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中，前往华盛顿的中国高级官员人数创下纪录。他们迅速地估量了自己的美国对手，断定没有来自对方的重大压力，因而也无需在任一议题上采取折衷。
会议结束时，中国副总理吴仪（在其任经贸部部长时赢得了强硬派的声誉）称此次会谈“完全的成功”，因为他们避免了会给中国政府带来麻烦的“简单地诉诸威胁和制裁”。
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在其开幕致辞中说到：“双方都对对方的目的性抱有怀疑。不幸的是，在美国，这表现为反华情绪……当然，回顾显示，增强两国关系对两国人民都有益的。”
不幸的是，鲍尔森先生曾任高盛公司（Goldman Saches）的前首席行政官，该公司和中国经济关联很深。他把美国人多看成了经济巨头而不是普通百姓。他更像是一个中立者而不是美国利益的倡导者，为了他的跨国经济伙伴的利益，他试图让美国和中国持平。
在外交上，措词有着特别的含意。SED第一天早上，商务部长古铁雷斯（Carlos Gutierrez）确认“这不是谈判”而仅仅是“对话”。——就着茶点边吃边聊——中国人知道他们不需要做任何改变，因为仅仅是“对话”。
这种“不做为”方式得到鲍尔森在华尔街的朋友们全力支持。打着接触中国的名号，银行、保险、金融服务等各行业公司组成了一个联合体，在5月16日至23日，举着“中国的增长，美国的机会”的标语，宣称SED.这些团体以为他们帮着中国继续发展成为强国就能得到好处。但即使是这些人，在对话中，中国政府也是生硬地对待他们。
这些银行家们想通过SED获得买入中国二级银行更多股份的机会（国有五大银行肯定是不可能的）。中国的银行为国有企业注入资金，很多的贷款是“不良贷款”。中国政府希望外国投资者为他们的体系注入更多的资金，提供管理技能，但不要控制。中国规定地方性银行中个体外国投资者不得拥有超过20%的股份，外资总量不能超过25%，中国是不愿意提高这个上限的。
中国政府不打算放宽对所有权的规定，汇丰银行入股19.9%投资交通银行，政府对此事的回应就是一个信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4月份宣布，交通银行将作为“大型国有银行”而不是“合资银行”进行重组，从而阻止汇丰扩大它的份额。中国政府拥有交行41%的股份。汇丰银行的历史可追溯到1865年，当时是为中国和欧洲的贸易融资而建立。它是唯一一家在中国文革时期还保持运作的外国银行。如果它的悠久的历史还不算好的话，对中国的扩张而言，美国的银行家们就更不算什么了。
这意味着正确的口号应该是“中国的增长，美国的危险”。在私营利润方面，公司看到贸易和投资的盈利，但中国政府利用它在工业、资本市场和科技上的盈利，在世界政治中上升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其议程是与美国利益相敌对的。在全球的每一个危险的地方——伊朗、韩国、苏丹、委内瑞拉、缅甸、津巴布韦及中亚——中国都处在美国的反对面。SED会后两天，在五角大楼的年度报告中详细指出中国政府正加速其武器现代，以便对抗美国军队。这“战略的”一方面并未出现在战略经济对话中。
在这仍被地缘政治所困扰的世界，财富、科技和生产能力的分布是力量平衡的重要因素，不能孤立地看待国际经济问题。SED不仅没能惩戒掠夺性的中国经济给美国工业带来的危害，而且没能遏制中国的崛起给美国的卓越和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作者：William Hawkins）
译文为摘译，英文原文：http://washingtontimes.com/commentary/20070529-085330-7557r.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