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难属苏冰娴生前照片

2004年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获释后合影

在“六四”十八周年前夕，天安门母亲为纪念惨案中死去的亲人，邀集在京部分难友，分两批、两次举行座谈会。这是十八年来的第一次。

以前，难友们不是没有面对面的交流与讨论，特别是每次发表公开声明都要召开定稿会，在一定范围内对文本进行反复协商，逐字逐句斟酌推敲，有时一个文本的定稿甚至要反复多次。但是这类交流参加人数毕竟有限，而且相对固定，很难做到让更多的难友发表意见。

十多年来，在京难友每到春节都有一次聚餐会，大家相约在餐会上不流泪，不谈伤心事，好让大家像寻常人家那样，“高高兴兴”过个年。所以，难友们也就不可能把平时压在心里的话痛痛快快地说出来。这次举行扩大的座谈会，也是为了弥补这个缺憾。

然而，举行这次座谈会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因，是因为自去年以来，国内维权运动风起云涌，我们面临一种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天安门母亲作为一个特殊的维权群体，未来的维权之路应该怎么走？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必须勇敢地面对，必须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新的应对。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群体从今年年初开始着手准备。半年来，不少难友翻阅了有关资料，有些难友还准备了发言提纲。

这次座谈会的参加者共20位，有几位因病或因故未能出席。虽然与会者大都是工人、市民以及普通职员，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仅占少数，但大家没有隔阂，都能说到一块。座谈自始至终，气氛热烈，没有恐惧，没有顾忌，畅所欲言，互诉衷肠。这对大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现在，放在我手里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座谈纪要，在这个纪要里，有我们的血泪控诉，有我们的期盼和思索，也有我们的坚定与信心。

“六四”大屠杀已经十八年了。我们经历了各种痛苦、艰辛和磨难，我们在抗争中逐渐懂得了怎样去为死者寻求公义，怎样去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 不言而喻，我们所遭受的痛苦和煎熬，不仅是生活上、经济上的，更是精神上、心灵上的。我们常常处于一种情与理的冲突和搏斗之中。这对我们这些受到过巨大伤害的人来说，可以说又多了一份锥心的痛楚，这需要我们具有一种更为巨大的勇气和坚毅，一种超越仇恨和悲情的忍耐。在我们群体中，也常常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不同的看法与主张。然而，正是在这种不同意见、看法的碰撞和争论中，才使我们逐渐达成了一些最基本的共识，并使大家凝聚到了一起。

这次座谈一开始就把话题集中到了香港民建联主席马力关于“六四“事件的那一番谬论。马力否认“六四”屠城的说法，马力把坦克底下的死难者比作猪的恶毒语言，深深地刺伤了难属们的心，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和声讨。我们群体中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本厚厚的血泪帐。当年留下的长长伤口，不是靠时间的流逝能够轻易愈合的；当年那撕心裂肺的痛楚，也不是靠时间的流逝能够轻易消失的。十八年了，已经有十四位难友含冤离开了人世，而我们活着的人，说起当年亲人的遇难，说起自己遭受的苦难，心里至今仍无法平静。袁淑敏、尹敏、徐珏、吴立虹、黄金平、张艳秋，张振霞、宁树平、马雪芹……，这一个个失去儿女的母亲，失去丈夫的妻子，一提起不堪回首的往事，哪一个不痛不欲生，哪一个不泣不成声！请问马力，你敢拿起这沉甸甸的座谈纪要看一眼吗？你敢走进我们难属群体中来吗？你居然说什么“不要光听死难家属的！”那我们今天非要说给你听一听。连你主子都不敢讲的话，你居然也敢讲！ 你无非是要向你的主子表明，你要心甘情愿当一个死心塌地的奴才！

但是，参加座谈的难友认为，抗议马力的最主要的意义，是要告诉世人，告诉中共当局：“六四”大屠杀的事实不容抹杀。难友们都有一个强烈的信念，那就是必须毫不动摇地“还原六四真相”，必须同那些歪曲、掩盖、抹煞、淡化“六四”真相的言行作坚决的斗争，不能让马力那样人再次跑出来信口雌黄，蛊惑人心。真相是寻求和实现公平、正义的前提，是防止“六四”那样的惨剧在中国重演的保证。必需让“六四”大屠杀的真相家喻户晓，写进历史，放进纪念馆，让子孙后代永志不忘。而我们，作为那场大屠杀的受害者，今生今世将义无反顾地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

这次座谈议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确当地选择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路径。很多难友都谈到，我们不能再走共产党的老路：以暴易暴、血腥清算、阶级灭绝。因此，必须处理好坚持三项诉求与恪守文明准则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难友们都同意我们去年提出的“政治问题法律解决”的主张。有难友在发言中指出：共产党杀人无数，要报仇，也报不过来。你杀我，我杀你，还有个完吗？“六四”的罪错，人神共知，不容抵赖。该道歉，就得道歉，该赔偿，就得赔偿，该审判，就得审判。但我们不要刀枪要法律。共产党用枪杆子来解决政治问题，导致了“六四”惨案；我们主张用法律来解决政治问题，是为了避免流血。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

以上这些，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从十多年来的抗争中逐渐形成的一个共同信念。有人说天安门母亲只会坐在家里写写公开信。此话说得似乎不错。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些公开信，从第一封，到今年的最近一封，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且，正是在这些公开信中，包含了天安门母亲的全部信念、全部主张。这些信念和主张就是：法制的原则，平等对话的原则、渐进解决的原则，公开性的原则。一句话，我们遵循的是人类文明的原则，而不是被文明人类抛弃了的野蛮原则。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些原则呢？

难友赵廷杰在发言中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推翻共产党，翻个底朝天，不解决问题。制度问题，要从制度上解决。这就是制度的和平转型。我们不主张推翻共产党，但我们要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将来中国的问题，要用选票来决定，而不是用强权来决定。你共产党能争取到选票，我们无话可说，你争取不到选票，被民众抛弃，也怪不得谁。这就是中国的和平转型，只有顺应潮流，逐步实现制度的和平转型，我们的国家才能有一个健康的发展。”这番话博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赵是一位退休军人，已经七十多岁了，平时勤于读书，长于思考，受到难友们的钦敬。

前面我谈到，在我们群体中，当谈论到一些问题时，常常会发生情与理的矛盾和冲突。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共产党枪杀了自己的亲人，心里哪有不充满着仇恨的。共产党作的孽，谁能答应一笔勾销？“仇恨入心要发芽”，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仇恨对仇恨，却不能被视为常理。这是整个人类的演化告诉我们的历史真谛。当年邓小平放出狠话，说是要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结果真的杀了，当然没有杀够二十万。他和他的继任者为了给那场大屠杀作辩护，硬说如果没有当年的断然措施，就不会有今天社会的稳定，也就不会有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这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人们要问，能不能不用杀人的办法来求得社会的稳定呢？能不能用别的办法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呢？我想，这个问题今天已经不难回答，共产党的说辞绝对站不住脚。那么，我们今天要实现自由、民主、宪政，是否就一定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能不能用别的办法来达到目的呢？这个问题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中国是一个崇尚权力、迷信暴力的国家，从来不把人的生命当回事。这种陈旧的思维早应放弃了。用暴力来充当实现自由、民主的助产士，今天已不再成为道理。

有人说天安门母亲被89年的大屠杀吓怕了，已失去了抵抗中共暴政的胆量。这话说得不对。89年那场杀戮在社会上造成的巨大恐怖，确实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但天安门母亲终究没有被吓倒，她们站起来了，在儿女们倒下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她们厌恶暴力，反对杀戮，力求避免流血。他们主张用别的办法而不是用生命的代价来换取社会、政治的进步。

天安门母亲的命运是悲惨的，她们至今仍没有从悲惨的命运中摆脱出来。但是，她们要生活，要像所有的人那样生活，他们向往和平、宁静，不再有恐惧，不再有杀戮。十八年来的抗争，使他们懂得，仅仅是心怀仇恨，仅仅是怨天尤人，永远沉浸在个人的悲情之中，不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她们需要走出悲情，走向生活、面向世界。而这，正是天安门母亲作出的抉择。

我在两次座谈会上说了一些话，但时间有限，没有机会把想说的话全说出来，这篇短文就算是一个补充吧。

2007/5/30

已故难属苏冰娴生前照片

2004年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获释后合影

在“六四”十八周年前夕，天安门母亲为纪念惨案中死去的亲人，邀集在京部分难友，分两批、两次举行座谈会。这是十八年来的第一次。

以前，难友们不是没有面对面的交流与讨论，特别是每次发表公开声明都要召开定稿会，在一定范围内对文本进行反复协商，逐字逐句斟酌推敲，有时一个文本的定稿甚至要反复多次。但是这类交流参加人数毕竟有限，而且相对固定，很难做到让更多的难友发表意见。

十多年来，在京难友每到春节都有一次聚餐会，大家相约在餐会上不流泪，不谈伤心事，好让大家像寻常人家那样，“高高兴兴”过个年。所以，难友们也就不可能把平时压在心里的话痛痛快快地说出来。这次举行扩大的座谈会，也是为了弥补这个缺憾。

然而，举行这次座谈会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因，是因为自去年以来，国内维权运动风起云涌，我们面临一种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天安门母亲作为一个特殊的维权群体，未来的维权之路应该怎么走？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必须勇敢地面对，必须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新的应对。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群体从今年年初开始着手准备。半年来，不少难友翻阅了有关资料，有些难友还准备了发言提纲。

这次座谈会的参加者共20位，有几位因病或因故未能出席。虽然与会者大都是工人、市民以及普通职员，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仅占少数，但大家没有隔阂，都能说到一块。座谈自始至终，气氛热烈，没有恐惧，没有顾忌，畅所欲言，互诉衷肠。这对大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现在，放在我手里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座谈纪要，在这个纪要里，有我们的血泪控诉，有我们的期盼和思索，也有我们的坚定与信心。

“六四”大屠杀已经十八年了。我们经历了各种痛苦、艰辛和磨难，我们在抗争中逐渐懂得了怎样去为死者寻求公义，怎样去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 不言而喻，我们所遭受的痛苦和煎熬，不仅是生活上、经济上的，更是精神上、心灵上的。我们常常处于一种情与理的冲突和搏斗之中。这对我们这些受到过巨大伤害的人来说，可以说又多了一份锥心的痛楚，这需要我们具有一种更为巨大的勇气和坚毅，一种超越仇恨和悲情的忍耐。在我们群体中，也常常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不同的看法与主张。然而，正是在这种不同意见、看法的碰撞和争论中，才使我们逐渐达成了一些最基本的共识，并使大家凝聚到了一起。

这次座谈一开始就把话题集中到了香港民建联主席马力关于“六四“事件的那一番谬论。马力否认“六四”屠城的说法，马力把坦克底下的死难者比作猪的恶毒语言，深深地刺伤了难属们的心，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和声讨。我们群体中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本厚厚的血泪帐。当年留下的长长伤口，不是靠时间的流逝能够轻易愈合的；当年那撕心裂肺的痛楚，也不是靠时间的流逝能够轻易消失的。十八年了，已经有十四位难友含冤离开了人世，而我们活着的人，说起当年亲人的遇难，说起自己遭受的苦难，心里至今仍无法平静。袁淑敏、尹敏、徐珏、吴立虹、黄金平、张艳秋，张振霞、宁树平、马雪芹……，这一个个失去儿女的母亲，失去丈夫的妻子，一提起不堪回首的往事，哪一个不痛不欲生，哪一个不泣不成声！请问马力，你敢拿起这沉甸甸的座谈纪要看一眼吗？你敢走进我们难属群体中来吗？你居然说什么“不要光听死难家属的！”那我们今天非要说给你听一听。连你主子都不敢讲的话，你居然也敢讲！ 你无非是要向你的主子表明，你要心甘情愿当一个死心塌地的奴才！

但是，参加座谈的难友认为，抗议马力的最主要的意义，是要告诉世人，告诉中共当局：“六四”大屠杀的事实不容抹杀。难友们都有一个强烈的信念，那就是必须毫不动摇地“还原六四真相”，必须同那些歪曲、掩盖、抹煞、淡化“六四”真相的言行作坚决的斗争，不能让马力那样人再次跑出来信口雌黄，蛊惑人心。真相是寻求和实现公平、正义的前提，是防止“六四”那样的惨剧在中国重演的保证。必需让“六四”大屠杀的真相家喻户晓，写进历史，放进纪念馆，让子孙后代永志不忘。而我们，作为那场大屠杀的受害者，今生今世将义无反顾地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

这次座谈议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确当地选择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路径。很多难友都谈到，我们不能再走共产党的老路：以暴易暴、血腥清算、阶级灭绝。因此，必须处理好坚持三项诉求与恪守文明准则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难友们都同意我们去年提出的“政治问题法律解决”的主张。有难友在发言中指出：共产党杀人无数，要报仇，也报不过来。你杀我，我杀你，还有个完吗？“六四”的罪错，人神共知，不容抵赖。该道歉，就得道歉，该赔偿，就得赔偿，该审判，就得审判。但我们不要刀枪要法律。共产党用枪杆子来解决政治问题，导致了“六四”惨案；我们主张用法律来解决政治问题，是为了避免流血。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

以上这些，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从十多年来的抗争中逐渐形成的一个共同信念。有人说天安门母亲只会坐在家里写写公开信。此话说得似乎不错。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些公开信，从第一封，到今年的最近一封，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且，正是在这些公开信中，包含了天安门母亲的全部信念、全部主张。这些信念和主张就是：法制的原则，平等对话的原则、渐进解决的原则，公开性的原则。一句话，我们遵循的是人类文明的原则，而不是被文明人类抛弃了的野蛮原则。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些原则呢？

难友赵廷杰在发言中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推翻共产党，翻个底朝天，不解决问题。制度问题，要从制度上解决。这就是制度的和平转型。我们不主张推翻共产党，但我们要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将来中国的问题，要用选票来决定，而不是用强权来决定。你共产党能争取到选票，我们无话可说，你争取不到选票，被民众抛弃，也怪不得谁。这就是中国的和平转型，只有顺应潮流，逐步实现制度的和平转型，我们的国家才能有一个健康的发展。”这番话博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赵是一位退休军人，已经七十多岁了，平时勤于读书，长于思考，受到难友们的钦敬。

前面我谈到，在我们群体中，当谈论到一些问题时，常常会发生情与理的矛盾和冲突。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共产党枪杀了自己的亲人，心里哪有不充满着仇恨的。共产党作的孽，谁能答应一笔勾销？“仇恨入心要发芽”，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仇恨对仇恨，却不能被视为常理。这是整个人类的演化告诉我们的历史真谛。当年邓小平放出狠话，说是要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结果真的杀了，当然没有杀够二十万。他和他的继任者为了给那场大屠杀作辩护，硬说如果没有当年的断然措施，就不会有今天社会的稳定，也就不会有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这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人们要问，能不能不用杀人的办法来求得社会的稳定呢？能不能用别的办法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呢？我想，这个问题今天已经不难回答，共产党的说辞绝对站不住脚。那么，我们今天要实现自由、民主、宪政，是否就一定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能不能用别的办法来达到目的呢？这个问题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中国是一个崇尚权力、迷信暴力的国家，从来不把人的生命当回事。这种陈旧的思维早应放弃了。用暴力来充当实现自由、民主的助产士，今天已不再成为道理。

有人说天安门母亲被89年的大屠杀吓怕了，已失去了抵抗中共暴政的胆量。这话说得不对。89年那场杀戮在社会上造成的巨大恐怖，确实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但天安门母亲终究没有被吓倒，她们站起来了，在儿女们倒下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她们厌恶暴力，反对杀戮，力求避免流血。他们主张用别的办法而不是用生命的代价来换取社会、政治的进步。

天安门母亲的命运是悲惨的，她们至今仍没有从悲惨的命运中摆脱出来。但是，她们要生活，要像所有的人那样生活，他们向往和平、宁静，不再有恐惧，不再有杀戮。十八年来的抗争，使他们懂得，仅仅是心怀仇恨，仅仅是怨天尤人，永远沉浸在个人的悲情之中，不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她们需要走出悲情，走向生活、面向世界。而这，正是天安门母亲作出的抉择。

我在两次座谈会上说了一些话，但时间有限，没有机会把想说的话全说出来，这篇短文就算是一个补充吧。

2007/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