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华大学和美国密执安大学联合举办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危机”——“重新认识十九世纪”系列会议之二于2005年9月1日至9月3日在清华大学历史系309会议室举行，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从经济史、社会史、制度史、思想史等各个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了长达8轮的研讨，会议讨论异常激烈，日本学者蒲地典子激动地说，只有在六十年代的日本才能看到这样激烈的学术讨论，会议虽然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但在客观上丰富和修正了费正清先生提出“冲击——反应”说。

　　张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做了题为《十九世纪中期清廷的“统治危机”》的发言，她首先肯定了十九世纪中国危机的存在，把危机界定为一个民族面临或者置身于死亡的边缘，主要表现是全民腐败和统治效率的低下，但她同时指出，王朝统治危机是中国传统社会都会面临的周期性、普遍性的危机形式，要认识到清廷面临危机的特殊性，也就是当时中国社会潜伏的危机在清代新的表现形式，这是从先秦的宗亲世族礼法统治到汉代领主经济的沉渣泛起一直到宋代由家族网络到双重统治格局的形成，国家政权不断收缩过程的延续。而民族矛盾在清入关后就一直存在，南方地主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获准兴办团练，极大地改变了清廷的统治格局，这是清政府的“心腹之患”，而在对待外国入侵的认识上，封疆大吏们的认识又不尽一致，清廷没有全民一致动员的条件，因此也影响到了十九世纪以后中国的发展。张教授还驳斥了清政府“不完全财政”的说法，认为定额化赋税背后的思路是地方财力充盈。牛贯杰沿着张研教授的思路进一步展开论证，他认为19世纪相对于18世纪而言，最主要的现象是言“变”，无论是“经世致用”思潮还是保守思潮都是建立在对“变”的回应上，危机和生机是不可分割的一对矛盾，到底是危机大于生机还是生机大于危机，按照不同的解释思路和模式（例如革命化的思路和近代化的思路）回答是不一样的，透过清政府选派团练大臣这个个案来看，地方分权也正是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变成了现实，像刘铭传、左宗棠之类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的汉人能够进入清廷一品大员的行列也许只有在19世纪才会出现。他还指出其他一些例子，譬如捐纳虽然意味着腐败，但其在客观上也扩大了清廷的统治基础，这些都是在危机中蕴涵的生机，团练大臣这种历史现象的存在虽然只有10年的时间，但它在客观上反映了清廷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看法。

　　张忠民（上海社科院教授）在会上提出了“双重危机”的概念，他认为首先要区分19世纪中国的危机到底是一种局部危机还是全局的危机；其次要认识到这个问题背后的问题，那就是来自西方的外部力量挑战；再次应该看到危机包含传统的内部的固有矛盾，也包含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压力下的外部危机；最后还要看到危机的各色各样的表现形式：王朝统治危机、民族危机、表现为经济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社会危机。但张教授同时强调，清廷的财政危机不等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危机，如果没有外部入侵，中国社会同样会出现危机，但内容和表现形式会有很大的不同，双重危机实际上使各种危机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对于危机的不同应对方案成为19世界中国社会斗争的焦点，是革命还是改良，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改良与自上而下成为19世纪的主流，而革命与自下而上在20世纪才充分展开，一直影响到现在。

　　王宪明（清华大学教授）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清廷宣布废科举、兴学堂的个案探讨了19世纪中国社会存在的制度危机，王教授梳理了废科举思潮的三个演化阶段：鸦片战争前、甲午战争后、义和团运动后。王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制度中包含有很多合理性因素，譬如考试选官是西方要向中国学习的，而我们却全盘否定了它的合理性。帝制和六部制当中的合理性要素都未能实现创造性的转化，使得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带有很强的被动性。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密执安大学的刘禾教授对于庚子条款中外国人要求中国人废除科举制度的提法提出疑问：到底废科举是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努力的结果还是外部压力逼迫的结果？而且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是改良还是革命又与外国势力内部的政治格局紧密相联，譬如英国内部也有改良派与保守派之争，最后的结果是英国要推行的各项政治制度都以其殖民地印度为试验田，等试验成功后再返植到英国国内。清华大学的张国刚教授认为废科举的重要原因是银行、医院、归国留学生等新兴职业和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无法通过原有的科举制度予以选拔，“铨选”是清代人才选拔的另一条途径。社科院的曹幸穗教授则从农学的角度对于危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以农学上的要素增减来看是否具有危机，至少当时中国小农经济的要素没有发生减少，只是在分配形式上发生了变化，这不能算是危机。

　　在第二轮研讨中，李中清（密执安大学教授）做了题为《辽东19世纪生活水平》的发言，他采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对19世纪中国社会出现的所谓“马尔萨斯危机”提出了质疑，他根据19世纪辽东户口册提供的数据，对当时辽东地区的生活水平、年轻人的结婚年龄变化情况、婴儿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做了统计分析，认为所谓的19世纪中国人口危机并不存在，从这些统计数字来看，19世纪中国的经济反而是增长了，肉制品等食物的出现与这种经济增长的趋势是大致一致的。

　　李伯重（清华大学教授）认为19世纪初期中国就出现了变局，他以19世纪上海的两个郊县为样本，探讨了“道光萧条”的真正原因，他认为人们通常所说的人口压力、政治腐败、西方冲击等三大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而根本原因在于1823年、1830年黄浦江下游发生的两次大水灾，造成土地浸泡，地力长期无法恢复，全部人口一半以上沦为灾民，从气象史上看，这是19世纪北半球变冷的结果，因为在同样的劳动和生产要素条件下，温度实际降低2度，农产品收入就会降低20％，所以，如果说危机，19世纪真正的危机是由于气候造成的农业危机。

　　常建华教授关于“十九世纪的闽台族正制”的发言从社会组织的角度探讨了19世纪中国是否存在真正的社会危机，他以闽台族正制为例，首先进行了历史回顾，清前期对宗族的控制十分严格，而太平天国起义后，宗族势力膨胀，引发了社会危机，而闽台地区在清中后期秩序尤为不好，械斗厉害，国家为了控制地方社会秩序，解决地方械斗、建讼等问题，台湾开发完毕以后，这种制度在全国推广，族正制属于政治系统末端的保甲制度的一环，涉及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这个方面来看，他最后的结论是，清政府在当时能够控制社会，而不是所谓的“失控”。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张国刚教授认为19世纪中国的危机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至少存在王朝轮回危机、制度危机和西方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的世界危机三类；杜恂诚教授则对于李中清教授选取的样本提出了质疑，认为内务府样本所记载的主要是八旗子弟的情况，反映的是社会上层的情况，上层的富庶恰恰反映着下层的贫困，必须对不纳入该户口册的汉族籍民众做出进一步的统计分析，计算出其所占的比例以及对满汉不同各族之间在该地区的消长关系做出估价才有可能得出客观的结论。定宜庄教授马上对于该问题做出回应，她指出，认为所有八旗子弟都是上层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辽东户口册的选取是有科学依据的，在籍的八旗子弟是东北地区的主要劳动者，也是一般的劳动民众。曹幸穗教授则针对李伯重教授的研究提出了补充，认为地区灾害的研究必须结合人地关系和资源承载力做出，而且必须结合整个太平洋地区国家的该时期研究做出，否则气候问题不是一个共性的问题，进一步来讲，农作物即使遭受大的灾害，15年内也足以产生一个新的抵御灾害的品种，农业生产中的渐变因素都要考虑在内才会更有说服力。林刚教授认为辽东地区原来是清代禁地，人口稀少，山东一带的移民是其人口的主要来源，人口的迁徙流动又与人地比例关系密切相联，人地比例关系同样也会影响到关于辽东地区的个案研究。张研教授认为区域史的个案研究还要涉及到农业、商业、手工业的综合影响因素，当全国性的市场网络形成以后，某个地区可能会失去原有的优势，这样，在全国性市场网络崩溃时就会一败涂地，她以捻军首领张乐行的例子印证了这个说法。张教授同时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四个宇宙期清代经历了一个半——明清宇宙期和清末宇宙期，在宇宙期的影响下，原有的军屯改变为商屯，这同样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第三轮报告中，马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从19世纪中国的贸易危机出发进行探讨，做了题为《十九世纪的贸易危机与近代重商主义的勃兴》的报告，他从贸易统计数字、时人心态、社会变迁、清政府政策变化等四个角度探讨当时的贸易危机，认为危机之所以会在19世纪出现，这需要放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只有对危机的时间性、范围性、性质以及国家和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对危机的不同反应、危机的引发机制和运作过程等细节性问题做出更深层次的探讨才能对危机有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

　　陈争平（清华大学经济所教授）以《十九世纪中国海关关税制度的演变》为题，从李鸿章“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感叹出发，说此变局不同于蛮族入主中原和游牧民族的扩张，而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造成的冲击，他以海关关税制为例，从经济史的角度探讨了危机的表现，论证了“协定关税”的非互惠性、非自主性，与其相配套的子口税和厘金制度都严重限制了中国国内贸易的发展，促成了华商的买办化，对中国当时的农业、商业、手工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陈教授还提出这个危机不单单是中国的危机，许多国家都面对这样一种危机，如何应对才是关键所在，陈教授还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关于当时的平民教育问题，人口素质的长期停滞不前也是造成危机的原因之一，如何把综合国力理论引入对平民教育的研究当中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思路。

　　韩琦教授通过对马戛尔尼访华使团一个随员吧龙（John Balon）的日记研究，以吧龙的《中国纪行》对中国科学技术的批评为例，从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的视角考察中国，这一次使团来华的目的不只是商业贸易或者外交的目的，同时也带有科学考察目的，随团成员包括许多机械师、外科医生和皇家学会会员，其中的记载了中国皇帝的傲慢态度和他们的沿途见闻，吧龙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对中国的科学做出自己的判断，对于改变外国人对于中国的看法起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次访华的外交和贸易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是却对中国的水域和航线有了基本的把握，无论是这种看法还是访华的结果，都对后来的战争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十九世纪危机的前奏。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李伯重教授提出，马戛尔尼访华是受当时的政府监控的，他们看到现象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本质恐怕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不要排除表象和假象的可能，而乾隆对于西方科技的态度也要一分为二，对于哪一类技术更感兴趣要做具体分析；而协定关税是否只存在于中外关系中，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否同样存在，也就是说，协定关税是不是当时一个通行的国际惯例，否则就无法对其是否合理做出判断。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进一步指出，对于西方科技的接受程度要超出技术本身来考察，技术背后的价值观的对比与差异更应该予以关注，而且，其中似乎还掺杂有礼仪方面的误解。张研教授则以对西洋历法的接受为例，指出对西洋文明的接受抑或排斥不仅和帝王的性格、态度、学识、胆略有关，而且可能也有一个虚矫的心态包含在其中。张忠民教授提出要区分税率与税制，税率的是否合理并不等同于税制是否合理，关键要看谁制定关税制度，自主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第四轮报告中，社科院的赫治清先生从秘密社会的角度得出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表现为吏治腐败、社会控制严重削弱、自然灾害频仍和人口压力造成中小地主大量破产、社会下层民众精神空虚、秘密结社，一时出现了许多规模空前、会众在数千人以上的秘密教门和会党，18世纪开始活跃的秘密社会在19世纪开始大规模发展，教阶和联络方式多种多样，教与会融合，形成了系统和规模，最后终于酿成民变。但是赫先生指出，对于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秘密社会的性质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陈峰教授从财政史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以《晚清的财政支出与财权下移》为题，认为19世纪清代财政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从嘉庆年间到咸丰初年，从清廷的三大主要财政收入田赋、盐税、关税来看，积欠危机日益严重；从咸丰初年到光绪初年，厘金制度的实施并没有造成清代财政体制大的变化，财政困难日益加剧。陈教授还谈到自己对于关税增加、耗羡归公、近代预算的看法，归纳了清廷财政困难的主要来源。

　　定宜庄教授做了《十九世纪八旗兵力的变化》的发言，主要讨论八旗兵力衰退的问题，但是她提醒人们八旗兵问题一直以来被人忽视，而清的命运却是和八旗兵的命运共沉浮，作为以武功定天下的满人来说，无论湘军、淮军还是绿营军都无法与八旗兵相提并论，这是清廷的立国之本。19世纪八旗兵的衰落不是由于腐败引起的，清入关后20万八旗兵一半驻京、一半驻防，在东北一带驻防的八旗兵与关内驻防的八旗兵有很大不同，他们亦兵亦农，处于无饷或半饷状态。由于驻防过于薄弱，乾隆二十二年开始补充兵源，但是军队内部的生计问题难以维持，京旗也被调至各方驻防，由于军队中固有的民族矛盾，满人八旗兵试图把自己的生计危机转嫁到绿营军身上，就形成了彼此战斗力都不强的局面，所以政策内部的民族歧视和民族矛盾是八旗兵力衰退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应该看到，清廷不重视火炮等热兵器的使用也是兵力衰退的原因之一，能使用火器的神机营由于演练费用不由国家出，所以长期缺乏演练，造成了战斗力低下。

　　第五轮中，杜恂诚教授从制度史层面对危机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报告的题目为《十九世纪中国开埠后经济秩序的多元路径及其主导性的反复》。他首先认为，我们现在谈危机，是我们以史学家的眼光看待也许并非历史事实的危机现象，这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可以说，19世纪发生了许多可以认为是负面的历史事件，但是否负面的历史事件其影响就是负面的？中国近代碰到的最大难题是二元社会结构——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诉求具有很大的矛盾，而中国传统经济形成的路径与西方不一样，它是古已有之的（杜教授后来更正了这一说法，改成“自然形成的”），西方则是通过产业垄断制造出自己需要的经济秩序，那么中国传统内部的诱致性变迁和由西方带来的强制性变迁在关系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强制性变迁在诱致性变迁基础上发生；诱致性变迁中断，强制性变迁独立发生；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互相压制对方。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西方引进的企业制度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市场秩序也有相容的趋势，譬如利用原有中国商业网络信用的买办制度和拆借制度，但是这种公共信用制度并没有真正发育起来，所以，关键要看政府主导如何与市场发育相契合，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的关系，杜教授还通过热那亚模式和马格里布模式两种模式在日本的影响做了进一步分析。

　　社科院的林刚教授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谈论危机，论述了斯密型动力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他认为中国的农业文明有自己的发展特点，农业与手工业两业结合是中国小农经济的治家之道，在除旧布新的思路下，既然传统经济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就要兼顾传统经济与外来经济，如何向西方学习同时又保持自己，改革自我又不放弃自我，由于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的不明确，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被很好的解决。中国学者总是从阶级斗争、农民革命理论的视角看待中国农村手工业的瓦解，强调破坏和抵抗，这忽视了中国农民的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实质上，中国农民在西方冲击下不是被动的，而是在原有手工业基础上借鉴并吸收了西方技术，在林教授看来，危机说、变局说都带有很强的被动色彩，忽视了危机的转生过程，建议用动向说来代替。

　　在接下来的提问中，张忠民教授提出必须考虑洋纱和土布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改变才能谈论中国纺织业是否遭受了巨大的冲击，正如洋务运动不能因为甲午战败而被否定一样，在特定时点上政府即使全非自愿，但客观上也会推动历史的发展。

　　第六轮报告中，清华大学的张勇老师和董士伟老师分别做了题为《龚自珍在19世纪》和《清末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日本观——以康有为为例》的发言，以人物研究为出发点，分别择取了龚自珍和康有为两个历史人物对于19世纪中国和日本的看法，大致的观点是，19世纪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于当时中国的危机认识还是比较深刻的，认识到这次危机关系到亡国亡教的危险，不是普通的蛮族入侵或者改朝换代，而是外来文明的冲击，是儒家意识形态遭受的危机。

　　第七轮报告中，密执安大学的董慕达（Miranda Brown）做了《Unilineal Evolutionism, Essentialism, and its Sinological Alternatives》以爱德华•泰勒对于中国文化原始论的看法为主题展开论述，通过与葛兰岩等西方汉学家在同一问题上的比较，论证了进化论和人类多源学观点在中国问题上的局限性，泰勒通过对中国文字、数字概念、身体与心灵的研究，认为中国思想具有特殊性，采取了不同的发展轨道，单一的、纯粹的进化论思想不适合中国。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对于19世纪中国危机意识的形成与其思想背景变迁的关系做了耙梳，他首先指出，19世纪的危机延续至今，只是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提出了不同的问题，认识危机不能仅从概念和思想脉络来理解，而要牵涉到对于行为方式的解读，至少要注意到以下三点：第一，这场危机与中国传统的再发明有关，要全面理解满人、满族、满洲在中国的位置，期间存在诸多利用旧传统为新理念服务的内在紧张关系，譬如反满利用了“反清复明”的旧的话语体系，反映的却是民族国家建构的理念；而孙中山在1912年以后突然按照现代西方国家秩序来解释他的“五族共和”思想，区分了民族与种族，这种历史叙述与当时形成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事实之间构成了内在的紧张。第二，这场危机与中国传统的政治合法性有关，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政治理论中的民族自决理论与孙中山的种族理论内部存在很大的张力，民族自决与对内平等之间也有很大的张力，“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在前近代与近代的转型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如何被政治意识形态所利用是解读这场危机的一个途径。第三，理解这场危机要结合现代国家的建立、现代国民意识的形成、国家、社会、阶级等行为方式的变化等多个角度来理解，晚清国人对于国家的信任感是如何瓦解的，社会变革的基本原则是如何形成和确立的，知识分子群体与政治家在选择改革方案时的论证角度有何不同，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蔡乐苏（清华大学教授）通过对清华大学原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先生的现代化思想研究表明了自己对19世纪中国危机的看法：要把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联系起来，19世纪中国的危机是“危”与“机”的统一，是中国人面临危亡寻找新生的过程；我们对危机的认识是历史的，是20世纪的人对于19世纪的认识。蒋廷黻先生试图把19世纪的危机看成是中国内部的危机，力主从内部寻找解决危机的出路，这与当时的政治现实有关，也与他独特的政治思想理解有关，因为蒋廷黻的认识根据有一个霍普森的帝国主义理论蕴涵在其中。

　　在第八轮的综合讨论中，葛兆光教授认为，19世纪中国的危机是内部危机与外部危机相互交错；汪晖教授认为西北危机与东南危机等地区危机渐次发展；曹幸穗教授认为不同的利益圈和群体对于危机感的感受也不同、有危机感、危机意识、危机等多个层次；常建华和王思都强调了危机所发生时空的特殊性；牛贯杰提醒应该注意危机过程中的“同治中兴”的成因问题；王宪明教授则从政统与道统的关系入手，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比单纯的科技或者农业方面的危机更为重要；杨念群教授认为当政统与道统发生紧张就会产生中央王权合法性危机，但是知识分子背后的认同逻辑与合法性危机的发生逻辑也会有紧张；张研教授认为意识的进步并不一定反映出事实的变化，而且意识因素可能带有很大的错觉成分；李伯重教授认为危机引发的不同后果会因为处理措施的不同而不同，危机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处理这种危机；蔡乐苏教授认为要更重视“机”，总结经验比总结教训更有意义。

　　正如李伯重教授所说，正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才说明认识的复杂性和该问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而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在于使我们的认识复杂化。无论是费正清的西方中兴论还是柯文的中国中心论，在对于中国近代问题上的讨论都带有片面性，19世纪中国的国内危机是内因，外部危机是外因，单纯谈论一个方面都无法全面解释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辨证地看待内外因的关系，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比讨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先后问题更有意义。

由清华大学和美国密执安大学联合举办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危机”——“重新认识十九世纪”系列会议之二于2005年9月1日至9月3日在清华大学历史系309会议室举行，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从经济史、社会史、制度史、思想史等各个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了长达8轮的研讨，会议讨论异常激烈，日本学者蒲地典子激动地说，只有在六十年代的日本才能看到这样激烈的学术讨论，会议虽然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但在客观上丰富和修正了费正清先生提出“冲击——反应”说。

　　张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做了题为《十九世纪中期清廷的“统治危机”》的发言，她首先肯定了十九世纪中国危机的存在，把危机界定为一个民族面临或者置身于死亡的边缘，主要表现是全民腐败和统治效率的低下，但她同时指出，王朝统治危机是中国传统社会都会面临的周期性、普遍性的危机形式，要认识到清廷面临危机的特殊性，也就是当时中国社会潜伏的危机在清代新的表现形式，这是从先秦的宗亲世族礼法统治到汉代领主经济的沉渣泛起一直到宋代由家族网络到双重统治格局的形成，国家政权不断收缩过程的延续。而民族矛盾在清入关后就一直存在，南方地主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获准兴办团练，极大地改变了清廷的统治格局，这是清政府的“心腹之患”，而在对待外国入侵的认识上，封疆大吏们的认识又不尽一致，清廷没有全民一致动员的条件，因此也影响到了十九世纪以后中国的发展。张教授还驳斥了清政府“不完全财政”的说法，认为定额化赋税背后的思路是地方财力充盈。牛贯杰沿着张研教授的思路进一步展开论证，他认为19世纪相对于18世纪而言，最主要的现象是言“变”，无论是“经世致用”思潮还是保守思潮都是建立在对“变”的回应上，危机和生机是不可分割的一对矛盾，到底是危机大于生机还是生机大于危机，按照不同的解释思路和模式（例如革命化的思路和近代化的思路）回答是不一样的，透过清政府选派团练大臣这个个案来看，地方分权也正是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变成了现实，像刘铭传、左宗棠之类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的汉人能够进入清廷一品大员的行列也许只有在19世纪才会出现。他还指出其他一些例子，譬如捐纳虽然意味着腐败，但其在客观上也扩大了清廷的统治基础，这些都是在危机中蕴涵的生机，团练大臣这种历史现象的存在虽然只有10年的时间，但它在客观上反映了清廷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看法。

　　张忠民（上海社科院教授）在会上提出了“双重危机”的概念，他认为首先要区分19世纪中国的危机到底是一种局部危机还是全局的危机；其次要认识到这个问题背后的问题，那就是来自西方的外部力量挑战；再次应该看到危机包含传统的内部的固有矛盾，也包含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压力下的外部危机；最后还要看到危机的各色各样的表现形式：王朝统治危机、民族危机、表现为经济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社会危机。但张教授同时强调，清廷的财政危机不等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危机，如果没有外部入侵，中国社会同样会出现危机，但内容和表现形式会有很大的不同，双重危机实际上使各种危机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对于危机的不同应对方案成为19世界中国社会斗争的焦点，是革命还是改良，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改良与自上而下成为19世纪的主流，而革命与自下而上在20世纪才充分展开，一直影响到现在。

　　王宪明（清华大学教授）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清廷宣布废科举、兴学堂的个案探讨了19世纪中国社会存在的制度危机，王教授梳理了废科举思潮的三个演化阶段：鸦片战争前、甲午战争后、义和团运动后。王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制度中包含有很多合理性因素，譬如考试选官是西方要向中国学习的，而我们却全盘否定了它的合理性。帝制和六部制当中的合理性要素都未能实现创造性的转化，使得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带有很强的被动性。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密执安大学的刘禾教授对于庚子条款中外国人要求中国人废除科举制度的提法提出疑问：到底废科举是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努力的结果还是外部压力逼迫的结果？而且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是改良还是革命又与外国势力内部的政治格局紧密相联，譬如英国内部也有改良派与保守派之争，最后的结果是英国要推行的各项政治制度都以其殖民地印度为试验田，等试验成功后再返植到英国国内。清华大学的张国刚教授认为废科举的重要原因是银行、医院、归国留学生等新兴职业和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无法通过原有的科举制度予以选拔，“铨选”是清代人才选拔的另一条途径。社科院的曹幸穗教授则从农学的角度对于危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以农学上的要素增减来看是否具有危机，至少当时中国小农经济的要素没有发生减少，只是在分配形式上发生了变化，这不能算是危机。

　　在第二轮研讨中，李中清（密执安大学教授）做了题为《辽东19世纪生活水平》的发言，他采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对19世纪中国社会出现的所谓“马尔萨斯危机”提出了质疑，他根据19世纪辽东户口册提供的数据，对当时辽东地区的生活水平、年轻人的结婚年龄变化情况、婴儿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做了统计分析，认为所谓的19世纪中国人口危机并不存在，从这些统计数字来看，19世纪中国的经济反而是增长了，肉制品等食物的出现与这种经济增长的趋势是大致一致的。

　　李伯重（清华大学教授）认为19世纪初期中国就出现了变局，他以19世纪上海的两个郊县为样本，探讨了“道光萧条”的真正原因，他认为人们通常所说的人口压力、政治腐败、西方冲击等三大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而根本原因在于1823年、1830年黄浦江下游发生的两次大水灾，造成土地浸泡，地力长期无法恢复，全部人口一半以上沦为灾民，从气象史上看，这是19世纪北半球变冷的结果，因为在同样的劳动和生产要素条件下，温度实际降低2度，农产品收入就会降低20％，所以，如果说危机，19世纪真正的危机是由于气候造成的农业危机。

　　常建华教授关于“十九世纪的闽台族正制”的发言从社会组织的角度探讨了19世纪中国是否存在真正的社会危机，他以闽台族正制为例，首先进行了历史回顾，清前期对宗族的控制十分严格，而太平天国起义后，宗族势力膨胀，引发了社会危机，而闽台地区在清中后期秩序尤为不好，械斗厉害，国家为了控制地方社会秩序，解决地方械斗、建讼等问题，台湾开发完毕以后，这种制度在全国推广，族正制属于政治系统末端的保甲制度的一环，涉及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这个方面来看，他最后的结论是，清政府在当时能够控制社会，而不是所谓的“失控”。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张国刚教授认为19世纪中国的危机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至少存在王朝轮回危机、制度危机和西方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的世界危机三类；杜恂诚教授则对于李中清教授选取的样本提出了质疑，认为内务府样本所记载的主要是八旗子弟的情况，反映的是社会上层的情况，上层的富庶恰恰反映着下层的贫困，必须对不纳入该户口册的汉族籍民众做出进一步的统计分析，计算出其所占的比例以及对满汉不同各族之间在该地区的消长关系做出估价才有可能得出客观的结论。定宜庄教授马上对于该问题做出回应，她指出，认为所有八旗子弟都是上层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辽东户口册的选取是有科学依据的，在籍的八旗子弟是东北地区的主要劳动者，也是一般的劳动民众。曹幸穗教授则针对李伯重教授的研究提出了补充，认为地区灾害的研究必须结合人地关系和资源承载力做出，而且必须结合整个太平洋地区国家的该时期研究做出，否则气候问题不是一个共性的问题，进一步来讲，农作物即使遭受大的灾害，15年内也足以产生一个新的抵御灾害的品种，农业生产中的渐变因素都要考虑在内才会更有说服力。林刚教授认为辽东地区原来是清代禁地，人口稀少，山东一带的移民是其人口的主要来源，人口的迁徙流动又与人地比例关系密切相联，人地比例关系同样也会影响到关于辽东地区的个案研究。张研教授认为区域史的个案研究还要涉及到农业、商业、手工业的综合影响因素，当全国性的市场网络形成以后，某个地区可能会失去原有的优势，这样，在全国性市场网络崩溃时就会一败涂地，她以捻军首领张乐行的例子印证了这个说法。张教授同时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四个宇宙期清代经历了一个半——明清宇宙期和清末宇宙期，在宇宙期的影响下，原有的军屯改变为商屯，这同样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第三轮报告中，马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从19世纪中国的贸易危机出发进行探讨，做了题为《十九世纪的贸易危机与近代重商主义的勃兴》的报告，他从贸易统计数字、时人心态、社会变迁、清政府政策变化等四个角度探讨当时的贸易危机，认为危机之所以会在19世纪出现，这需要放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只有对危机的时间性、范围性、性质以及国家和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对危机的不同反应、危机的引发机制和运作过程等细节性问题做出更深层次的探讨才能对危机有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

　　陈争平（清华大学经济所教授）以《十九世纪中国海关关税制度的演变》为题，从李鸿章“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感叹出发，说此变局不同于蛮族入主中原和游牧民族的扩张，而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造成的冲击，他以海关关税制为例，从经济史的角度探讨了危机的表现，论证了“协定关税”的非互惠性、非自主性，与其相配套的子口税和厘金制度都严重限制了中国国内贸易的发展，促成了华商的买办化，对中国当时的农业、商业、手工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陈教授还提出这个危机不单单是中国的危机，许多国家都面对这样一种危机，如何应对才是关键所在，陈教授还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关于当时的平民教育问题，人口素质的长期停滞不前也是造成危机的原因之一，如何把综合国力理论引入对平民教育的研究当中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思路。

　　韩琦教授通过对马戛尔尼访华使团一个随员吧龙（John Balon）的日记研究，以吧龙的《中国纪行》对中国科学技术的批评为例，从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的视角考察中国，这一次使团来华的目的不只是商业贸易或者外交的目的，同时也带有科学考察目的，随团成员包括许多机械师、外科医生和皇家学会会员，其中的记载了中国皇帝的傲慢态度和他们的沿途见闻，吧龙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对中国的科学做出自己的判断，对于改变外国人对于中国的看法起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次访华的外交和贸易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是却对中国的水域和航线有了基本的把握，无论是这种看法还是访华的结果，都对后来的战争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十九世纪危机的前奏。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李伯重教授提出，马戛尔尼访华是受当时的政府监控的，他们看到现象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本质恐怕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不要排除表象和假象的可能，而乾隆对于西方科技的态度也要一分为二，对于哪一类技术更感兴趣要做具体分析；而协定关税是否只存在于中外关系中，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否同样存在，也就是说，协定关税是不是当时一个通行的国际惯例，否则就无法对其是否合理做出判断。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进一步指出，对于西方科技的接受程度要超出技术本身来考察，技术背后的价值观的对比与差异更应该予以关注，而且，其中似乎还掺杂有礼仪方面的误解。张研教授则以对西洋历法的接受为例，指出对西洋文明的接受抑或排斥不仅和帝王的性格、态度、学识、胆略有关，而且可能也有一个虚矫的心态包含在其中。张忠民教授提出要区分税率与税制，税率的是否合理并不等同于税制是否合理，关键要看谁制定关税制度，自主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第四轮报告中，社科院的赫治清先生从秘密社会的角度得出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表现为吏治腐败、社会控制严重削弱、自然灾害频仍和人口压力造成中小地主大量破产、社会下层民众精神空虚、秘密结社，一时出现了许多规模空前、会众在数千人以上的秘密教门和会党，18世纪开始活跃的秘密社会在19世纪开始大规模发展，教阶和联络方式多种多样，教与会融合，形成了系统和规模，最后终于酿成民变。但是赫先生指出，对于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秘密社会的性质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陈峰教授从财政史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以《晚清的财政支出与财权下移》为题，认为19世纪清代财政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从嘉庆年间到咸丰初年，从清廷的三大主要财政收入田赋、盐税、关税来看，积欠危机日益严重；从咸丰初年到光绪初年，厘金制度的实施并没有造成清代财政体制大的变化，财政困难日益加剧。陈教授还谈到自己对于关税增加、耗羡归公、近代预算的看法，归纳了清廷财政困难的主要来源。

　　定宜庄教授做了《十九世纪八旗兵力的变化》的发言，主要讨论八旗兵力衰退的问题，但是她提醒人们八旗兵问题一直以来被人忽视，而清的命运却是和八旗兵的命运共沉浮，作为以武功定天下的满人来说，无论湘军、淮军还是绿营军都无法与八旗兵相提并论，这是清廷的立国之本。19世纪八旗兵的衰落不是由于腐败引起的，清入关后20万八旗兵一半驻京、一半驻防，在东北一带驻防的八旗兵与关内驻防的八旗兵有很大不同，他们亦兵亦农，处于无饷或半饷状态。由于驻防过于薄弱，乾隆二十二年开始补充兵源，但是军队内部的生计问题难以维持，京旗也被调至各方驻防，由于军队中固有的民族矛盾，满人八旗兵试图把自己的生计危机转嫁到绿营军身上，就形成了彼此战斗力都不强的局面，所以政策内部的民族歧视和民族矛盾是八旗兵力衰退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应该看到，清廷不重视火炮等热兵器的使用也是兵力衰退的原因之一，能使用火器的神机营由于演练费用不由国家出，所以长期缺乏演练，造成了战斗力低下。

　　第五轮中，杜恂诚教授从制度史层面对危机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报告的题目为《十九世纪中国开埠后经济秩序的多元路径及其主导性的反复》。他首先认为，我们现在谈危机，是我们以史学家的眼光看待也许并非历史事实的危机现象，这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可以说，19世纪发生了许多可以认为是负面的历史事件，但是否负面的历史事件其影响就是负面的？中国近代碰到的最大难题是二元社会结构——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诉求具有很大的矛盾，而中国传统经济形成的路径与西方不一样，它是古已有之的（杜教授后来更正了这一说法，改成“自然形成的”），西方则是通过产业垄断制造出自己需要的经济秩序，那么中国传统内部的诱致性变迁和由西方带来的强制性变迁在关系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强制性变迁在诱致性变迁基础上发生；诱致性变迁中断，强制性变迁独立发生；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互相压制对方。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西方引进的企业制度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市场秩序也有相容的趋势，譬如利用原有中国商业网络信用的买办制度和拆借制度，但是这种公共信用制度并没有真正发育起来，所以，关键要看政府主导如何与市场发育相契合，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的关系，杜教授还通过热那亚模式和马格里布模式两种模式在日本的影响做了进一步分析。

　　社科院的林刚教授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谈论危机，论述了斯密型动力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他认为中国的农业文明有自己的发展特点，农业与手工业两业结合是中国小农经济的治家之道，在除旧布新的思路下，既然传统经济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就要兼顾传统经济与外来经济，如何向西方学习同时又保持自己，改革自我又不放弃自我，由于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的不明确，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被很好的解决。中国学者总是从阶级斗争、农民革命理论的视角看待中国农村手工业的瓦解，强调破坏和抵抗，这忽视了中国农民的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实质上，中国农民在西方冲击下不是被动的，而是在原有手工业基础上借鉴并吸收了西方技术，在林教授看来，危机说、变局说都带有很强的被动色彩，忽视了危机的转生过程，建议用动向说来代替。

　　在接下来的提问中，张忠民教授提出必须考虑洋纱和土布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改变才能谈论中国纺织业是否遭受了巨大的冲击，正如洋务运动不能因为甲午战败而被否定一样，在特定时点上政府即使全非自愿，但客观上也会推动历史的发展。

　　第六轮报告中，清华大学的张勇老师和董士伟老师分别做了题为《龚自珍在19世纪》和《清末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日本观——以康有为为例》的发言，以人物研究为出发点，分别择取了龚自珍和康有为两个历史人物对于19世纪中国和日本的看法，大致的观点是，19世纪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于当时中国的危机认识还是比较深刻的，认识到这次危机关系到亡国亡教的危险，不是普通的蛮族入侵或者改朝换代，而是外来文明的冲击，是儒家意识形态遭受的危机。

　　第七轮报告中，密执安大学的董慕达（Miranda Brown）做了《Unilineal Evolutionism, Essentialism, and its Sinological Alternatives》以爱德华•泰勒对于中国文化原始论的看法为主题展开论述，通过与葛兰岩等西方汉学家在同一问题上的比较，论证了进化论和人类多源学观点在中国问题上的局限性，泰勒通过对中国文字、数字概念、身体与心灵的研究，认为中国思想具有特殊性，采取了不同的发展轨道，单一的、纯粹的进化论思想不适合中国。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对于19世纪中国危机意识的形成与其思想背景变迁的关系做了耙梳，他首先指出，19世纪的危机延续至今，只是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提出了不同的问题，认识危机不能仅从概念和思想脉络来理解，而要牵涉到对于行为方式的解读，至少要注意到以下三点：第一，这场危机与中国传统的再发明有关，要全面理解满人、满族、满洲在中国的位置，期间存在诸多利用旧传统为新理念服务的内在紧张关系，譬如反满利用了“反清复明”的旧的话语体系，反映的却是民族国家建构的理念；而孙中山在1912年以后突然按照现代西方国家秩序来解释他的“五族共和”思想，区分了民族与种族，这种历史叙述与当时形成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事实之间构成了内在的紧张。第二，这场危机与中国传统的政治合法性有关，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政治理论中的民族自决理论与孙中山的种族理论内部存在很大的张力，民族自决与对内平等之间也有很大的张力，“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在前近代与近代的转型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如何被政治意识形态所利用是解读这场危机的一个途径。第三，理解这场危机要结合现代国家的建立、现代国民意识的形成、国家、社会、阶级等行为方式的变化等多个角度来理解，晚清国人对于国家的信任感是如何瓦解的，社会变革的基本原则是如何形成和确立的，知识分子群体与政治家在选择改革方案时的论证角度有何不同，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蔡乐苏（清华大学教授）通过对清华大学原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先生的现代化思想研究表明了自己对19世纪中国危机的看法：要把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联系起来，19世纪中国的危机是“危”与“机”的统一，是中国人面临危亡寻找新生的过程；我们对危机的认识是历史的，是20世纪的人对于19世纪的认识。蒋廷黻先生试图把19世纪的危机看成是中国内部的危机，力主从内部寻找解决危机的出路，这与当时的政治现实有关，也与他独特的政治思想理解有关，因为蒋廷黻的认识根据有一个霍普森的帝国主义理论蕴涵在其中。

　　在第八轮的综合讨论中，葛兆光教授认为，19世纪中国的危机是内部危机与外部危机相互交错；汪晖教授认为西北危机与东南危机等地区危机渐次发展；曹幸穗教授认为不同的利益圈和群体对于危机感的感受也不同、有危机感、危机意识、危机等多个层次；常建华和王思都强调了危机所发生时空的特殊性；牛贯杰提醒应该注意危机过程中的“同治中兴”的成因问题；王宪明教授则从政统与道统的关系入手，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比单纯的科技或者农业方面的危机更为重要；杨念群教授认为当政统与道统发生紧张就会产生中央王权合法性危机，但是知识分子背后的认同逻辑与合法性危机的发生逻辑也会有紧张；张研教授认为意识的进步并不一定反映出事实的变化，而且意识因素可能带有很大的错觉成分；李伯重教授认为危机引发的不同后果会因为处理措施的不同而不同，危机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处理这种危机；蔡乐苏教授认为要更重视“机”，总结经验比总结教训更有意义。

　　正如李伯重教授所说，正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才说明认识的复杂性和该问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而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在于使我们的认识复杂化。无论是费正清的西方中兴论还是柯文的中国中心论，在对于中国近代问题上的讨论都带有片面性，19世纪中国的国内危机是内因，外部危机是外因，单纯谈论一个方面都无法全面解释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辨证地看待内外因的关系，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比讨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先后问题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