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前奏

2006年8月5日深夜10点半，我们的车灯射亮了德嘎村不起眼的指示牌，随即刹车减速。掉头驶离正道，顺着陡峭的碎石小路下山。每隔10来秒，车窗外就要划过一颗流星，估计车抵山脚，至少有30多颗流星殒落。所以在一农家院墙前停车小便时，我不禁感叹道：“真他妈的有眼福，可惜不是天文学家。”
一同小便的现实主义老张却不明白我的眼福指的什么。他提起裤子，在此起彼伏的狗叫中猛敲院门。一个包着彝族头帕的筒状妇女自门缝露面了，老张唤一句“婶婶”，一条黑狗却挤出来，亲热无比地钻他的裤裆。在狗的上方，人类以彝汉两种语言快速交际罢，就暂时分手。
在黑黝黝的山影中，老张和我连跳几级陡坎，穿过一片梯田和荆棘，才下至碎石路的最底部。照灰白的路影子往上走，流水的潺潺，蟋蟀的吱吱，时隐时现的拖长了的狗吠，以及风声，草声，树叶摇晃和夜鸟的飞翔声，甚至还有乌云擦拭星月的某种回声，组成了一支从旷古传承至今的乐队，环绕左右。许久没有走过乡村夜路了，我再次感叹自己有耳福，却没法说出来。
不断与稀稀落落的坟头擦身而过，设想在人生的道上稍有偏差，就提前走进去了。可还没来得及悲观，就听见风中飘起孩子的歌声。老张说快到了，并把头上两块顶天立地的巨石指给我看，孩子们就在那石头脚下有一搭没一搭地唱着。我说真奇怪啊，这么晚了，他们还不睡觉。老张说村里有活动啰，娃娃也跟着过节。
登上村口，浓厚的马粪味儿扑面而来。一棵枝丫苍劲的大树下，许多人秃鹫般蹲在凹凸不平的石头间抽烟与交谈，由于是彝语，我半句也不懂，只得紧随老张，小心翼翼地过场。眼睛乜斜四周，感觉错落的白牙齿自夜色中隐现，并牵动一阵阵嘿嘿的笑声，我与老张也不由自主地嘿嘿。
我们上坡下坎，时而房顶时而墙根时而在庄稼地与土墙中间。寨子中央遇一坡道，仅1尺多宽，还右边高左边低，潺潺水流自上而下。我们只好提着裤腿，垫着蹄子作羚羊状的跳跃。我眼力不济，一脚踩入水中，如果不是被老张一把叼住肩头，真就“顺流直下”了。
如此狼狈地抵达寨后一座黄泥院落，门大敞着，不断有人进进出出。迎门是厨房，深处灶火熊熊，令在黯夜里摸索了许久的我们倍感亲切。老张更如游子归来，约几秒钟，就有七、八个人与他神秘拉扯，彼此的耳语透出压抑着的兴奋。我立在露天院坝里犹豫，刚望了一眼由暗转明的天，一个提着暖水瓶的彝家妇女就来扯我袖口，示意跟她上台阶。
正屋门槛骑放着矮桌，一盏起码30余年没见的毛泽东时代的老式汽灯在桌面嗤嗤放光。灯影形成一个巨大的透明蛋，中央的蛋核亮到极致，刀子般扎眼，四周却一派朦胧，若有若无的波纹循环、扩散，罩住了台阶上下的密集人影。
我霎时回到挑灯夜战的年月，为了不误农时，生产队一级的社员会议都在晚上开。包括政策会、动员会、传达中央文件会、评工分会、派工会、斗争四类分子会、分粮会等等，可谓五花八门。到了文革后期，会把大家弄得疲惫不堪，不少人就忍不住在会场打瞌睡。
眼下的聚会却与过去貌合神离。老张在路上讲过了，它不是一个村子的集体祷告，而是方圆几百里的撒营盘教区的圣餐会，每月一次，轮流在各个村庄举行。散布在其它地方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执事和长老）全部要提前赶来，从教区牧师手里领受圣餐及教务，回去给普通教徒们分发与传达。
我不禁低下现代文人的傲慢头颅，冒着光束，冒着光束背面的那个声音上阶。在屋檐右面找个背光的旮旯落座，茶水和两三只土碗立即递到跟前，定睛一认，碗里堆着软糖、杂糖、黑瓜子和大麻籽。此刻我挤在彝族群众当中，彼此膝盖靠膝盖，烟草及口腔的辛辣热气交流着。老张游魂一般不期而至，在阶下赞许地拍拍我的腿，又离开了。我目送他的影子至对面墙根，蓦然发现乌云四散，弯月的一边钩住树稍，另一边还钩住几丝乌云的裙带。
这天，这云，这变幻多端又亘古未变的星月，还有这底下的老旧屋檐，屋檐遮蔽的互相依偎的老旧人类，以及火盆、茶水和食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即使知道，也无从说起。我不懂彝语，这个族群的一切都不懂，我一个汉族人挤在这儿，跟挤在非洲丛林或印第安部落没啥两样。据说哑语世界通用，那表示“孤寂”的手势该如何打呢？
汽灯背后的彝语还在持续。
它在描述神的旨意吗？
没人插话，没人应和，那唯一的男低音还在持续。一个小时过去了。又半个小时过去了。我有些沉不住气，就起身下院坝转悠。我举相机按了好几下，连续的闪光惊起不少低垂的头。我赶紧退避，躲出院门查看冒昧的杰作，却含混如旧梦，真和若干年前生产队开会斗地主的情景相似。
转过身，刚巧与老张碰个满怀，于是相约出院门小便。正贴住墙根掏家伙呢，一位满头飞雪的老者出现了——他就是我此行的寻访对象张茂恩牧师，撒营盘教区级别最高的神职人员。
趁3人一齐撒尿，我迫不及待地作了简短自述，老张也跟着敲边鼓。接下来，我们在墙外快速交谈。张牧师直截了当地询问采访动机，本来“土改”二字已涌上喉头，又临时拐了弯儿，变成“记录基督教在这儿的苦难历史，你，还有你家族所作的见证”。
哪怕忙得喘不过气，一个虔诚的神职人员也无法回绝这种请求。张牧师露出谦和的笑容，“晚了一点。”他说。
“再晚也等。”我说。
“不必太辛苦。”他说。“你的伙伴晓得我歇脚的人家，我们改在明天早晨6点正见面，如何？”

聚会还没散我们就离开了，回到老张婶婶家已是凌晨1点50分。灶台的大铁锅烧了热水，我们匆匆烫了个脚，就掌着煤油灯上楼睡觉。床铺虽简陋，却是一人一个坑。绷紧的弦突然松了，倦意就如洪水滔滔，我蹬掉鞋子，竟和衣而卧。隐隐有牛铃叮当入梦，可当我再度睁眼时，额前的窗户纸已透白了。
我与老张同时起床，下楼向他家婶婶致罢谢意。拢桶边舀一瓢冷水，劈头盖脑浇下，人就异常清醒了。昨晚的钻裆黑狗替主人送客半里远，至坟地边折回。对面山峰的两端，残月将坠，朝霞初升。我们沿昨晚老路，疾步穿插，终于正点抵达一篱笆围绕的农家。
上了十来级石阶，我们在岩洞似的厨房里与张牧师正式会见了。此刻为2006年8月6日早晨6点零2分，几乎一宿未眠的张牧师及其助手张长老刚做完最后一盆圣餐，即指甲盖大的未发酵面饼，象征着耶稣供众人分享的肉。
我们围着一地坑余烬落座。40多岁的张长老算新生力量，所以很谦卑地退到烟火浸染了多年的幽暗墙角。访谈开始了，清新的舞台晨光自门外打进来，作为主角的张牧师闭目沉思了片刻，银发非常夺目。

老威：请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信主？
张茂恩：在娘肚里吧。
老威：哦？
张茂恩：至今为止，我们家族三四代人，信主已有92年。
老威：有确切的记载吗？
张茂恩：我大哥张润恩如果活着，应该92岁。我父亲就是在我大哥出生的1915年，领着全家接受了福音。
老威：我从相关资料了解到，自19世纪后期基督教传入中国，到20世纪初逐渐形成第一个信教高峰，王明道、倪柝声、宋尚节等第一代本土传道人方应运而生……
张茂恩：在整个云南乃至西南，我们家信主都算早，但是普渡河那边的干彝族信主还要早。当时河两岸的马帮经常往来通商，福音就是从河外的九龙、转龙、兴苕等场口的干彝那儿带到德嘎，再由德嘎传往山里的升发、则黑、马鹿塘和靠外面的撒老乌。
老威：则黑的张长老就是在撒老乌念的西南神学院。
张茂恩：张应荣家跟我家一样，是三代长老。而传教士张尔昌建西南神学院已在抗战年间了。此前的二三十年代，莫提撒营盘，就是禄劝境内，世俗社会连初中也办不起，可教会不仅有能力办初中，办各种读经班，还成立了高等学院，培养了很多批人材，为神学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到我出生的1939年，周围早已普遍信主了。父母兄弟姐妹，还有父母的父母，近亲和远房的老祖老公公，本村外村，本族外族，无论贫富，全信主。还没学会说话，我就熟悉《赞美诗》，我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圣经》。山沟沟里的彝族村子，文盲太多了，可提起《圣经》的某一节某一段，都能背。从小就会的东西，忘不了啰。
老威：福音如此普及，教会的钱从哪儿来呢？西方传教士手里？
张茂恩：信主的人讲奉献，有能力就多出，没能力就少出。比如我们家，在旧社会还算富裕，那么父亲作为与传教士张尔昌一道坐过堂的长老，就是一个榜样。每年在撒老乌举行的短期和长期的福音培训班，人头不少，伙食都由我们家奉献。
老威：这笔开支可不小。
张茂恩：当时我才3、4岁，就习惯了家里人天不见亮就起床祷告，然后吆喝着驮满粮食、猪肉的大队骡马，从德嘎运往撒老乌方向。那年月只有山间小道，一去一回要耗三四天。有时候，我还牵住大人的衣角，跟好远，才被哄回来。
老威：你有一个虔诚的好父亲。
张茂恩：我们家世世代代务农，没有哪一辈人不辛苦。到父亲手里，粮食不太值钱了，吃不完，也不兴买卖。于是就转向搞畜牧，养牛养马养肥猪，特别是养鸭和养蜂，比较赚钱。撒营盘这一带，抽鸦片的风气很盛，街子的规模小，除了大烟，其它都不赚钱。所以家里人时常吆着大群鸭子，走一路放一路，十天半月看能不能到达普渡河外的大街子，像九龙、转龙那样热闹的街子，才可以买个好价。肥猪也同样朝河外运，而一年两次收割的上等蜂蜜，得雇专门的脚夫背到昆明卖。
老威：这么多？你们家办养蜂场吗？
张茂恩：大约有50窝蜂子，很难伺候，可挣钱不少。
老威：按现在的说法，你们家算养殖专业户。
张茂恩：又要传福音，又要多种经营，所以父亲很累。在我4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他的兄弟，我们的爷爷继任德嘎的长老……
老威：你们把父亲的兄弟叫爷爷？
张茂恩：对。你们汉族的爷爷，彝族就叫老爹。曾祖父以上统喊老祖。40年代那一段，是基督教在撒营盘一带的黄金时期，分好几个堂，有6对专业传道人。总堂设在撒老乌，德嘎是第二支堂，在升发、普福、则黑、马鹿塘、大松树、皎西、皎平都有支堂。我的爷爷1943年任第二支堂长老，一直到解放了，教会活动被中止。
我大哥和我，都属兔，但他长我两轮，24岁。我还没有出世，他就到马鹿塘上面的普福做上门女婿。他是教会初中毕业，聪明，又有文化，加之岳父也是普福那边的长老，所以在神和人的世界都兢兢业业，做得出色。
老威：出色到哪种程度？
张茂恩：他做过普福的乡长、征兵干部。手中的权利为福音传播提供了很多便利，所以高等学院在撒老乌一建立，他就出任教务长，亲自物色教员，培养和选拔人材，并为专业传道人发薪水。自家还每年出3石粮食供养传道人。
老威：你大哥具有现代思维。
张茂恩：传教士都夸他是上帝一流的仆人。撒营盘，包括禄劝甚至整个云南，都有种大烟抽大烟的历史，富人穷人都好那一口，再加上彝族人喜欢赌博，这两大致命恶习造成盗匪猖獗，社会动荡，历届政权都十分头痛。大哥认为，只有福音能使人自觉到原罪，从而戒除烟和赌，彻底净化社会风气。
老威：你大哥这种充满普世情怀的基督徒，在任何政府里都应该大有前途。
张茂恩：可他36岁就去世了。
老威：得病？
张茂恩：被镇压了。
老威：哪一年？
张茂恩：1951年，我12岁。
老威：那就是土地改革当中。你们家族肯定都是地主。
张茂恩：是啰。
老威：则黑的张长老仅仅因为信主就叫划成地主，他是我所晓得的世界上最穷的地主。土地财产没有，罚款没钱，民兵没奈何，将他放在西南神学院的一床没有被面的铺盖也没收了。
张茂恩：我们家土地不多，经济收入还是多的。一划阶级、称大秤，大哥全家地主；我和母亲、二哥是一家，地主。1953年土改复查降为富农，才把抢去的房子还回来两间，分了一点点地种。嫁到皎西的姐姐，全家地主；爷爷是基督教长老，更是反革命地主。捕的捕，关的关，没捕没关的也从自己家里被赶出来，随便找个猪圈让你住进去。所有的一切都收缴去了，见你身上穿的衣裳厚了点，也要硬剥一两层下来。那叫啥日子，畜生不如啊。畜生还有圈，下了力还要给粮给草，可我们没住没吃，还天天挨斗。躲贫雇农就如耗子躲猫，在田间地头被逮着了，轻点的罚你替人家干活，完了让滚蛋，哪怕你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也没你一口吃的。重的就一顿暴打，或者倒吊起来，还押着去陪斗。我爷爷叫斗争了几百次，打得太狠，捱到1958年，又加上饿，就得痨病死了。
我二哥比我又长一轮，他的耳朵不灵，可对主的信心很足。土改中弄得家破人亡，几乎都活不下去了，他还天天跪着祷告。贫雇农见了，就告到工作组那儿。打他，要他承认信主就是罪恶，就是反革命，他不吭声，反而继续祷告。于是手脚绑起来，吊个几天几夜，可只要放下地，他立即祷告，求神宽恕人的罪。他的痨病，还有各种杂病，都终身未愈，可还跑遍这儿的山山水水，为贫苦的、长期病痛的人做祷告。
从13岁遭遇土改到宗教信仰放开之前，我挨打挨关挨饿的次数也不少，特别是文革后期，因为秘密传福音蹲监狱多次，被扒了几层皮，没死掉，得感谢神的保守。1979到2003，我当了24年长老，随后又成为撒营盘教区的牧师，虽然是我们家族唯一的牧师，可与二哥同样，都得痨病，药不知吃了多少，均不见起色。二哥72岁走的，有十几年了，我今年68，神肯定有他的安排吧。
老威：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你也算延续了你大哥的血脉。
张茂恩：这是我们家族永远的疼痛。感谢神，他走得很有尊严。
老威：请讲讲他是怎么走的，给后世留下一个见证。
张茂恩：一解放，他和他的老岳父就关起来了，受尽酷刑。他在旧政府手里当过官，但口碑非常好，尽管工作组深入到村子里，反复动员，开头也没人出面控诉。1950年清匪反霸，周围这些村子都毙了好多批地主，风声紧得很，都没轮到他。1951年升级，关进撒营盘，稍后又进了禄劝县的监狱。普福这边的贫雇农干部才跳脚，要求人民政府清算他。
老威：什么罪名？
张茂恩：晓不得。有人透风出来，家里全懵了。但当时见不着人，也没申辩的地方。
老威：总有个“犯罪细节”吧。
张茂恩：胡编啰。漏洞百出不要紧。甚至没啥细节也不要紧。人关了那么久，肯定要治罪。后来才听人说，上面派的工作组还提出了疑问，贫雇农主席团答不出，面子下不来，就犟着脖子吼。人家还好意劝告：“如果证据不足，构不成血债，就不用镇压了。”可地方上说，这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
老威：杀人的积极性吗？
张茂恩：积极性又不需要文化，只要喊得最凶，打人最狠，闭起眼睛乱咬就能当干部。
老威：这就是所谓阶级立场？我不太懂。
张茂恩：嗯，你太年轻，不晓得人不如牲口是啥子滋味！想打就打，想杀就杀，运动一搞起来，再煽几把，平常老实巴交的农民也会鼓眼睛、舞拳头。说到底，杀人不需要理由，给你找个理由算抬举你。开会前没打算枪毙你，会开到中途要拉你出去，砰的一声，也没有人吃惊。工作组是外乡人，再调查也摸不透底细，毛主席说走群众路线，工作组最后敢不听地方群众的呼声？
老威：开头不是没人出面吗？
张茂恩：阶级觉悟一提高，人心人性混乱，工作组要控制局面都难。这地面，几乎人人都有过抽鸦片和赌博的恶习，除了信主，很难戒。我几岁时，就晓得撒营盘好多村子不种粮食，全种鸦片，孩子们在罂粟丛中钻来钻去逮猫猫。所以解放前夕，穷富的位子经常颠来倒去，有可能下午你还是地主，晚上就变成雇农，因为土地房屋加老婆都输掉了。共产党禁止抽烟、赌博，禁止信主，哪农民除了种地，干啥去？搞运动啰。把多余的精力放到斗争上，放到打人杀人分财产上。只要划成贫雇农，你就不是烟鬼，不是一屁股赌债的无赖了，你就顺着工作组递过来的杆子向上爬，把受穷受气、借债要饭、典妻当子，甚至路死路埋的根源统统归罪于剥削，归罪于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一个人人都看不起的混蛋，也许转眼就成共产党的依靠，根正苗红，高高在上，子子孙孙吃穿不愁，连开会打死地主也不用负责。这不比鸦片和赌博更来劲？
老威：真是人民翻身做主人了。
张茂恩：土改政策是死的，运用政策的人是活的，随便杀人也是解放啊。所以大哥晓得自己活不成，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时代，也像这样，乱得不成体统。
老威：你大哥遭杀害时，你在现场吗？
张茂恩：大哥被关起来后，莫说家里人，连他的老婆、孩子也晓不得下落。直到已判定死，家里人才提前两天得到通知。要把大哥从禄劝监狱提出来，先弄到撒营盘，再弄到升发乡，轮转着开斗争大会，最后才押回普福当地去公审镇压。家里人要见最后一面，就只能半夜起身，走二三十里山路，赶到撒营盘到升发中间的一个小街子，先候着。那晚上我们都没睡，围在一块哭，又不敢大声。母亲杀了一只鸡，煮了一小点米饭，还不到三更天，就和二哥、姐姐一道出门了。我还小，留着看家。
老威：你能够记事了吧。
张茂恩：我12岁了，记忆很深。母亲他们第二天擦黑才归家，我还问：“大哥吃了鸡？”母亲点点头，两眼通红。后来，母亲和二哥经常讲到这次生离死别。他们在必经的垭口候了两三个钟头，大哥才押到。抱着哭了一阵，他们就哀求民兵松开麻绳，让大哥吃顿好饭。大哥啃了鸡肉，喝了汤，对母亲说：“儿子要走了，母亲你不能动摇，要好好地信。耶稣上了十字架，已为我们赎了在尘世的罪。儿子今天是个罪人，这是该的。儿子在监牢的这些天，兜里一直揣着《圣经》，一直在心里祷告，一直劝那里面的人信，可心里明白自己难逃一死。本地方的那些人，与我无仇无怨，却指控我欠了两笔血债。这是冤案，儿子晓不得，也不认。但是我不申辩了，因为是无用的。他们一再要求我回去，其实我也想回普福，揣着《圣经》，永远留在我传过福音的普福。母亲，人都有生死，你不要因为儿子灰心，无论如何要信啊！”
大哥就那样揣着《圣经》上路了。在升发斗争完，才回普福开公审大会。要镇压的那天大早，民兵还通知我大嫂：“喂，今天我们要打掉你男人，家里有啥子好吃的东西，给他送一点。”
我大嫂也跟母亲一样，杀一只鸡，煮一小点米饭，大哥也吃了。夫妻最后告别。大嫂哭，大哥还劝她。意思是我走了，你要听“领导”的话，顺着来。随便哪个议论啥子，都不要往心里去。因为“领导”是一清二楚的。“领导”就是上帝，大哥怕连累大嫂，没把话挑明，可大嫂懂得，就不哭了。
接下来他就不在了。
老威：没有亲人在现场？
张茂恩：没有。
老威：什么时候料理的后事？
张茂恩：这是阶级斗争，我们不敢，人家也不准认领尸体。开完会，几个民兵就把大哥拖到大路上打掉，尸体就随便丢进一条小溪沟，在坎坎两边撬两撬，土就塌下去草草掩埋了。家里人被看管得紧，根本不敢靠近那儿。直到10个月以后，上面来了批准收尸的正式通知，两边家里人才聚拢，找几块木板，拼了只匣匣赶去。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溪水从山上下来，已经把皮面的土冲刷得差不多了，大哥像块大树疙瘩卡在当中，脑袋、脚、还有身上的好几处衣角都暴露着。这儿离村边的路很近，大概已惊吓了不少人。难怪他们要允许重新掩埋阶级敌人！
二哥、母亲、大嫂一齐下水清理尸骨，多半泡烂了，有的肉看起还好，手一碰就粉了。没办法，只能把骨头一块一块淘干净，装入木匣匣，待一会儿葬入看好的坟地。
正当大家悲伤至极点，神迹居然出现了，母亲在大哥的衣兜里翻出一本《圣经》！两公分厚，比巴掌小，就是大哥走前反复提到的那本。你想想，沟底泡10个月，肉和衣服都烂了，《圣经》还完好无缺！大家立即在坎上、水里祷告。不是那种很正式的祷告，而是在心中默默感谢神恩始终陪伴大哥。他的肉身虽腐，灵魂却已入天国安息，这给偷生的我们增添了无限信心。
老威：那本《圣经》是什么样子呢？
张茂恩：竖排的手抄本，用牛筋绳绑紧。当然纸页已粘成一沓，分不开。字迹也模糊了，还浸透了血。
老威：尽管如此，这本《圣经》的价值还是无法估量。它将作为一个蒙难的物证，进入现代中国人的信仰史。
张茂恩：可惜几十年来政治运动多如牛毛，我们保命都有难度，更无法保存这种“罪证”了。直到文革，母亲终于下狠心烧了它。
老威：阿门，愿它在天国继续伴随你不朽的大哥。
张茂恩：阿门。分发圣餐的时间已到了，我们出去吧。

采访前奏

2006年8月5日深夜10点半，我们的车灯射亮了德嘎村不起眼的指示牌，随即刹车减速。掉头驶离正道，顺着陡峭的碎石小路下山。每隔10来秒，车窗外就要划过一颗流星，估计车抵山脚，至少有30多颗流星殒落。所以在一农家院墙前停车小便时，我不禁感叹道：“真他妈的有眼福，可惜不是天文学家。”
一同小便的现实主义老张却不明白我的眼福指的什么。他提起裤子，在此起彼伏的狗叫中猛敲院门。一个包着彝族头帕的筒状妇女自门缝露面了，老张唤一句“婶婶”，一条黑狗却挤出来，亲热无比地钻他的裤裆。在狗的上方，人类以彝汉两种语言快速交际罢，就暂时分手。
在黑黝黝的山影中，老张和我连跳几级陡坎，穿过一片梯田和荆棘，才下至碎石路的最底部。照灰白的路影子往上走，流水的潺潺，蟋蟀的吱吱，时隐时现的拖长了的狗吠，以及风声，草声，树叶摇晃和夜鸟的飞翔声，甚至还有乌云擦拭星月的某种回声，组成了一支从旷古传承至今的乐队，环绕左右。许久没有走过乡村夜路了，我再次感叹自己有耳福，却没法说出来。
不断与稀稀落落的坟头擦身而过，设想在人生的道上稍有偏差，就提前走进去了。可还没来得及悲观，就听见风中飘起孩子的歌声。老张说快到了，并把头上两块顶天立地的巨石指给我看，孩子们就在那石头脚下有一搭没一搭地唱着。我说真奇怪啊，这么晚了，他们还不睡觉。老张说村里有活动啰，娃娃也跟着过节。
登上村口，浓厚的马粪味儿扑面而来。一棵枝丫苍劲的大树下，许多人秃鹫般蹲在凹凸不平的石头间抽烟与交谈，由于是彝语，我半句也不懂，只得紧随老张，小心翼翼地过场。眼睛乜斜四周，感觉错落的白牙齿自夜色中隐现，并牵动一阵阵嘿嘿的笑声，我与老张也不由自主地嘿嘿。
我们上坡下坎，时而房顶时而墙根时而在庄稼地与土墙中间。寨子中央遇一坡道，仅1尺多宽，还右边高左边低，潺潺水流自上而下。我们只好提着裤腿，垫着蹄子作羚羊状的跳跃。我眼力不济，一脚踩入水中，如果不是被老张一把叼住肩头，真就“顺流直下”了。
如此狼狈地抵达寨后一座黄泥院落，门大敞着，不断有人进进出出。迎门是厨房，深处灶火熊熊，令在黯夜里摸索了许久的我们倍感亲切。老张更如游子归来，约几秒钟，就有七、八个人与他神秘拉扯，彼此的耳语透出压抑着的兴奋。我立在露天院坝里犹豫，刚望了一眼由暗转明的天，一个提着暖水瓶的彝家妇女就来扯我袖口，示意跟她上台阶。
正屋门槛骑放着矮桌，一盏起码30余年没见的毛泽东时代的老式汽灯在桌面嗤嗤放光。灯影形成一个巨大的透明蛋，中央的蛋核亮到极致，刀子般扎眼，四周却一派朦胧，若有若无的波纹循环、扩散，罩住了台阶上下的密集人影。
我霎时回到挑灯夜战的年月，为了不误农时，生产队一级的社员会议都在晚上开。包括政策会、动员会、传达中央文件会、评工分会、派工会、斗争四类分子会、分粮会等等，可谓五花八门。到了文革后期，会把大家弄得疲惫不堪，不少人就忍不住在会场打瞌睡。
眼下的聚会却与过去貌合神离。老张在路上讲过了，它不是一个村子的集体祷告，而是方圆几百里的撒营盘教区的圣餐会，每月一次，轮流在各个村庄举行。散布在其它地方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执事和长老）全部要提前赶来，从教区牧师手里领受圣餐及教务，回去给普通教徒们分发与传达。
我不禁低下现代文人的傲慢头颅，冒着光束，冒着光束背面的那个声音上阶。在屋檐右面找个背光的旮旯落座，茶水和两三只土碗立即递到跟前，定睛一认，碗里堆着软糖、杂糖、黑瓜子和大麻籽。此刻我挤在彝族群众当中，彼此膝盖靠膝盖，烟草及口腔的辛辣热气交流着。老张游魂一般不期而至，在阶下赞许地拍拍我的腿，又离开了。我目送他的影子至对面墙根，蓦然发现乌云四散，弯月的一边钩住树稍，另一边还钩住几丝乌云的裙带。
这天，这云，这变幻多端又亘古未变的星月，还有这底下的老旧屋檐，屋檐遮蔽的互相依偎的老旧人类，以及火盆、茶水和食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即使知道，也无从说起。我不懂彝语，这个族群的一切都不懂，我一个汉族人挤在这儿，跟挤在非洲丛林或印第安部落没啥两样。据说哑语世界通用，那表示“孤寂”的手势该如何打呢？
汽灯背后的彝语还在持续。
它在描述神的旨意吗？
没人插话，没人应和，那唯一的男低音还在持续。一个小时过去了。又半个小时过去了。我有些沉不住气，就起身下院坝转悠。我举相机按了好几下，连续的闪光惊起不少低垂的头。我赶紧退避，躲出院门查看冒昧的杰作，却含混如旧梦，真和若干年前生产队开会斗地主的情景相似。
转过身，刚巧与老张碰个满怀，于是相约出院门小便。正贴住墙根掏家伙呢，一位满头飞雪的老者出现了——他就是我此行的寻访对象张茂恩牧师，撒营盘教区级别最高的神职人员。
趁3人一齐撒尿，我迫不及待地作了简短自述，老张也跟着敲边鼓。接下来，我们在墙外快速交谈。张牧师直截了当地询问采访动机，本来“土改”二字已涌上喉头，又临时拐了弯儿，变成“记录基督教在这儿的苦难历史，你，还有你家族所作的见证”。
哪怕忙得喘不过气，一个虔诚的神职人员也无法回绝这种请求。张牧师露出谦和的笑容，“晚了一点。”他说。
“再晚也等。”我说。
“不必太辛苦。”他说。“你的伙伴晓得我歇脚的人家，我们改在明天早晨6点正见面，如何？”

聚会还没散我们就离开了，回到老张婶婶家已是凌晨1点50分。灶台的大铁锅烧了热水，我们匆匆烫了个脚，就掌着煤油灯上楼睡觉。床铺虽简陋，却是一人一个坑。绷紧的弦突然松了，倦意就如洪水滔滔，我蹬掉鞋子，竟和衣而卧。隐隐有牛铃叮当入梦，可当我再度睁眼时，额前的窗户纸已透白了。
我与老张同时起床，下楼向他家婶婶致罢谢意。拢桶边舀一瓢冷水，劈头盖脑浇下，人就异常清醒了。昨晚的钻裆黑狗替主人送客半里远，至坟地边折回。对面山峰的两端，残月将坠，朝霞初升。我们沿昨晚老路，疾步穿插，终于正点抵达一篱笆围绕的农家。
上了十来级石阶，我们在岩洞似的厨房里与张牧师正式会见了。此刻为2006年8月6日早晨6点零2分，几乎一宿未眠的张牧师及其助手张长老刚做完最后一盆圣餐，即指甲盖大的未发酵面饼，象征着耶稣供众人分享的肉。
我们围着一地坑余烬落座。40多岁的张长老算新生力量，所以很谦卑地退到烟火浸染了多年的幽暗墙角。访谈开始了，清新的舞台晨光自门外打进来，作为主角的张牧师闭目沉思了片刻，银发非常夺目。

老威：请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信主？
张茂恩：在娘肚里吧。
老威：哦？
张茂恩：至今为止，我们家族三四代人，信主已有92年。
老威：有确切的记载吗？
张茂恩：我大哥张润恩如果活着，应该92岁。我父亲就是在我大哥出生的1915年，领着全家接受了福音。
老威：我从相关资料了解到，自19世纪后期基督教传入中国，到20世纪初逐渐形成第一个信教高峰，王明道、倪柝声、宋尚节等第一代本土传道人方应运而生……
张茂恩：在整个云南乃至西南，我们家信主都算早，但是普渡河那边的干彝族信主还要早。当时河两岸的马帮经常往来通商，福音就是从河外的九龙、转龙、兴苕等场口的干彝那儿带到德嘎，再由德嘎传往山里的升发、则黑、马鹿塘和靠外面的撒老乌。
老威：则黑的张长老就是在撒老乌念的西南神学院。
张茂恩：张应荣家跟我家一样，是三代长老。而传教士张尔昌建西南神学院已在抗战年间了。此前的二三十年代，莫提撒营盘，就是禄劝境内，世俗社会连初中也办不起，可教会不仅有能力办初中，办各种读经班，还成立了高等学院，培养了很多批人材，为神学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到我出生的1939年，周围早已普遍信主了。父母兄弟姐妹，还有父母的父母，近亲和远房的老祖老公公，本村外村，本族外族，无论贫富，全信主。还没学会说话，我就熟悉《赞美诗》，我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圣经》。山沟沟里的彝族村子，文盲太多了，可提起《圣经》的某一节某一段，都能背。从小就会的东西，忘不了啰。
老威：福音如此普及，教会的钱从哪儿来呢？西方传教士手里？
张茂恩：信主的人讲奉献，有能力就多出，没能力就少出。比如我们家，在旧社会还算富裕，那么父亲作为与传教士张尔昌一道坐过堂的长老，就是一个榜样。每年在撒老乌举行的短期和长期的福音培训班，人头不少，伙食都由我们家奉献。
老威：这笔开支可不小。
张茂恩：当时我才3、4岁，就习惯了家里人天不见亮就起床祷告，然后吆喝着驮满粮食、猪肉的大队骡马，从德嘎运往撒老乌方向。那年月只有山间小道，一去一回要耗三四天。有时候，我还牵住大人的衣角，跟好远，才被哄回来。
老威：你有一个虔诚的好父亲。
张茂恩：我们家世世代代务农，没有哪一辈人不辛苦。到父亲手里，粮食不太值钱了，吃不完，也不兴买卖。于是就转向搞畜牧，养牛养马养肥猪，特别是养鸭和养蜂，比较赚钱。撒营盘这一带，抽鸦片的风气很盛，街子的规模小，除了大烟，其它都不赚钱。所以家里人时常吆着大群鸭子，走一路放一路，十天半月看能不能到达普渡河外的大街子，像九龙、转龙那样热闹的街子，才可以买个好价。肥猪也同样朝河外运，而一年两次收割的上等蜂蜜，得雇专门的脚夫背到昆明卖。
老威：这么多？你们家办养蜂场吗？
张茂恩：大约有50窝蜂子，很难伺候，可挣钱不少。
老威：按现在的说法，你们家算养殖专业户。
张茂恩：又要传福音，又要多种经营，所以父亲很累。在我4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他的兄弟，我们的爷爷继任德嘎的长老……
老威：你们把父亲的兄弟叫爷爷？
张茂恩：对。你们汉族的爷爷，彝族就叫老爹。曾祖父以上统喊老祖。40年代那一段，是基督教在撒营盘一带的黄金时期，分好几个堂，有6对专业传道人。总堂设在撒老乌，德嘎是第二支堂，在升发、普福、则黑、马鹿塘、大松树、皎西、皎平都有支堂。我的爷爷1943年任第二支堂长老，一直到解放了，教会活动被中止。
我大哥和我，都属兔，但他长我两轮，24岁。我还没有出世，他就到马鹿塘上面的普福做上门女婿。他是教会初中毕业，聪明，又有文化，加之岳父也是普福那边的长老，所以在神和人的世界都兢兢业业，做得出色。
老威：出色到哪种程度？
张茂恩：他做过普福的乡长、征兵干部。手中的权利为福音传播提供了很多便利，所以高等学院在撒老乌一建立，他就出任教务长，亲自物色教员，培养和选拔人材，并为专业传道人发薪水。自家还每年出3石粮食供养传道人。
老威：你大哥具有现代思维。
张茂恩：传教士都夸他是上帝一流的仆人。撒营盘，包括禄劝甚至整个云南，都有种大烟抽大烟的历史，富人穷人都好那一口，再加上彝族人喜欢赌博，这两大致命恶习造成盗匪猖獗，社会动荡，历届政权都十分头痛。大哥认为，只有福音能使人自觉到原罪，从而戒除烟和赌，彻底净化社会风气。
老威：你大哥这种充满普世情怀的基督徒，在任何政府里都应该大有前途。
张茂恩：可他36岁就去世了。
老威：得病？
张茂恩：被镇压了。
老威：哪一年？
张茂恩：1951年，我12岁。
老威：那就是土地改革当中。你们家族肯定都是地主。
张茂恩：是啰。
老威：则黑的张长老仅仅因为信主就叫划成地主，他是我所晓得的世界上最穷的地主。土地财产没有，罚款没钱，民兵没奈何，将他放在西南神学院的一床没有被面的铺盖也没收了。
张茂恩：我们家土地不多，经济收入还是多的。一划阶级、称大秤，大哥全家地主；我和母亲、二哥是一家，地主。1953年土改复查降为富农，才把抢去的房子还回来两间，分了一点点地种。嫁到皎西的姐姐，全家地主；爷爷是基督教长老，更是反革命地主。捕的捕，关的关，没捕没关的也从自己家里被赶出来，随便找个猪圈让你住进去。所有的一切都收缴去了，见你身上穿的衣裳厚了点，也要硬剥一两层下来。那叫啥日子，畜生不如啊。畜生还有圈，下了力还要给粮给草，可我们没住没吃，还天天挨斗。躲贫雇农就如耗子躲猫，在田间地头被逮着了，轻点的罚你替人家干活，完了让滚蛋，哪怕你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也没你一口吃的。重的就一顿暴打，或者倒吊起来，还押着去陪斗。我爷爷叫斗争了几百次，打得太狠，捱到1958年，又加上饿，就得痨病死了。
我二哥比我又长一轮，他的耳朵不灵，可对主的信心很足。土改中弄得家破人亡，几乎都活不下去了，他还天天跪着祷告。贫雇农见了，就告到工作组那儿。打他，要他承认信主就是罪恶，就是反革命，他不吭声，反而继续祷告。于是手脚绑起来，吊个几天几夜，可只要放下地，他立即祷告，求神宽恕人的罪。他的痨病，还有各种杂病，都终身未愈，可还跑遍这儿的山山水水，为贫苦的、长期病痛的人做祷告。
从13岁遭遇土改到宗教信仰放开之前，我挨打挨关挨饿的次数也不少，特别是文革后期，因为秘密传福音蹲监狱多次，被扒了几层皮，没死掉，得感谢神的保守。1979到2003，我当了24年长老，随后又成为撒营盘教区的牧师，虽然是我们家族唯一的牧师，可与二哥同样，都得痨病，药不知吃了多少，均不见起色。二哥72岁走的，有十几年了，我今年68，神肯定有他的安排吧。
老威：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你也算延续了你大哥的血脉。
张茂恩：这是我们家族永远的疼痛。感谢神，他走得很有尊严。
老威：请讲讲他是怎么走的，给后世留下一个见证。
张茂恩：一解放，他和他的老岳父就关起来了，受尽酷刑。他在旧政府手里当过官，但口碑非常好，尽管工作组深入到村子里，反复动员，开头也没人出面控诉。1950年清匪反霸，周围这些村子都毙了好多批地主，风声紧得很，都没轮到他。1951年升级，关进撒营盘，稍后又进了禄劝县的监狱。普福这边的贫雇农干部才跳脚，要求人民政府清算他。
老威：什么罪名？
张茂恩：晓不得。有人透风出来，家里全懵了。但当时见不着人，也没申辩的地方。
老威：总有个“犯罪细节”吧。
张茂恩：胡编啰。漏洞百出不要紧。甚至没啥细节也不要紧。人关了那么久，肯定要治罪。后来才听人说，上面派的工作组还提出了疑问，贫雇农主席团答不出，面子下不来，就犟着脖子吼。人家还好意劝告：“如果证据不足，构不成血债，就不用镇压了。”可地方上说，这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
老威：杀人的积极性吗？
张茂恩：积极性又不需要文化，只要喊得最凶，打人最狠，闭起眼睛乱咬就能当干部。
老威：这就是所谓阶级立场？我不太懂。
张茂恩：嗯，你太年轻，不晓得人不如牲口是啥子滋味！想打就打，想杀就杀，运动一搞起来，再煽几把，平常老实巴交的农民也会鼓眼睛、舞拳头。说到底，杀人不需要理由，给你找个理由算抬举你。开会前没打算枪毙你，会开到中途要拉你出去，砰的一声，也没有人吃惊。工作组是外乡人，再调查也摸不透底细，毛主席说走群众路线，工作组最后敢不听地方群众的呼声？
老威：开头不是没人出面吗？
张茂恩：阶级觉悟一提高，人心人性混乱，工作组要控制局面都难。这地面，几乎人人都有过抽鸦片和赌博的恶习，除了信主，很难戒。我几岁时，就晓得撒营盘好多村子不种粮食，全种鸦片，孩子们在罂粟丛中钻来钻去逮猫猫。所以解放前夕，穷富的位子经常颠来倒去，有可能下午你还是地主，晚上就变成雇农，因为土地房屋加老婆都输掉了。共产党禁止抽烟、赌博，禁止信主，哪农民除了种地，干啥去？搞运动啰。把多余的精力放到斗争上，放到打人杀人分财产上。只要划成贫雇农，你就不是烟鬼，不是一屁股赌债的无赖了，你就顺着工作组递过来的杆子向上爬，把受穷受气、借债要饭、典妻当子，甚至路死路埋的根源统统归罪于剥削，归罪于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一个人人都看不起的混蛋，也许转眼就成共产党的依靠，根正苗红，高高在上，子子孙孙吃穿不愁，连开会打死地主也不用负责。这不比鸦片和赌博更来劲？
老威：真是人民翻身做主人了。
张茂恩：土改政策是死的，运用政策的人是活的，随便杀人也是解放啊。所以大哥晓得自己活不成，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时代，也像这样，乱得不成体统。
老威：你大哥遭杀害时，你在现场吗？
张茂恩：大哥被关起来后，莫说家里人，连他的老婆、孩子也晓不得下落。直到已判定死，家里人才提前两天得到通知。要把大哥从禄劝监狱提出来，先弄到撒营盘，再弄到升发乡，轮转着开斗争大会，最后才押回普福当地去公审镇压。家里人要见最后一面，就只能半夜起身，走二三十里山路，赶到撒营盘到升发中间的一个小街子，先候着。那晚上我们都没睡，围在一块哭，又不敢大声。母亲杀了一只鸡，煮了一小点米饭，还不到三更天，就和二哥、姐姐一道出门了。我还小，留着看家。
老威：你能够记事了吧。
张茂恩：我12岁了，记忆很深。母亲他们第二天擦黑才归家，我还问：“大哥吃了鸡？”母亲点点头，两眼通红。后来，母亲和二哥经常讲到这次生离死别。他们在必经的垭口候了两三个钟头，大哥才押到。抱着哭了一阵，他们就哀求民兵松开麻绳，让大哥吃顿好饭。大哥啃了鸡肉，喝了汤，对母亲说：“儿子要走了，母亲你不能动摇，要好好地信。耶稣上了十字架，已为我们赎了在尘世的罪。儿子今天是个罪人，这是该的。儿子在监牢的这些天，兜里一直揣着《圣经》，一直在心里祷告，一直劝那里面的人信，可心里明白自己难逃一死。本地方的那些人，与我无仇无怨，却指控我欠了两笔血债。这是冤案，儿子晓不得，也不认。但是我不申辩了，因为是无用的。他们一再要求我回去，其实我也想回普福，揣着《圣经》，永远留在我传过福音的普福。母亲，人都有生死，你不要因为儿子灰心，无论如何要信啊！”
大哥就那样揣着《圣经》上路了。在升发斗争完，才回普福开公审大会。要镇压的那天大早，民兵还通知我大嫂：“喂，今天我们要打掉你男人，家里有啥子好吃的东西，给他送一点。”
我大嫂也跟母亲一样，杀一只鸡，煮一小点米饭，大哥也吃了。夫妻最后告别。大嫂哭，大哥还劝她。意思是我走了，你要听“领导”的话，顺着来。随便哪个议论啥子，都不要往心里去。因为“领导”是一清二楚的。“领导”就是上帝，大哥怕连累大嫂，没把话挑明，可大嫂懂得，就不哭了。
接下来他就不在了。
老威：没有亲人在现场？
张茂恩：没有。
老威：什么时候料理的后事？
张茂恩：这是阶级斗争，我们不敢，人家也不准认领尸体。开完会，几个民兵就把大哥拖到大路上打掉，尸体就随便丢进一条小溪沟，在坎坎两边撬两撬，土就塌下去草草掩埋了。家里人被看管得紧，根本不敢靠近那儿。直到10个月以后，上面来了批准收尸的正式通知，两边家里人才聚拢，找几块木板，拼了只匣匣赶去。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溪水从山上下来，已经把皮面的土冲刷得差不多了，大哥像块大树疙瘩卡在当中，脑袋、脚、还有身上的好几处衣角都暴露着。这儿离村边的路很近，大概已惊吓了不少人。难怪他们要允许重新掩埋阶级敌人！
二哥、母亲、大嫂一齐下水清理尸骨，多半泡烂了，有的肉看起还好，手一碰就粉了。没办法，只能把骨头一块一块淘干净，装入木匣匣，待一会儿葬入看好的坟地。
正当大家悲伤至极点，神迹居然出现了，母亲在大哥的衣兜里翻出一本《圣经》！两公分厚，比巴掌小，就是大哥走前反复提到的那本。你想想，沟底泡10个月，肉和衣服都烂了，《圣经》还完好无缺！大家立即在坎上、水里祷告。不是那种很正式的祷告，而是在心中默默感谢神恩始终陪伴大哥。他的肉身虽腐，灵魂却已入天国安息，这给偷生的我们增添了无限信心。
老威：那本《圣经》是什么样子呢？
张茂恩：竖排的手抄本，用牛筋绳绑紧。当然纸页已粘成一沓，分不开。字迹也模糊了，还浸透了血。
老威：尽管如此，这本《圣经》的价值还是无法估量。它将作为一个蒙难的物证，进入现代中国人的信仰史。
张茂恩：可惜几十年来政治运动多如牛毛，我们保命都有难度，更无法保存这种“罪证”了。直到文革，母亲终于下狠心烧了它。
老威：阿门，愿它在天国继续伴随你不朽的大哥。
张茂恩：阿门。分发圣餐的时间已到了，我们出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