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有人深情地说，如果不批判马寅初，中国就可以少生几亿人。更多的人则是赞赏他不畏权威、坚持真理的精神。但将他的讨论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恐怕既谈不上不畏权威，更谈不上坚持真理。

计划经济的人口逻辑

事实上，在50年代中期，很多学者突然关心起人口问题来了，甚至包括后来组织批判马寅初的人。

人口问题之所以突然成为热点，似乎并不是因为当期人口增长太快——事实上，中国城市的生育率当时已经出现下降趋势。在上海，生育率下降不迟于1955年。人们关心人口问题的一个起因不过是，1953年的人口普查发现，中国人口已不是通常估计的4.5亿，而是5.9亿。人们有点震惊。

不过，更重要的起因则是，当时，国家正雄心勃勃地实施赶超战略，其制度手段就以国营企业为基础的全面计划体制。到50年代中期，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城市的私人经济逐渐被消灭，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全面政府计划体制逐渐建立起来，尤其是苏联援建中国一批工厂，经济领域的计划体制基本成型。

但是，计划经济要能够正常运转，要做到所谓的\"有计划、按比例\"，就不仅要对生产活动进行全面计划，也必须对个人消费活动进行计划，因而，政府逐渐发放各种票证，各个单位、公社建立公共食堂，建立合作商业系统，集中统一消费。同时，政府也必须对各种要素的价格和供应量进行全面控制，只有这样，计划当局能够进行经济计算。

最终，甚至可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计划当局也必须对人本身进行全面控制，其中就包括人的生产，这一控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人口生产涉及到消费品供应，也涉及到公共品供应，更涉及到劳动力供应。如果不对人口进行控制，计划当局根本就无从制定其他方面的计划。关于这一点，米塞斯曾经就1922年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就精辟地指出过：

\"如无对人口增长的管制，全面计划体制就不可设想。这种社会必须有能力阻止其人口规模超出或者降低到某个可欲的界限。它必须努力保持人口始终处于最优规模，从而实现人均最大产出。与任何其他社会秩序一样，它必然把人口过剩或不足都视为坏事。由于在这种体制下，一个基于社会生产工具之私人所有的社会让生育数量与生存资料之限度卸协调的动机不复存在，它就必须管制这个问题本身……可以确信，即使这种社会可能实现\'自由恋爱\'，但它却不可能实现自由生育。可以说，只有在不可欲的生育能被阻止时，每个人已生下来的人的这种权利才存在。在这种社会，跟在任何别的社会一样，总有一些人，\'在自然的盛宴上没有他们的位置\'，在他们可能出生的时候必须向他们下达退出的命令。\"

除生育计划之外，户籍制度也是政府对人口进行计划的一种手段。就在人们热烈讨论人口政策的时候，国家也逐渐建立起户籍制度，到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完全成熟。户籍制度的本质是切断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尤其是阻止乡村人口进入城市，使城市人口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增长。

计划当局为了使其计划看起来比较科学，倾向于不断地扩大自己直接控制的范围，因为，任何一个变量不规则的波动，都会使费尽心血制定出的计划，变得十分荒唐。切断农业人口向城镇的自由流动，是计划当局为城镇国有工业部门制定计划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对人口进行计划，乃是计划体制的内在逻辑所要求的，也是计划体制要正常运转所必须的——尽管米塞斯等学者早就论证了，计划经济根本是不可能的，不过，这已经是另一回事。

马寅初的计划情结

马寅初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气氛中，提出其人口理论的。

当时参与讨论人口问题的几乎所有人，从最高执政者，到普通学者，都以计划经济作为其逻辑出发点。其结论也就不难设想，有学者总结说：当时的理论界认为，中国人口问题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有密切联系，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因素之一的人口，应当包含在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之中，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相适应，人口也必须计划地发展。

批判马寅初的人其实也并不反对控制人口，有人就说：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

对人口进行计划，乃是计划体制信奉者的一条根本而普遍的信念。当然，对人口进行计划，并不必然意味着抑制人口增长。如果决策者信奉另外一种信念，比如相信人多力量大，那也完全可以自上而下地安排人口快速增长。但不论在哪个方向上进行控制，反正都是控制，家庭的生育活动必须纳入国家整体计划，不能由家庭、个人进行自由选择。

马寅初的根本错误正在这里。马氏提出控制人口，不过是为了完善计划体制，让政府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全面控制具有可操作性。他所关心的不是中国的人口问题，而是人口给计划体制带来的麻烦。马寅初在其《新人口论》中为控制人口提出的论证主要有两点：第一，要实现赶超战略，一定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一定要增加积累；要增加积累，就必须控制消费，而要控制消费，就必须控制人口。第二，工业化意味着机械化、自动化，劳动力将趋向于剩余，所以，要保证工业化社会之稳定，必须控制人口。

这些论证十分肤浅，但并不奇怪，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普遍迷信国家计划与政府控制。严重的问题是马寅初设想的控制人口的手段。马寅初说，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第一步要依靠教育。在此之后，即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接下来马寅初说，如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马寅初的论证是：抚养孩子的花费，国家的支出要大于家庭支出，因此国家理应享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马寅初又说：况且控制人口，为的是要提高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使他们能过更快乐更美丽的生活。

这样的论证与断言，恐怕老子、孔子、亚当·斯密、马尔萨斯、路德维希·米塞斯、阿玛蒂亚·森都不会同意。笔者感兴趣的是，马氏后来是否意味着自己已陷入逻辑陷阱：既然他承认政府有如此权力，那政府回过头来管制自己的言论，似乎完全合乎逻辑。

马寅初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有人深情地说，如果不批判马寅初，中国就可以少生几亿人。更多的人则是赞赏他不畏权威、坚持真理的精神。但将他的讨论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恐怕既谈不上不畏权威，更谈不上坚持真理。

计划经济的人口逻辑

事实上，在50年代中期，很多学者突然关心起人口问题来了，甚至包括后来组织批判马寅初的人。

人口问题之所以突然成为热点，似乎并不是因为当期人口增长太快——事实上，中国城市的生育率当时已经出现下降趋势。在上海，生育率下降不迟于1955年。人们关心人口问题的一个起因不过是，1953年的人口普查发现，中国人口已不是通常估计的4.5亿，而是5.9亿。人们有点震惊。

不过，更重要的起因则是，当时，国家正雄心勃勃地实施赶超战略，其制度手段就以国营企业为基础的全面计划体制。到50年代中期，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城市的私人经济逐渐被消灭，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全面政府计划体制逐渐建立起来，尤其是苏联援建中国一批工厂，经济领域的计划体制基本成型。

但是，计划经济要能够正常运转，要做到所谓的\"有计划、按比例\"，就不仅要对生产活动进行全面计划，也必须对个人消费活动进行计划，因而，政府逐渐发放各种票证，各个单位、公社建立公共食堂，建立合作商业系统，集中统一消费。同时，政府也必须对各种要素的价格和供应量进行全面控制，只有这样，计划当局能够进行经济计算。

最终，甚至可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计划当局也必须对人本身进行全面控制，其中就包括人的生产，这一控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人口生产涉及到消费品供应，也涉及到公共品供应，更涉及到劳动力供应。如果不对人口进行控制，计划当局根本就无从制定其他方面的计划。关于这一点，米塞斯曾经就1922年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就精辟地指出过：

\"如无对人口增长的管制，全面计划体制就不可设想。这种社会必须有能力阻止其人口规模超出或者降低到某个可欲的界限。它必须努力保持人口始终处于最优规模，从而实现人均最大产出。与任何其他社会秩序一样，它必然把人口过剩或不足都视为坏事。由于在这种体制下，一个基于社会生产工具之私人所有的社会让生育数量与生存资料之限度卸协调的动机不复存在，它就必须管制这个问题本身……可以确信，即使这种社会可能实现\'自由恋爱\'，但它却不可能实现自由生育。可以说，只有在不可欲的生育能被阻止时，每个人已生下来的人的这种权利才存在。在这种社会，跟在任何别的社会一样，总有一些人，\'在自然的盛宴上没有他们的位置\'，在他们可能出生的时候必须向他们下达退出的命令。\"

除生育计划之外，户籍制度也是政府对人口进行计划的一种手段。就在人们热烈讨论人口政策的时候，国家也逐渐建立起户籍制度，到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完全成熟。户籍制度的本质是切断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尤其是阻止乡村人口进入城市，使城市人口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增长。

计划当局为了使其计划看起来比较科学，倾向于不断地扩大自己直接控制的范围，因为，任何一个变量不规则的波动，都会使费尽心血制定出的计划，变得十分荒唐。切断农业人口向城镇的自由流动，是计划当局为城镇国有工业部门制定计划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对人口进行计划，乃是计划体制的内在逻辑所要求的，也是计划体制要正常运转所必须的——尽管米塞斯等学者早就论证了，计划经济根本是不可能的，不过，这已经是另一回事。

马寅初的计划情结

马寅初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气氛中，提出其人口理论的。

当时参与讨论人口问题的几乎所有人，从最高执政者，到普通学者，都以计划经济作为其逻辑出发点。其结论也就不难设想，有学者总结说：当时的理论界认为，中国人口问题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有密切联系，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因素之一的人口，应当包含在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之中，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相适应，人口也必须计划地发展。

批判马寅初的人其实也并不反对控制人口，有人就说：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

对人口进行计划，乃是计划体制信奉者的一条根本而普遍的信念。当然，对人口进行计划，并不必然意味着抑制人口增长。如果决策者信奉另外一种信念，比如相信人多力量大，那也完全可以自上而下地安排人口快速增长。但不论在哪个方向上进行控制，反正都是控制，家庭的生育活动必须纳入国家整体计划，不能由家庭、个人进行自由选择。

马寅初的根本错误正在这里。马氏提出控制人口，不过是为了完善计划体制，让政府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全面控制具有可操作性。他所关心的不是中国的人口问题，而是人口给计划体制带来的麻烦。马寅初在其《新人口论》中为控制人口提出的论证主要有两点：第一，要实现赶超战略，一定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一定要增加积累；要增加积累，就必须控制消费，而要控制消费，就必须控制人口。第二，工业化意味着机械化、自动化，劳动力将趋向于剩余，所以，要保证工业化社会之稳定，必须控制人口。

这些论证十分肤浅，但并不奇怪，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普遍迷信国家计划与政府控制。严重的问题是马寅初设想的控制人口的手段。马寅初说，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第一步要依靠教育。在此之后，即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接下来马寅初说，如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马寅初的论证是：抚养孩子的花费，国家的支出要大于家庭支出，因此国家理应享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马寅初又说：况且控制人口，为的是要提高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使他们能过更快乐更美丽的生活。

这样的论证与断言，恐怕老子、孔子、亚当·斯密、马尔萨斯、路德维希·米塞斯、阿玛蒂亚·森都不会同意。笔者感兴趣的是，马氏后来是否意味着自己已陷入逻辑陷阱：既然他承认政府有如此权力，那政府回过头来管制自己的言论，似乎完全合乎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