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精神病患者即人们常说的疯子，由于其精神分裂失常，已丧失行为责任能力，所以即使他伤害到别人的财物或人身，也可被法律免除刑责。至于胡言乱语，则更不会承担什么责任。但是在毛泽东一手煽起的阶级斗争大疯狂的年代，疯子也被卷进了阶级斗争的政治漩涡，这绝非笑话。
此人姓李名景孝，四川南充市人。早年毕业于黄浦军校。抗战时期在薛岳将军麾下从连长做起，在三次长沙大会战中屡立战功，一直当到营长。后来在国共三年内战中，其所在的部队被击败，最后随部队投诚起义。当时来接收他们起义的解放军军代表对他们说“革命不分先后，爱国便是一家，所以从今以后咱们就同志相称了”。以后李还被送到一个什么军政大学去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1954年李景孝被复员回老家南充当了农民。对此，李景孝也能泰然处之，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平民生涯。1957年由于农民中没有开展整风鸣放，所以他也没被划成右派份子。但是在那政治运动象瘟疫般流行的年代，正如民间一句俗语说的，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958年来了个“扫残运动”，即扫除残余反革命份子，这一回终于因为他任过国军营长，在劫难逃，作为“残余的反革命份子”被“扫”了出来。好在他在当地农村，平日为人非常低调。基层干部对他并无恶感。于是“宽大处理”仅判“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管制”。对一个农民来说，既无职可降，又无薪可减，管制就管制，无非是个“四类份子”，不时弄去训训话，挨点骂，也就逆来顺受了。
1964年，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来到了他身边。这次上边有一名官员到他所在的公社来蹲点。所谓“蹲点”者，即要深入农村基层搞点什么“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之类的官场秀，虽是“秀一把”，但还是得去社员当中走走问问拿把锄头，让记者照个像之类的表演一下。此人名张黎群，时任绵阳地委副书记。说起此人，也有一段来历。他在五十年代曾任北京《中国青年报》主编，有一定文学素养。1957年反右时，就差点被打成右派，好在当时胡耀邦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在邓小平面前力保张黎群，而胡当时是邓的爱将，所以张才得以过关幸免于“右”。但“右罪”虽免，“左迁”难逃，被下放到地市一级任职。一个偶然的机会，无意中张书记见到李景孝的一手毛笔字还写得不错，甚奇之，遂询问一番，李一一如实作答。张听李谈吐不俗，应对得当，非一般俗品。于是书记大人动了点怜才之心，便说“对起义人员党是有政策的，下面怎么胡来”？于是在这次社教运动中，便把李景孝作为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典型，宣布摘掉其反革命帽子回归社员行列。这在当时真可谓皇恩浩荡了。事后张黎群又在一些文章中把此事作为落实党的政策加以阐述，这一来当地对李景孝就基本作为“人民”一视同仁了。李对此自然十分感激，经常对人说“张书记真是毛主席的好干部啊”！可他万万没料到“福兮祸所伏”竟由此开始了。
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席卷中国大地，地委书记本来就是走资派的最佳人选，更糟的是张黎群在此之前与三，两文友在《成都晚报》搞了个《巴山夜话》的专栏，发表了几篇不痛不痒，谈天说地的小品，杂文一类的东西。姚文元一批《燕山夜话》是“反党黑话”，“夜话”二字立刻就犯了大忌，那个年代的人一个个听到风就是雨，鸡蛋里都会找出骨头的，更加张黎群还有五七年的“漏网前科”，又是现任当权派，至于从《夜话》中找你的毛病，按姚大师的样板，诸如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都可以给你信手拿来扣在头上，所以什么走资派，黑帮份子，当然就全部“实至名归”了。
但当时置走资派于死地的还有条滔天大罪叫“招降纳叛，保护阶级敌人”于是造反派们立刻就想起了这条“钢鞭”，李景孝是最典型的好材料。本来李景孝一介“脱帽”农民与他们官场半点关系也没有，但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于是来了个“上挂黑主子，下打活靶子”，黑主子当然就是张黎群，活靶子就是李景孝。于是李被抓了出来，要他揭发张黎群“招降纳叛保护阶级敌人的罪行”。李生性耿直，完全不能理解那些人的革命意图，更觉自己哪能这么黑着良心以怨报德。于是不但不配合人家的“革命行动”，反而一再重复“张书记是毛主席的好干部，你们不要冤枉好人呀”！这在人家看来恰好证明阶级敌人与走资派的“铁哥们”关系。所以最后张黎群是被打翻在地，李景孝也被作为“走资派包庇的阶级敌人”揪了出来，并以反革命罪重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二
1966年，我与李同被囚于芙蓉煤矿劳改队二十七中队并在一个小组。当李知道我也是个右派加反革命，而且我当时还是一个青年学生模样，所以渐渐相互接近且比较信任。他悄悄对我说及他过去的事，真是一肚子委曲，他说“硬说人家张书记招降纳叛，他招我去有什么用嘛？人家怎么看得起我啊，真是天大的冤枉，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我只能不痒不痛地安慰他几句。但我渐渐就觉得这人有些不对头了，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就象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诉说自己的不幸一样。那时哪里还可能有什么心理医生来帮助他呢？我只有不时悄悄对他说“老李呀，想开点，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啊”？开始他对我的话还有点认同感，后来我的话就根本不起作用了。
1967年元旦过后不几天，有晚上所谓政治学习，先是读毛语录，再读几段报，然后叫大家作认罪检查，把自已骂一通。李景孝已是好多天低着头一言不发了。那晚“刘中队长”点名叫他发言，谁知他充耳如不闻，刘生气了，便走到他面前骂道“你这个家伙耳聋了吗？怕检查你的反动思想呀”。谁知这时李竟抬起头来，象朗诵似的一字一板地说道“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包”。此言一出我们都吓了一跳，这是毛的诗，谁敢去这么改，而且最后那个字真还改得有点妙。好在“刘中队”与诗是无缘的。但这“英雄”二字他是听见而且听懂了的。“吧”的一巴掌已落在他的后脑袋上“他妈的，好嚣张，一个死反革命，你是个什么英雄？”谁知李不惊不惧，笑嘻嘻地答道“当然是抗日英雄嘛”！这下可把“刘中队”惹火了。一声“给我捆起来”，早有几个天天盼着记功，减刑的“劳改积极份子”，闻风而动拿的拿绳子，按的按的人，不一会就把李景孝五花大绑起来，刘中队拿出铜哨一吹便把全中队的人集合起来，所谓的“政治学习”也就立马升级为斗争大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七斗，八斗”关禁闭等措施，李似乎又好了一点，从兴奋转为抑制，可以好多天一言不发，除了吃饭，干活，睡觉，就是双眼直勾勾地坐着发呆。但不几天又会乱说乱动起来，有一次大家正集体开饭，他吃了还不到一半，便把碗往地上一放，站起来大叫“紧急集合，日本鬼子把我们包围了”！结果被几个“积极份子”狠狠揍了一顿，说他“装疯卖傻”，抗拒改造。未吃完的大半碗饭也倒了一地，那年头，饭就是生命，碗上粘有几粒也要用舌头去舔干净。真要“装疯”也要吃过饭再来装呗。可他根本不在乎被打翻的饭，只一个劲地叫“弟兄们快突围，你们这些汉奸不得好死！”见此情景，我心里不禁想起了陆游的“夜阑犹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诗句，一个在长沙大会战中为抗战立过功的人，怎么连“僵卧孤村”耕田而食也不可得，中国人啊，到底谁在发疯呀？！
三
1967年3月21日，正当文革闹得一塌糊涂之际，我们三十一个所谓最顽固，最危险的“反革命份子”被集中一处，叫各人收拾好被盖衣物，这时一个武警兵（听别人叫他什么班长），拿着一支短枪走到我们排成双行的队列前，一脸凶相地说道“今天把你们调去一个新的改造场所，大家坐在汽车上，给我规规矩矩，就大家都好，哪个敢不听招呼，我丑话说在前头，老子的子弹不认人”！真比土匪还干脆。接着我们连人带行李分坐在两辆解放牌汽车中，车厢上用帆布蓬包了起来，最前面是一辆中吉普开道，该车正前方挂着一个纸牌子，上面大书：“后有车队----犯人”，“犯人”二字特别用的是黑字。吉普后就是两辆装有犯人的车，再后面又是一辆解放牌敞蓬车，上架机枪一挺，十几个武警全部荷枪实弹。这时我才发现，李景孝也坐在我身旁，原来疯子也成了“最危险的反革命份子”了。在汽车发动的嘈杂声中，李凑在我耳边悄悄问道“要弄我们去做什么”？我悄声答道“谁知道呀，说是调去其他地方”，李不言语了，隔了一阵，他又捏着我的手悄悄在我耳边小声说道“老弟，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啊”？他显然想到了可能把我们这些人弄去秘密处决。
这时我才发现，他在精神病不发作时，还是请醒的。在那种环境里，我怎么敢和一个时而清醒，时而又不清醒的人多说什么呢。经过大半天的行程，还算好，不是去“黄泉”，而是被送到了位于宜宾东北面的四川省第四监狱
也许是一种缘份吧，我和李景孝，又编在一个组。也许是环境的改变，在到监狱后三，四个月里他除了时不时嘴里自言自语说些莫明其妙的话以外，并无特别的异常言行。可是四监狱比“芙蓉”监管得更严，不然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些最危险的“份子”调来呢？其中最无人性的就是所谓“三人监督小组”，即由狱吏将囚犯三至四人编成一个生活中的“监督小组”，这三个人就变成了医学上的“连体婴”一样，除了干活外，做什么事，甚至拉屎拉尿都必须三人一同“行动”，他没拉完，你就只有站在厕所里等他完了才能一道走。因为这三，四人中至少有一人是狱吏比较相信的“劳改积极份子”，以此将“反改造份子”象蓝球场上“人盯人”战术似的加以“盯死”。
我和李景孝以及一个叫杨宗和的人被编在一个“连体婴”组。杨在国民党时是个警察，后来还升任了警长，“镇反运动”中由于他检举他的上司有功，被宽大仅判管制，但1958年“扫残运动”中，仍被作为残余反革命份子“扫”了出来，而且一判就是15年，看来他以前的“功”是白立了。但此人仍一门心思想着如何“积极靠近政府”，争取早日“新生”（提前出狱之意）。要如此，最好的终南捷径莫过于向狱吏告密他人的“反改造言行”。而这个李景孝经常口里都有自言自语式的，在杨听来都属“反动言论”的话。但这位杨宗和，虽识字不多更写不起字，“政治嗅觉”却比我们强多了。所以几乎他每天都听见李景孝在说“反动话”，而且要由他口述我代笔给他写成“检举材料”，和他既成了“连体婴”按规定我就非代笔不可，真是烦死人。
那时我们每个囚徒除了“吃公家，穿公家”外，每月还有点零花钱，积极“接受改造”的是8角，不积极的是5角，这个“贫富差距”不大，基尼系数也很小。这点钱主要用来买点草纸（那时还没有卫生纸），还可买两包烟，就是我们的高消费品了。当时的香烟是要票的，我们哪有？只有一种劣质烟，其烟丝就象锯木末一般，每包5分且不要票，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珍珠鱼牌香烟”。那天下工后在一起抽烟，我发现李景孝没有烟了。便顺手递了一支给他，他接过去后似乎舍不得抽反复把玩，好一会后忽然把烟往地上一扔，哈哈笑道“不炸珍珠港，也不吃珍珠鱼”。我装没看见只好不理他。谁知一会儿杨宗和就对我说“给我写个李景孝说反动话的检举材料”。我说“我怎么没听见”？杨便叫我把李丢弃烟时说的话写上去，并问我“烟是你给他的吧”，我说“未必这也算反动”？他只好说“不算，不算”。当我如实写好后，他还不甘心，又问我“珍珠港是什么意思”？原来他们这些积极份子检举了别人的“反动言论”后，还要分析批判几句，以向政府显示他们的“思想改造”大有进步。“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我便说“我不知道”。他对此似很遗憾便说“你是知识份子怎会不知道”？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便以讽刺的口气问道“人家说反动话，我帮你写检举，今后我要是说反动话，又请哪个帮你写呢”？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失言，已至少构成“反改造言论”了。他不愧是当过警官的，马上安抚我说“严同改，你是靠近政府接受改造的，我怎会检举你呢”？我听了，真比挨骂还难受。那时囚徒之间既不准称兄道弟，或先生，当然更不能叫同志，狱吏规定互称“同改”，己够令人恶心了。他还再给我来个“靠近政府接受改造的”，无异于当面骂我是坏蛋。真恨不得抽他一耳光，但我毕竟还没疯，所以只好苦笑一下了事。
果不出我所料，他去交检举材料时，把我的“反动言行”也一并“交”上去了。当天晚上所谓政治学习时，一个被称为“罗管教”的狱吏，在给我们“训话”时，先是夹枪带棒地说“有些家伙还很同情这个装疯卖傻抗拒改造的李景孝，送烟给他抽。当然，你的钱多要送他也可以，但你不能讽刺打击人家靠近政府接受改造犯人的积极性呀”！他越骂“革命义愤”越升高，便叫道“严家伟，给我站起来”！我站起来后他又问“珍珠港在哪里你当真不知道？你反革命右派都会当，算是个吃屎份子了，真不知道，还是要包庇反改造”？这位狱吏把知识份子称为“吃屎份子”，不知是他“发明”还是听别人说的，反正他对念过点书的人特别恨。接着他又问“珍珠港你究竟知不知道，说话呀”。我知道硬顶要吃眼前亏，便说“它是美国的一个军事港口嘛”。谁知他一听更来劲了，说“你们这些家伙就是思想反动，一天就想着美帝国主义，它救得倒你的命呀？抗美援朝，我们的志愿军把它甚么珍珠港，玛瑙港都全部给他打垮了嘛”。看他那股自豪劲，好像他当年也参加了“偷袭珍珠港”战斗似的。要早知他的知识水平和杨宗和在一个档次，我就不该去提美国了。最后落得自己写反省，承认自已讽刺了积极接受改造的人，还要检查思想上“留恋美帝国主义”，把自己臭骂一顿。不过我不敢引用罗大管教“训示”中的“志愿军打垮了珍珠港”的话。怕他万一不认账，我岂不成了“诬蔑伟大的党”是日本侵略者吗？那还不罪该万死！？
四
时间把我们带到1969年初夏，当时中共“九大”己开过，在中国大陆除了毛这尊神而外，还有两尊“亚神”，一个是“永远健康”的副统帅，另一个是“旗手”兼第一夫人的江皇后。那时的政治学习除了读报就是作“认罪检查”。那天读了一篇报上的什么谈京剧革命的文章，把个“旗手”吹得来直叫人恶心。这时李景孝突然又自言自语道“你怕是她妈个好东西呀，哪个不晓得是只破鞋呀”。声音不算大但也不小。听见的决非一人。这还了得！虽然从语法上来讲，是个“主语缺失”的“病句”，但那时的人，八杆子搭不上边的珍珠鱼与珍珠港都要扯到“留恋美帝国主义”上去，这还能不“铁证如山”？当场就被打得鼻青脸肿，反铐加绳捆送到单独囚禁室去“关小监”。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又过了快一年吧，一天收工回来在我们监舍外的墙上又贴出了几张大布告。经验已告诉我们，肯定昨天或前天又杀了，判了一大批。对这类血腥文字，我早已无雅兴去参观。突然听见有人喊“看，李景孝，李景孝”！这下我不能不去关注一下，毕竟是一个和我朝夕相处几年，而且互有一定好感和信任感的朋友啊！我快步上前一看，“榜”上第一名就是“反革命恶攻犯李景孝”，所谓“恶攻”就是恶毒攻击之意。首先称其为反动伪军官营长，一贯从事反共，反革命活动，而尤其严重的是，在劳动改造期中，丧心病狂攻击伟大领袖和敬爱的江青同志，语言极其恶毒，手段极其恶劣，情节极其严重。只有三个“极其”，却无任何具体事例，甚至“破鞋”一词也未得见。——原来中国的一条人命，就是可以这样如儿戏般的被随意剥夺！
几天后，我在煤井下“劳动”时，有几个带班的狱吏在一起闲扯，其中一人好像那天去参加了李景孝的处决大会的。他说“李景孝这家伙还有点反动劲头，弄他上刑车他还不拉稀摆带（四川方言：即不怕，不求饶之意------笔者注），还说了一句什么‘黄犬无女店’呀，执刑武警赶快把锁颈绳给他拉紧，怕他喊反动口号”。接下来他们就去研究这“黄犬无女店”是什么意思，“研究”了半天，也没个共识，甚至还怀疑是不是骂他们这些穿黄衣服的狱吏是“黄犬”。后来话题又扯到李是真疯还是假疯，也意见不一，但有个人却说，“管他真假，现在中央有指示，凡攻击伟大领袖和党中央的政治疯子也要坚决打击。”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从此我才知道疯子还有政治与非政治之分，这也许就叫中国特色吧。其实所谓“中国特色”其内涵究竟是什么，谁也不知道，故其外延所及更令人一头雾水，诸如何谓“反动”，何谓“国家机密”，何谓“妄图颠覆政府”，何谓“反革命”？还不都是权势者随意认定的。李景孝被认定为“反革命恶攻犯”，在当时的布告上还有“反革命放火犯”，“反革命杀人犯”，“反革命强奸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我就在想，要有革命，才有反革命，以此论之，当然就会有“革命的杀人犯”和“革命的强奸犯”了。不知那些害死了几千万中国人，玩女人像点菜单一样的大人物，是不是该荣获此称号呢？
李景孝离开这个世界快四十年了，不过像大海中少了一粒盐一样，不会有人在意。但我作为在铁窗下曾与之相处过的朋友，我还一直记得这个无辜而可怜的人。愿他在黄泉路上能住到旅店，一路顺风走向没有政治压迫的天堂！
严家伟2006年2月初稿，2007年4月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