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说完的话——读“六四”十八周年座谈会纪要


 



已故难属苏冰娴生前照片


 



2004年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获释后合影


 



 


“六四”十五周年祭奠集体照


 


在“六四”十八周年前夕,天安门母亲为纪念惨案中死去的亲人,邀集在京部分难友,分两批、两次举行座谈会。这是十八年来的第一次。


以前,难友们不是没有面对面的交流与讨论,特别是每次发表公开声明都要召开定稿会,在一定范围内对文本进行反复协商,逐字逐句斟酌推敲,有时一个文本的定稿甚至要反复多次。但是这类交流参加人数毕竟有限,而且相对固定,很难做到让更多的难友发表意见。


十多年来,在京难友每到春节都有一次聚餐会,大家相约在餐会上不流泪,不谈伤心事,好让大家像寻常人家那样,“高高兴兴”过个年。所以,难友们也就不可能把平时压在心里的话痛痛快快地说出来。这次举行扩大的座谈会,也是为了弥补这个缺憾。


然而,举行这次座谈会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因,是因为自去年以来,国内维权运动风起云涌,我们面临一种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天安门母亲作为一个特殊的维权群体,未来的维权之路应该怎么走?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必须勇敢地面对,必须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新的应对。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群体从今年年初开始着手准备。半年来,不少难友翻阅了有关资料,有些难友还准备了发言提纲。


这次座谈会的参加者共20位,有几位因病或因故未能出席。虽然与会者大都是工人、市民以及普通职员,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仅占少数,但大家没有隔阂,都能说到一块。座谈自始至终,气氛热烈,没有恐惧,没有顾忌,畅所欲言,互诉衷肠。这对大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现在,放在我手里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座谈纪要,在这个纪要里,有我们的血泪控诉,有我们的期盼和思索,也有我们的坚定与信心。


“六四”大屠杀已经十八年了。我们经历了各种痛苦、艰辛和磨难,我们在抗争中逐渐懂得了怎样去为死者寻求公义,怎样去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 不言而喻,我们所遭受的痛苦和煎熬,不仅是生活上、经济上的,更是精神上、心灵上的。我们常常处于一种情与理的冲突和搏斗之中。这对我们这些受到过巨大伤害的人来说,可以说又多了一份锥心的痛楚,这需要我们具有一种更为巨大的勇气和坚毅,一种超越仇恨和悲情的忍耐。在我们群体中,也常常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不同的看法与主张。然而,正是在这种不同意见、看法的碰撞和争论中,才使我们逐渐达成了一些最基本的共识,并使大家凝聚到了一起。


这次座谈一开始就把话题集中到了香港民建联主席马力关于“六四“事件的那一番谬论。马力否认“六四”屠城的说法,马力把坦克底下的死难者比作猪的恶毒语言,深深地刺伤了难属们的心,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和声讨。我们群体中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本厚厚的血泪帐。当年留下的长长伤口,不是靠时间的流逝能够轻易愈合的;当年那撕心裂肺的痛楚,也不是靠时间的流逝能够轻易消失的。十八年了,已经有十四位难友含冤离开了人世,而我们活着的人,说起当年亲人的遇难,说起自己遭受的苦难,心里至今仍无法平静。袁淑敏、尹敏、徐珏、吴立虹、黄金平、张艳秋,张振霞、宁树平、马雪芹……,这一个个失去儿女的母亲,失去丈夫的妻子,一提起不堪回首的往事,哪一个不痛不欲生,哪一个不泣不成声!请问马力,你敢拿起这沉甸甸的座谈纪要看一眼吗?你敢走进我们难属群体中来吗?你居然说什么“不要光听死难家属的!”那我们今天非要说给你听一听。连你主子都不敢讲的话,你居然也敢讲! 你无非是要向你的主子表明,你要心甘情愿当一个死心塌地的奴才!


但是,参加座谈的难友认为,抗议马力的最主要的意义,是要告诉世人,告诉中共当局:“六四”大屠杀的事实不容抹杀。难友们都有一个强烈的信念,那就是必须毫不动摇地“还原六四真相”,必须同那些歪曲、掩盖、抹煞、淡化“六四”真相的言行作坚决的斗争,不能让马力那样人再次跑出来信口雌黄,蛊惑人心。真相是寻求和实现公平、正义的前提,是防止“六四”那样的惨剧在中国重演的保证。必需让“六四”大屠杀的真相家喻户晓,写进历史,放进纪念馆,让子孙后代永志不忘。而我们,作为那场大屠杀的受害者,今生今世将义无反顾地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


这次座谈议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确当地选择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路径。很多难友都谈到,我们不能再走共产党的老路:以暴易暴、血腥清算、阶级灭绝。因此,必须处理好坚持三项诉求与恪守文明准则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难友们都同意我们去年提出的“政治问题法律解决”的主张。有难友在发言中指出:共产党杀人无数,要报仇,也报不过来。你杀我,我杀你,还有个完吗?“六四”的罪错,人神共知,不容抵赖。该道歉,就得道歉,该赔偿,就得赔偿,该审判,就得审判。但我们不要刀枪要法律。共产党用枪杆子来解决政治问题,导致了“六四”惨案;我们主张用法律来解决政治问题,是为了避免流血。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


以上这些,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从十多年来的抗争中逐渐形成的一个共同信念。有人说天安门母亲只会坐在家里写写公开信。此话说得似乎不错。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些公开信,从第一封,到今年的最近一封,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且,正是在这些公开信中,包含了天安门母亲的全部信念、全部主张。这些信念和主张就是:法制的原则,平等对话的原则、渐进解决的原则,公开性的原则。一句话,我们遵循的是人类文明的原则,而不是被文明人类抛弃了的野蛮原则。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些原则呢?


难友赵廷杰在发言中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推翻共产党,翻个底朝天,不解决问题。制度问题,要从制度上解决。这就是制度的和平转型。我们不主张推翻共产党,但我们要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将来中国的问题,要用选票来决定,而不是用强权来决定。你共产党能争取到选票,我们无话可说,你争取不到选票,被民众抛弃,也怪不得谁。这就是中国的和平转型,只有顺应潮流,逐步实现制度的和平转型,我们的国家才能有一个健康的发展。”这番话博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赵是一位退休军人,已经七十多岁了,平时勤于读书,长于思考,受到难友们的钦敬。


前面我谈到,在我们群体中,当谈论到一些问题时,常常会发生情与理的矛盾和冲突。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共产党枪杀了自己的亲人,心里哪有不充满着仇恨的。共产党作的孽,谁能答应一笔勾销?“仇恨入心要发芽”,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仇恨对仇恨,却不能被视为常理。这是整个人类的演化告诉我们的历史真谛。当年邓小平放出狠话,说是要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结果真的杀了,当然没有杀够二十万。他和他的继任者为了给那场大屠杀作辩护,硬说如果没有当年的断然措施,就不会有今天社会的稳定,也就不会有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这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人们要问,能不能不用杀人的办法来求得社会的稳定呢?能不能用别的办法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呢?我想,这个问题今天已经不难回答,共产党的说辞绝对站不住脚。那么,我们今天要实现自由、民主、宪政,是否就一定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能不能用别的办法来达到目的呢?这个问题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中国是一个崇尚权力、迷信暴力的国家,从来不把人的生命当回事。这种陈旧的思维早应放弃了。用暴力来充当实现自由、民主的助产士,今天已不再成为道理。


有人说天安门母亲被89年的大屠杀吓怕了,已失去了抵抗中共暴政的胆量。这话说得不对。89年那场杀戮在社会上造成的巨大恐怖,确实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但天安门母亲终究没有被吓倒,她们站起来了,在儿女们倒下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她们厌恶暴力,反对杀戮,力求避免流血。他们主张用别的办法而不是用生命的代价来换取社会、政治的进步。


天安门母亲的命运是悲惨的,她们至今仍没有从悲惨的命运中摆脱出来。但是,她们要生活,要像所有的人那样生活,他们向往和平、宁静,不再有恐惧,不再有杀戮。十八年来的抗争,使他们懂得,仅仅是心怀仇恨,仅仅是怨天尤人,永远沉浸在个人的悲情之中,不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她们需要走出悲情,走向生活、面向世界。而这,正是天安门母亲作出的抉择。


我在两次座谈会上说了一些话,但时间有限,没有机会把想说的话全说出来,这篇短文就算是一个补充吧。


2007/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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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说完的话——读“六四”十八周年座谈会纪要


 



已故难属苏冰娴生前照片


 



2004年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获释后合影


 



 


“六四”十五周年祭奠集体照


 


在“六四”十八周年前夕,天安门母亲为纪念惨案中死去的亲人,邀集在京部分难友,分两批、两次举行座谈会。这是十八年来的第一次。


以前,难友们不是没有面对面的交流与讨论,特别是每次发表公开声明都要召开定稿会,在一定范围内对文本进行反复协商,逐字逐句斟酌推敲,有时一个文本的定稿甚至要反复多次。但是这类交流参加人数毕竟有限,而且相对固定,很难做到让更多的难友发表意见。


十多年来,在京难友每到春节都有一次聚餐会,大家相约在餐会上不流泪,不谈伤心事,好让大家像寻常人家那样,“高高兴兴”过个年。所以,难友们也就不可能把平时压在心里的话痛痛快快地说出来。这次举行扩大的座谈会,也是为了弥补这个缺憾。


然而,举行这次座谈会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因,是因为自去年以来,国内维权运动风起云涌,我们面临一种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天安门母亲作为一个特殊的维权群体,未来的维权之路应该怎么走?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必须勇敢地面对,必须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新的应对。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群体从今年年初开始着手准备。半年来,不少难友翻阅了有关资料,有些难友还准备了发言提纲。


这次座谈会的参加者共20位,有几位因病或因故未能出席。虽然与会者大都是工人、市民以及普通职员,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仅占少数,但大家没有隔阂,都能说到一块。座谈自始至终,气氛热烈,没有恐惧,没有顾忌,畅所欲言,互诉衷肠。这对大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现在,放在我手里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座谈纪要,在这个纪要里,有我们的血泪控诉,有我们的期盼和思索,也有我们的坚定与信心。


“六四”大屠杀已经十八年了。我们经历了各种痛苦、艰辛和磨难,我们在抗争中逐渐懂得了怎样去为死者寻求公义,怎样去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 不言而喻,我们所遭受的痛苦和煎熬,不仅是生活上、经济上的,更是精神上、心灵上的。我们常常处于一种情与理的冲突和搏斗之中。这对我们这些受到过巨大伤害的人来说,可以说又多了一份锥心的痛楚,这需要我们具有一种更为巨大的勇气和坚毅,一种超越仇恨和悲情的忍耐。在我们群体中,也常常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不同的看法与主张。然而,正是在这种不同意见、看法的碰撞和争论中,才使我们逐渐达成了一些最基本的共识,并使大家凝聚到了一起。


这次座谈一开始就把话题集中到了香港民建联主席马力关于“六四“事件的那一番谬论。马力否认“六四”屠城的说法,马力把坦克底下的死难者比作猪的恶毒语言,深深地刺伤了难属们的心,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和声讨。我们群体中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本厚厚的血泪帐。当年留下的长长伤口,不是靠时间的流逝能够轻易愈合的;当年那撕心裂肺的痛楚,也不是靠时间的流逝能够轻易消失的。十八年了,已经有十四位难友含冤离开了人世,而我们活着的人,说起当年亲人的遇难,说起自己遭受的苦难,心里至今仍无法平静。袁淑敏、尹敏、徐珏、吴立虹、黄金平、张艳秋,张振霞、宁树平、马雪芹……,这一个个失去儿女的母亲,失去丈夫的妻子,一提起不堪回首的往事,哪一个不痛不欲生,哪一个不泣不成声!请问马力,你敢拿起这沉甸甸的座谈纪要看一眼吗?你敢走进我们难属群体中来吗?你居然说什么“不要光听死难家属的!”那我们今天非要说给你听一听。连你主子都不敢讲的话,你居然也敢讲! 你无非是要向你的主子表明,你要心甘情愿当一个死心塌地的奴才!


但是,参加座谈的难友认为,抗议马力的最主要的意义,是要告诉世人,告诉中共当局:“六四”大屠杀的事实不容抹杀。难友们都有一个强烈的信念,那就是必须毫不动摇地“还原六四真相”,必须同那些歪曲、掩盖、抹煞、淡化“六四”真相的言行作坚决的斗争,不能让马力那样人再次跑出来信口雌黄,蛊惑人心。真相是寻求和实现公平、正义的前提,是防止“六四”那样的惨剧在中国重演的保证。必需让“六四”大屠杀的真相家喻户晓,写进历史,放进纪念馆,让子孙后代永志不忘。而我们,作为那场大屠杀的受害者,今生今世将义无反顾地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


这次座谈议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确当地选择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路径。很多难友都谈到,我们不能再走共产党的老路:以暴易暴、血腥清算、阶级灭绝。因此,必须处理好坚持三项诉求与恪守文明准则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难友们都同意我们去年提出的“政治问题法律解决”的主张。有难友在发言中指出:共产党杀人无数,要报仇,也报不过来。你杀我,我杀你,还有个完吗?“六四”的罪错,人神共知,不容抵赖。该道歉,就得道歉,该赔偿,就得赔偿,该审判,就得审判。但我们不要刀枪要法律。共产党用枪杆子来解决政治问题,导致了“六四”惨案;我们主张用法律来解决政治问题,是为了避免流血。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


以上这些,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从十多年来的抗争中逐渐形成的一个共同信念。有人说天安门母亲只会坐在家里写写公开信。此话说得似乎不错。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些公开信,从第一封,到今年的最近一封,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且,正是在这些公开信中,包含了天安门母亲的全部信念、全部主张。这些信念和主张就是:法制的原则,平等对话的原则、渐进解决的原则,公开性的原则。一句话,我们遵循的是人类文明的原则,而不是被文明人类抛弃了的野蛮原则。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些原则呢?


难友赵廷杰在发言中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推翻共产党,翻个底朝天,不解决问题。制度问题,要从制度上解决。这就是制度的和平转型。我们不主张推翻共产党,但我们要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将来中国的问题,要用选票来决定,而不是用强权来决定。你共产党能争取到选票,我们无话可说,你争取不到选票,被民众抛弃,也怪不得谁。这就是中国的和平转型,只有顺应潮流,逐步实现制度的和平转型,我们的国家才能有一个健康的发展。”这番话博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赵是一位退休军人,已经七十多岁了,平时勤于读书,长于思考,受到难友们的钦敬。


前面我谈到,在我们群体中,当谈论到一些问题时,常常会发生情与理的矛盾和冲突。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共产党枪杀了自己的亲人,心里哪有不充满着仇恨的。共产党作的孽,谁能答应一笔勾销?“仇恨入心要发芽”,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仇恨对仇恨,却不能被视为常理。这是整个人类的演化告诉我们的历史真谛。当年邓小平放出狠话,说是要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结果真的杀了,当然没有杀够二十万。他和他的继任者为了给那场大屠杀作辩护,硬说如果没有当年的断然措施,就不会有今天社会的稳定,也就不会有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这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人们要问,能不能不用杀人的办法来求得社会的稳定呢?能不能用别的办法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呢?我想,这个问题今天已经不难回答,共产党的说辞绝对站不住脚。那么,我们今天要实现自由、民主、宪政,是否就一定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能不能用别的办法来达到目的呢?这个问题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中国是一个崇尚权力、迷信暴力的国家,从来不把人的生命当回事。这种陈旧的思维早应放弃了。用暴力来充当实现自由、民主的助产士,今天已不再成为道理。


有人说天安门母亲被89年的大屠杀吓怕了,已失去了抵抗中共暴政的胆量。这话说得不对。89年那场杀戮在社会上造成的巨大恐怖,确实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但天安门母亲终究没有被吓倒,她们站起来了,在儿女们倒下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她们厌恶暴力,反对杀戮,力求避免流血。他们主张用别的办法而不是用生命的代价来换取社会、政治的进步。


天安门母亲的命运是悲惨的,她们至今仍没有从悲惨的命运中摆脱出来。但是,她们要生活,要像所有的人那样生活,他们向往和平、宁静,不再有恐惧,不再有杀戮。十八年来的抗争,使他们懂得,仅仅是心怀仇恨,仅仅是怨天尤人,永远沉浸在个人的悲情之中,不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她们需要走出悲情,走向生活、面向世界。而这,正是天安门母亲作出的抉择。


我在两次座谈会上说了一些话,但时间有限,没有机会把想说的话全说出来,这篇短文就算是一个补充吧。


2007/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