信之前，很少有人谈论赔偿问题，往往以为时过境迁，没必要再提。不仅如此，就连文革和六四中的受害者，也多围绕平反而谈论六四，很少言及赔偿。由于不谈赔偿，在时间的流逝中，很多受害者以“认倒霉”的心态割断了自己的历史，选择遗忘，这样一来，又如何指望公众能够体会他们的痛苦？作为八九民运的受害者之一，我对此深有体会。除了对迫害事件的言说和对正义的等待，我们有权利而且也必须讨论索赔问题。单纯作为经济行为，这种索赔有时得不偿失，比如说，本人就曾经因为向原就读大学索要学历不成，反而被学校当局勾结警察端掉了我赖以为生的商店，但我仍然会坚持下去。我相信因参与八九民运被开除学籍或工作的受害人为数不少，但在公众视野里，为什么这一问题却显得似乎并不存在？原因就是我们忽视了持续的申诉与呼吁，我们应该牢记：在所有政治迫害受害者的重新评价和赔偿问题上，当事人的申诉是至关重要的。六四事件中的受害者并不只是惨死在街头的所谓“暴徒”，更多的是被开除学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或因档案中加注一笔而不允许考研、不允许出国等，可是，十八年中，有关赔偿的问题，只有天安门母亲们孤独地呼喊，那种“自认倒霉”的消极心态，既无法对自己交代，也无法对历史交代。

在所有的伤害行为中，政治性伤害的杀伤力是最大的，它不仅伤害当事人自身，有时还连累受害者的家人；它不仅影响受害者一时的生活，甚至会影响其一生的前途与命运。我们在遭受刑事或民事伤害时，一般会选择反抗或申诉，为什么政治性的伤害过后，却会鸦雀无声呢？杜光等“老右派”以公开信的方式，将五十年前那场运动的重新评价与赔偿问题提了出来，实际是给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以启示：对于历史遗留的侵权事件，不管时间多么久远，都要坚持自己的正当权利。

反右运动五十周年来临前，由杜光、戴煌、史若平、李昌玉、铁流等人发起的“总结历史教训、开放言禁、赔偿损失”的公开信，陆续在一些省份得到呼应，并终于促成了4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反右斗争”五十周年纪念会议。这些古稀老人的呼吁并没有得到政府的积极对待，相反，公开信发出之后，呼吁信的签名人却遭受退休前工作单位或警方的压力，不久前，重庆警方仍上门警告蒋文扬先生，声称这样的签名“对你们不利，后果不好。”而在4月6日的会议期间，“一直有两辆身份不名的汽车跟踪守侯”。

这种威胁并不出人意料。五十年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两代人的时间，我们并没有真正走出一九五七年；五十年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两代人的时间，我们的“政治文明”程度几乎仍在原地踏步。黑发已成白发，朝气蓬勃的青春少年已成耄耋老人，政治迫害现象仍大量存在，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仅仅因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参加鸣放（有些受害人甚至连鸣放都没参加），就从一个正常的社会人沦为地富反坏右之一分子，并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受尽屈辱，其中的痛苦与辛酸，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自然知晓，即使年轻一代读者，也可以从戴煌、陈奉孝、晓枫等人的著述中，了解到老一代人所受的折磨。

政府动用警察力量对签名活动进行威胁的做法，说明在可预见的未来，右派公开信中的要求，仍然只能是孤独的呐喊，而无法达到它所要求的实际效果。五十年过去了，右派们仍然讨不来一个公道。人类文明的进步，历来就是以巨大的痛苦为代价而姗姗来迟的。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但正义却往往是那些身陷困境者的心理慰籍，对有限的生命来说，正义概念可能是空洞的，但谁能逃过历史的审判呢？

除了反右的历史遗留问题之外，文革、民主墙、六四、法轮功等人权迫害，同样是这个时代的隐痛。无论是客观公正的评价，还是对人权受害当事人的赔偿，在统治者和官方控制的媒体而言，都是讳莫如深的话题。

而在海峡对岸，今年是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关于二•二八的讨论比比皆是。二•二八事件的平反同样经历了艰难而漫长的过程：1987年，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之际，陈永兴等人组织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并走上街头，从此以后，“二•二八”在台湾不再是闻之色变的最大禁忌话题，就连许多长期保持沉默的人士和对政治感到冷漠的知识分子，都开始跨出禁区，重新面对历史，思考现实。1989年8月19日（此时，北京的六•四枪声刚刚响过），嘉义市公园立起了全台湾第一座“二•二八”事件纪念碑，民间要求当局为“二•二八”事件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涨。1991年1月17日，台湾当局成立“行政院二•二八事件专案小组”，以处理该事件的相关善后问题。1992年2月28日，“二•二八”纪念活动在台北音乐厅举行，以莫扎特的安魂曲来告慰亡灵，悼念死难者，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李登辉出席致词。1995年2月28日，“二•二八”纪念碑在台北“二•二八”纪念和平公园落成，李登辉代表当局向受难者及其家属道歉。4月7日，立法院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1995年12月18日，行政院成立“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负责受难者赔偿抚恤事宜。至此，用了四十八年的时间，实现了对二•二八事件的重新评价以及对受害者的补偿，但围绕二•二八事件的学术讨论和政治行动并未因此结束，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之际，绿营提案要求把“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名称修正为“赔偿”，并获蓝营认可。事实上，有关二•二八的议题，每每成为绿营向蓝营施加政治压力的法码，显示二•二八问题在台湾不仅是一个历史话题，这是因为，只有在一个专制体制之下，才会发生二•二八这样的惨案并且长期无法被公正处理，而主导镇压二•二八的中国国民党，仍在为当年的镇压承受代价。

同样五十年的时间，台湾社会早已完成对二•二八事件的重新评价，在大陆，别说重新评价，就连反右话题都无法广泛展开，更不用说时间相距较近的文革、六•四等话题了。由是可见中国大陆的社会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时代。这足以使我们认识到，对大规模人权迫害行为的公正评价与赔偿，往往要以民主化进程的开启为前提，当然，从另一方面讲，每一次面向统治者和全社会的平反和赔偿呼吁，将会成为启动民主化变革的动力组成，也就是说，历史的再评价与民主化变革相互助益，正是在这意义上，右派们的呼吁，即使无法获得正面积极回应，仍然是极具价值的。

在台湾，关于二•二八的看法众说纷纭，按照马英九的说法是“官逼民反”，马英九的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官方侵占和骚扰下，也许六十年前的台湾居民确实有过激烈的反抗活动，但谁能说出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或者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中有什么反抗？没有，即使在一九八九年，直到枪声响起之前，学生和市民都完全遵循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只是在血腥的坦克开上大街并公然杀人之后，才有了零星的自发抵抗。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无论反右还是六•四，作为被迫害者的主体，他们所做的，只是一些口头上的抗争以及游行静坐等温和行为，属于和平表达主张的范畴，也就是说，作为历次人权迫害运动的受害者，几乎全是被冤屈的，他们的行为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从《共同纲领》以来的每一部宪法，都明确无误地规定了公民的言论、集会等权利。

更加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在反右和六四事件中，即使按照专制政权的标准（而非法律标准），都有许多完全无辜的受害者，比如，在平时与领导有矛盾，或者爱开玩笑、说怪话的人，在反右中，很容易被硬性填充进一个事先规定好的百分比，再比如山东的某位普通市民，六四事件发生后，他在街上围观，群情激愤中，有人烧了一辆警车，由于他是一名汽车驾驶员，知道汽车燃烧后油箱可能会爆炸，于是迅速跑离现场，但他的反常跑动惊动了盯梢的便衣警察，以为他是点火的骨干分子，于是被一直跟踪到家，并很快被抓捕，判处重刑（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辩解是毫无作用的）。我们很难把反右运动中的受害者都归入反抗者的行列，他们唯一的共同特点就是受害者的身份，如果说有什么反抗的话，倒毋宁说，这一次的右派签名信和4月6日的会议，是针对强权的第一次公开反抗。

这是很难看到具体效果的反抗，不仅如此，公开签名和聚会还可能给签名者带来新的麻烦，我相信，右派们对此是心知肚明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发起签名？

专制社会中，个人被一次次思想学习和政治运动改造为可怜的螺丝钉，作为工具，他们不可以，也不敢有独立的政治意识，如果不是已经退休，很难想象会组织起这样广泛的右派联合签名。也许，退休后的闲暇才使他们接续起某种青春冲动，在生命的暮年，个体生命意识的再次觉醒，使他们必须完整地面对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中年后的“重新安置”并不能抹掉那段痛楚回忆，长期被打入另类的日子，对于个人生活造成的伤害，当事人最有体会，可谓甘苦自知。记得上中学时，班主任是一位数学老师，极具才华，但生性吝啬，每到麦收时节，就找班上的男生去帮他家割麦子，吃饭却总管不饱，于是就每每成为我们背地里嘲笑的对象，就连他那个年轻而又土气的农村媳妇，也成为我们的笑谈。后来才知道，他在上大学时期被打成右派，一直找不到老婆，“改正”后被安置在学校教书，附近农村才有人愿意嫁给他，但他上老有下有小，而且二十年来毫无积蓄，生活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这一点，直到我开始独立谋生才深有体会，并为当年的无知而自责。如果在“改正”的时候，国家予以赔偿，这位班主任老师还会对我们那么吝啬吗？

在一个人的壮年时期，出于生计的现实考虑，他可能不得不放弃一些终极思考，但到了晚年，没有超然的回顾和独立的声音，就无法为生命画上不留遗憾的有尊严的结尾。如今，这些当年的老右们，从年龄上说，真的已经老了，却应了老当益壮的古语，公开地站了出来，这是十分令人敬佩的。事过五十年后，“右派赔偿”的呼吁尤显重要，我们知道，即使在台湾的二•二八赔偿中，至今仍有人指责政府消极——不是积极寻找受害人，而是坐等受害人申请。可见，对受害行为的赔偿，往往是以受害人的主动申诉为前提的，没有受害右派的公开呼吁，反右的这笔糊涂帐，可能就会彻底翻过去，但在杜光等人的公开信之后，事情就不同了，“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时间不是赔偿问题的障碍，关键是把问题第一次公开摆到桌面上。政治性索赔不存在追溯期问题，因为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一直在剥夺他们独立申诉的可能。右派们终将老去，但他们的子女还在，历史最终无法绕开这一页，欠下的帐，早晚要还，这就是天理人道。正如右派们顶着压力在2007年4月6日召开的“反右斗争”五十周年会议上所说：“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共暂时不会赔偿我们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但是我们必须坚持抗争下去，要月月写，年年写，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即使我们日后死了，还要在遗书中委托子女继续催讨欠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千古如此。”

而这种申诉不仅关乎经济赔偿，除了试图对自己的一生有个完整的交代，右派们的索赔行为，事实上也是在为发展中的社会修订规则，构建制度和文化框架。任何不义之举都不应被历史遗忘，而对抗遗忘就是给未来以新的定义。正如我们在台湾所看到的那样，对于二•二八的反思与讨论，在为民主社会奠定坚不可摧的基础，而在前苏联，由于斯大林时期的罪恶被大量揭露，即使在休克疗法造成经济近乎崩溃的时候，民众也绝不希望倒退回社会主义时期。民众虽然暂时无法体会少数受害者的痛苦，但“右派索赔”成功进入历史的声音，终将被放大，并成为未来社会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基础。杜光等人的索赔行为，在今天，已成为整个反右问题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历史并没有结束，杜光等人的呼吁成为右派真正觉醒的第一步，未来的历史教科书上，应该会有这样的一笔记下，使后人重温当年的人权灾难，了解争取民主、人权这一过程的漫长和艰难，由是而懂得珍惜并维护民主制度。

右派们的遭遇不是新鲜事，但在杜光等人的公开信之前，很少有人谈论赔偿问题，往往以为时过境迁，没必要再提。不仅如此，就连文革和六四中的受害者，也多围绕平反而谈论六四，很少言及赔偿。由于不谈赔偿，在时间的流逝中，很多受害者以“认倒霉”的心态割断了自己的历史，选择遗忘，这样一来，又如何指望公众能够体会他们的痛苦？作为八九民运的受害者之一，我对此深有体会。除了对迫害事件的言说和对正义的等待，我们有权利而且也必须讨论索赔问题。单纯作为经济行为，这种索赔有时得不偿失，比如说，本人就曾经因为向原就读大学索要学历不成，反而被学校当局勾结警察端掉了我赖以为生的商店，但我仍然会坚持下去。我相信因参与八九民运被开除学籍或工作的受害人为数不少，但在公众视野里，为什么这一问题却显得似乎并不存在？原因就是我们忽视了持续的申诉与呼吁，我们应该牢记：在所有政治迫害受害者的重新评价和赔偿问题上，当事人的申诉是至关重要的。六四事件中的受害者并不只是惨死在街头的所谓“暴徒”，更多的是被开除学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或因档案中加注一笔而不允许考研、不允许出国等，可是，十八年中，有关赔偿的问题，只有天安门母亲们孤独地呼喊，那种“自认倒霉”的消极心态，既无法对自己交代，也无法对历史交代。

在所有的伤害行为中，政治性伤害的杀伤力是最大的，它不仅伤害当事人自身，有时还连累受害者的家人；它不仅影响受害者一时的生活，甚至会影响其一生的前途与命运。我们在遭受刑事或民事伤害时，一般会选择反抗或申诉，为什么政治性的伤害过后，却会鸦雀无声呢？杜光等“老右派”以公开信的方式，将五十年前那场运动的重新评价与赔偿问题提了出来，实际是给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以启示：对于历史遗留的侵权事件，不管时间多么久远，都要坚持自己的正当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