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南非图图大主教访问台湾，与民进党前主席林义雄及其女儿林奂均会面。会面地点即选在如今已经改为光义教会的当年林家血案的发生地。一九八零年，林义雄尚在狱中，凶徒闯入林宅，挥刀砍死林母及双胞胎女儿。长女林奂均身中数刀，倒在血泊之中，却奇迹般地幸存下来。此案直到今天仍未侦破，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图图与林义雄在这一化恨为爱、化暴力为和平的地点会面，极具象征意义。两人年龄相差十岁，人生机遇大不相同，却有偶然的巧合：两人一辈子都在对抗“国民党”，一个是南非的国民党白人政权，另一个则是威权统治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在两国初步实现了民主化之后，两人一直致力于推动社会正义和族群和解的工作。

在此次历史性的会谈中，图图与台湾的政治受难者家属们分享了“爱、宽恕与和解”的经验。他强调指出，如果能够先宽恕，受害人便成为自主的主体，而不再是受制于加害人的客体。“如果受害人坚持加害人必须先道歉，才愿意宽恕，反而让自己成为被主宰的一方；主动宽恕，意味你有自主权。”

林义雄回应说，“爱、宽恕与和解”是台湾社会走向未来的基本价值所在。他个人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政治迫害的痛苦和生命阴影，也比任何人都有资格报复与索取，他却主动放弃了仇恨之路，屡屡呼吁台湾社会实现族群的和谐。他还特意写过一篇祷文，祈求台湾母亲能够眷顾土地上的子民，使得族群不再争执对立，把傲慢与偏见从心中连根拔除。因此，对于已然走出哀伤和悲痛的林家而言，凶手究竟是谁、幕后元凶究竟是谁，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让台湾民众记住历史，并携手创造未来。

当年死里逃生的林奂均，也向客人们诉说了林宅血案发生时的情形。当听到她描述祖母遇害断气前仍声声呼喊她的名字的时候，在场人士无不为之动容。林奂均告诉大家，小时候一她直想复仇，后来到了美国接触到教会并受洗成为基督徒，才逐渐懂得宽恕。后来，她与一位美国传教士缔结了美好的婚姻，目前致力于宣教事务。如今，她穿着泳装游泳的时候，身上几道长长的伤疤还历历在目，但心灵已经平静如水。林奂均表示，她会平静地将自己和家族所遭遇的一切告诉子女们。她原本不可能宽恕那个造成她们一家伤痛的人，但上帝让一切变得可能。

图图听完了林家的故事之后说，林家父女的故事让他深深感受人性的良善。这个血案现场，原本会有很多悲伤、愤怒及复仇的意念，现在却充满了宽恕与爱；先前不幸的死亡已化为种子，长出美好的大树及盛开的花朵。图图还指出，大家都称赞他主持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功劳巨大，但他必须澄清，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愿意到委员会陈述自己故事的人。如果他们不愿出席，或者出席时哭喊“我要报复”，委员会就无法成事。

当我读到台湾媒体上对图图大主教与林义雄父女会面的相关报道的时候，不禁感慨万千。我期盼着有一天，图图主教能够亲自访问中国大陆，能够与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及其他“六•四”难属会面。我相信，那又将是一次历史性的会面。在台湾，包括“二•二八”、美丽岛以及林家惨案在内的若干历史伤痕，正在缓慢地愈合之中。但在中国大陆，“六•四”屠杀仍然是一个不能在公开场合触及的话题。中共当局对天安门事件的定义从“反革命暴乱”变为“动乱”，再变为“政治风波”，说明刽子手的自信心正在一步步地减弱，但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当局一直禁止在公开媒体上对此进行讨论。经历过天安门事件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是一个禁区的事实；而在“六•四”之后成长起来的、更年轻的孩子们，已经根本不知道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了。

长期以来，失去孩子和亲人的天安门难属们，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寻求真相与公义、宽恕与和解。丁子霖女士和丈夫蒋培坤先生，在失去爱子之后，毅然公开这一惨剧，从而成为中共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本来都是人民大学的着名学者，却因此被解除教职，被迫离开了心爱的讲台。面对官方的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他们不为所动，而将丧子之痛转化为对更多难属的关爱。

这些年来，丁子霖和蒋培坤老师拖着病体，足迹遍布偏远的乡村，将海外募捐而来的救济款亲手送到一个又一个难属的手中。在许多贫困的乡村，一个农民家庭好不容易才出一名大学生，全家节衣缩食供养孩子上学，期望他将来能够改变家族的命运。当孩子死难的消息传来，整个家庭顿时崩溃了。之后，他们还长期受到当局的骚扰和迫害，并被禁止悼念失去的亲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丁老师和蒋老师转去的捐款以及两位老师带去的安慰，成为这些深陷于苦难与哀痛之中的家庭惟一的支撑。在大屠杀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形成的犬儒主义的社会氛围中，“天安门母亲”群体将一个又一个的难属聚集在一起，成为这个时代良知和道义的象征。在我看来，“天安门母亲”群体是当今中国惟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耶稣说，“爱人如自”、“爱你的邻舍”；中国古代的先贤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多年以来，“天安门母亲”不仅为死难的亲人呼吁，也为被警察打死的孙志刚、为杀害的太石村村民等所有被专制政权戕害的生命呼吁。同时，他们在血泪和哀痛中，亦多次申明宽恕与和解的信念，他们不寻求报复，但要求真相的公布，要求正义的降临。他们呼吁开枪的士兵和军官站出来陈述事实，也呼吁高官们公开决策的过程。他们没有敌人意识，即便是“六四”刽子手之一的李鹏，在其被剥夺回忆录的权利的时候，他们亦为之呼吁。李鹏固然是导致天安门屠杀的“犯罪嫌疑人”之一，但在其尚未被正式审判并定罪之前，他的公民权（包括出版自由）亦应受到宪法的保护。“天安门母亲”们的呼吁是正当的、正常的，也展现出了博大的胸襟与气度。

多年以来，海内外多少民运团体和异议知识分子群体分崩离析、斗争不断，惟有“天安门母亲”群体以爱心联结，以公义为冠冕，即便是官方和其他别有用心的人士的挑拨，也无法使之瓦解。这一事实再次说明：以利益为纽带的组织终究会出现裂痕与纷争，而以爱为根基的群体则如同溪水边的大树不畏风雨。

真正的爱，不是单单爱那些可爱的人，而是必须包括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甚至是仇敌。这也正是“天安门母亲”们的主张。然而，最可怕的现实是，深深的仇恨已经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四处蔓延。在此背景下，“天安门母亲”们对和解与宽恕的吁求，反倒遭到某些“革命者”居高临下、蛮横独断的非难与嘲讽。由于他们自身缺乏道义的力量，便把“天安门母亲”看作是夺权路上的绊脚石。某个以未来的总统自居的“大律师”，责难丁子霖女士不敢上街与中共“决战”。他自己在被捕之后却以保护妻儿为名签署悔过书，并理直气壮地说这没有什么不对，人们应当容忍人性的软弱，变脸之快让人瞠目结舌。某个躲进加拿大神学院的“天安门一代”，在国内十多年忙于赚钱和过着婚外淫乱的生活，刚一出国全家团聚、呼吸上了自由的空气，便恶毒地咒骂丁子霖女士是“软骨头”。某个以“政法系”首脑自居的法学博士，多次语出惊人地宣称，我们宣布将来要杀他几十万共产党官员，当然我们到时候不一定真的去杀，但就是要让共产党感到心惊肉跳。

这就是某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反对派人士”的道德状况和思维方式。这些人沉浸在“你死我活”的暴力文化之中，完全丧失了爱与宽恕的能力。他们当中有的人是法学家和律师，有的人还自称基督徒，但所作所为完全不符合法学的理念和基督信仰的核心。他们正在与他们所反对的对象（中共）变得越来越相似。他们那颗只相信“成王败寇”的权谋之心，根本无法理解天安门母亲的苦心与爱心。这些人士内心深处嫉妒“天安门母亲”的荣誉，他们不是化嫉妒为动力，好好学习“天安门母亲”所坚守的追求真相、公义和宽容的原则，却残忍地往难属们的伤口上撒盐，并洋洋得意地宣示说：“看哪，我多勇敢！”他们真的有那么勇敢吗？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爱和宽恕一直被看作是一件奢侈品，非暴力也一直被视为弱者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中共当局的僵化与暴虐、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再加上热衷暴力和崇尚绝对思维的反对者阵营，使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远比台湾更为艰难。今天，台湾的暴力仅仅限于部分立法委员在国会里面打架，蓝绿的对立、族群的风化，并未造成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台湾的政治人物和民众还在学习如何民主地生活的过程中，但反对暴力革命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尽管我不认同施明德在“倒扁”（当然我也不认同陈水扁家族的腐败）运动中的所作所为，但施明德毕竟持守了非暴力的底线，仅此而论，过于自恋的施明德就与中国大陆某些想当山大王的英雄大侠们仍然大相径庭。在“红衫军”包围总统府的时候，有人提出冲进总统府接管政权，以当时汹涌的民意及悲情而言，总统府的那一点卫兵根本挡不住数十万民众的冲锋。但是，施明德还是没有犯这个最低级的错误——换了中国大陆那些熟读《毛选》、《孙子兵法》和《资治通鉴》的厚黑大师们，早就冲进去抢着坐金銮殿了。

后来，施明德在接受《联合豹》记者访问的时候，谈到了五个不能进攻总统府的理由：第一，我们是号召民众以“和平、非暴力”的诉求来的，如果一看到人多，我的野心、私心就跑出来，还有那么多妇女、小孩在这里。我怎么对这些人交代？怎么对我的信念和后代子孙交代？第二，台湾现在的民主，是我们催生出来的。当我们一进去，台湾就变得和菲律宾、泰国、中南美洲那些国家一样，三不五时就政变。这个民主新生儿，我不忍心把它掐死，潘多拉的盒子绝对不能打开。第三，贪腐有法院可以处理，有国会可以处理，不能用兵变、政变处理贪腐。第四是即便抓到陈水扁，难道要成立军事审判委员会，将台湾的体制全部翻掉吗？第五是中国的因素，中国是否会因为台湾内乱而出兵呢？这些谈话，虽然有不少属于自我溢美之词，但施明德总算有“箭在弦上而不发”的大勇，比起大陆人某些手无寸铁却喊打喊杀的“匹夫之勇”来，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在中国大陆，仇恨正在暗潮汹涌，暴力正在寻觅裂缝，像洪秀全、毛泽东那样的野心家正在伺机活动。某些阴谋家和权谋士，在公开场合装模作样地、滔滔不绝地谈论甘地、图图和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思想”，在私下里却奉《毛选》、《孙子兵法》和《资治通鉴》为圭臬，或纸上谈兵地策划政变，或试图将上访人群当作夺权的炮灰。他们四处招兵买马，封官许愿，还没有“永安建制”，便开始“分封诸王”了。同时，他们对于那些不愿与之合流的人（包括“天安门母亲”在内），对于那些选择以自己的方式反对独裁制度的人，便立即恶语相对、群起而讨伐，恨不得除之而后快。这些自诩为未来中国的掌权们，对宽恕和爱不以为然，却对谋略和权术孜孜以求。遗憾的是，这就是如今中国的“反对派”的普遍状况。今天，反对者亦需要具备健康的心态、宽恕的胸怀和爱的能力。反对者不能自我英雄化和神圣化，并由此获得拒绝批评的权力——“谁批评我，谁就是共产党的帮凶”，这是一种多么独断、多么偏执的逻辑啊！

同样可怕的是，长期以来，若干海外的媒体也形成了“谁高调谁就是英雄”的思维，大肆报道那些充满怨毒、充满仇恨、充满谎言的“坚决反共”的人与事。谁预言中共更早垮台，谁就能够获得更多的掌声；谁有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的表演天赋，谁就是当之无愧的“民主之父”。有些自己以为自己比太阳还要伟大的人物，在自由社会里本来该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却被捧为“当代英雄”。不久之后，当这些人与事蜕变为一桩桩丑闻的时候，这些媒体却又立刻对此保持沉默，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这些年来，我不断看到一个英雄被制造出来，然后垮掉，接着再制造另外一个英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我只能摇头叹息，中共当局却躲在一边偷着乐。

另一方面，像“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女士所言说的清醒、理性的声音，不仅在国内媒体上得不到表达，在海外媒体上也遭到冷淡甚至封杀——因为这样的表达缺乏彻底的“革命勇气”，也就缺乏足够的“新闻效应”。海内外“二元对立”的思维互相激荡，源远流长的暴力文化持久熏陶，使得“天安门母亲”们的理性、宽容和慈悲之念，成为空谷回音。这就形成了一种难以遏制的恶性循环。南非模式和林家的大爱，离今天的中国大陆依然遥不可及。

诚如《圣经》中所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熄灭，南非经验和台湾经验都是值得中国大陆分享和学习的。只有化解仇恨、解毒暴力，在不久的将来，当局和民间才能共同妥善解决天安门屠杀的遗留问题，并由此开启中国政治民主化之路。我期盼着，图图大主教和林义雄父女，能够在中国发生剧变之前访问中国大陆，将“爱、宽恕与和解”的信息传递给中国人民，并且与“天安门母亲”们一起，为多灾多难的中国祈祷与祝福。中国再不需要刘邦、项羽、孙中山、毛泽东式的，以百姓性命为草芥、以个人权力为旨归的“革命者”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历史必须就此终止。我更期盼着，天安门事件不再仅仅是仇恨与苦难的记忆，而升华成为宽容与和平的起点。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初稿，三十日改定

日前，南非图图大主教访问台湾，与民进党前主席林义雄及其女儿林奂均会面。会面地点即选在如今已经改为光义教会的当年林家血案的发生地。一九八零年，林义雄尚在狱中，凶徒闯入林宅，挥刀砍死林母及双胞胎女儿。长女林奂均身中数刀，倒在血泊之中，却奇迹般地幸存下来。此案直到今天仍未侦破，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图图与林义雄在这一化恨为爱、化暴力为和平的地点会面，极具象征意义。两人年龄相差十岁，人生机遇大不相同，却有偶然的巧合：两人一辈子都在对抗“国民党”，一个是南非的国民党白人政权，另一个则是威权统治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在两国初步实现了民主化之后，两人一直致力于推动社会正义和族群和解的工作。

在此次历史性的会谈中，图图与台湾的政治受难者家属们分享了“爱、宽恕与和解”的经验。他强调指出，如果能够先宽恕，受害人便成为自主的主体，而不再是受制于加害人的客体。“如果受害人坚持加害人必须先道歉，才愿意宽恕，反而让自己成为被主宰的一方；主动宽恕，意味你有自主权。”

林义雄回应说，“爱、宽恕与和解”是台湾社会走向未来的基本价值所在。他个人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政治迫害的痛苦和生命阴影，也比任何人都有资格报复与索取，他却主动放弃了仇恨之路，屡屡呼吁台湾社会实现族群的和谐。他还特意写过一篇祷文，祈求台湾母亲能够眷顾土地上的子民，使得族群不再争执对立，把傲慢与偏见从心中连根拔除。因此，对于已然走出哀伤和悲痛的林家而言，凶手究竟是谁、幕后元凶究竟是谁，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让台湾民众记住历史，并携手创造未来。

当年死里逃生的林奂均，也向客人们诉说了林宅血案发生时的情形。当听到她描述祖母遇害断气前仍声声呼喊她的名字的时候，在场人士无不为之动容。林奂均告诉大家，小时候一她直想复仇，后来到了美国接触到教会并受洗成为基督徒，才逐渐懂得宽恕。后来，她与一位美国传教士缔结了美好的婚姻，目前致力于宣教事务。如今，她穿着泳装游泳的时候，身上几道长长的伤疤还历历在目，但心灵已经平静如水。林奂均表示，她会平静地将自己和家族所遭遇的一切告诉子女们。她原本不可能宽恕那个造成她们一家伤痛的人，但上帝让一切变得可能。

图图听完了林家的故事之后说，林家父女的故事让他深深感受人性的良善。这个血案现场，原本会有很多悲伤、愤怒及复仇的意念，现在却充满了宽恕与爱；先前不幸的死亡已化为种子，长出美好的大树及盛开的花朵。图图还指出，大家都称赞他主持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功劳巨大，但他必须澄清，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愿意到委员会陈述自己故事的人。如果他们不愿出席，或者出席时哭喊“我要报复”，委员会就无法成事。

当我读到台湾媒体上对图图大主教与林义雄父女会面的相关报道的时候，不禁感慨万千。我期盼着有一天，图图主教能够亲自访问中国大陆，能够与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及其他“六•四”难属会面。我相信，那又将是一次历史性的会面。在台湾，包括“二•二八”、美丽岛以及林家惨案在内的若干历史伤痕，正在缓慢地愈合之中。但在中国大陆，“六•四”屠杀仍然是一个不能在公开场合触及的话题。中共当局对天安门事件的定义从“反革命暴乱”变为“动乱”，再变为“政治风波”，说明刽子手的自信心正在一步步地减弱，但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当局一直禁止在公开媒体上对此进行讨论。经历过天安门事件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是一个禁区的事实；而在“六•四”之后成长起来的、更年轻的孩子们，已经根本不知道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了。

长期以来，失去孩子和亲人的天安门难属们，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寻求真相与公义、宽恕与和解。丁子霖女士和丈夫蒋培坤先生，在失去爱子之后，毅然公开这一惨剧，从而成为中共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本来都是人民大学的着名学者，却因此被解除教职，被迫离开了心爱的讲台。面对官方的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他们不为所动，而将丧子之痛转化为对更多难属的关爱。

这些年来，丁子霖和蒋培坤老师拖着病体，足迹遍布偏远的乡村，将海外募捐而来的救济款亲手送到一个又一个难属的手中。在许多贫困的乡村，一个农民家庭好不容易才出一名大学生，全家节衣缩食供养孩子上学，期望他将来能够改变家族的命运。当孩子死难的消息传来，整个家庭顿时崩溃了。之后，他们还长期受到当局的骚扰和迫害，并被禁止悼念失去的亲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丁老师和蒋老师转去的捐款以及两位老师带去的安慰，成为这些深陷于苦难与哀痛之中的家庭惟一的支撑。在大屠杀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形成的犬儒主义的社会氛围中，“天安门母亲”群体将一个又一个的难属聚集在一起，成为这个时代良知和道义的象征。在我看来，“天安门母亲”群体是当今中国惟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耶稣说，“爱人如自”、“爱你的邻舍”；中国古代的先贤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多年以来，“天安门母亲”不仅为死难的亲人呼吁，也为被警察打死的孙志刚、为杀害的太石村村民等所有被专制政权戕害的生命呼吁。同时，他们在血泪和哀痛中，亦多次申明宽恕与和解的信念，他们不寻求报复，但要求真相的公布，要求正义的降临。他们呼吁开枪的士兵和军官站出来陈述事实，也呼吁高官们公开决策的过程。他们没有敌人意识，即便是“六四”刽子手之一的李鹏，在其被剥夺回忆录的权利的时候，他们亦为之呼吁。李鹏固然是导致天安门屠杀的“犯罪嫌疑人”之一，但在其尚未被正式审判并定罪之前，他的公民权（包括出版自由）亦应受到宪法的保护。“天安门母亲”们的呼吁是正当的、正常的，也展现出了博大的胸襟与气度。

多年以来，海内外多少民运团体和异议知识分子群体分崩离析、斗争不断，惟有“天安门母亲”群体以爱心联结，以公义为冠冕，即便是官方和其他别有用心的人士的挑拨，也无法使之瓦解。这一事实再次说明：以利益为纽带的组织终究会出现裂痕与纷争，而以爱为根基的群体则如同溪水边的大树不畏风雨。

真正的爱，不是单单爱那些可爱的人，而是必须包括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甚至是仇敌。这也正是“天安门母亲”们的主张。然而，最可怕的现实是，深深的仇恨已经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四处蔓延。在此背景下，“天安门母亲”们对和解与宽恕的吁求，反倒遭到某些“革命者”居高临下、蛮横独断的非难与嘲讽。由于他们自身缺乏道义的力量，便把“天安门母亲”看作是夺权路上的绊脚石。某个以未来的总统自居的“大律师”，责难丁子霖女士不敢上街与中共“决战”。他自己在被捕之后却以保护妻儿为名签署悔过书，并理直气壮地说这没有什么不对，人们应当容忍人性的软弱，变脸之快让人瞠目结舌。某个躲进加拿大神学院的“天安门一代”，在国内十多年忙于赚钱和过着婚外淫乱的生活，刚一出国全家团聚、呼吸上了自由的空气，便恶毒地咒骂丁子霖女士是“软骨头”。某个以“政法系”首脑自居的法学博士，多次语出惊人地宣称，我们宣布将来要杀他几十万共产党官员，当然我们到时候不一定真的去杀，但就是要让共产党感到心惊肉跳。

这就是某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反对派人士”的道德状况和思维方式。这些人沉浸在“你死我活”的暴力文化之中，完全丧失了爱与宽恕的能力。他们当中有的人是法学家和律师，有的人还自称基督徒，但所作所为完全不符合法学的理念和基督信仰的核心。他们正在与他们所反对的对象（中共）变得越来越相似。他们那颗只相信“成王败寇”的权谋之心，根本无法理解天安门母亲的苦心与爱心。这些人士内心深处嫉妒“天安门母亲”的荣誉，他们不是化嫉妒为动力，好好学习“天安门母亲”所坚守的追求真相、公义和宽容的原则，却残忍地往难属们的伤口上撒盐，并洋洋得意地宣示说：“看哪，我多勇敢！”他们真的有那么勇敢吗？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爱和宽恕一直被看作是一件奢侈品，非暴力也一直被视为弱者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中共当局的僵化与暴虐、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再加上热衷暴力和崇尚绝对思维的反对者阵营，使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远比台湾更为艰难。今天，台湾的暴力仅仅限于部分立法委员在国会里面打架，蓝绿的对立、族群的风化，并未造成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台湾的政治人物和民众还在学习如何民主地生活的过程中，但反对暴力革命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尽管我不认同施明德在“倒扁”（当然我也不认同陈水扁家族的腐败）运动中的所作所为，但施明德毕竟持守了非暴力的底线，仅此而论，过于自恋的施明德就与中国大陆某些想当山大王的英雄大侠们仍然大相径庭。在“红衫军”包围总统府的时候，有人提出冲进总统府接管政权，以当时汹涌的民意及悲情而言，总统府的那一点卫兵根本挡不住数十万民众的冲锋。但是，施明德还是没有犯这个最低级的错误——换了中国大陆那些熟读《毛选》、《孙子兵法》和《资治通鉴》的厚黑大师们，早就冲进去抢着坐金銮殿了。

后来，施明德在接受《联合豹》记者访问的时候，谈到了五个不能进攻总统府的理由：第一，我们是号召民众以“和平、非暴力”的诉求来的，如果一看到人多，我的野心、私心就跑出来，还有那么多妇女、小孩在这里。我怎么对这些人交代？怎么对我的信念和后代子孙交代？第二，台湾现在的民主，是我们催生出来的。当我们一进去，台湾就变得和菲律宾、泰国、中南美洲那些国家一样，三不五时就政变。这个民主新生儿，我不忍心把它掐死，潘多拉的盒子绝对不能打开。第三，贪腐有法院可以处理，有国会可以处理，不能用兵变、政变处理贪腐。第四是即便抓到陈水扁，难道要成立军事审判委员会，将台湾的体制全部翻掉吗？第五是中国的因素，中国是否会因为台湾内乱而出兵呢？这些谈话，虽然有不少属于自我溢美之词，但施明德总算有“箭在弦上而不发”的大勇，比起大陆人某些手无寸铁却喊打喊杀的“匹夫之勇”来，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在中国大陆，仇恨正在暗潮汹涌，暴力正在寻觅裂缝，像洪秀全、毛泽东那样的野心家正在伺机活动。某些阴谋家和权谋士，在公开场合装模作样地、滔滔不绝地谈论甘地、图图和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思想”，在私下里却奉《毛选》、《孙子兵法》和《资治通鉴》为圭臬，或纸上谈兵地策划政变，或试图将上访人群当作夺权的炮灰。他们四处招兵买马，封官许愿，还没有“永安建制”，便开始“分封诸王”了。同时，他们对于那些不愿与之合流的人（包括“天安门母亲”在内），对于那些选择以自己的方式反对独裁制度的人，便立即恶语相对、群起而讨伐，恨不得除之而后快。这些自诩为未来中国的掌权们，对宽恕和爱不以为然，却对谋略和权术孜孜以求。遗憾的是，这就是如今中国的“反对派”的普遍状况。今天，反对者亦需要具备健康的心态、宽恕的胸怀和爱的能力。反对者不能自我英雄化和神圣化，并由此获得拒绝批评的权力——“谁批评我，谁就是共产党的帮凶”，这是一种多么独断、多么偏执的逻辑啊！

同样可怕的是，长期以来，若干海外的媒体也形成了“谁高调谁就是英雄”的思维，大肆报道那些充满怨毒、充满仇恨、充满谎言的“坚决反共”的人与事。谁预言中共更早垮台，谁就能够获得更多的掌声；谁有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的表演天赋，谁就是当之无愧的“民主之父”。有些自己以为自己比太阳还要伟大的人物，在自由社会里本来该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却被捧为“当代英雄”。不久之后，当这些人与事蜕变为一桩桩丑闻的时候，这些媒体却又立刻对此保持沉默，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这些年来，我不断看到一个英雄被制造出来，然后垮掉，接着再制造另外一个英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我只能摇头叹息，中共当局却躲在一边偷着乐。

另一方面，像“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女士所言说的清醒、理性的声音，不仅在国内媒体上得不到表达，在海外媒体上也遭到冷淡甚至封杀——因为这样的表达缺乏彻底的“革命勇气”，也就缺乏足够的“新闻效应”。海内外“二元对立”的思维互相激荡，源远流长的暴力文化持久熏陶，使得“天安门母亲”们的理性、宽容和慈悲之念，成为空谷回音。这就形成了一种难以遏制的恶性循环。南非模式和林家的大爱，离今天的中国大陆依然遥不可及。

诚如《圣经》中所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熄灭，南非经验和台湾经验都是值得中国大陆分享和学习的。只有化解仇恨、解毒暴力，在不久的将来，当局和民间才能共同妥善解决天安门屠杀的遗留问题，并由此开启中国政治民主化之路。我期盼着，图图大主教和林义雄父女，能够在中国发生剧变之前访问中国大陆，将“爱、宽恕与和解”的信息传递给中国人民，并且与“天安门母亲”们一起，为多灾多难的中国祈祷与祝福。中国再不需要刘邦、项羽、孙中山、毛泽东式的，以百姓性命为草芥、以个人权力为旨归的“革命者”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历史必须就此终止。我更期盼着，天安门事件不再仅仅是仇恨与苦难的记忆，而升华成为宽容与和平的起点。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初稿，三十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