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宇案披露出来的社保基金被挪用丑闻，说明中国官商勾结的贪婪之手已由掠夺国有资产发展为盗窃老百姓的保命钱。
陈良宇案引发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因为他是十一年来因腐败而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也被视为上海帮的前台干将。然而，由于境外舆论过于关注此案的高层权争背景，反而忽略了此案事关百姓生命线的重大问题。
高层权争，无助于遏制官僚腐败
陈良宇案，固然涉及到高层权争，但这类权争乃中共体制的常态，无论争来斗去的结果如何，也仅仅与高层权贵的既得利益有关，而与百姓利益、社会公益和政治进步无关。十一年前，江泽民以反腐败为由扳倒了以陈希同为首的北京帮，并没有遏制住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也没有带来中国政治的进步。恰恰相反，十一年后的腐败远甚于十一年前。二○○五年，中共最高检察院公布：涉嫌经济犯罪四万一千四百四十七人，卷入大案要案八千四百九十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官员二千七百九十九人，厅局级一百九十六人、省部级八人；腐败金额约占ＧＤＰ总量的百分之十五左右。而抓获到的在逃犯罪嫌疑人仅七百零三人，追缴赃款赃物和非法所得仅七十四亿多元。官方披露这一数字仅是中国官场腐败冰山之一小角。
陈良宇案是典型的官商勾结，涉及到高达四十亿人民币的社保基金，那可是上海一千二百万民众的养命钱，却在黑箱操作中变成了权贵们一夜暴富的资本，涉案的周正毅、张荣坤等豪富，曾经都是默默无闻的私营老板，但在上海官权的支撑下，两人又都变成上市公司的大老板。上海高官如此抬举这些资本家，背后肯定有高官自身及其家族的巨大利益。这说明，官商勾结的贪婪之手早已由掠夺国有资产发展为盗窃老百姓的保命钱。
独裁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必然是畸形的，加之传统经济体制逐渐解体带来的失业人口的遽增和社会老龄化的加速，中国社会保障的体制残缺和负担之重，实乃举世罕见。社保的覆盖面低、历史欠帐多、资金缺口大，已经变成今日中国最醒目的社会问题。
三大保险大部份覆盖率低
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冯健身指出：在中国社会保障的三大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中，一、只有失业保险做到了基本覆盖，但其覆盖人群仅仅是正式单位的人员，那些真正需要保障的弱势人群却被排除在外。二、全国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为一点五五亿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比例仅为百分之六十，但专家认为实际参保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而且，即便在如此低的覆盖率下，养老保险每年资金缺口仍然有数百亿元。如果就全国范围而言，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仅占全国就业人员的百分之二十，绝大多数的农业劳动者、农民工和非正式就业人员处在社会养老保险体制之外。三、医疗保险的覆盖率比养老保险还要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到二○○三年底，参加全国医疗保险的人数仅占城镇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而农村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口能够享受到合作医疗的保障。（《社保困局：资金规模萎缩 收入不稳》，《经济观察报》二○○四年五月九日）另据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二○○三年，患病群众百分之四十八应就诊而未就诊，百分之二十九应住院而未住院，四十四城镇人口和百分之七十九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
然而，在社会保障如此匮乏的今日中国，各类特权阶层和垄断行业却享有「特权福利」。官员们享有公交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培训、甚至公款嫖娼包二奶的特权福利；在全社会医保覆盖面非常低的情况下，ＷＨＯ在二○○○年进行了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在一百九十一个成员国中，中国位列倒数第四的一百八十八位；甚至原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公开批评医疗服务的严重不公。他指出，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百分之八十是为了八百五十万以党政官员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全国党政部门有二百万名各级官员长期请病假，其中有四十万名官员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五百亿元。
官员们享受特权福利之外，金融、电力、电信、燃气、石油、供水、铁路、公路、民航、医疗、烟草等垄断行业也享有「垄断福利」，这不仅包括高出其它行业五到十倍的合法收入，还包括大量的灰色收入和特权便利（非货币化优惠）。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温克刚先生指出：在垄断性行业内部，有一个由来已久、群众意见很大却无可奈何的灰色概念｜｜「垄断福利」。另一位委员宋绍华先生也指出：医院职工不挂号、铁路职工不买票 ...... 这些白吃白拿白占的福利，在各个垄断性行业的内部文件上都有明文规定。我倒想问一问这个惯例，敲一敲这个福利：谁给了你免费午餐？！
现在，中共高层也开始重视这一问题。今年三月，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集中谈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座谈会的新闻稿指出，灰色收入已经进入「三化阶段」，谋取对象公款化，谋取方式「集团」化，谋取氛围「正当化」。也就是，环境如此，惯例如此，大家如此，使灰色收入逐渐变成被社会认可的正当收入或合理收入。陈良宇案曝光后，「特殊利益集团」正在变成中国社会的「关键词」，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膨胀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主要前提之一。
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关于《划拨国有资产，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的专题研究，测算出社会保障的隐性债务高达八万亿元人民币。资金缺口如此之大的百姓的养命钱，也在官商的合谋下变成极少数权贵取之不竭的钱袋子，有人贪污，有人挪用进行高风险的贷款、借款与投资，赚了是小集团分红，赔了是参保的百姓承担。近年来，贪污和挪用社保基金（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和艾滋病防治基金）的现象并非上海所独有，而是遍及全国各地官权的普遍行为。以下为见诸大陆报端的几个典型个案：
兰州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原主任陈其明等三人合伙挪用上亿元住房公积金，其中流失四千万元，被判十七年徒刑。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东城管理部干部梁某违规审批购房公积金贷款，造成九百余万元损失。
浙江平阳县萧江社保所职工陈青松挪用一百一十三万元社保基金，用于还债、赌博、买体育彩票，竟长达十二个月未被发现；全国清理回收挤占挪用社保基金高达一百六十多亿元。
郴州贪官李树彪先后四十四次挪用贪污住房公积金超过一亿元，多次前往澳门赌场大肆挥霍。
河北保定航空证券保定营业部原总经理范建华携带委托理财的三亿元住房公积金潜逃。
艾滋大县腐败书记的河南省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在受贿等约一千万元的涉案金额中，也有相当比例与「防艾」救命资金有关。
广州市的养老金缺口超过六十亿元，但仍然有八点九亿元养老保险金被挪用，无法完全追回。
其它案例还有：河南省濮阳市劳动保障局以减免企业应缴八百七十多万元养老保险费为代价换取六辆轿车使用权，黑龙江省阿城市社保局将九百一十八万元借给企业用作流动资金和担保利息案，浙江省温州市劳动保障局计财处用社保基金六百万元购买国信优先股案，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政府挤占挪用社保基金一千二百四十五万元，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北州子镇党委政府弄虚作假套取社会保险基金六十九万元。
深圳蛇口区近七千职工在九月二十六日进行签名上书活动，向中央政府揭露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金被贪腐一千八百亿元黑幕。
福建富豪吴永红挪用社保基金给从事金融罪犯，利用中国凯利集团任命其为闽发证券副董事长的机会，交官结吏、猎取女色、侵吞股民和委托上市企业的存款，几年来掠夺达八十余亿人民币。其中，被吴永红的闽发证券侵吞的北京药业集团的十六亿社保资金，已经无法追回。而据境外媒体披露，吴永红的发迹与贾庆林主政福建高度相关。我相信未披露的类似个案不计其数，遍及中国。
胡温托管社保基金两项新法
现在，胡温政权已经从两个方面入手解决社保基金的管理问题：
一、通过安全而高效的投资扩大社保基金的盘子。以前，社保基金的升值主要完全依赖由各级政府的管理机构在中国市场的投资，但由于中国的风险投资市场的不成熟和相关制度的不健全，特别是没有信誉良好的投资公司，所以，社保基金的投资面临两大困境，一是风险过大，很可能血本无归。由官权主导的社保基金投资已经变成孳生腐败的温床；二是投资收益过低。二○○三年以前，社保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不足百分之二，二○○五年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的平均效益仅为百分之三点二，还不如大额储蓄的收益高。而西方国家和香港的社保基金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百分之七到八左右。所以，中国政府决定让外国银行进行投资托管，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与美国北美信托银行、花旗银行签署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全球托管协议，首批海外投资的金额会在十亿美元左右。
二、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管、适度上收社保基金的管理权和加大社保基金领域反腐败力度，以便遏制地方政府的违规投资和挪用贪污社保基金。上海社保基金案发生后，中央开始对社保基金获得款项的企业进行排查，国家审计署发出近日将审计社会保障资金的通知，各地方社保基金自发性地着手内部自我审查，并做好相关文件整理准备工作。劳动部和社会保障部要求各地严格管理社会保险积累基金，除按规定预留必要的支付费用外，全部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在国家做出新的规定之前，一律不得进行其它投资。
然而，在缺少制度保障、新闻监督与法律监管的情况下，中央政权上收管理权，非但不能解决社保基金领域的腐败问题，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因为垄断官权掌管的社保资金数额越大，等于增加了官员们腐败动力及其动机，相应的社会风险也就越大。所以，如果没有政治制度的改革，即便反腐反到政治局常委头上，也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蔓延和官场糜烂。
2006年11月15日于北京家中（《开放》2006年1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