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

 


看到刘再复先生的《一个年青学者之死》,久久不能平静,那是深藏在我心中的一个结,这个结我不想轻易打开,因为关在闸门后面的是汹涌的心潮。


沈元,这使近代史所大喜大悲的年青学者已经离世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足有两代人之遥,现在所里的人大多不知道他,认识他的人也极少谈到他,有谁知道这被遗忘三十年的人,曾经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掀起一阵阵风潮。


我与沈元并非同事,也与他没有交往,但我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触到他的问题。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工作,协助领导处理学术事务。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荐给学部负责人刘导生的,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荐到黎澍的门下。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学府,有幸的是,刘导生和黎澍都是有胆识而爱惜人才的领导,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相对宽松,沈元才得以走进近代史所的大门。


风波起自1963年第3期《历史研究》发表沈元的《〈急就篇〉研究》一文,这是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就篇》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文章展现了作者对史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的深厚功底和新颖的视角,这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当时的学术界中是一缕春风,使人耳目一新;该文从经济生活来分析社会思想,也颇具历史唯物主义的特色。无论从国学或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考察都是一篇佳作,尤其是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倍加称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老师周予同先生,他一说起沈元就眉飞色舞,兴奋不已;郭沫若甚至赞叹说:“这样的文章我也写不出”;在年轻学者和大学生中也有议论,议论最多的是沈元成了右派才有时间读书,写文章,尽管这是人们的妄加揣测,更不了解右派的辛酸,却把当右派看成可以赢得时间读书的机会,而对自己疲于政治运动,没有时间读书的经历非常感慨,甚至为此愤愤不平。


在大学或研究所没有时间读书!现在看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却是当时一代人的由衷之言,试看从1956年入学,1957年就投入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如火如荼;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不间断地下乡下厂劳动,热火朝天;1959年的交心运动,拔白旗,反右倾,接踵而来,人人如坐针毡。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历史系连毕业论文也甭做了,就草草毕了业。五年制的大学真正埋头读书的时间又能有几何?研究所也不例外,虽说它以著书为本职工作,可都是集体撰写,个人若背着集体私下写作,称为“地下工厂”,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批判,更甭说有独立思考了。几十万字的一本书,十多人参与,相互扯皮,多年不能定稿,成为马拉松。有一年近代史所上报一年的成果统计,全所上百名研究人员却只发表两三篇了无影响的文章。为此哲学社会科学部曾经进行“近代史所为什么出成果少”的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出了个沈元,怎能不引人注目!


沈元来研究所不久,1963年第1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他《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建国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沈元得此优遇,再次博得满堂喝彩,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这“沈元道路”的说法,据说是来自北京大学,其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XX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可这“沈元道路”的说法一传开,反响强烈,复旦大学的周予同在课堂上声称“我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先生的本意无非是强调学生要有时间读书,别无深文大义。可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引起舆论大哗。沈元问题有人控告,有人赞叹,沸沸扬扬,这一下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为此也要有个说法,周扬亲自发话要学部就此问题进行调查,就这样我参与了这项工作。


被调查的对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员,凡被调查的对象对沈元的为人和治学都有所称道。黎澍喜滋滋地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对一个小辈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实在是前所未有,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的震撼可想而知。调查结果认为,对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本人努力改造,积极工作,在街道监督劳动期间表现良好,来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应该以右派论处,文章的检查也没有发现政治错误。其实这一调查仅限于沈元个人,而对社会反响最激烈、最尖锐的“沈元道路”避而不谈,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保护沈元,息事宁人的唯一办法,这也是从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的默契,作为参与调查工作的成员,也乐于保护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其时沈元又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并加以全文转载。改用笔名也是有关领导在调查后的建议,可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风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主席那里,不依不饶,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


其实,以笔名发表的这篇文章,仍是响应党的号召的奉命之作,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完全符合主旋律的,告状的信也绕开文章的本身,直指他脱帽右派的身份。按当时的政策,“右派”这顶帽子,是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特殊称谓,摘掉右派帽子,是矛盾性质转化的标志,这就意味着从敌我阵营,回归到人民队伍,理应享受人民的待遇,再也不应受到歧视。然而这在当时被誉为毛泽东思想一大创造的政策,并非如实奉行,在极左思想的引领下,对这批人依然是冷眼相对,若有对此心存疑虑的,一句话,脱帽右派还是右派,就驳得你哑口无言,更何况帽子还在别人手中,随时可以再抛过来。所以一旦当了右派,脱帽不脱帽,都是档案中永远抹不去的“污点”,背负终身,政治运动一来,又会陷入千人踩、万人踏的境地。从这里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对摘帽右派紧抓不放,为什么顾准直至临终也要拒绝脱帽。问题是,沈元被追堵时并非是运动时期,他是一个出身书香门第,腼腆少语,循规蹈矩的书生,从来没有得罪任何人,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只默默地做一份应职的工作。一些知识分子也与他无仇无怨,又何以这样咄咄逼人,置人于绝路?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份尚属圆满的报告是由范楚玉执笔起草,文革前她已调离。当“文革”风暴来临之际,我担心这份报告会给一些人带来灾难,就私自销毁了,尔后在“文革”翻江倒海的查抄中,再也没有了它的踪影,但这记忆却永远埋在我的心中。


事实上“沈元道路”,也就是当右派才有时间读书的道路,是无法作出结论的伪问题。沈元骄人的成绩,是他的才华和努力的结果,作为右派成为另类,有可能被某些政治运动排除在外,省下参加政治运动的时间,但代之而起的是惩罚性的劳动和精神折磨,同样要耗去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所以“沈元道路”,并非是赢得读书时间的出路,实际上这是知识分子对政治运动厌倦不满而又无奈的臆想,长年被剥夺研究时间的抑郁,无法作出研究成果而又无处诉说的痛楚,都借助“沈元道路”的发挥,一吐为快,这是知识分子被扭曲的心态,强加给沈元的声名,谁又知道这在文革中加重了沈元多少灾难?!


文革到了,为沈元问题多少人遭受折磨!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认罪,刘导生、黎澍不知挨了多少批斗,沈元可想而知。


文革结束后我调到近代史所,那时沈元已按投靠苏修的罪名处死有年了,到所后我从人事处处长陈恕那里得知,沈元之所以逃往苏联大使馆,实在是被逼无奈,文革中他已经结婚,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所里也根本不可能接纳他,沈元与他妻子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他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顾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现在的年青人可能很难理解,那种被亲朋故旧抛弃的痛苦,那呼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的绝望,蝼蚁尚且要惜生,又何况是一个有灵性的年青生命!1956年在他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名学生时,凭着他的聪慧和好奇心,翻译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岂知就是这样一个幼稚、鲁莽的举动,触犯天条,遭受灭顶之灾。反苏本是划右派的重要根据,他竟然在火中取栗,不是极右分子是什么?为此被开除、劳教,流落社会。当初对苏联奉为老大哥,人人都要一边倒,稍有异议的就以右派惩处。殊不知到60年代就已乾坤颠倒,老大哥成为罪大恶极的修正主义,人人都要斥而诛之。又怎能为了一己的生路,潜逃到苏联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当初为伊沦落到地狱,今朝又梦想伊能救他于水火,殊不知愚蠢的他,又一次犯了幼稚、鲁莽的错误。他用鞋油涂黑面孔,化装成黑人潜逃,以为可混过大使馆的门卫,却被轻而易举地揭露,在两国交诟中,这是投奔敌国的行为,毫无疑问,这是叛国,犯了重罪。然而要重判,至少要有出卖情报之类的证据,这是司法常识,可他身处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任何情报可出卖,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只是为保命逃到苏联大使馆,岂能被收留?可这丝毫也没有减轻他的罪过。


在狼烟四起,遍地烽火的文革年代,一个右派叛国投敌的案例,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最佳教材,文革中的领导岂可放过这一机会,公安部门很快就把这一案例交给近代史所的群众进行讨论,名为征求民意,谁又敢说个“不”字!在磨刀霍霍的逼视下,人人都不能不表态,就这样全所一致同意从重从快处以极刑,沈元因此被枪决,终年30岁。


文革后我来到近代史所,悄悄问过一些人,没有一个认为他是该当死罪的,言谈中都有深深的同情,有的还为当时的违心之论怀有内疚,可在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帮他说一句话,哪怕说一句死刑缓办的也没有,一个也没有!假如能缓刑,那就可能保住他的一条命,一个少有的才华横溢的年青生命。可这只是后来人的一厢情愿,是天真的幻想,岂不知,文革中无端丧命的都难以计数,何况还是有端的沈元!以征求民意为名要所在单位讨论,实际上是狠抓阶级斗争教育,甚或是在钓鱼,考验每个人的态度,这是文革中的常事,此种行动说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不为过。由公安人员坐阵,形势之逼人,气氛之严酷,绝不可能有人站出来为他说情,包括最欣赏他,在学术界勇于提出独立见解的黎澍,对他的死刑也没有表示异议。在黑云压城,万马齐喑的氛围中,有异议的也只能深藏内心,而不敢有任何表示。


黎澍是个有良知的学者,当初对处死沈元没有异议,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沈元被揪,更加重了黎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名,他在1964年曾发表《让青春发出光辉》一文,列举一系列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在青年时期就勇于探索,作出贡献的事迹,鼓励年青人及早成才。就是这样一篇好评如潮,与沈元并无关系的短文,也被斥责为沈元张目,对年青人的热情期望被无情地践踏,有何天理可言!沈元之死黎澍也遭受刺心之痛,否则何以在文革结束后,是他,首先提出为沈元平反的问题。要知道这在改革开放初期,也不是没有风险的,事关“叛国”,谁又胆敢染指这一重大案件!有幸的是,刘导生已调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黎澍的建议很快得到刘导生的理解和支持。真是机缘巧合啊!是他俩赏识沈元,把他引进学术界,成就了沈元的声名。沈元在盛名之下遭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厄运,招惹是非,身遭文革浩劫,为避难而引颈就擒,如今也在他俩的努力下,力图放松沈元颈上的绳索,促使北京市公安局重新审定,作出罪不当死的结论,给予平反,了却这一冤案。


如今沈元早已成为枯骨,再也听不到为他不平,为他流泪的亲友的呼唤,但这一结论对他的家人,对所有为他负疚的同仁,是一种解脱。这也只能是对后人的一种象征性的安慰,在文革暴政挤压下的人性,只能容有这一丝余地,留待今日重申,不可弥补的是,沈元永不归来了。


这已是远去的历史了,沈元也早已被人们淡忘,他的后事,家属的下落,也杳无音讯。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因为像他这样被迫逃亡到海外而葆有爱国心的不乏其人。傅雷被错划右派,导致傅聪的出逃,而傅聪的出逃又加重了傅雷的罪名,父子之间的恶性牵连,祸端四起,肇成傅雷夫妇双双自杀,这是傅雷抑或傅聪之过?都不是,叶永烈在《傅聪缘何避走海外》一文中,袒露傅聪出逃的心情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德国汉堡大学著名教授关愚谦也遭遇被迫逃亡的命运,文革中他冒充日本人避难西方,殃及妻儿亲友,被视为十恶不赦,可他也有一颗爱吾中华的心,多年来致力于中德友好工作,并成为德中友好协会的负责人。他们都为当初的行为有深深的自责,可都以赤诚之心努力补救遗憾,续写了流亡后的下文,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并不失为一名爱国者,为此也获得国家的谅解。1978年邓小平批示:“傅(聪)探亲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关愚谦的探亲归来也得到高层领导的同意,并受到国家的礼遇。


时至今日不禁要反思,多年实践而证明的爱国者们,在当年何以要冒“叛逃”的罪名远走他乡?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好人也会被暴政逼得无奈,甘冒人言之大不韪而自救救人,对此只能予以公道的评说。如今他们都已有了完满的结局,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沈元,可叹的是,他已永远没有下文了,生命的戛然终止,使他再无机会表现对国家的忠忱,留下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刺心之痛。
(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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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

 


看到刘再复先生的《一个年青学者之死》,久久不能平静,那是深藏在我心中的一个结,这个结我不想轻易打开,因为关在闸门后面的是汹涌的心潮。


沈元,这使近代史所大喜大悲的年青学者已经离世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足有两代人之遥,现在所里的人大多不知道他,认识他的人也极少谈到他,有谁知道这被遗忘三十年的人,曾经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掀起一阵阵风潮。


我与沈元并非同事,也与他没有交往,但我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触到他的问题。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工作,协助领导处理学术事务。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荐给学部负责人刘导生的,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荐到黎澍的门下。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学府,有幸的是,刘导生和黎澍都是有胆识而爱惜人才的领导,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相对宽松,沈元才得以走进近代史所的大门。


风波起自1963年第3期《历史研究》发表沈元的《〈急就篇〉研究》一文,这是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就篇》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文章展现了作者对史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的深厚功底和新颖的视角,这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当时的学术界中是一缕春风,使人耳目一新;该文从经济生活来分析社会思想,也颇具历史唯物主义的特色。无论从国学或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考察都是一篇佳作,尤其是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倍加称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老师周予同先生,他一说起沈元就眉飞色舞,兴奋不已;郭沫若甚至赞叹说:“这样的文章我也写不出”;在年轻学者和大学生中也有议论,议论最多的是沈元成了右派才有时间读书,写文章,尽管这是人们的妄加揣测,更不了解右派的辛酸,却把当右派看成可以赢得时间读书的机会,而对自己疲于政治运动,没有时间读书的经历非常感慨,甚至为此愤愤不平。


在大学或研究所没有时间读书!现在看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却是当时一代人的由衷之言,试看从1956年入学,1957年就投入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如火如荼;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不间断地下乡下厂劳动,热火朝天;1959年的交心运动,拔白旗,反右倾,接踵而来,人人如坐针毡。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历史系连毕业论文也甭做了,就草草毕了业。五年制的大学真正埋头读书的时间又能有几何?研究所也不例外,虽说它以著书为本职工作,可都是集体撰写,个人若背着集体私下写作,称为“地下工厂”,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批判,更甭说有独立思考了。几十万字的一本书,十多人参与,相互扯皮,多年不能定稿,成为马拉松。有一年近代史所上报一年的成果统计,全所上百名研究人员却只发表两三篇了无影响的文章。为此哲学社会科学部曾经进行“近代史所为什么出成果少”的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出了个沈元,怎能不引人注目!


沈元来研究所不久,1963年第1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他《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建国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沈元得此优遇,再次博得满堂喝彩,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这“沈元道路”的说法,据说是来自北京大学,其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XX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可这“沈元道路”的说法一传开,反响强烈,复旦大学的周予同在课堂上声称“我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先生的本意无非是强调学生要有时间读书,别无深文大义。可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引起舆论大哗。沈元问题有人控告,有人赞叹,沸沸扬扬,这一下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为此也要有个说法,周扬亲自发话要学部就此问题进行调查,就这样我参与了这项工作。


被调查的对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员,凡被调查的对象对沈元的为人和治学都有所称道。黎澍喜滋滋地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对一个小辈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实在是前所未有,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的震撼可想而知。调查结果认为,对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本人努力改造,积极工作,在街道监督劳动期间表现良好,来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应该以右派论处,文章的检查也没有发现政治错误。其实这一调查仅限于沈元个人,而对社会反响最激烈、最尖锐的“沈元道路”避而不谈,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保护沈元,息事宁人的唯一办法,这也是从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的默契,作为参与调查工作的成员,也乐于保护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其时沈元又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并加以全文转载。改用笔名也是有关领导在调查后的建议,可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风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主席那里,不依不饶,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


其实,以笔名发表的这篇文章,仍是响应党的号召的奉命之作,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完全符合主旋律的,告状的信也绕开文章的本身,直指他脱帽右派的身份。按当时的政策,“右派”这顶帽子,是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特殊称谓,摘掉右派帽子,是矛盾性质转化的标志,这就意味着从敌我阵营,回归到人民队伍,理应享受人民的待遇,再也不应受到歧视。然而这在当时被誉为毛泽东思想一大创造的政策,并非如实奉行,在极左思想的引领下,对这批人依然是冷眼相对,若有对此心存疑虑的,一句话,脱帽右派还是右派,就驳得你哑口无言,更何况帽子还在别人手中,随时可以再抛过来。所以一旦当了右派,脱帽不脱帽,都是档案中永远抹不去的“污点”,背负终身,政治运动一来,又会陷入千人踩、万人踏的境地。从这里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对摘帽右派紧抓不放,为什么顾准直至临终也要拒绝脱帽。问题是,沈元被追堵时并非是运动时期,他是一个出身书香门第,腼腆少语,循规蹈矩的书生,从来没有得罪任何人,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只默默地做一份应职的工作。一些知识分子也与他无仇无怨,又何以这样咄咄逼人,置人于绝路?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份尚属圆满的报告是由范楚玉执笔起草,文革前她已调离。当“文革”风暴来临之际,我担心这份报告会给一些人带来灾难,就私自销毁了,尔后在“文革”翻江倒海的查抄中,再也没有了它的踪影,但这记忆却永远埋在我的心中。


事实上“沈元道路”,也就是当右派才有时间读书的道路,是无法作出结论的伪问题。沈元骄人的成绩,是他的才华和努力的结果,作为右派成为另类,有可能被某些政治运动排除在外,省下参加政治运动的时间,但代之而起的是惩罚性的劳动和精神折磨,同样要耗去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所以“沈元道路”,并非是赢得读书时间的出路,实际上这是知识分子对政治运动厌倦不满而又无奈的臆想,长年被剥夺研究时间的抑郁,无法作出研究成果而又无处诉说的痛楚,都借助“沈元道路”的发挥,一吐为快,这是知识分子被扭曲的心态,强加给沈元的声名,谁又知道这在文革中加重了沈元多少灾难?!


文革到了,为沈元问题多少人遭受折磨!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认罪,刘导生、黎澍不知挨了多少批斗,沈元可想而知。


文革结束后我调到近代史所,那时沈元已按投靠苏修的罪名处死有年了,到所后我从人事处处长陈恕那里得知,沈元之所以逃往苏联大使馆,实在是被逼无奈,文革中他已经结婚,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所里也根本不可能接纳他,沈元与他妻子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他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顾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现在的年青人可能很难理解,那种被亲朋故旧抛弃的痛苦,那呼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的绝望,蝼蚁尚且要惜生,又何况是一个有灵性的年青生命!1956年在他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名学生时,凭着他的聪慧和好奇心,翻译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岂知就是这样一个幼稚、鲁莽的举动,触犯天条,遭受灭顶之灾。反苏本是划右派的重要根据,他竟然在火中取栗,不是极右分子是什么?为此被开除、劳教,流落社会。当初对苏联奉为老大哥,人人都要一边倒,稍有异议的就以右派惩处。殊不知到60年代就已乾坤颠倒,老大哥成为罪大恶极的修正主义,人人都要斥而诛之。又怎能为了一己的生路,潜逃到苏联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当初为伊沦落到地狱,今朝又梦想伊能救他于水火,殊不知愚蠢的他,又一次犯了幼稚、鲁莽的错误。他用鞋油涂黑面孔,化装成黑人潜逃,以为可混过大使馆的门卫,却被轻而易举地揭露,在两国交诟中,这是投奔敌国的行为,毫无疑问,这是叛国,犯了重罪。然而要重判,至少要有出卖情报之类的证据,这是司法常识,可他身处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任何情报可出卖,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只是为保命逃到苏联大使馆,岂能被收留?可这丝毫也没有减轻他的罪过。


在狼烟四起,遍地烽火的文革年代,一个右派叛国投敌的案例,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最佳教材,文革中的领导岂可放过这一机会,公安部门很快就把这一案例交给近代史所的群众进行讨论,名为征求民意,谁又敢说个“不”字!在磨刀霍霍的逼视下,人人都不能不表态,就这样全所一致同意从重从快处以极刑,沈元因此被枪决,终年30岁。


文革后我来到近代史所,悄悄问过一些人,没有一个认为他是该当死罪的,言谈中都有深深的同情,有的还为当时的违心之论怀有内疚,可在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帮他说一句话,哪怕说一句死刑缓办的也没有,一个也没有!假如能缓刑,那就可能保住他的一条命,一个少有的才华横溢的年青生命。可这只是后来人的一厢情愿,是天真的幻想,岂不知,文革中无端丧命的都难以计数,何况还是有端的沈元!以征求民意为名要所在单位讨论,实际上是狠抓阶级斗争教育,甚或是在钓鱼,考验每个人的态度,这是文革中的常事,此种行动说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不为过。由公安人员坐阵,形势之逼人,气氛之严酷,绝不可能有人站出来为他说情,包括最欣赏他,在学术界勇于提出独立见解的黎澍,对他的死刑也没有表示异议。在黑云压城,万马齐喑的氛围中,有异议的也只能深藏内心,而不敢有任何表示。


黎澍是个有良知的学者,当初对处死沈元没有异议,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沈元被揪,更加重了黎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名,他在1964年曾发表《让青春发出光辉》一文,列举一系列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在青年时期就勇于探索,作出贡献的事迹,鼓励年青人及早成才。就是这样一篇好评如潮,与沈元并无关系的短文,也被斥责为沈元张目,对年青人的热情期望被无情地践踏,有何天理可言!沈元之死黎澍也遭受刺心之痛,否则何以在文革结束后,是他,首先提出为沈元平反的问题。要知道这在改革开放初期,也不是没有风险的,事关“叛国”,谁又胆敢染指这一重大案件!有幸的是,刘导生已调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黎澍的建议很快得到刘导生的理解和支持。真是机缘巧合啊!是他俩赏识沈元,把他引进学术界,成就了沈元的声名。沈元在盛名之下遭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厄运,招惹是非,身遭文革浩劫,为避难而引颈就擒,如今也在他俩的努力下,力图放松沈元颈上的绳索,促使北京市公安局重新审定,作出罪不当死的结论,给予平反,了却这一冤案。


如今沈元早已成为枯骨,再也听不到为他不平,为他流泪的亲友的呼唤,但这一结论对他的家人,对所有为他负疚的同仁,是一种解脱。这也只能是对后人的一种象征性的安慰,在文革暴政挤压下的人性,只能容有这一丝余地,留待今日重申,不可弥补的是,沈元永不归来了。


这已是远去的历史了,沈元也早已被人们淡忘,他的后事,家属的下落,也杳无音讯。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因为像他这样被迫逃亡到海外而葆有爱国心的不乏其人。傅雷被错划右派,导致傅聪的出逃,而傅聪的出逃又加重了傅雷的罪名,父子之间的恶性牵连,祸端四起,肇成傅雷夫妇双双自杀,这是傅雷抑或傅聪之过?都不是,叶永烈在《傅聪缘何避走海外》一文中,袒露傅聪出逃的心情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德国汉堡大学著名教授关愚谦也遭遇被迫逃亡的命运,文革中他冒充日本人避难西方,殃及妻儿亲友,被视为十恶不赦,可他也有一颗爱吾中华的心,多年来致力于中德友好工作,并成为德中友好协会的负责人。他们都为当初的行为有深深的自责,可都以赤诚之心努力补救遗憾,续写了流亡后的下文,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并不失为一名爱国者,为此也获得国家的谅解。1978年邓小平批示:“傅(聪)探亲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关愚谦的探亲归来也得到高层领导的同意,并受到国家的礼遇。


时至今日不禁要反思,多年实践而证明的爱国者们,在当年何以要冒“叛逃”的罪名远走他乡?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好人也会被暴政逼得无奈,甘冒人言之大不韪而自救救人,对此只能予以公道的评说。如今他们都已有了完满的结局,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沈元,可叹的是,他已永远没有下文了,生命的戛然终止,使他再无机会表现对国家的忠忱,留下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刺心之痛。
(责任编辑吴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