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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先生发表了“我的声明和态度”，话通俗，但硬朗，掷地有声，让许多人畅意，如阴霾之光。中国知识人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先生终于拍案而立，明朗地说：“不！”
为此，我祝贺先生！
章先生说，“我在乎，很在乎！”“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想先生的家世身世，这话乃来自血液，是骨骼的碰撞。她还说“一个从地狱中出来的人对天堂的追求和向往”，“张伯驹、罗隆基、马连良，叶盛兰、连同我的父母，都在那里呢——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先生的苦没白经历，两代人的生命也终相聚站立。在先生的身后，我看到了那些身影，除了以上提及的，还有俞平伯、聂绀驽、尚小云、康同璧、言慧珠、罗仪凤、储安平、奚啸伯等等。他们为章先生叫好，为她骄傲。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中国自古有不畏权势、清直耿介的传统，伏清白以死直，宁溘死以流亡。数数千年，舍身求义之士，此传统从未断过。近代，民族一败再败，惨而又惨，但仁义传统依然延续，直到1949。作为国家、民族，中国近代是失败的；但中国诸多知识个人则非常优秀，他们既承继了中国传统，又汲取了西方自由精神，将中西之长融于一身，可谓群星璀璨。比如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傅斯年、丁文江、晏阳初、张君励、陈寅恪、张伯苓、顾维钧、李石曾、林语堂、沈从文、牟宗三、张东逊、吴健雄、梁思成等等等等。他们是中国近代文明的的主脉，带领古老中国迈进现代。他们本是中国文明的希望，可惜这支传统在大陆被消灭了，连同他们的人格和精神。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说，“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这话和土改、反右、文革、六四是一致的。他们为什么如此蛮横？正是蛮横的权力残暴摧毁了中国知识阶级，葬送了中国传统和近代以来的文明建设。试想，如果我们将胡适这支传统延续下来，中国将何等幸运？ 章先生实际所记述的实是他们的毁灭，是之具体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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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危难不仅是政治，整个国家、社会、民族都在急剧地黑化。大到官吏任命、股票房地产，小到看病求职，都是背后交易。本分老实，已难以生存，意味任人宰割。在中国讲善良、诚实，近乎玩笑，只能是反语。看看每天发生的恶性事件，触目惊心，实超出常情。世界哪个国家，自杀者跳楼，成群的人围观起哄叫好，哄他跳下来。阿Q也只是观而已。中国是野蛮的崛起。
毁灭宗教就要消灭其教士，销毁其经文。今天中国的黑化，是49年后文明彻底破坏的结果。毛摧毁一切，清出场子以建立他的神明，这大跃进式的妄想毁了中国。知识人一次次被清洗，禁书焚书，门上有个旧字也要抠掉；随便说句话，就监禁。文明被毁到了底。毛去了，他的魂儿也散了，中国则是遍地废墟瓦砾。
人的存在必须依靠以往积蓄的经验，也就是文明传统；而一旦与之分离，人就还原为动物：“活着”，人与人之间也只是利与暴力。当今，权力的专横腐败也好；百姓的忍气吞声与仇恨也好；或是黑帮横行，知识人卑琐；还是官匪一家，遍地的欺诈和假货。这些都是文明倒塌后，人无所依靠的野蛮状态。如果中国某日发生大规模暴乱，也毫不奇怪。有人批评中国的改革，把“乱”归于此，其实乱根儿是毛奠定的，他摧毁了文明，人自然就回到野蛮。当下官吏肆意所为，是极权制的必然结果。领袖在，他是威慑和制约；领袖不在了，遍地的小毛，蛮横到极限。一点都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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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清楚中国的人大多悲观。官方和坊间都说：改是找死，不改是等死。国家和社会取决于人，如果多数人都恐慌、怨愤、有今没明儿，就很危险。近年有个新词：“无直接利益冲突”，此类事件日益频繁，小小的事，就酿成大事件。其实，这就是民众小范围的不自觉的“革命”。再看官吏，他们腐败到已不顾念统治者整体和长久的利益，抢了就走，这已是末日心态。中国社会矛盾积蓄得已相当激烈。
极权破坏文明，但像毛将文明摧毁得如此彻底，则没有；前东欧、苏联都没到这个地步，起码他们保存了民族文化传统。波兰保存了天主教，甚至完整地保存了知识阶级，因此它不仅能和平变革，而且很快建立了好社会。我们需要重视中国文明的毁坏状况，这是比政治更严重的危机。没人怀疑，中国权力难能长久；但也没人不忧虑，之后中国将怎样？文明在民族肌体中被摧毁了。无需奢谈“大国”，中国是否还能成为文明民族和国家？这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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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人存在的必须形式，与生俱在。如衣室，人需要安全和保护；人如共生，即需道义和规则，需诚信，需要礼仪和荣誉；人面对时宙、死亡，也必有惊恐、孤寂、发问，于是有宗教、有哲学、有美；等等。
文明是生命之求。毛后，从民主墙到寻根、到河殇，到八九，这些是摧毁之后，人们重新寻找良知寻找文明的努力。如果人不灭绝，他们对文明的要求和寻找就不会停止。光孕于黑暗之底，但也必升过黑暗。章先生说：“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这就是穿越地狱之后的证词。
我们需要重视法轮功现象，这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大事，既体现了中国文明的危机——黎民百姓的绝望，也体现了百姓对文明的要求和渴望。文明的第一束光总是宗教性的。我们可以不赞同法轮功的教义，但他们企向文明，其信徒舍生忘死对信仰的追求，则需敬意。但要指出，宗教非理性，总是危险的，成熟的宗教需要上百年的时间，现代社会的宗教更需要理性的平衡。中国历史上，乱世末世常有大规模的民间宗教发生，因为百姓没了指望。
历经灾祸，中国需要的不是成为什么“大国”，而是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家，好国家。有法律、有公正、有自由；民众安居乐业，孩子能上学，病了看得起；宽容有序，励进助弱；人们不仇恨、不撒谎，而敬天敬人敬业，诚信勤勉，自尊尽责，尚和平重文化爱环境；教育、科学、艺术繁荣兴盛。中国需要归复文明，大至宪政，小至日常道德礼仪。中国破坏得太久了，已一个半世纪多，起起伏伏，中国需要走向文明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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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恢复中，中国知识分子有重要责任。知识者源于祭司，他们的责任就是承继文明、看守文明。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中国的士出色地履行了他们的责任，这支传统直到1949才折断。中国当代文明被摧毁的命运，和知识阶级被摧残的命运是一致的。中国知识者只有在恢复文明，担负责任中，才能恢复自身，恢复其人格与尊严。
章先生说“不！”这是中国知识者归复文明的又一次努力。我们需要由维护个人权利、人格和尊严开始，由维护我们的精神、思考、言论和职责开始。敬业独立，抵制权力的专横与奴役。知识者遵循的是真理、是知识、是道、是业，而非权；只有走出权力的控制和恐惧的阴影，我们才能真正履行“知识”的职责。
枪杆子、笔杆子是极权统治的两手，这也说明没有知识者的介入，极权就不能实现。故此，他们清洗摧残知识阶级，将他们“改造”为奴役的工具。知识人在人格上和精神上都被征服了，唯有低头认罪，立功赎过。这是一部悲惨而耻辱的历史。毛后，知识人开始反省，寻找丢失的良知，而毛的阴魂依旧作祟，于是有取缔民主墙、有清污、有反自由化，更有“六.四”大屠杀。后一场血，让知识人再次伏地，不仅认错，还要拥护。90年代后，打和吓之外，又有了赎买，欢迎知识人入统治阶层。知识人由工具升为同伙，反省也就转为犬儒。巴金老人八十年代，尚说真话，倡建文革纪念馆，但对六.四却一言不发（我们不苛求老人家，仅是以之为例）。《黄土地》《霸王别姬》也衍化到《英雄》、《无极》。
章先生一个简短的声明，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耐人寻味。其呼应了中国知识人的三重心理：良知、耻辱和恐惧。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受最大伤害，是权力蛮横带来的心理恐惧，弓杯蛇影，风声鹤唳。恐惧覆盖生命，遮蔽了良知，人格怯懦卑琐。读书人屈从权力是耻，这种耻辱，中国知识人已经郁积了几十年，至今依然。人们不说，但心里明白。但他们毕竟有良知，明白就是良知。章先生说自己：“是一个毫无政治抱负的人”，“也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焦忧”，“我一生的兴趣和一点点小聪明，都在艺术上。” 但她有是非，有善恶，有美丑，她记述了真实的人物，善良、优美、命运悲惨。她的这个角色，必然与颠倒是非、弃善从恶、以丑为美的独裁权力相冲突。她以个人对权力的压迫说：不！于是，人们看到人是有尊严的，恐惧是可以驱散的，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应该捍卫的。章先生呼唤了大多数消沉的知识者。
这该是个转折，结束权力奴役知识和知识者的历史。知识阶级该走出对权力的恐惧，对他们说：不！走向独立，走向真理、道义和知识。应该说，这是走回文明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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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理想与其说是向前的，不如说是向后的。文明的基础是经验，是传统，舍此就走向虚妄，一个多世纪中国深受其苦，虚妄是近代灾难的因源之一。任何一个词语，引到绝对，离开经验的依托和具体性，离开对个体生命的敬重和关切，都会成为虚妄，也都是危险的。
今天，中国知识者所要归复的传统主要是前面所提的：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传统。其一向是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由谭嗣同、范仲淹到孔夫子；另一向是西方的自由精神，科学、民主与博爱。这两种文化在他们个人身上和谐地融汇，身体力行，旅美学者余英时先生体现了这支传统。考察中国近代史，这是一支成功的文化传统，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文明的道路。概括地说：其是人文的、理性的、经验的、开放融合的、求实的、仁爱的、有序的、责任的、进取的。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批优秀的知识人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需要我们继承、开掘和发扬。由他们，我们可以延伸到中西两大文明的源泉。这本应是代代相传的事业，但是在大陆铿然中断。今天，我们需要回到那里。恢复、继承，远远比所谓创造更为重要。这里，我要强调，“知识”不屈从权力和利益，同样也不屈从多数和时尚，士的忠是忠于道义、忠于规则、忠于理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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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最野蛮的就是权力，恢复文明的主要障碍也是权力，比如《伶人往事》这么一本书也要禁，还说是因人废书。因此，知识者要维护和争取思想的权利、言说的权利、知识的权利，抵制权力的权利。这也就是一个公民的权利。这是一场文明之战。以上就是章诒和给予我们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