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刘再复先生的《一个年青学者之死》，久久不能平静，那是深藏在我心中的一个结，这个结我不想轻易打开，因为关在闸门后面的是汹涌的心潮。

沈元，这使近代史所大喜大悲的年青学者已经离世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足有两代人之遥，现在所里的人大多不知道他，认识他的人也极少谈到他，有谁知道这被遗忘三十年的人，曾经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掀起一阵阵风潮。

我与沈元并非同事，也与他没有交往，但我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触到他的问题。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工作，协助领导处理学术事务。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荐给学部负责人刘导生的，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荐到黎澍的门下。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学府，有幸的是，刘导生和黎澍都是有胆识而爱惜人才的领导，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相对宽松，沈元才得以走进近代史所的大门。

风波起自1963年第3期《历史研究》发表沈元的《〈急就篇〉研究》一文，这是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就篇》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文章展现了作者对史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的深厚功底和新颖的视角，这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当时的学术界中是一缕春风，使人耳目一新；该文从经济生活来分析社会思想，也颇具历史唯物主义的特色。无论从国学或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考察都是一篇佳作，尤其是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倍加称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老师周予同先生，他一说起沈元就眉飞色舞，兴奋不已；郭沫若甚至赞叹说：“这样的文章我也写不出”；在年轻学者和大学生中也有议论，议论最多的是沈元成了右派才有时间读书，写文章，尽管这是人们的妄加揣测，更不了解右派的辛酸，却把当右派看成可以赢得时间读书的机会，而对自己疲于政治运动，没有时间读书的经历非常感慨，甚至为此愤愤不平。

在大学或研究所没有时间读书！现在看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却是当时一代人的由衷之言，试看从1956年入学，1957年就投入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如火如荼；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不间断地下乡下厂劳动，热火朝天；1959年的交心运动，拔白旗，反右倾，接踵而来，人人如坐针毡。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历史系连毕业论文也甭做了，就草草毕了业。五年制的大学真正埋头读书的时间又能有几何？研究所也不例外，虽说它以著书为本职工作，可都是集体撰写，个人若背着集体私下写作，称为“地下工厂”，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批判，更甭说有独立思考了。几十万字的一本书，十多人参与，相互扯皮，多年不能定稿，成为马拉松。有一年近代史所上报一年的成果统计，全所上百名研究人员却只发表两三篇了无影响的文章。为此哲学社会科学部曾经进行“近代史所为什么出成果少”的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出了个沈元，怎能不引人注目！

沈元来研究所不久，1963年第1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他《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建国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沈元得此优遇，再次博得满堂喝彩，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这“沈元道路”的说法，据说是来自北京大学，其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XX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可这“沈元道路”的说法一传开，反响强烈，复旦大学的周予同在课堂上声称“我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先生的本意无非是强调学生要有时间读书，别无深文大义。可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引起舆论大哗。沈元问题有人控告，有人赞叹，沸沸扬扬，这一下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为此也要有个说法，周扬亲自发话要学部就此问题进行调查，就这样我参与了这项工作。

被调查的对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员，凡被调查的对象对沈元的为人和治学都有所称道。黎澍喜滋滋地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对一个小辈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实在是前所未有，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的震撼可想而知。调查结果认为，对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本人努力改造，积极工作，在街道监督劳动期间表现良好，来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应该以右派论处，文章的检查也没有发现政治错误。其实这一调查仅限于沈元个人，而对社会反响最激烈、最尖锐的“沈元道路”避而不谈，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保护沈元，息事宁人的唯一办法，这也是从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的默契，作为参与调查工作的成员，也乐于保护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其时沈元又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并加以全文转载。改用笔名也是有关领导在调查后的建议，可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风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主席那里，不依不饶，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

其实，以笔名发表的这篇文章，仍是响应党的号召的奉命之作，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完全符合主旋律的，告状的信也绕开文章的本身，直指他脱帽右派的身份。按当时的政策，“右派”这顶帽子，是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特殊称谓，摘掉右派帽子，是矛盾性质转化的标志，这就意味着从敌我阵营，回归到人民队伍，理应享受人民的待遇，再也不应受到歧视。然而这在当时被誉为毛泽东思想一大创造的政策，并非如实奉行，在极左思想的引领下，对这批人依然是冷眼相对，若有对此心存疑虑的，一句话，脱帽右派还是右派，就驳得你哑口无言，更何况帽子还在别人手中，随时可以再抛过来。所以一旦当了右派，脱帽不脱帽，都是档案中永远抹不去的“污点”，背负终身，政治运动一来，又会陷入千人踩、万人踏的境地。从这里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对摘帽右派紧抓不放，为什么顾准直至临终也要拒绝脱帽。问题是，沈元被追堵时并非是运动时期，他是一个出身书香门第，腼腆少语，循规蹈矩的书生，从来没有得罪任何人，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只默默地做一份应职的工作。一些知识分子也与他无仇无怨，又何以这样咄咄逼人，置人于绝路？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份尚属圆满的报告是由范楚玉执笔起草，文革前她已调离。当“文革”风暴来临之际，我担心这份报告会给一些人带来灾难，就私自销毁了，尔后在“文革”翻江倒海的查抄中，再也没有了它的踪影，但这记忆却永远埋在我的心中。

事实上“沈元道路”，也就是当右派才有时间读书的道路，是无法作出结论的伪问题。沈元骄人的成绩，是他的才华和努力的结果，作为右派成为另类，有可能被某些政治运动排除在外，省下参加政治运动的时间，但代之而起的是惩罚性的劳动和精神折磨，同样要耗去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所以“沈元道路”，并非是赢得读书时间的出路，实际上这是知识分子对政治运动厌倦不满而又无奈的臆想，长年被剥夺研究时间的抑郁，无法作出研究成果而又无处诉说的痛楚，都借助“沈元道路”的发挥，一吐为快，这是知识分子被扭曲的心态，强加给沈元的声名，谁又知道这在文革中加重了沈元多少灾难？！

文革到了，为沈元问题多少人遭受折磨！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认罪，刘导生、黎澍不知挨了多少批斗，沈元可想而知。

文革结束后我调到近代史所，那时沈元已按投靠苏修的罪名处死有年了，到所后我从人事处处长陈恕那里得知，沈元之所以逃往苏联大使馆，实在是被逼无奈，文革中他已经结婚，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所里也根本不可能接纳他，沈元与他妻子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他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顾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现在的年青人可能很难理解，那种被亲朋故旧抛弃的痛苦，那呼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的绝望，蝼蚁尚且要惜生，又何况是一个有灵性的年青生命！1956年在他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名学生时，凭着他的聪慧和好奇心，翻译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岂知就是这样一个幼稚、鲁莽的举动，触犯天条，遭受灭顶之灾。反苏本是划右派的重要根据，他竟然在火中取栗，不是极右分子是什么？为此被开除、劳教，流落社会。当初对苏联奉为老大哥，人人都要一边倒，稍有异议的就以右派惩处。殊不知到60年代就已乾坤颠倒，老大哥成为罪大恶极的修正主义，人人都要斥而诛之。又怎能为了一己的生路，潜逃到苏联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当初为伊沦落到地狱，今朝又梦想伊能救他于水火，殊不知愚蠢的他，又一次犯了幼稚、鲁莽的错误。他用鞋油涂黑面孔，化装成黑人潜逃，以为可混过大使馆的门卫，却被轻而易举地揭露，在两国交诟中，这是投奔敌国的行为，毫无疑问，这是叛国，犯了重罪。然而要重判，至少要有出卖情报之类的证据，这是司法常识，可他身处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任何情报可出卖，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只是为保命逃到苏联大使馆，岂能被收留？可这丝毫也没有减轻他的罪过。

在狼烟四起，遍地烽火的文革年代，一个右派叛国投敌的案例，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最佳教材，文革中的领导岂可放过这一机会，公安部门很快就把这一案例交给近代史所的群众进行讨论，名为征求民意，谁又敢说个“不”字！在磨刀霍霍的逼视下，人人都不能不表态，就这样全所一致同意从重从快处以极刑，沈元因此被枪决，终年30岁。

文革后我来到近代史所，悄悄问过一些人，没有一个认为他是该当死罪的，言谈中都有深深的同情，有的还为当时的违心之论怀有内疚，可在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帮他说一句话，哪怕说一句死刑缓办的也没有，一个也没有！假如能缓刑，那就可能保住他的一条命，一个少有的才华横溢的年青生命。可这只是后来人的一厢情愿，是天真的幻想，岂不知，文革中无端丧命的都难以计数，何况还是有端的沈元！以征求民意为名要所在单位讨论，实际上是狠抓阶级斗争教育，甚或是在钓鱼，考验每个人的态度，这是文革中的常事，此种行动说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不为过。由公安人员坐阵，形势之逼人，气氛之严酷，绝不可能有人站出来为他说情，包括最欣赏他，在学术界勇于提出独立见解的黎澍，对他的死刑也没有表示异议。在黑云压城，万马齐喑的氛围中，有异议的也只能深藏内心，而不敢有任何表示。

黎澍是个有良知的学者，当初对处死沈元没有异议，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沈元被揪，更加重了黎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名，他在1964年曾发表《让青春发出光辉》一文，列举一系列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在青年时期就勇于探索，作出贡献的事迹，鼓励年青人及早成才。就是这样一篇好评如潮，与沈元并无关系的短文，也被斥责为沈元张目，对年青人的热情期望被无情地践踏，有何天理可言！沈元之死黎澍也遭受刺心之痛，否则何以在文革结束后，是他，首先提出为沈元平反的问题。要知道这在改革开放初期，也不是没有风险的，事关“叛国”，谁又胆敢染指这一重大案件！有幸的是，刘导生已调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黎澍的建议很快得到刘导生的理解和支持。真是机缘巧合啊！是他俩赏识沈元，把他引进学术界，成就了沈元的声名。沈元在盛名之下遭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厄运，招惹是非，身遭文革浩劫，为避难而引颈就擒，如今也在他俩的努力下，力图放松沈元颈上的绳索，促使北京市公安局重新审定，作出罪不当死的结论，给予平反，了却这一冤案。

如今沈元早已成为枯骨，再也听不到为他不平，为他流泪的亲友的呼唤，但这一结论对他的家人，对所有为他负疚的同仁，是一种解脱。这也只能是对后人的一种象征性的安慰，在文革暴政挤压下的人性，只能容有这一丝余地，留待今日重申，不可弥补的是，沈元永不归来了。

这已是远去的历史了，沈元也早已被人们淡忘，他的后事，家属的下落，也杳无音讯。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因为像他这样被迫逃亡到海外而葆有爱国心的不乏其人。傅雷被错划右派，导致傅聪的出逃，而傅聪的出逃又加重了傅雷的罪名，父子之间的恶性牵连，祸端四起，肇成傅雷夫妇双双自杀，这是傅雷抑或傅聪之过？都不是，叶永烈在《傅聪缘何避走海外》一文中，袒露傅聪出逃的心情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德国汉堡大学著名教授关愚谦也遭遇被迫逃亡的命运，文革中他冒充日本人避难西方，殃及妻儿亲友，被视为十恶不赦，可他也有一颗爱吾中华的心，多年来致力于中德友好工作，并成为德中友好协会的负责人。他们都为当初的行为有深深的自责，可都以赤诚之心努力补救遗憾，续写了流亡后的下文，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并不失为一名爱国者，为此也获得国家的谅解。1978年邓小平批示：“傅（聪）探亲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关愚谦的探亲归来也得到高层领导的同意，并受到国家的礼遇。

时至今日不禁要反思，多年实践而证明的爱国者们，在当年何以要冒“叛逃”的罪名远走他乡？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好人也会被暴政逼得无奈，甘冒人言之大不韪而自救救人，对此只能予以公道的评说。如今他们都已有了完满的结局，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沈元，可叹的是，他已永远没有下文了，生命的戛然终止，使他再无机会表现对国家的忠忱，留下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刺心之痛。
（责任编辑吴思）

看到刘再复先生的《一个年青学者之死》，久久不能平静，那是深藏在我心中的一个结，这个结我不想轻易打开，因为关在闸门后面的是汹涌的心潮。

沈元，这使近代史所大喜大悲的年青学者已经离世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足有两代人之遥，现在所里的人大多不知道他，认识他的人也极少谈到他，有谁知道这被遗忘三十年的人，曾经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掀起一阵阵风潮。

我与沈元并非同事，也与他没有交往，但我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触到他的问题。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工作，协助领导处理学术事务。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荐给学部负责人刘导生的，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荐到黎澍的门下。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学府，有幸的是，刘导生和黎澍都是有胆识而爱惜人才的领导，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相对宽松，沈元才得以走进近代史所的大门。

风波起自1963年第3期《历史研究》发表沈元的《〈急就篇〉研究》一文，这是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就篇》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文章展现了作者对史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的深厚功底和新颖的视角，这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当时的学术界中是一缕春风，使人耳目一新；该文从经济生活来分析社会思想，也颇具历史唯物主义的特色。无论从国学或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考察都是一篇佳作，尤其是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倍加称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老师周予同先生，他一说起沈元就眉飞色舞，兴奋不已；郭沫若甚至赞叹说：“这样的文章我也写不出”；在年轻学者和大学生中也有议论，议论最多的是沈元成了右派才有时间读书，写文章，尽管这是人们的妄加揣测，更不了解右派的辛酸，却把当右派看成可以赢得时间读书的机会，而对自己疲于政治运动，没有时间读书的经历非常感慨，甚至为此愤愤不平。

在大学或研究所没有时间读书！现在看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却是当时一代人的由衷之言，试看从1956年入学，1957年就投入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如火如荼；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不间断地下乡下厂劳动，热火朝天；1959年的交心运动，拔白旗，反右倾，接踵而来，人人如坐针毡。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历史系连毕业论文也甭做了，就草草毕了业。五年制的大学真正埋头读书的时间又能有几何？研究所也不例外，虽说它以著书为本职工作，可都是集体撰写，个人若背着集体私下写作，称为“地下工厂”，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批判，更甭说有独立思考了。几十万字的一本书，十多人参与，相互扯皮，多年不能定稿，成为马拉松。有一年近代史所上报一年的成果统计，全所上百名研究人员却只发表两三篇了无影响的文章。为此哲学社会科学部曾经进行“近代史所为什么出成果少”的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出了个沈元，怎能不引人注目！

沈元来研究所不久，1963年第1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他《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建国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沈元得此优遇，再次博得满堂喝彩，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这“沈元道路”的说法，据说是来自北京大学，其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XX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可这“沈元道路”的说法一传开，反响强烈，复旦大学的周予同在课堂上声称“我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先生的本意无非是强调学生要有时间读书，别无深文大义。可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引起舆论大哗。沈元问题有人控告，有人赞叹，沸沸扬扬，这一下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为此也要有个说法，周扬亲自发话要学部就此问题进行调查，就这样我参与了这项工作。

被调查的对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员，凡被调查的对象对沈元的为人和治学都有所称道。黎澍喜滋滋地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对一个小辈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实在是前所未有，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的震撼可想而知。调查结果认为，对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本人努力改造，积极工作，在街道监督劳动期间表现良好，来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应该以右派论处，文章的检查也没有发现政治错误。其实这一调查仅限于沈元个人，而对社会反响最激烈、最尖锐的“沈元道路”避而不谈，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保护沈元，息事宁人的唯一办法，这也是从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的默契，作为参与调查工作的成员，也乐于保护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其时沈元又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并加以全文转载。改用笔名也是有关领导在调查后的建议，可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风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主席那里，不依不饶，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

其实，以笔名发表的这篇文章，仍是响应党的号召的奉命之作，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完全符合主旋律的，告状的信也绕开文章的本身，直指他脱帽右派的身份。按当时的政策，“右派”这顶帽子，是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特殊称谓，摘掉右派帽子，是矛盾性质转化的标志，这就意味着从敌我阵营，回归到人民队伍，理应享受人民的待遇，再也不应受到歧视。然而这在当时被誉为毛泽东思想一大创造的政策，并非如实奉行，在极左思想的引领下，对这批人依然是冷眼相对，若有对此心存疑虑的，一句话，脱帽右派还是右派，就驳得你哑口无言，更何况帽子还在别人手中，随时可以再抛过来。所以一旦当了右派，脱帽不脱帽，都是档案中永远抹不去的“污点”，背负终身，政治运动一来，又会陷入千人踩、万人踏的境地。从这里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对摘帽右派紧抓不放，为什么顾准直至临终也要拒绝脱帽。问题是，沈元被追堵时并非是运动时期，他是一个出身书香门第，腼腆少语，循规蹈矩的书生，从来没有得罪任何人，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只默默地做一份应职的工作。一些知识分子也与他无仇无怨，又何以这样咄咄逼人，置人于绝路？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份尚属圆满的报告是由范楚玉执笔起草，文革前她已调离。当“文革”风暴来临之际，我担心这份报告会给一些人带来灾难，就私自销毁了，尔后在“文革”翻江倒海的查抄中，再也没有了它的踪影，但这记忆却永远埋在我的心中。

事实上“沈元道路”，也就是当右派才有时间读书的道路，是无法作出结论的伪问题。沈元骄人的成绩，是他的才华和努力的结果，作为右派成为另类，有可能被某些政治运动排除在外，省下参加政治运动的时间，但代之而起的是惩罚性的劳动和精神折磨，同样要耗去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所以“沈元道路”，并非是赢得读书时间的出路，实际上这是知识分子对政治运动厌倦不满而又无奈的臆想，长年被剥夺研究时间的抑郁，无法作出研究成果而又无处诉说的痛楚，都借助“沈元道路”的发挥，一吐为快，这是知识分子被扭曲的心态，强加给沈元的声名，谁又知道这在文革中加重了沈元多少灾难？！

文革到了，为沈元问题多少人遭受折磨！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认罪，刘导生、黎澍不知挨了多少批斗，沈元可想而知。

文革结束后我调到近代史所，那时沈元已按投靠苏修的罪名处死有年了，到所后我从人事处处长陈恕那里得知，沈元之所以逃往苏联大使馆，实在是被逼无奈，文革中他已经结婚，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所里也根本不可能接纳他，沈元与他妻子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他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顾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现在的年青人可能很难理解，那种被亲朋故旧抛弃的痛苦，那呼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的绝望，蝼蚁尚且要惜生，又何况是一个有灵性的年青生命！1956年在他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名学生时，凭着他的聪慧和好奇心，翻译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岂知就是这样一个幼稚、鲁莽的举动，触犯天条，遭受灭顶之灾。反苏本是划右派的重要根据，他竟然在火中取栗，不是极右分子是什么？为此被开除、劳教，流落社会。当初对苏联奉为老大哥，人人都要一边倒，稍有异议的就以右派惩处。殊不知到60年代就已乾坤颠倒，老大哥成为罪大恶极的修正主义，人人都要斥而诛之。又怎能为了一己的生路，潜逃到苏联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当初为伊沦落到地狱，今朝又梦想伊能救他于水火，殊不知愚蠢的他，又一次犯了幼稚、鲁莽的错误。他用鞋油涂黑面孔，化装成黑人潜逃，以为可混过大使馆的门卫，却被轻而易举地揭露，在两国交诟中，这是投奔敌国的行为，毫无疑问，这是叛国，犯了重罪。然而要重判，至少要有出卖情报之类的证据，这是司法常识，可他身处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任何情报可出卖，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只是为保命逃到苏联大使馆，岂能被收留？可这丝毫也没有减轻他的罪过。

在狼烟四起，遍地烽火的文革年代，一个右派叛国投敌的案例，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最佳教材，文革中的领导岂可放过这一机会，公安部门很快就把这一案例交给近代史所的群众进行讨论，名为征求民意，谁又敢说个“不”字！在磨刀霍霍的逼视下，人人都不能不表态，就这样全所一致同意从重从快处以极刑，沈元因此被枪决，终年30岁。

文革后我来到近代史所，悄悄问过一些人，没有一个认为他是该当死罪的，言谈中都有深深的同情，有的还为当时的违心之论怀有内疚，可在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帮他说一句话，哪怕说一句死刑缓办的也没有，一个也没有！假如能缓刑，那就可能保住他的一条命，一个少有的才华横溢的年青生命。可这只是后来人的一厢情愿，是天真的幻想，岂不知，文革中无端丧命的都难以计数，何况还是有端的沈元！以征求民意为名要所在单位讨论，实际上是狠抓阶级斗争教育，甚或是在钓鱼，考验每个人的态度，这是文革中的常事，此种行动说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不为过。由公安人员坐阵，形势之逼人，气氛之严酷，绝不可能有人站出来为他说情，包括最欣赏他，在学术界勇于提出独立见解的黎澍，对他的死刑也没有表示异议。在黑云压城，万马齐喑的氛围中，有异议的也只能深藏内心，而不敢有任何表示。

黎澍是个有良知的学者，当初对处死沈元没有异议，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沈元被揪，更加重了黎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名，他在1964年曾发表《让青春发出光辉》一文，列举一系列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在青年时期就勇于探索，作出贡献的事迹，鼓励年青人及早成才。就是这样一篇好评如潮，与沈元并无关系的短文，也被斥责为沈元张目，对年青人的热情期望被无情地践踏，有何天理可言！沈元之死黎澍也遭受刺心之痛，否则何以在文革结束后，是他，首先提出为沈元平反的问题。要知道这在改革开放初期，也不是没有风险的，事关“叛国”，谁又胆敢染指这一重大案件！有幸的是，刘导生已调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黎澍的建议很快得到刘导生的理解和支持。真是机缘巧合啊！是他俩赏识沈元，把他引进学术界，成就了沈元的声名。沈元在盛名之下遭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厄运，招惹是非，身遭文革浩劫，为避难而引颈就擒，如今也在他俩的努力下，力图放松沈元颈上的绳索，促使北京市公安局重新审定，作出罪不当死的结论，给予平反，了却这一冤案。

如今沈元早已成为枯骨，再也听不到为他不平，为他流泪的亲友的呼唤，但这一结论对他的家人，对所有为他负疚的同仁，是一种解脱。这也只能是对后人的一种象征性的安慰，在文革暴政挤压下的人性，只能容有这一丝余地，留待今日重申，不可弥补的是，沈元永不归来了。

这已是远去的历史了，沈元也早已被人们淡忘，他的后事，家属的下落，也杳无音讯。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因为像他这样被迫逃亡到海外而葆有爱国心的不乏其人。傅雷被错划右派，导致傅聪的出逃，而傅聪的出逃又加重了傅雷的罪名，父子之间的恶性牵连，祸端四起，肇成傅雷夫妇双双自杀，这是傅雷抑或傅聪之过？都不是，叶永烈在《傅聪缘何避走海外》一文中，袒露傅聪出逃的心情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德国汉堡大学著名教授关愚谦也遭遇被迫逃亡的命运，文革中他冒充日本人避难西方，殃及妻儿亲友，被视为十恶不赦，可他也有一颗爱吾中华的心，多年来致力于中德友好工作，并成为德中友好协会的负责人。他们都为当初的行为有深深的自责，可都以赤诚之心努力补救遗憾，续写了流亡后的下文，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并不失为一名爱国者，为此也获得国家的谅解。1978年邓小平批示：“傅（聪）探亲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关愚谦的探亲归来也得到高层领导的同意，并受到国家的礼遇。

时至今日不禁要反思，多年实践而证明的爱国者们，在当年何以要冒“叛逃”的罪名远走他乡？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好人也会被暴政逼得无奈，甘冒人言之大不韪而自救救人，对此只能予以公道的评说。如今他们都已有了完满的结局，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沈元，可叹的是，他已永远没有下文了，生命的戛然终止，使他再无机会表现对国家的忠忱，留下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刺心之痛。
（责任编辑吴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