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张戎回乡记（之三） 张朴 |
| （作者提示：本文纯属个人观感，议事议人，信马由缰。一不小心，如果磕着碰着了谁，还望多担待） [一] 我和张戎离开北京到成都，正逢落花时节。走在成都的锦江河畔，仍然满眼清绿。我把北京与成都有一比：北京城大而无当，生活在其中，犹如一滴水落入大海，感觉是无影无踪。成都更像舒适的小窝，一壶茶，一盘麻将，一碟瓜子，消磨终日，连阳光也变得懒洋洋的。 翘首以待的老母亲早已备下浅斟微酌的家宴，分别数年后的相聚之喜，化作无尽的“龙门阵”。随后是亲朋好友的轮番盛情款待。尽管许多人听说过张戎写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但酒席上的经常性话题，却总是：吃什么？怎样吃？看来，最让成都人感兴趣的，也就是“吃”了。数不尽的美食佳肴，年年花样翻新。我们去过一家叫“谭鱼头”的餐馆，不过就是吃鱼头，居然装潢胜似五星级宾馆。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它的宏大规模：仅接待吃客的前厅，就能轻易容下数百人！ 我还有个发现：餐馆里的吃客们，几乎没有不是坏脾气的，哪怕要一张擦手的纸巾，也会冲着服务员又叫又骂。我很不习惯，问其中一位朋友：你就不能客气一点？他语含挖苦地回答说：你娃“英国”绅士也是少见多怪，这跟前有哪个不是这样子。 当我多呆了些日子，也就逐渐明白了：在表面的粗鲁和蛮横背后，掩饰着人心的浮躁与焦虑，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冷酷世界，人人都缺乏安全感，你只能随时表现强势，才会叫人瞧得起。这是一个缺乏诚信的病态社会，人们的交往充满了互不信任与明争暗斗。你得时刻保持警觉：在占别人的便宜时，小心别让人占了你的便宜。活得够累够烦是吧，进餐馆花钱买个轻松，焉能不吆三喝四，尽兴发泄？ 如果要我在这种环境里长期生活，会不会也一样：冲着餐馆服务员又叫又骂？ [二] 张戎想体验一下成都人的文化生活。为此我费尽心思。中国形同文化沙漠，眼下除了北京还有几片“绿洲”外，其他城市大都只剩下几棵摆摆样子的“仙人掌”了。 我听说夜总会里的表演还有点意思，就怂恿张戎去观看。两场下来，高呼上当。那台上不是一群红男绿女在蹦蹦跳跳，就是一对半老爷娘唱东北二人转，插科打诨，拿各自母亲的生殖器逗乐儿。我们又去游览了新近落成的仿明清建筑群“锦里”。据说“锦里”荟萃了成都的历代文化。结果呢，倒是有人在表演传统曲艺“金钱板”，而商店里热卖的，却是印度来的廉价首饰，我还瞧见有人扮作《水浒传》中的武松，从街面上招摇过市。 朋友们都说：你落伍了，现在人玩的是享受。如今最流行的有：洗脚、搓背、桶蒸。张戎全没兴趣。我去试了几次，大有斩获：所谓“洗脚”，就是把你的脚指头掰成两半儿再接上。所谓“搓背”，等于从你脊梁上先扒下一层皮。至于“桶蒸”，更邪乎，你基本上是品尝了一下馒头怎样被蒸熟的滋味。 由于要到美国汽车公司克莱斯勒的年会作演讲，张戎未能久住，很快去了香港。从北京到成都，短短的十来天，她看望了许多老朋友，结交了一些新朋友，见识了不少有趣的事。我们还去了青城后山为父亲扫墓。离京前传出的毛泽民后人要上法院告状的消息，仍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有传闻说，成都的某些人，包括当年在一个大院里长大的所谓“干部子弟”，扬言要对张戎采取“革命行动”。但最终也没见到这些人的踪影。 [三] 我又多住了几天。毕竟曾做过记者，总想多听听，多看看。 我给一位律师朋友打电话。此人不仅见多识广，而且语多惊人。他的名言是：律师的关系网有多大，成功率就有多高。他还宣称：当律师跟做商人没两样，都是为了搞钱。他曾问我：你知道我们是如何拉客户的吗？接着他开始表演怎样在客户面前拍胸脯：没问题，法院院长是我哥儿们。这个法官呀，他是我小舅子！ 我每次回来几乎都要找他聊天。这次我们约好晚上十点在某商务会所见面。我按时赶去。会所设在一座巨厦内，外观极其花哨，彩灯、霓虹灯、探照灯相映生辉，亮透了半边天。我刚走进门，耳边轰响起一片山呼海啸般的欢迎声：先生好！只见两边并排站着二、三十个女孩，一色的低胸开领超短裙，个个冲你笑盈盈，宛如天仙。 我被其中一个女孩领到预定房间，才发现这不过是一间装修奢华的“卡拉OK”室，我原以为商务会所像茶楼一样，里面摆着麻将桌、宜兴紫砂壶，人们围坐着抽雪茄烟谈生意。 律师朋友已在恭候。他告诉我，刚跟某法官谈完一件刑事案。我记得上次跟他见面，也是在一间“卡拉OK”室，也是听他说在跟法官谈什么什么案，不同的是，这次的场面要气派得多。看来律师朋友发大了。 你不是不接刑事案吗？我疑惑地问。这位老兄曾说过，犯刑事案的多是穷人，办一次案，挣两三百元，还不够塞牙缝的。要做就做经济案子，做企业的法律顾问，那才能肥起来。 这回的情况不同，律师朋友回答说，某富翁的公子差点把人砍死，富翁愿拿出几十万元消灾，希望只判个缓刑。看着律师朋友志得意满的样子，我想八成他已经跟法官达成默契。 律师成了中介，事成后大家都有钱分，这就是中国特色。最令我惊讶的在于：律师朋友毫不掩饰，还带着几分炫耀。他当然很清楚这是违法勾当，但他照干不误。 类似现象，在中国比比皆是。 我的医生朋友，十元钱能治的病，他可以开出三百元的药方。他当然很晓得这是丧失医德，但他照行不误。 我的生意人朋友，花大量时间陪厅长局长们吃饭打牌，用尽办法贿赂官家。他从中捞的盆满钵满。他当然很知道这是肮脏交易，但他照做不误。 我的官员朋友，掌管着油水充裕的项目。他的生财之道与众不同，他从不收受贿赂。投标者来了，比如，报价一百万。他会这样说：你的报价太低，你报两百万吧。结果多出的一百万就进了他和同伙们的腰包。他当然很明白这是不义之财，但他照贪不误。 在中国，人人都在骂现实的黑暗，人人都知道为什么黑暗，甚至人人都能说出扫除黑暗的办法。但人人又都在与黑暗妥协，欲从黑暗那里分一勺羹。这些人成了中共政权得以保持稳定的基础。 [四] 我开始讥笑律师朋友的做法。我说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有敢于主持正义、反抗黑暗、愿为弱势群体维权、不为金钱折腰的律师。我问他听说过维权律师高智晟吗？ 他说他听说过。接着他反唇相讥，笑我太天真，连基本常识都不懂。 什么是基本常识？律师朋友继续说，在中国做律师，每年都要交律师注册费，还要向司法部门交管理费。这笔钱在成都就是好几万元。做律师的能不能生存下去，靠的是有没有人找你帮忙打官司。 高智晟在北京能混下去吗？不可能！北京城冠盖如云，虎踞龙盘。像他连大学都没读过的自学出来的律师，毫无背景，毫无关系，毫无资历，从未听说过他打赢过任何官司。既然没有任何优势，也就不会有任何客户上门找他。 这时我忍不住插话：你说了半天，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你别着急呀，律师朋友皱了皱眉头说，在北京生活，费用昂贵，高智晟连北京户口也没有，他靠什么养他的两个孩子，没有工作的妻子，还有房子、车子、孩子的学费？他的金钱危机一定很重。 我吃惊地问：你的意思是，高智晟是为了钱才去做维权的事？ 律师朋友冷笑了一声：刚开始他可能是出于某种正义感。但我敢断言，有人给了他钱，或者许诺给钱，他才会、也才能够继续扮演要他承担的角色。如果没钱挣，我看他不会去冒坐牢的风险。这也算是一种风险投资吧。 我不以为然，冲着律师朋友挖苦说：给你钱，你敢做么？ [五] 律师朋友显然不想跟我顶牛，把话题一转说：我要让你开开眼，看中国人是怎样喝葡萄酒的。 不一会儿，刚才引我进门的女孩端来一瓶红葡萄酒和两听可口可乐。她把葡萄酒连同可口可乐一起倒入一个装满冰块的大玻璃瓶。就在她弯下腰时，撅起的后部赫然露出了她的一部分丁字形内裤，很像夹在日本相扑手的屁股上的布条。 在伦敦街头，像这样的穿着，正风行一时。律师朋友朝我眨巴着眼说：咱们“与国际接轨”的速度，还不慢吧。他略作停顿，又说：英国男人还是太保守。我问：何以见得？他说他在网上看到一项调查，发现英国男人中嫖娼的只占百分之十。 你知道中国的开放程度吗？律师朋友两眼放光，显得兴奋不已。他告诉我，他的所有男性朋友，无论是记者、官员，还是生意人、艺术家，几乎无人不嫖，而且有点钱的都有情人。 为我们倒酒的女孩，这时转身离开。望着她的背影，律师朋友压低嗓音说：你要是想把这家高级会所的女孩带出去过夜，至少得花上千块。 我再也听不下去，起身告辞。律师朋友仍在喋喋不休：当然，穷人也有出路。成都东边是有名的穷人区，你要有兴趣，我可以带你去看看。那里的路边茶馆，一杯茶才五角钱，你可以坐一天。找小姐只需二十元，叫作：“一炮走人”。 [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