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57年度在苏俄和中国发生的事件，对这两个共产极权社会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苏俄经过四十年的革命、尤其斯大林四分之一世纪的残暴统治后，人道和自由的信念开始复苏，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制度和历史道路的抉择面临前所未有的反思，民主、法制、基本人权在被斯大林其同伙退出历史舞台后开始要求得到起码的尊重。俄国一千年的东正教救赎传统、三百年面向西方的正面经验、俄罗斯知识界一个世纪追求自由、人道和真理的伟大精神遗产，以及无辜、淳朴、两手干净的俄国人民，已经不能继续容忍远比罗曼诺夫王朝和所有沙皇更为暴虐和伪善的政权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是命运安排来履行俄国历史良心的共产党人。在拥有如此深厚、强大自由传统的俄国，自由对奴役的胜利，仍然要在斯大林主义被埋葬三十五年后才会蹒跚而来。
中国却在那个年度灾难性地转向黑暗。毛泽东还有二十年时间，在中国全盘推行斯大林主义，并且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鞭尸”后总结出两条“教训”：一、发动一次又一次党内斗争，清除掉中共的赫鲁晓夫；二、发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把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劫持到中国特色的暴政中来。
这个年度，既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和两千年东方专制主义的大复辟，是斯大林主义的幽灵在中国的复活，又是登峰造极的毛式共产极权主义的恐怖元年。
四十年后，刘宾雁“仍然相信，如果毛泽东不在1957年和1958年两次发狂，中国绝不会是一个今天这样穷困和落后并且危机四伏的国家。然而，毕竟是中国人民允许甚至欢迎过毛泽东把他们一步步引向一个又一个灾难！”殷忧启圣，刘宾雁在这个年度的出场，命中注定他将与人民一起经受磨难，走向觉醒，迎接新的考验。

一

1979年，再次成为苏俄和中国当代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年头。
苏俄一批政治权贵、军界、警察首脑、军工巨子和御用文人准备借斯大林百年诞辰为这名老暴君恢复名誉。他们示威性地开庭审判了西尼亚斯基、丹尼尔和布洛茨基三名持不同政见作家。以萨哈罗夫、卡波查、帕乌斯多夫斯基、瓦连岑、涅克拉索夫、索尔仁尼琴、丘科夫斯卡娅等苏俄著名科学家、作家和诗人为首的自由知识界采取了果敢的抗议行动，得到西方和全世界的广泛支持，苏俄军方和克格勃等新斯大林分子们被击退了。美国历史学家科恩认为，这一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表明斯大林主义在俄国从精神上被埋葬了”，更具历史象征意义的是，在这一公开交锋中，苏俄持不同政见运动从此诞生，并为自己选择了许多世界闻名的发言人。
1979年，刘宾雁开始了他八十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在以后的七个年头里，刘宾雁将用新的语言、新的声音、证明，他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新的发言人，中国的良心。
1979年，刘宾雁55岁，人生最关键、最美好的二十二年无谓地消逝了，但他并非一无所获。虽然他无时无刻都摆脱不了那个意识：你是任人侮蔑的贱民！你对妻子儿女有罪！但农民和社会底层尚存的质朴使他感到人间还有温暖和慰藉，只要人民没有败坏，中国就有望。在大别山麓的劳改营里，他拿着放大镜在油灯下一行一行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企图找到困扰他的答案，一遍又一遍在心底叩问：

这些从来没有见过法西斯分子是什么样子，也无机会间接了解残酷虐待同类的事实与情景的青少年们（红卫兵），他们那种冷酷无情的心肠和那些惨无人道的手段是从哪里学来的？
中国究竟是怎样落到这步田地的？
中国究竟怎样才能走出这个火坑？
这个黑暗的时代几时才能完结？
中国将以什么方式走出这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灾难？

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爆发，仍是待罪之身的刘宾雁经常混迹人群，流连忘返。“这是中国人自己第一次自发的而不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群众运动，又是对于这个党公然表示蔑视的公开抗议，这标志着二十七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觉醒”。
1979年的刘宾雁，恢复了党籍和公民权，却仍然是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异端。他重操旧业发表文章，日益获得了人民的期许，也日益为权力当局难容。刘宾雁没有如毛泽东们所愿，改造、堕落成极权主义的政治标本。非但如此，与古今中外所有志士仁人一样，刘宾雁心有郁结必将发愤著述并磅礴于世：“一定要有所作为，要使我的妻子和儿女有一天为我感到骄傲！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写出一部震撼中国的作品！”
从1949年到1957年，刘宾雁与毛泽东们的分歧存在于对中国现实的观察和分析，他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历史道路并无深切的思考和批判。从1979年到1987年，刘宾雁与邓小平们的分歧，已经上升到了攸关国家安危和人民命运的大问题。
1976年，郭沫若以其九十高龄继续公开贩卖其奴隶哲学“感谢华主席、感谢党中央”；1977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公开威胁说要再发动一次反右运动；1979年3月16日，刘宾雁在人民大会党听完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报告后，在心中问道：“这四个中国人最熟悉不过的政治概念，同毛泽东在1966年以前推行了十几年，文革期间又以它们为名把中国推入黑暗深渊的那一套，连措辞都大同小异的四个‘念念不忘’，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一位政治家做过解释，而它们后来居然写到宪法里去！”
1979年，邓小平如日中天，其影响力仅次于1949年的毛泽东。邓小平声称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以其自身遭遇和特殊的眼光得出结论，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群众政治运动，不仅劳民伤财，祸国殃民，而且会使共产党的合法性彻底丧失，乃是荒唐而愚蠢的统治术。同时邓小平深知，无论毛泽东的政治品质和个人道德如何卑鄙无耻，他毕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象征，既是中国的斯大林，又是中国的列宁。对毛泽东的否定就是对中共的否定，那就不仅仅是对统治方式和毛泽东个人的否定，而且党的全部历史合法性和整个统治根基的动摇。
事情很清楚，邓小平不想做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当年为斯大林辩护，决非出于捍卫历史真理，也非出于对后者的个人尊敬（相反，毛泽东本人曾长期遭到斯大林冷酷、训斥、挖苦，甚至废绌），而是共产党领袖们特有的政治实用主义。
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对后者的贡献作了简短的总结，称道这位亡友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最后他“大胆地说：他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过一个私敌。”
七十年后的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再也没有一个共产党人能够用这种评语为死者送终了。科学知识几乎等于零的毛泽东用“三七开”为他的导师盖棺论定，除了政治流氓和暴君之间“无所畏惧”的结算关系外，已经毫无任何道义底气和人间常情可言了。
又二十多年后，邓小平重拾毛泽东余唾，称毛泽东“功大于过”，再次陷入政治犬儒主义的泥淖，意味着这个党永远告别了在历史真理和政治道德领域进行忏悔和更新的可能，共产主义的全部正义性和庄严、神圣感到此土崩瓦解。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全面世俗化、历史性腐败和大规模道德沦丧，也就从此开始了。
客观而言，邓小平与毛泽东几乎在一切个人秉性方面都大不相同。邓小平未必还有魄力有兴趣照走毛泽东式充斥狂妄、血腥和荒唐的死路，未必没有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基本感悟，但二人之间却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共识：中国只能实行专制，必要时实行独裁。
1979年的刘宾雁痛苦地面对着中国的严峻现状，从此失去对“中南海”的寄望和兴趣：“他们是在进行一场新的试验，在经济生活领域实行高度自由化的同时，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坚持四个不改：没有民主与自由的社会主义，大权独揽，不受监督的党的领导，没有人民参与、对人民不承担责任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式的‘马列主义’。”
二十二年的煎熬，换来的仍然是专制主义的胜利，刘宾雁已经清晰预见到1957年以来的悲剧还会重演：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只能有一个理由：它表明这个领导集团企图把中国的改革严格限制在经济领域，绝不触动旧的政治制度和旧的一套意识形态。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效用则是可以在任何时候对于任何危及既得利益集团及其意识形态的思想或行为给以惩罚。一九八一年以来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以这个名义进行了三次大扫荡。作家、记者、诗人、教育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编辑、政治家，一概未能幸免。

二

1979年，摘掉右派帽子的刘宾雁饱经风霜的面容背后，已经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内心革命：从“革命的良心”变成“人民的良心”。刘宾雁永远变换了历史身份，他成了人民中的一员，被侮辱、被损害，被歧视、被践踏的最底层成员。塞万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在苦役和绞刑架下“设身处地、将心比己”地放弃了贵族意识和一切优越感。索尔仁尼琴写道，只有“在古拉格群岛，则是几百万人的头脑和灵魂，真实而且永远地陷入奴隶、囚徒、伐木工和矿工的境地，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在这样的规模上）使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只有群岛的知识分子犯人才最终失却了由于怜悯下层而出现的优越感”，从而在世界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下层人描绘下层人。
比斯大林主义更恐怖的毛泽东主义已经以“物质的、铁一般”的形式在中国建立起来了。直到这时刘宾雁也没有与革命告别（革命对于刘宾雁，犹如初恋，永远不可能告别，至于后来《告别革命》一书中那种理性、诗意、布尔乔亚式的“告别”，在刘宾雁的人生哲学和辞藻里，不可能出现），更没有与革命“决裂”（他一生都没有“抛弃”马克思和共产主义，也许他最终也没有找到比他当年遭遇后者更使自己觉得这个世界值得为之奋斗乃至牺牲的那种启示）。但刘宾雁发现了对革命的可怕背叛和革命自身的异化。
民国肇始，孙中山、蒋中正等国民党人对中国和世界大势已有较清晰和客观的认识，中国可能走上逐步自由、民主、宪政的道路，正面满足中国民族主义（“恢复中华”，收回失地，废除列强不平等条约……）和社会正义与进步（法律、经济、政治平等、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历史性要求。借助孙、蒋二人的儒家和基督教背景，中国还有可能在东、西方文明对话、交融的伟大进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由于一系列外来因缘和偶发事变（主要是凡尔赛条约、西安事变、日本入侵、苏军出兵东北），代表中国主流传统和历史方向，以知识界、新兴资产阶级、社会贤达和富裕守法农民为主体的现代化进程，被可悲地阻断。苏美冷战和国共内战把中国推向另一种命运。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主义的创造性贡献在于，把人民提高到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之上，再把自己封为人民领袖。他发现并坚信，中国数以亿计的人民，其基本成员是毫无现代意识，缺少文化教养，对世界无所贡献而充满疑惑和仇恨的无赖痞子，正是这些缺乏独立思想、人道关怀和自由精神而数量巨大的芸芸群氓，相对于马克思的“生产力”、“历史规律”，列宁的“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内务部行刑队，具有不可比拟的破坏性力量。
人类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个人像毛泽东那样，把“人民”推举到如此令人眩目的地位，毛泽东的所有想象力、创造性、灵感和力量，都是在“人民”的名义下获得的，“人民”代替了上帝、真理、永恒和无限，毛泽东发明和制造了“人民拜物教”。
无论如何禁绝，无论中国如何被虚无主义征服到何种田地，1979年《人民文学》九月号发表的《人妖之间》都像一道锋刃，割开了中国层层密织的面纱，堪称中国文学、历史、新闻和政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作品。
这是1949年以后三十年间第一声洪钟大吕，是1957年中国万马齐鸣二十二年以后振聋发聩的稀世警钟，是对全面奴化状态依然笼罩中国的混沌昏庸时世的当头棒喝。近三十年过去，它所激起的排空巨浪依然高悬于中国历史天空。
勿庸赘述，人民从来是毛泽东的工具，玩弄人民于股掌间的毛泽东是中国现代最大的动数，而要最终化解这个劫数，摆脱和摒弃毛泽东的幽灵，需要特殊的智慧和罕见的勇气。堂堂中华，偌大中国，只有刘宾雁将毛泽东强加于中国的“遗产”分捡于光天化日之下。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真正面目，明白了他们遭受着什么力量的支配，他们的命运坎陷到了什么样的田地。与索尔仁尼琴一样，刘宾雁亲身领教了毛泽东们直接加诸的磨难，他已经从这场革命的血腥过程和恐怖前景，将当年的怀疑和忧虑转变为批判和抗议，——他已经在精神世界和道德王国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了。
《人妖之间》主人公王守信，与权力人物结为死党，几年间由一名土匪姘头、媒建公司收款员上升为黑龙江宾县事实上的统治者之一，具体而微地完成了权力结构、功能及其交换的全部过程，完成了中国社会的“大颠倒”。
异化（Entfremdung），无论在黑格尔、费尔巴哈，还是马克思那里，主体外化为异己力量，都是“上帝本质”、“绝对观念”和“历史规律”中最重要的现象。《人妖之间》第一次发现，国家最高权力的异化，乃是天下底下最深重的灾变和最可怕的倒退。
马克思从解剖商品入手，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独特的分析批判，被恩格斯概括为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刘宾雁从权力演无疑是对当代中国具有颠覆意义的重大发现。
考茨基、卢森堡、魏特夫吉拉斯、卢卡奇、葛朗西、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曾对共产主义走向极权主义和绝对主义作过研究，刘宾雁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把晦涩抽象的哲学概念“还原”到了二十世纪人类最大一片试验地——中国社会，提示了权力异化这个笼罩在亿万性灵命运之上的时代之谜。
刘宾雁指出，“王守信绝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她不过是一团污水中的一颗泡沫，贫瘠土壤上的一株莠草。”通过对这颗泡沫和这株莠草的解剖，刘宾雁以其简洁的文字，对中国人民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信号：

这种“社会主义”交换，比起资本主义交换确实有相当大的“优越性”：交换双方个人不须拥有资本，不须支出任何私有财物，不冒任何亏损或破产的危险，而各有所得。事情非常明显，每一次这种交换，都不能不突破政策界限，都不能不间接或直接给社会主义公有财产损害，或都使党纪国法失灵，往往又是二者兼而有之，而这最终就必定伤害社会主义制度，使党的领导徒具虚名。而在这种反复不已的交换中，党政干部本身也就逐渐蜕化为吞噬人民脂膏和吞食社会主义制度的蛀虫，党和群众的关系也随着恶化了。

中国权力异化的一大恶果，是人民的普遍物化和道德沦丧。连王守信这样一名毫无任何现代文明意识的半文盲，居然发自本能地运用毛泽东们发明的枷锁，钳制对手，总揽大局，实行“全面专政”。
在形式上，刘宾雁与毛泽东一样，信奉“人民至上”、“人民万能”。但二人之间的分歧却如天壤之别。刘宾雁从来没有任何利用人民以谋私欲的阴暗心理，他为人厚道、正直、真诚，一生没有任何损人利己的劣行。他们之间的差异不仅在道德上，而且在对历史真实和人性本质的洞察和理解上，刘宾雁远比毛泽东深刻、坦荡、富于真知卓见。
在当代中国，刘宾雁第一个指出，人民与共产党、毛泽东并不等同，也并不一致，如果两者出现矛盾、冲突，责任全在后者。刘宾雁更深刻的发现是，人民也可能蜕化，甚至可能堕落，而这正是毛泽东们不可宽恕的罪过。能使“广义上、宏观意义上不会出错”的人民变坏，这是中国独有的悲剧，刘宾雁由此临近了中国命运最复杂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内幕。
事实上，从1949年、1957年、1966年、1989年以来，毛泽东们在相当程度和规模上，不仅限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而且在道德、精神和人性上征服了中国。在《人妖之间》，小小宾县里的人民，已经在精神上濒临破产了。正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的时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大分化，人民出现了大变异、大堕落。

三

鲁迅曾被人称为“民族魂”。他的最大贡献，是写下了《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两篇揭示中国国民性的小说。日益增加的档案材料表明，鲁迅关于国民性的“发现”，来自北一辉、藤田剑锋、大隈重信、宫崎滔天、幸得秋水和内藤湖南等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精英的“支那观”、“中国印象”。在鲁迅那里，中国人愚昧、自私、冷漠，已经无药可救。惟有仰仗“外力”（日本入侵和斯大林主义入主），中国这所“铁屋子”才可能打破。他对中国历史的诅咒：“吃人”，被奉为对中国的最大发现。鲁迅精神的西方谱系源自尼采、叔本华、易卜生、波德莱尔、王尔德等近代虚无主义和价值取消派。鲁迅在中国的得势，他在1949年以后的至尊地位，他对仇恨、暴力、专制的公开颂扬，他对温情、谅解、忏悔、宽恕和一切人道主义的公开进攻，完全契合毛泽东们的需要。毛泽东革命造反的第一根据，就是旧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它是新中国人民伟大的必要前提和自然反题。鲁迅和毛泽东对中国国民性的论断，正是他们设计的历史天秤的两端。鲁迅深得毛泽东青睐，尤其在文革时期被抬高到与马恩列斯并列（其实更高）的地位，岂非偶然！当年的狂人、阿Q们已经被毛泽东改造和培养成了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接班人：土改和镇反的刽子手，反右运动的打手和积极分子，文革中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人妖之间》里的王守信。鲁迅的贡献在于为革命捏造了一个奴隶式的自然基础，毛泽东则把这个基础发展和上升为一代禽兽、法西斯党徒和奴隶主。从1936年鲁迅去世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40年间，一部分中国人从奴隶变成了主子，这就是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上演的变形记。鲁迅污陷孔子是由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偶像。今天，稍有历史常识的中国人都清楚，从他病逝到文化大革命，先被上海地下党和左翼文人包装成“民族魂”，既而被先在延安、后在北京的毛泽东册封为“中国一等圣人”。而他虚构的狂人和阿Q们，已经早已冲决“礼教”和“封建”罗网，成为天安门广场山呼海啸般地向全世界公开显示神权浩荡的现代奴隶，进而演变成现代极权主义的巨大肉身。他们愚昧、自私、冷漠、滑稽依然，却平添了狂妄、残忍、无耻、虚伪，这就是这位“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中国第一圣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现代中国的贡献。
刘宾雁痛心疾首地发现，与共产党一样，人民出现了大退化。“经过反右和文革，许多中国人良心消失，忏悔意识消失，不能独立思考，不信过诺言，相互仇恨、猜忌，冷酷和仇恨成为主要人性，弄虚作假，嫉妒成性，告密成风，刑讯逼供，野蛮残忍，没有思想，健忘，易满足，因幻觉代表现实……”。“中国人不承认杰出的天才人物，不承认才智上的豪杰，但他们承认暴力的豪杰，越是优秀的人、越是杰出的人，在中国越难生存，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庸才的天堂？”
在王守信的“学习班”、“赛师会”上，刘宾雁为后人留下了一幅风俗白描：“又击起鼓来，又接着作诗。人人心里也有个鼓，咚咚敲个不停，都是成天鼓捣煤的，会做啥诗呀？有人只好硬憋，直冒汗，准保一辈子倒了胃口，以后听见诗就和发抖。你不作诗，不骂得蝎虎点，就要怀疑到你头上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呢。有人偷偷溜到别人背后，看人家编个啥，没文化，憋不出来的，索性站起来朗诵散文——破口大骂……，祖国啊，这就是人民共和国的主人，无产阶级的主人，这就是我们的工人阶级吗？王守信——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共产党员吗？”
《人妖之间》发行了140万份。由于人人要看，所以无论图书馆的或个人订阅的，都被人们借走。每次以几小时计，连续传阅，直至被磨搓得不象样子为止。在有些工厂和学校，由于大家都急于先睹为快，而杂志只有一份，于是便在下班、放学之后不回家，集聚起来，由一人朗读。“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文学作品第一次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成为很多人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大部分小说或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或揭示现实中影响千百万人命运的矛盾，因而受到从知识分子到普通青年劳动者的欢迎。但是直接描述、分析共产党组织的腐败和社会的严重病患，并且写的就是仍然发生在眼前的现象，又是纪实性的，《人妖之间》是第一篇。”
富于原创力和独立精神的美学家高尔泰指出：“如果不联系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不联系中国人民在与‘极右’势力进行的艰难困苦而又百折不挠的斗争中形成的价值观念”，那么中国的现代派们“是连接受美学也接受不了的”。他以其独有的精神视野评价刘宾雁作品的独特意义：“如果说西方美学的诸流派要比我们的文学评论更科学些，那么我愿意指出，无论是唯美主义的佩特还是未来主义的马里内蒂；是意识流派的詹姆斯还是表现主义的布莱希特；是超现实主义的布列东还是新小说派的葛利叶；是结构主义的弗拉亥还是语言学派的瑞恰兹，都不能说明，为什么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以马蒂斯式的粗线条而能如此以雷霆万钧的力量，震撼着亿万人的心灵。”
近三十年过去，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刘宾雁在《人妖之间》里对中国的“发现”，不但没有“过时”，反而为权力异化的历史性灾难所证实。当年王守信似乎无师自通获得的胆量和能耐，已经被整个政权和全社会（尤其1989“六•四”后）接受并极度恢宏堂皇地发展了。今日中国权力与金钱的神圣联盟已经成为现代世界最大极权制度抵御一切压力、危机、风险，拒绝自由、民主、人权最强大的力量。一个新的、庞大无朋的幽灵在东方徘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们地下有知，当会目瞪口呆，用“龙种生下跳蚤”已不能比喻其间的变异。全世界神智正常的人们对这个戴着各种面具的历史怪物，除了迷茫、厌恶外，似乎无能为力。
在八十寿筵答谢辞中，刘宾雁再次把目光凝聚在人民身上，当下中国充斥着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作品，引起他极大的失望。激愤之极，刘宾雁厉声谴责中国人遭受专制是“活该！”
中国人先在毛泽东统治下沦为狂热、极端愚昧的政治性物种，后在邓小平、江泽民的权钱联盟里，集体堕落，乃是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历史大溃退。尽管如此，刘宾雁还是把希望寄放在人民身上。

四

1985年1月，《第二种忠诚》在《钟山》发表，立即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是年，文革结束已近十年，中国历史道路危情潜伏，准备复辟倒退、收拾残局的旧势力磨刀霍霍。时代亟需的对国家基本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进行严肃反思的局面一再被阻断，毛派“极左”势力的反扑和复活已经直接危及到艰难步履的中国。不对毛泽东的罪过进行揭露，不检讨那个时代骇人听闻的悲剧，不发现与那些罪过和悲剧相对峙、相抗衡的精神，中国就不可能在精神上前进半步，随时可能出现专制复辟。
正是出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命运的双重关切，刘宾雁以“第二种忠诚”为名，在近半个世纪中无人敢于问津的政治、历史、法律、外交、司法、军队、人性和毛泽东以及雷锋等领域纵横激越，锋芒所向，尽在要害。
在此之前，两代中国人只能倾听和仰视最高领袖。听凭他们指点江山，品评历史，裁断是非，制定国家大法，操控亿万人命运，一切天经地义。刘宾雁将两封“万言书”公诸于众，直截了当地拷问毛泽东亡灵和当政的邓小平：“中共中央近年来在国内外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犯有一系列严重错误，其中有一些属于原则性方向性错误。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总有一天，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等等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可能被打成反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宾雁借两封万言书当年对毛泽东的告诫“千万不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告诫中国，“不错则已，一犯错误就错到底，后患无穷！”
在《人妖之间》里，刘宾雁发现的是中国令人绝望的最大阴暗面，毛泽东极权主义带给中国社会的人民分化，权力异化带给人民的腐蚀和毒化恶果。
《第二种忠诚》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史的里程碑作品，标志着中国历史和精神发展中一种新范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普遍奴化、兽化、物化过程中，同时出现的另一种重大变化。一种新思想和新人、新的人道主义和“人民至上”观的确立。
《第二种忠诚》破天荒第一次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刘宾雁把两名死囚变成原告，把毛泽东和那直接滥杀无辜的刽子手还原成被告。历史以其异常曲折的形式证明，两封万言书的公开展示，不仅大大拓展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视野和人生境界，撕开了中国政治生活最厚密的帷幕、最森严的禁忌，而且直接预告了中国现代民主运动的前景。刘宾雁将这种类似专制社会的“死谏”冠以“第二种忠诚”，分明是对几十年来肆虐成灾的奴隶主义的鄙弃，而把真实的“人民”写在时代的旗帜上。它是对极权统治的政治术语和语言符号的无畏挑战，在中国第一次公开颂扬独立而非依附，清醒而非盲从，服膺真理而不崇拜任何偶像的人道主义和人民性，“在中国政治原野上虽然贫弱而稀少”的新人和新思想。
《第二种忠诚》同时把锋芒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万言书”作者目睹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一百多名犯人的面干下的杀人罪行。”目击者陈世忠与死者非亲非故，但在他本人冤案平反后第三天，就不断奔走为死者鸣冤，要求惩罚凶手。他在《人血不是水》中呼吁中国人“想一想，死者的亲属──年轻的寡妇和孤儿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想一想，人民钢铁长城的声誉怎能让杀人凶手玷污！想一想，这些制造假象、杀人邀功的败类至今还隐藏在党内、军内，成为我们事业的接班人！再想想，这件事本来很可能轮到你、我、他的头上，如果被害人是你的亲属，你又该怎么想？……还有，这种事若不查个水落石出，连同‘文化大革命’一切彻底否定掉，你能担保今后不会再发生吗？”
刘宾雁评论道：“问得有理，……然而引起我思索的却不是他的这些观点，而是他的那种感情，说起来似乎也很简单，无非是古已有之的人对人的同情吧，但是在陈世忠身上，这种感情为什么这样强烈，如此执着，本人二十年的凄凉遭遇没能冲破它，几千万人经历的旷古浩劫（那十年，死一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也未能使它麻木呢？”“陈世忠不可能是个先知先觉，党内水平比他高出许多倍的有识之士多得很，难得的是他在那种境地竟然如此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1962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发表，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在简短的《代序》中写道：“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索尔仁尼琴从此改写了苏俄文学史，并且在八年后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
不难设想，刘宾雁即使没有提到毛泽东，只是把那桩虐杀囚犯的事件非常“文学化”地展开为一个中篇，其艺术和社会成效也许与《一天》有同工异曲之妙。

五

从五十年代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开始，经过冯雪峰、秦兆阳、邵荃麟到八十年代李泽厚从康德那里借来的“人是目的”，王若水等人对“异化”、“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在当代中国，有关人道主义的论争充满了风险。刘宾雁独特的贡献在于，他深知，人道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困境从来不是经院哲学问题，而是铁一般的物质性现实，是极权制度对人本身进攻的所有细节和恶果。它集中在毛泽东为首的“极左”势力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夺上。
1986年11月21日，在天津南开大学的演讲中，刘宾雁对当代中国的十个方面坦率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谈到人道主义的命运时，他说：
“人道主义的地位是什么？它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在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时，当时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斗争是非常残酷的。有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当时在德国已经被逮捕了的卢森堡，一个女革命家，给列宁写信，写了本小册子，向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忠告，说你们一定要注意，无论革命环境如何的艰苦、如何的残酷，但是希望你们注意你们采取的手段，不要太暴烈，手段应该是人道主义的……回顾我们几十年的历史、几十年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我认为有这样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国际上，共产党的威信是怎么样被破坏的？头一个就是斯大林的所谓肃反扩大犯，……这是对共产党威信的第一次打击；第二次打击，就是文化大革命；第三次是最厉害的一次，就是柬埔寨波尔布特，我们扶植起来的。……就是在78或者77年，‘四人帮’刚刚垮台不久，当时华国锋当政，汪东兴也去过一次柬埔寨吧。这一次流血，这一次屠杀，我们是不知道……手段和目的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考虑！”
把刘宾雁封为中国“极左”势力的公诉人，大概符合实情。在“极左”势力充满罪恶阴谋、也所向披靡的历史上，刘宾雁没有改变力量对比，但他改写了中国最肆无忌惮的黑暗势力的精神病历，并多次用刘宾雁式的简洁写好了他们的墓志铭：

极左路线，中国的极左路线，跟外国的极左路线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掌权的，掌权的极左，又是东方的国家，它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仇视，对人的轻蔑，对人的侮辱，对人的践踏，和对人的残害。这个事情，毛泽东早就总结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简单说：不把人当人。……极左路线把人变成了非人，把应该享受自由的人变成了没有自由的人，把应该是有独立人格的人变成了所谓驯服工具，把人变成兽。这个过程，就包括人的内心，中国民众心里良心的消失。一种忏悔心情的消失。作为人的特征的许多东西，独立思考，信守诺言，……良心消失了。……发展起来的是什么呢？相互仇恨、相互猜疑，冷酷；冷酷和仇恨成为美德。……在这个基础上，又造成了全民族的恐惧，对暴力的恐惧，对权威或者叫领导的恐惧。明明是在那里大行不义，但是我们可以袖手旁观，我们可以退避三舍，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可以把全世界都毁灭掉。……所以我说左的核心，中国的左，东方的左，就是反人性。

事实上，从《人妖之间》到《第二种忠诚》，刘宾雁在能“为中国写作”的八年期间的每一篇作品，都引起“极左”势力的愤怒和反扑。“一篇报告文学得罪一个省”，甚至有五、六个省联名在北京“告状”。以至连胡耀邦、万里一类党内开明派领袖都被迫对刘宾雁发出告诫，而他们在内心其实很赞成和欣赏刘宾雁。
直到1987年1月24日，忍无可忍的邓小平直接下令，开除刘宾雁中国共产党党籍，他第二次从中国共产党“圣殿”被放逐。刘宾雁本人的文字记录的历史裁决，其含义已经勿需多写一字：

八年前也是这一天，一月二十四日，我结束了为期将近二十二年的政治僵尸生活，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内。两次开除，一个原因：我公开批评了共产党内部的弊端。
这一生中，我因受难而得到过别人的同情，因成功而受到过人们的祝贺。我蒙受过最大的屈辱，也享受过极高的荣誉。今天，我却同时经受着这两种东西，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这是幸福吗?是的。我应感到幸运，因为只有极少的人有缘得到这种享受。

刘宾雁第二次为中国人民效劳的短短七年如此清晰、完美、波澜壮阔，充满史诗式悲剧特有的雄伟壮丽。“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地方像中国这样发生着如此普遍、深刻、剧烈的变化，而十几亿人民命运的改变，必定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毫无疑问，在这个最大的生命共体中，在这艘最大的生命方舟上，刘宾雁始终据于中国历史风浪的最前沿。在浊浪排空、雷鸣电闪、豪雨倾覆的生死关头，刘宾雁是真正的大丈夫、男子汉，始终站在不幸、苦难和牺牲者一边，对中国的危情、凶兆和险境不断发出警示。在半个世纪里，他一直是中国悲剧档案无畏的收集者，中国罪恶不妥协的公诉人，中国命运和希望不知疲倦的代言人和预言家。在暴君、精神行刑队、肖小庸人合谋挖掘的滔滔忘川之上，刘宾雁像珠穆朗玛峰一样，使中国保持着它的高度、尊严、苍茫和生机。

六

可以武断地说，中国现代历史尽管拥有不逊于苏俄、西方和任何国家的丰富而独特的内容，中国历史科学却是一片苍白、满目衰芜。中国史学界的缺席和失职固然有一万种理由，都无法摆脱因为对中国伟大史学传统可悲的背离而理应受到的谴责。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按其职业所属不必问津历史深浅真伪的刘宾雁，却是历史精神最忠诚的继承人。
1986年9月15日，刘宾雁在黑龙江记协新闻会上呼吁：“应该承认一个痛苦的现实，这个痛苦的现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不愿看痛苦的现实，我们宁愿生活在快乐的、美丽的幻想里，而不愿意张开眼睛看一看痛苦的现实，痛苦的现实并不是坏事情啊！”接着他谴责了“我们民族的一个弱点”：“就是一件大灾难，例如文化大革命，例如反右派运动，发生了多少年后，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怎么发生的，我们付出了那么多鲜血、生命、时间、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浪费了十年……，现在竟没有一个中国人，包括社会科学各界的学者、哲学家……，能马上站到这里来，一二三四说清楚。没一个人讨论，谁能讨论清楚？二十‘大庆’（指“文化大革命”发动二十周年），没人讨论，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不要说建国以来，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说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很罕见的。我看是独一无二的。”刘宾雁这段呼吁给了人们一个研究当代史的角度，即通过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把当代史统一起来。历史事实本来是无数人的偶然经验的集合，然而单个的人，从来就不是一种真实的充分存在；从原则上说，每个个人的人生经验无论在现象过程中如何具体、真实，作为一种历史存在，都只有在所有同样传统、种族、文化、经历的同类构成的历史共同体中才能获得。“政治权力史”是一个社会进程中一种特殊的变形和虚假的现象，若干年来却无耻地僭越为历史核心。人们可以开列一系列的“政治权力史”为对象的书目清单。这些书本绝大部分是类似“清官秘史”、“野史”、“稗史”、“秘闻”一类，有的则堕落为“艳史”、“风月史”、“情史”等下流作品。刘宾雁对此有明确的见解：“寥寥无几的所谓纪实作品，也仅仅写一些上层斗争，什么叶群怎样跟江青勾结了，什么二月逆流里哪些老帅如何如何了，历史是由这些人决定的吗？”把历史降格为“政治权力史”，是人类的一大悲剧、一大荒诞。当历史更趋向人性自由方向或者更为开明自信时，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如《史记》里除帝王将相外，尚容忍“刺客”、“游侠”、“滑稽”、“宦者”、“酷吏”等社会中人进入正史。而宋代国事日急、权争日剧时的《资治通鉴》则坚持帝王中心论，全部历史就是政治权力消长史，其反历史的功用十分明显。在当代中国，皇帝崇拜、偶像崇拜蜕变为领袖崇拜和权力崇拜，一切历史都归结在“共运史”或“党史”名下。于是，历史健壮的身躯被阉割，成为政治权力人物的奴仆和倡优。但是，由于中国当代政治权力史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地方，政治权力及其演变并不是历史真实的正确反映，因此，即或是严肃的政治权力史，要么是无从下笔，要么是流于无聊。
把“反右”、“文革”作为重大政治事件，除了与“政治权力史”具有完全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目标外，在刘宾雁，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从1979年发表《人妖之间》以来，一刻没有离开过对中国重大政治事件的思考和研究，但是他从未涉及“上层”，相反，他的所有题材，都是中国最一般、最不起眼、最普通的社会现象和人物。
1983年在上海《文汇月刊》第一期上，他对报告文学的性质作了刘宾雁式的概括：“我不反对写名演员，名歌手，名画家，名选手，名音乐家或舞蹈家，我只是有一点保留：在写名流、时代的成功者和幸运儿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写一写尚未成功，不是名流，置身于生活底层，肩负着中华民族成败兴亡重任而在第一线苦斗着的人们呢？就我个人而言，也许是一种偏爱吧，我宁愿选择其生活、其经历、其思想最能反映时代的重要矛盾的人物，而这种人是大量的，站在矛盾一方的，是真正的当代英雄，虽然也许终其一生，仍然籍籍无名；另一方，则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认真对待的各种人物──研究并揭开其生存条件、活动规律、行动方式和心理状态。”
刘宾雁“偏爱”的“倾向性”是鲜明的，他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表现人民──下层人民在重大矛盾中的命运。在文学领域恢复人民的历史主人的地位，褪下几十年来外加在人民身上的形形色色的伪装，并把人民和历史都“还原”到大大使他们走了样的若干次重大政治事件中去。
历史感，就是对人民命运的关怀；离开亿万人民的命运，任何伟大的发明、运动和“革命”都是徒具空壳的历史僵尸。从人民命运出发──仅仅从人民命运出发，“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事件才有意义，一切前提和结论──包括林彪、江青这类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只能是在涉及人民命运的意义上才有价值。刘宾雁毫不含糊地把他的历史观“还”给中国现实，“还”给人民：“我认为，甚至把一个县的文化大革命如实地记载下来，都比这些东西意义要大得多。到现在为止，究竟造反派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起来造反，一哄而上，几亿人，就叫一个人一下子号召起来，难道仅仅是个人迷信吗？能够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一个人吗？那不是太简单了么！”于是，在刘宾雁的作品中，使人陌生的，似乎怪里怪气、不合常情的人物出现了。《人妖之间》中，上上下下的“人物”都制造、掩护或避开王守信这个“人物”时，“小人物办着大事”了！手工织布工人刘长春、药材公司工人史怀亮──“两个小人物，却敢于蔑视这张魔力无边的网，向它挑战”。在《罪人的背后》中，女民兵王广香第一次对欺压她的县财贸办主任宁光施加了“恐怖”行动──投放炸药包……
当代中国人民的承受了重大的灾难和不幸，这是一种历史存在。刘宾雁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剖析”之所以具有先驱的意义，并不在于他是否着力描写了灾难和不幸（在这一点上，许多作家对类似题材作了十分精确和自然主义的描写），而在于人民在重大的灾难和不幸中是如何思想和行动的，灾难和不幸──权力异化的各种形式“改造”了人民没有？最关键的是，从人民在历史活动中的位置和远景看，他们是否已经心甘情愿地承认和接受了严酷的现实？刘宾雁正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在人民的悲剧命运上看到了历史的巨大生命力，看到了人民最终是历史主体这一中国当代史的本质。在这方面，他和他的朋友，尤其是无数的读者是有坚定信念的，刘宾雁对自己作品的命运和使命始终是清楚的：写斗争，必然触及生活中阴暗的一面，但只要作家的态度不是有意诋毁或消极旁观，艺术中的“阴暗面”就会成为唤起人们去消灭它的精神力量。这种作品的社会效果就会是对于邪恶努力的愤怒，对于斗士的敬慕，对于纵容和庇护恶势力者的鄙视和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斗争能力以及对于胜利的信心。”从1979年发表《人妖之间》到1986年发表《未完成的埋葬》，他写了近一百万字描写中国当代史巨大变化和复杂情势的报告文学，收到近七万封读者来信，除了十来封反对意见的信外，全都是极其热烈极其强烈的反应。从灾难和不幸中走过来的当代史的承受者和创造者们的不断沟通，使刘宾雁对自己在反映中国人民当代命运的艰苦探索中直接站在历史之中：“正是这种反应，坚定了我对于一条真理的信心：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的人民更加清醒和更加成熟了。他们为生活中一切光明的东西感到欣喜，但不会陶醉；他们为生活中阴暗的一面忧虑和焦急，但又不绝望。只要我们真实地描写我们所从事的斗争──伟大而艰难的、令人振奋的斗争，就会使人们增强信心。”
为了不重蹈覆辙才研究历史，常常更可能重蹈覆辙。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人类和民族（即人民）世界的真诚同情和尊重，只有怀着这种心情，才会产生真正的历史智慧，才能逐渐积累良好的感知和判断力，也才能对现实采取一种正确而清醒的态度。对于蒙受了巨大创伤的整个民族，历史研究还必须分清历史上的善恶是非，从而重建一个合符正义、合符理性的价值体系。历史研究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回答我们所处的历史和外部史（世界史）和我们自身的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对这个目的，刘宾雁曾提出过一些重要的思想。
1986年11月7日，刘宾雁在上海《改革中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长期生活在幻想之中，我们为几个概念付出了巨大牺牲，在世界上大概念是创纪录的。几十万、几百万人丧生只是为了维护几个错误、荒谬甚至是反动的概念和口号。一个概念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它一经建立就‘牢不可破’，不容许任何人对它有任何非议，因为它是完美无缺的；第二个，中国共产党是绝对不犯错误的，有的话，也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第三个，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必须一刀两断，连一根血管、经络都不能保留。中国三十多年就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泪的大辩论。”这三个问题，正是中国当代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刘宾雁对中国当代史的关注总是从中国人、中华民族的根本命运出发的。他把我们这个民族与德意志民族作了十分有趣的比较：“这个民族很奇怪，这个很优秀的民族，出现了那么多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但是这个民族很怪，与我们有几点相似的地方，一个是自负，它的权威思想很大。见个当官的就哈腰，这点跟中国很相似。中国人不承认杰出，不承认才智上的豪杰，但它承认暴力的豪杰，不承认出类拔萃的天才，不承认有奇特性格的人，但是承认当官的。”为了呼吁中国人正视自身的历史，他在1985年西德之行回国后，立即发表了一篇纪行文章：《他们不肯遗忘》。介绍德国人对纳粹主义持续不断的研究，德国民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长期深刻的反省，意在引起人们对自身历史的关注。他在上海《改革中的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上郑重提醒大家：“今年是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又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明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我们的民族为什么不善于醒悟？醒悟得这样慢？”
1986年，正当刘宾雁几乎单枪匹马从南到北叩问中国现代历史之门时，苏联也正经历着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以来又一次向斯大林主义冲击的特殊岁月。亚•别克的长篇小说《新的使命》，提示了斯大林极权专横管理体制的实质，格鲁吉亚导演阿布拉泽的影片《忏悔》，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暴露了斯大林主义的荒谬，特科诺夫的长篇小说《消逝》，控诉了三十年代对老布尔什维克的血腥镇压，格拉宁和杜金采夫的《野牛》和《穿白外衣的人》，描述了斯大林和李森科对经典遗传学的摧残，亚•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以记忆的名义》，表现了在专制统治下苏联农村生活的悲惨，安•阿赫玛托娃的著名长诗《安魂曲》抗议在列宁格勒进行的镇压，激起空前的反响，阿•普里斯塔夫金发表了《金色的彩云歇过了一宿》，描写1944年车臣人民被迫离开世代所居的故土的悲剧，阿•雷马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为斯大林的政治面貌提供了精确的肖像描写，鲍•皮利尼亚克1926年撰写的著名反十月革命小说《永不熄灭的月亮的故事》被重新发表，《新世界》发表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十月》登载了格罗斯曼气势恢宏的战争史诗小说《生活与命运》。（这部小说曾被“查抄”，苏共意识形态最高官员苏斯洛夫对作者说，这部小说要写到两三百年后才能发表，但苏联人民在二十多年后就读到了。）
这一年，苏联数千万中小学生被告知，历史课考试取消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表声明，热烈赞扬这个决定，指出，“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1987年11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十月革命70周年纪念会上向全世界公开宣告，斯大林及其帮凶对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经济干部和军事干部、科学家和文艺工作者以及普通人民的政治指控和借以镇压的罪名，全是蓄意捏造的；斯大林及其亲信为大规模镇压和违法行为对祖国和人民所犯的罪行是巨大和不可饶恕的。
中国始终在尾随，在追赶。刘宾雁一直走在人民当中，——有时走出去，又回到队伍中来，再走出去……。有了刘宾雁，中国当代社会、当代历史才不至于那样寂寞。

七

欧洲启蒙运动的战斗口号是：Sapere ande！（勇敢地成为智者吧！）大胆地运用自己的才智！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对武器和暴力的崇拜曾使人民血流成河。苏俄、中国实行共产极权主义的国家，只能转向新的唯一的生存之道、思维之道和言说之道。通过出自人性天良和善意的持续努力，使社会逐渐认同下述寻常而益于自己的道理：使用理智和言辞来代替仇恨和暴力，给思想和精神以足够的自由与尊重，特别要容忍和善待异端，保护并鼓励批判的权利。
批判应成为“共同生存”最重要、最经常、最易于为全社会所接受的“生活方式”，高压、顺从、蒙蔽、盲动，空诺、愤懑、独揽、疏远……一切我们生活中恶性的社会循环被公正、积极、坦率、真诚的批判精神、批判意志、批判方法取代。权力等于真理、权力凌驾于真理之上的颠倒应当结束。权力首先应当成为批判的对象。从康德以来，从马克思以来，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指示着一条真理，脱离了批判的权力，无一幸免地会成为全社会最可怕的异己力量。任何政府、政党、政治理论、社会生活、人际关系，都无权拒绝广泛的批判。在这个时代，批判不再只是纯粹思辨中的扬弃，不再是少数人对世界的思维形式，更不应再是权力和利益侵占者维护私欲、实行思想镇压的工具，而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参予社会生活、体现自身价值的共同前提，批判将成为时代文明与进步的标志。
判断我们是否临近（按历史尺度计算）一个批判社会，除了我们时代的整体状况外，另一个主要依据是一批批判先驱的出现。就批判的深刻、坦率、广泛而言，刘宾雁是当代中国最值得注目的人物之一。
伟大的康德把自主原则和独立性作为批判精神的终极基础，强调从“接受监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履行个体生命的最高权威：自决。一切文明、道德、理想和外在关系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而且只能由它来检验。
独立性在西方基督教神学中最终体现为“上帝在我心中”；在牛顿、莱布尼茨、爱因斯坦那里，体现为相信物质世界是一种秩序，在根本上与我们的精神世界可以统一；在哥白尼、伽利略那里体现为否认认识最高真理是一种能够垄断的世俗权利；在雨果、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那里，体现为对人道主义和理性力量的肯定。在刘宾雁那里，最高的独立性乃是对当代中国最重大问题的关注、思考和批判上，这些问题是：
一、从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七十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像样的说明，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示、而且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一种国家、一种制度、一种模式”；
二、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几十年来，中国人为了几个概念付出了重大代价乃至生命的牺牲，中国进行着一声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⒈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完美无缺的吗？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成不变？⒊共产党绝对永远不犯错误？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必须一刀两断？
三、中国极左问题的实质、核心是否定人，它是一种东方的、中国的、掌权的极左；
四、中国人道德、精神素质的历史性退化；
五、中国文学除了歌功颂德外，出现了“跟中国人民的革命没有任何瓜葛，同大多数中国人所关心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遗忘中国人”的现象；
六、广义、宏观意义上的人民是不会有错误的，假如党性和人民性发生了矛盾，那就是这个党本身出了问题；
七、1957年反右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反右派运动要写上五十年，文化大革命要写一百年；
八、在中国，有多大程度的公开，就有多大程度的民主，民主就是选择的权利；
九、当今中国有两个历史过程正在同时进行，一是自上而下、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的经济改革，另一个是从下而上成千上万的人从农民变为非农民，从人身依附或者人身半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可以说是土地改革以来第二次成为独立、自由的人。中国的历史，归根结蒂决定后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自发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民间的、社会的力量，将越来越显示其作用。
十、用一句话为概括上述几方面，就是必须跟踪一个问题，研究、追寻它，它是怎样形成的，它今天在各个不同领域内什么形式继续干扰、破坏中国的进步，使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直到今天每迈出一步还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毫无疑问，刘宾雁批判思想的内容是可以商榷的，其中有重要的遗漏，例如宪法问题、法制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外交、宗教、经济、性等，又如“人民不会出错”、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关系是否可以按“上”、“下”这个概念来划分，等等。
而从批判这一当代中国人最欠缺的精神品质出发，应当高度评价刘宾雁身上体现出来的独立性。许多人都注意到，刘宾雁很少对中国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很少征引理论术语，以至于人们常常困惑于这个事实：刘宾雁批判思维的立场是什么？武器是什么？方法是什么？刘宾雁本人究竟属于哪一种思想体系？
对这些问题，人们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回答。然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刘宾雁对若干中国大事进行批判思考，却反常地缺乏理论分析，这决不是由于他不懂得理论，没有思想；相反，刘宾雁在相当高的程度上谙熟社会科学，正因为如此，他早已明白一个简单的事实，古今中外任何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加在一起也不行。因为外部世界在自由发展理论的几十年间（人们通常认为，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在西方建立主要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如罗素、萨特、波普、海森堡、海明威等西方知识分子，他们对自己的时代一直保持着充分的批判态度，对人类的重大问题了解得十分透彻，对西方世界及人类社会的危机和发展保持着高度的道义责任感和深刻的忧虑），中国以非常特别的方式发展出非常特殊的现实，这一历史的不平衡造成了对当代中国进行批判思考的“悖论”：中国当代史的批判反思不能没有理论，但任何理论都只能歪曲对中国当代史的批判反思。
事实上，中国确实像一个巨大的试验室，人类历史上各种理论都在这里渗透，其中交织着两种相互排斥又相互纠缠的分裂：传统文化竭力抗拒西方文化的攻势，但是经过1919年“五•四”以来的反复较量，中国人意识到，不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广义而言，包括科学、技术、国家结构、经济制度、政党组织、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社会规则，等等），中国人就可能被开除“球籍”。于是绵延几千年的历史共同体分裂为民族生命和民族文化两部分（这一过程十分漫长，所有的中国人都处于这种分裂之中）。第二次分裂是在第一次分裂开始而远未结束后，又在另一个领域、以另一种方式开始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定为中国国家生活的基础。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无论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巨大的差别而与西方文化有深刻的联系。只是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反对西方文化，中国人又被迫接受西方文化内部经受着的新的分裂。
总之，中国是如此一目了然，简单至极，中国又是如此复杂神秘，难以理喻。在中国，每一个命题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反题，中国充满了“悖论”，中国真是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圈”（Mcoiusstrip）。于是，对中国问题有兴趣的智者宁愿相信直觉。独立思考加上多年观察、思考以及丰富坎坷的人生经验、社会阅历，是刘宾雁的主要武器。
对独立批判来说，除了理论麻烦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主观因素，一个看来似乎和智慧无涉的道德因素，也即康德所称的运用才智的勇气和决断。智慧不入卑劣灵魂，在中国，这是一句真理。
刘宾雁1957年被定为极右分子，两条罪状之一，就是提倡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在禁忌。一般而论，敢于独立思考的人，或多或少能洞察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隐密，敢于独立批判的人，必然获得巨大的解释权。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批判，是通向真理的痛苦而有希望的道路，古今中外皆然。古有苏格拉底，今有刘宾雁。
由内在自主原则外推的自由表达权，是批判精神必需的条件和形式。讨论的自由、论辩的自由、批判（反批判）的自由不仅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前提，也是人类内在精神发展的前提。
刘宾雁反复提及的中国当代几次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无一不是以取缔这些自由为开端、为目的的。其结果就是一个“封建法西斯专政”、一个濒于崩溃的经济、一个人性普遍低落、精神衰化的大倒退。
从批判与人的精神发展的关系看，毛泽东的独断专行，不容任何不同意见，这种罪责并不限于那些被压制、被“批判”的言论意见未能采纳，而在于根本不理解自由批判权利。无论怎样坦率、真诚、无私的批判，都不等于真理，也不能保证发现真理。批判作为一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减少出现错误的可能，或者提供新的选择思路。批判本质上不作判断，而是在承认对方拥有相等批判权利的前提下，通过讨论、让步和变通，保留双方观点的多样性，从而出现思想多元发展的机会。说到这里，人们要问：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学会尊重批判的权利呢？在一个自称以辩证哲学（其精髓被解释为矛盾的普遍存在）为意识形态基础的国家，理性批判本来是不言自明的公理。由于利益、观念、环境和文化的差异，分歧、争论、批判、抉择是不断发生的社会常态。从社会进步的机制看，批判性思维是制定任何政策的前提，它应当具有契约和法律的意义，不受党派、集团、个人的操纵或者取缔。只有从这种理解出发，才可能结束以暴力镇压思想的悲剧。
古往今来，批判者总能在精神世界中找到对世俗代价的补偿。追求真理、反抗邪恶，而不会遭到苦难，这永远是幻想。在一个普遍无望，不负责任成为从上而下整个社会的律令时，更是如此。
作为批判者的刘宾雁，他的意义已越过了内在判断范围，获得广泛的理解和支持。相识，不相识，底层、上流，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1987年1月那道决定表示他们的痛惜、困惑、失望和愤怒。全世界都知道，1987年“反自由化斗争”时，中国在美留学生一千多人联名发出抗议书，要求停止这场斗争。刘宾雁本人收到的电报、信函、贺年片中，有两个小学生寄来他们稚嫩美好的童心，使刘宾雁这位重感情的人感慨万端。《老井》作者郑义去看他，坐下来就哭得不能自已，对中国作家在刘宾雁身处危难而无所表示深感内疚。人民日报内，素不相识，甚至对他无甚好评的人，都在各种场合向他表示理解、同情和关切；一些人愤而要求辞职，一些人发誓不再撰文，只要“反自由化斗争”不停止，……刘宾雁自己比谁都清楚，这就是历史的进步：如果退回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中国许多批判先驱的沉重代价所换来的，他们由于历史的局限进行的不成熟的批判，在刘宾雁的批判成就中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困惑而坚强的批判精神，在刘宾雁身上，发展得更为健全、更为深刻而有力。
然而，社会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1957年，不就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批判呼声被无耻扼杀，而导致整个民族的历史大倒退吗？批了马寅初、中国无端增加一倍人口；批了孙冶芳，中国疯狂地破坏生产力；批了胡风、邵荃麟、冯雪峰，中国人连母性都要亵渎，到了毛泽东的“大批判”，中国人已没有几分人味了！
在中国，对批判者的不公正和残酷，已经超出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一伙灵魂卑污、智力低下的刽子手对批判者的围剿中的丑恶表演，不仅暴露出他们的专制本质，而且败坏人心，败坏道德，败坏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国家和社会蒙受了永恒的血污和恶名。萧条的远不只是官方意识形态，堕落的远不只是几个官员，丧失人性的远不只是行刑者。我们的先人和我们的后代都会指着我们这一代人说：这就是我们的儿孙和父辈吗？雨果说，历史没有垃圾堆。但是，在中国，历史有垃圾堆，可惜我们至今生活在其中而无力自拔！
1987年1月开始的对刘宾雁的又一次粗暴和侮辱性的批判，整个社会由此付出的代价可以由两方面来估计。对于执政人物，它可能表现为忘记历史教训、维持历史自大狂；对于人民，由于目睹他们寄于希望的、多年来全身心地与人民最强大的对立面──“极左”势力进行激烈较量的刘宾雁终于倒下，他们会对与其命运攸关的改革产生动摇和疑问，中国会不会又堕入极少数人的意志和需要当中？
毕竟，刘宾雁更接近人民。历史已经证明：对这个社会的成就，有刘宾雁辛劳的一分；对这个社会的不义，刘宾雁是心灵坦然，两手干净的。历史还证明，他的忧虑、请求、沉思、愤怒和批判，并不是杞人忧天。1956年他就告诫自己的同志，要警惕官僚主义、家长作风，不是在更高的水平上应验了吗？1979年他又告诫国人：大大小小的王守信还在各个角落存在，还不是庆贺胜利的时候，不也是应验了吗？1985年，他告诫同胞：注意中国社会内部的分化和分裂，历史以“六•四”血案再次应验了！
归根结蒂，批判刘宾雁，将延缓历史进程。它的直接结果是，本来大有希望的1987年，非但没有成为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十年来中国政治合符逻辑、顺应民意的年头，没有在清算1957年反右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向中国专制主义和极左势力发起进攻，反而再次把中国的民主力量打下去，成为当代中国最令人沮丧和齿冷的一年！二十世纪末期，凡是开始真正步入现代文明历程的民族，已不可能再把暴力和镇压当成统治常态，批判意识、批判能力、批判权利才是维系社会、促进社会成熟最重要的力量。当批判又一次被拒绝在社会生活的门外时，全部陈腐的东西又会死灰复燃。
1987年1月，刘宾雁告诉友人：这次运动，值得注意，它涉及的人极少，但影响却可能超出以前所有的运动。一个月前，他在黑龙江对青年学生说：“千万不要忘记，一九五七年播下的种子、结下的果子，就在我们生活中。说不定有一天，肯定有一天，你们就会看到这些东西，甚至身受其害。从五十年代开始的那个悲剧，就悲剧本身就是闭幕了，但是余音绕梁啊！”
可以庆幸的是，1987年发生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展成一场新的浩劫。中国人，请回顾一下，作个简单的比较吧。那上百篇社论，那一天同时播放六篇“社论”、“评论员文章”的纪录，那些已经公开出现的“专政”、“流血”、“一小撮”、“决不手软”这些中国人太熟悉的字眼。1957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初始阶段，也不曾有这等气派。其势之狂，其速之迅，其时将持续“二十年”、“四十年”、甚至“七十年”之长，已经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了。以中国现状，以“文化大革命”积淀下来的无数怨恨，以物欲横行的世道人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如果按照那开端发轫时的规模、速度推进，人们可能再也找不出什么词汇来形容它了。毛泽东魔鬼似的咒语：每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就真的应验了！
有人会反驳说，刘宾雁的文章言论，已超出正常批判的范围。如果不制止，就会引起动乱。对这种诘难，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只是方向刚好相反：禁止了刘宾雁的言论，就天下太平吗？按照这种逻辑，不镇压五十几万右派分子（他们也就是提出了不同意见），不压制党内外有识之士的不同主张，就会产生比1957年反右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更加可怕的灾难！在中国，由一个两袖清风的知识分子写的一本书，说的几句话，什么时候，又如何可能致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呢？何况，历史早就证明，思想之间的分歧只能用公平辩论的方式来处理，任何国家权力在精神自由上没有垄断权力，压制言论，解除对方说话的权利，无一不是惧怕真理的表现。人民的神经的是健全的，强加恶名于对方，然后剥夺对方申辩的权利，除了暴露自身虚弱外，还有什么呢。──对人民理智的蔑视。
历史将长久地清算斯大林和毛泽东，原因之一就在于人民合法的批判权利在他们那里遭到最严重的侵犯。
作一个比较，可以知道，中国人仍然处于多么神经脆弱、多么危机深沉的阶段。苏联二十大后，即使在死气沉沉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也基本上停止了对某个人进行大规模批判（当然又有了送疯人院等新玩意）；戈尔巴乔夫上台，则请教了萨哈罗夫，而后者是一个公开否定共产主义的科学家。这就不得不使人们怀疑，毛泽东不容异己的性格为什么如此具有传染性，由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来领导现代化，由他们选定的接班人来领导现代化，不是太令人费解了吗？
这场后果不堪设想的政治运动终于流产，人们感到庆幸。但是殷鉴不远，中国人没有半点理由高枕无忧。流产的原因，虽然不能全部为人知晓，但是，正如刘宾雁所说：中国毕竟不同了！而这里面包含着批判者们惨重的代价。我们终于懂得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对他人的苦难和厄运，对追求真理、向往自由的人的命运和处境漠然置之，是最大的愚蠢。几十年历史反复昭示的真理表明，奉行这种明哲保身主义的人，没有一个真正能逃脱可悲的结局，更不要说良心上的损失。我们早该懂得，分而治之、各个击破为什么成为专制制度最嗜好的屡试不爽的伎俩，就在于我们的狭隘和自私心理。政治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全身远祸、各自逃命正是它把斗争进行到底的最理想的状态。于是，普遍灾难就来临了。侥幸心只会招致耻辱和灾祸，中国人应当记住这个教训。
今天，这一页终于快要翻过去了，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了不起的转机：极左分子们无论如何花样翻新，都已很难像在1957年、1966年、1983年、1987年年初那样为所欲为了。刘宾雁指出：中国两类人的较量将是激烈的，但形势毕竟朝着有利于人民一边的方向发展。1987年6月2日，刘宾雁给友人写信说：“运动开始时，有人估计要搞十年，我则认为三年足矣。一年之内便会有变化。”
刘宾雁的一位年轻朋友写信给他，直言相告：“若我们还感觉委屈，冤枉，这就未免可笑了。钟会使文帝诛嵇康，潜曰：‘康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结果嵇康就戮。但他毫无悔意，更不觉冤枉，只是将刑前命人取琴一张，抚广陵散一曲，叹曰：‘广陵散不复传矣’。他明知无辜受害，却只叹美的价值无存，将自身荣辱置之度外。这是大胸怀。老刘，你要挺得住!国家民族劫数未尽，我们这些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只好含泪看它受难。一个病毒性感冒患者非发高烧七天才能好转。在此期间中药西药全没用。××兄送你《尼采》一部，颇可于黑暗中慰你心灵。查拉图斯特拉的精神正在你身上显现。我爱你至深，此刻更觉心痛。但硬汉子死了算，活着就只为掮着大痛苦，大悲哀，这是你老刘的命运，天命。你受难了，但别忘了，全民族也和你一起受难。基督死前只大喊了一声：‘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苦难的民族从来不知道自己在作什么。你代表全民族的精英受难。你替全民族受难。”
刘宾雁因此有了他特有的感慨：“八年前也是这一天，一月二十四日，我结束了为期将近二十二年的政治僵尸生活，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内。两次开除，一个原因：我公开批评了共产党内部的弊端。这一生中，我因受难而得到过别人的同情，因成功而受到过人们的祝贺。我蒙受过最大的屈辱，也享受过极高的荣誉。今天，我却同时经受着这两种东西，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这是幸福吗?是的。我应感到幸运，因为只有极少的人有缘得到这种享受。当天在报社大院里遇到一位工人，他说：‘祝贺您，他们使您成了完人。’”

具有讽刺意味，但也合符历史惯例的是，在中国，为数不多的批判者将主要集中在执政党内。有如俄国十九世纪十二革命党人的贵族血统发生了变异一样。

以上关于刘宾雁独立批判精神的文字出自笔者近二十年前为他访美送行的文章《刘宾雁与当代中国》。我没有多少补充，只想在刘宾雁的名字前面和后面，加上几位值得中国人记住的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中国人的名字：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彭德怀、顾准、林昭、张志新、王若望、王若水、胡耀邦、赵紫阳、李慎之、林牧、何家栋……。

今天，刘宾雁已经离开世界，中国依然故我，甚至与他预期和希望的方向渐行渐远，刘宾雁对于我们的意义没有因此丧失，而是更加重要了。

1956—57年度在苏俄和中国发生的事件，对这两个共产极权社会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苏俄经过四十年的革命、尤其斯大林四分之一世纪的残暴统治后，人道和自由的信念开始复苏，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制度和历史道路的抉择面临前所未有的反思，民主、法制、基本人权在被斯大林其同伙退出历史舞台后开始要求得到起码的尊重。俄国一千年的东正教救赎传统、三百年面向西方的正面经验、俄罗斯知识界一个世纪追求自由、人道和真理的伟大精神遗产，以及无辜、淳朴、两手干净的俄国人民，已经不能继续容忍远比罗曼诺夫王朝和所有沙皇更为暴虐和伪善的政权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是命运安排来履行俄国历史良心的共产党人。在拥有如此深厚、强大自由传统的俄国，自由对奴役的胜利，仍然要在斯大林主义被埋葬三十五年后才会蹒跚而来。
中国却在那个年度灾难性地转向黑暗。毛泽东还有二十年时间，在中国全盘推行斯大林主义，并且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鞭尸”后总结出两条“教训”：一、发动一次又一次党内斗争，清除掉中共的赫鲁晓夫；二、发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把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劫持到中国特色的暴政中来。
这个年度，既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和两千年东方专制主义的大复辟，是斯大林主义的幽灵在中国的复活，又是登峰造极的毛式共产极权主义的恐怖元年。
四十年后，刘宾雁“仍然相信，如果毛泽东不在1957年和1958年两次发狂，中国绝不会是一个今天这样穷困和落后并且危机四伏的国家。然而，毕竟是中国人民允许甚至欢迎过毛泽东把他们一步步引向一个又一个灾难！”殷忧启圣，刘宾雁在这个年度的出场，命中注定他将与人民一起经受磨难，走向觉醒，迎接新的考验。

一

1979年，再次成为苏俄和中国当代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年头。
苏俄一批政治权贵、军界、警察首脑、军工巨子和御用文人准备借斯大林百年诞辰为这名老暴君恢复名誉。他们示威性地开庭审判了西尼亚斯基、丹尼尔和布洛茨基三名持不同政见作家。以萨哈罗夫、卡波查、帕乌斯多夫斯基、瓦连岑、涅克拉索夫、索尔仁尼琴、丘科夫斯卡娅等苏俄著名科学家、作家和诗人为首的自由知识界采取了果敢的抗议行动，得到西方和全世界的广泛支持，苏俄军方和克格勃等新斯大林分子们被击退了。美国历史学家科恩认为，这一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表明斯大林主义在俄国从精神上被埋葬了”，更具历史象征意义的是，在这一公开交锋中，苏俄持不同政见运动从此诞生，并为自己选择了许多世界闻名的发言人。
1979年，刘宾雁开始了他八十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在以后的七个年头里，刘宾雁将用新的语言、新的声音、证明，他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新的发言人，中国的良心。
1979年，刘宾雁55岁，人生最关键、最美好的二十二年无谓地消逝了，但他并非一无所获。虽然他无时无刻都摆脱不了那个意识：你是任人侮蔑的贱民！你对妻子儿女有罪！但农民和社会底层尚存的质朴使他感到人间还有温暖和慰藉，只要人民没有败坏，中国就有望。在大别山麓的劳改营里，他拿着放大镜在油灯下一行一行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企图找到困扰他的答案，一遍又一遍在心底叩问：

这些从来没有见过法西斯分子是什么样子，也无机会间接了解残酷虐待同类的事实与情景的青少年们（红卫兵），他们那种冷酷无情的心肠和那些惨无人道的手段是从哪里学来的？
中国究竟是怎样落到这步田地的？
中国究竟怎样才能走出这个火坑？
这个黑暗的时代几时才能完结？
中国将以什么方式走出这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灾难？

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爆发，仍是待罪之身的刘宾雁经常混迹人群，流连忘返。“这是中国人自己第一次自发的而不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群众运动，又是对于这个党公然表示蔑视的公开抗议，这标志着二十七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觉醒”。
1979年的刘宾雁，恢复了党籍和公民权，却仍然是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异端。他重操旧业发表文章，日益获得了人民的期许，也日益为权力当局难容。刘宾雁没有如毛泽东们所愿，改造、堕落成极权主义的政治标本。非但如此，与古今中外所有志士仁人一样，刘宾雁心有郁结必将发愤著述并磅礴于世：“一定要有所作为，要使我的妻子和儿女有一天为我感到骄傲！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写出一部震撼中国的作品！”
从1949年到1957年，刘宾雁与毛泽东们的分歧存在于对中国现实的观察和分析，他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历史道路并无深切的思考和批判。从1979年到1987年，刘宾雁与邓小平们的分歧，已经上升到了攸关国家安危和人民命运的大问题。
1976年，郭沫若以其九十高龄继续公开贩卖其奴隶哲学“感谢华主席、感谢党中央”；1977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公开威胁说要再发动一次反右运动；1979年3月16日，刘宾雁在人民大会党听完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报告后，在心中问道：“这四个中国人最熟悉不过的政治概念，同毛泽东在1966年以前推行了十几年，文革期间又以它们为名把中国推入黑暗深渊的那一套，连措辞都大同小异的四个‘念念不忘’，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一位政治家做过解释，而它们后来居然写到宪法里去！”
1979年，邓小平如日中天，其影响力仅次于1949年的毛泽东。邓小平声称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以其自身遭遇和特殊的眼光得出结论，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群众政治运动，不仅劳民伤财，祸国殃民，而且会使共产党的合法性彻底丧失，乃是荒唐而愚蠢的统治术。同时邓小平深知，无论毛泽东的政治品质和个人道德如何卑鄙无耻，他毕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象征，既是中国的斯大林，又是中国的列宁。对毛泽东的否定就是对中共的否定，那就不仅仅是对统治方式和毛泽东个人的否定，而且党的全部历史合法性和整个统治根基的动摇。
事情很清楚，邓小平不想做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当年为斯大林辩护，决非出于捍卫历史真理，也非出于对后者的个人尊敬（相反，毛泽东本人曾长期遭到斯大林冷酷、训斥、挖苦，甚至废绌），而是共产党领袖们特有的政治实用主义。
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对后者的贡献作了简短的总结，称道这位亡友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最后他“大胆地说：他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过一个私敌。”
七十年后的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再也没有一个共产党人能够用这种评语为死者送终了。科学知识几乎等于零的毛泽东用“三七开”为他的导师盖棺论定，除了政治流氓和暴君之间“无所畏惧”的结算关系外，已经毫无任何道义底气和人间常情可言了。
又二十多年后，邓小平重拾毛泽东余唾，称毛泽东“功大于过”，再次陷入政治犬儒主义的泥淖，意味着这个党永远告别了在历史真理和政治道德领域进行忏悔和更新的可能，共产主义的全部正义性和庄严、神圣感到此土崩瓦解。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全面世俗化、历史性腐败和大规模道德沦丧，也就从此开始了。
客观而言，邓小平与毛泽东几乎在一切个人秉性方面都大不相同。邓小平未必还有魄力有兴趣照走毛泽东式充斥狂妄、血腥和荒唐的死路，未必没有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基本感悟，但二人之间却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共识：中国只能实行专制，必要时实行独裁。
1979年的刘宾雁痛苦地面对着中国的严峻现状，从此失去对“中南海”的寄望和兴趣：“他们是在进行一场新的试验，在经济生活领域实行高度自由化的同时，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坚持四个不改：没有民主与自由的社会主义，大权独揽，不受监督的党的领导，没有人民参与、对人民不承担责任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式的‘马列主义’。”
二十二年的煎熬，换来的仍然是专制主义的胜利，刘宾雁已经清晰预见到1957年以来的悲剧还会重演：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只能有一个理由：它表明这个领导集团企图把中国的改革严格限制在经济领域，绝不触动旧的政治制度和旧的一套意识形态。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效用则是可以在任何时候对于任何危及既得利益集团及其意识形态的思想或行为给以惩罚。一九八一年以来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以这个名义进行了三次大扫荡。作家、记者、诗人、教育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编辑、政治家，一概未能幸免。

二

1979年，摘掉右派帽子的刘宾雁饱经风霜的面容背后，已经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内心革命：从“革命的良心”变成“人民的良心”。刘宾雁永远变换了历史身份，他成了人民中的一员，被侮辱、被损害，被歧视、被践踏的最底层成员。塞万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在苦役和绞刑架下“设身处地、将心比己”地放弃了贵族意识和一切优越感。索尔仁尼琴写道，只有“在古拉格群岛，则是几百万人的头脑和灵魂，真实而且永远地陷入奴隶、囚徒、伐木工和矿工的境地，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在这样的规模上）使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只有群岛的知识分子犯人才最终失却了由于怜悯下层而出现的优越感”，从而在世界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下层人描绘下层人。
比斯大林主义更恐怖的毛泽东主义已经以“物质的、铁一般”的形式在中国建立起来了。直到这时刘宾雁也没有与革命告别（革命对于刘宾雁，犹如初恋，永远不可能告别，至于后来《告别革命》一书中那种理性、诗意、布尔乔亚式的“告别”，在刘宾雁的人生哲学和辞藻里，不可能出现），更没有与革命“决裂”（他一生都没有“抛弃”马克思和共产主义，也许他最终也没有找到比他当年遭遇后者更使自己觉得这个世界值得为之奋斗乃至牺牲的那种启示）。但刘宾雁发现了对革命的可怕背叛和革命自身的异化。
民国肇始，孙中山、蒋中正等国民党人对中国和世界大势已有较清晰和客观的认识，中国可能走上逐步自由、民主、宪政的道路，正面满足中国民族主义（“恢复中华”，收回失地，废除列强不平等条约……）和社会正义与进步（法律、经济、政治平等、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历史性要求。借助孙、蒋二人的儒家和基督教背景，中国还有可能在东、西方文明对话、交融的伟大进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由于一系列外来因缘和偶发事变（主要是凡尔赛条约、西安事变、日本入侵、苏军出兵东北），代表中国主流传统和历史方向，以知识界、新兴资产阶级、社会贤达和富裕守法农民为主体的现代化进程，被可悲地阻断。苏美冷战和国共内战把中国推向另一种命运。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主义的创造性贡献在于，把人民提高到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之上，再把自己封为人民领袖。他发现并坚信，中国数以亿计的人民，其基本成员是毫无现代意识，缺少文化教养，对世界无所贡献而充满疑惑和仇恨的无赖痞子，正是这些缺乏独立思想、人道关怀和自由精神而数量巨大的芸芸群氓，相对于马克思的“生产力”、“历史规律”，列宁的“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内务部行刑队，具有不可比拟的破坏性力量。
人类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个人像毛泽东那样，把“人民”推举到如此令人眩目的地位，毛泽东的所有想象力、创造性、灵感和力量，都是在“人民”的名义下获得的，“人民”代替了上帝、真理、永恒和无限，毛泽东发明和制造了“人民拜物教”。
无论如何禁绝，无论中国如何被虚无主义征服到何种田地，1979年《人民文学》九月号发表的《人妖之间》都像一道锋刃，割开了中国层层密织的面纱，堪称中国文学、历史、新闻和政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作品。
这是1949年以后三十年间第一声洪钟大吕，是1957年中国万马齐鸣二十二年以后振聋发聩的稀世警钟，是对全面奴化状态依然笼罩中国的混沌昏庸时世的当头棒喝。近三十年过去，它所激起的排空巨浪依然高悬于中国历史天空。
勿庸赘述，人民从来是毛泽东的工具，玩弄人民于股掌间的毛泽东是中国现代最大的动数，而要最终化解这个劫数，摆脱和摒弃毛泽东的幽灵，需要特殊的智慧和罕见的勇气。堂堂中华，偌大中国，只有刘宾雁将毛泽东强加于中国的“遗产”分捡于光天化日之下。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真正面目，明白了他们遭受着什么力量的支配，他们的命运坎陷到了什么样的田地。与索尔仁尼琴一样，刘宾雁亲身领教了毛泽东们直接加诸的磨难，他已经从这场革命的血腥过程和恐怖前景，将当年的怀疑和忧虑转变为批判和抗议，——他已经在精神世界和道德王国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了。
《人妖之间》主人公王守信，与权力人物结为死党，几年间由一名土匪姘头、媒建公司收款员上升为黑龙江宾县事实上的统治者之一，具体而微地完成了权力结构、功能及其交换的全部过程，完成了中国社会的“大颠倒”。
异化（Entfremdung），无论在黑格尔、费尔巴哈，还是马克思那里，主体外化为异己力量，都是“上帝本质”、“绝对观念”和“历史规律”中最重要的现象。《人妖之间》第一次发现，国家最高权力的异化，乃是天下底下最深重的灾变和最可怕的倒退。
马克思从解剖商品入手，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独特的分析批判，被恩格斯概括为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刘宾雁从权力演无疑是对当代中国具有颠覆意义的重大发现。
考茨基、卢森堡、魏特夫吉拉斯、卢卡奇、葛朗西、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曾对共产主义走向极权主义和绝对主义作过研究，刘宾雁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把晦涩抽象的哲学概念“还原”到了二十世纪人类最大一片试验地——中国社会，提示了权力异化这个笼罩在亿万性灵命运之上的时代之谜。
刘宾雁指出，“王守信绝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她不过是一团污水中的一颗泡沫，贫瘠土壤上的一株莠草。”通过对这颗泡沫和这株莠草的解剖，刘宾雁以其简洁的文字，对中国人民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信号：

这种“社会主义”交换，比起资本主义交换确实有相当大的“优越性”：交换双方个人不须拥有资本，不须支出任何私有财物，不冒任何亏损或破产的危险，而各有所得。事情非常明显，每一次这种交换，都不能不突破政策界限，都不能不间接或直接给社会主义公有财产损害，或都使党纪国法失灵，往往又是二者兼而有之，而这最终就必定伤害社会主义制度，使党的领导徒具虚名。而在这种反复不已的交换中，党政干部本身也就逐渐蜕化为吞噬人民脂膏和吞食社会主义制度的蛀虫，党和群众的关系也随着恶化了。

中国权力异化的一大恶果，是人民的普遍物化和道德沦丧。连王守信这样一名毫无任何现代文明意识的半文盲，居然发自本能地运用毛泽东们发明的枷锁，钳制对手，总揽大局，实行“全面专政”。
在形式上，刘宾雁与毛泽东一样，信奉“人民至上”、“人民万能”。但二人之间的分歧却如天壤之别。刘宾雁从来没有任何利用人民以谋私欲的阴暗心理，他为人厚道、正直、真诚，一生没有任何损人利己的劣行。他们之间的差异不仅在道德上，而且在对历史真实和人性本质的洞察和理解上，刘宾雁远比毛泽东深刻、坦荡、富于真知卓见。
在当代中国，刘宾雁第一个指出，人民与共产党、毛泽东并不等同，也并不一致，如果两者出现矛盾、冲突，责任全在后者。刘宾雁更深刻的发现是，人民也可能蜕化，甚至可能堕落，而这正是毛泽东们不可宽恕的罪过。能使“广义上、宏观意义上不会出错”的人民变坏，这是中国独有的悲剧，刘宾雁由此临近了中国命运最复杂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内幕。
事实上，从1949年、1957年、1966年、1989年以来，毛泽东们在相当程度和规模上，不仅限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而且在道德、精神和人性上征服了中国。在《人妖之间》，小小宾县里的人民，已经在精神上濒临破产了。正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的时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大分化，人民出现了大变异、大堕落。

三

鲁迅曾被人称为“民族魂”。他的最大贡献，是写下了《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两篇揭示中国国民性的小说。日益增加的档案材料表明，鲁迅关于国民性的“发现”，来自北一辉、藤田剑锋、大隈重信、宫崎滔天、幸得秋水和内藤湖南等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精英的“支那观”、“中国印象”。在鲁迅那里，中国人愚昧、自私、冷漠，已经无药可救。惟有仰仗“外力”（日本入侵和斯大林主义入主），中国这所“铁屋子”才可能打破。他对中国历史的诅咒：“吃人”，被奉为对中国的最大发现。鲁迅精神的西方谱系源自尼采、叔本华、易卜生、波德莱尔、王尔德等近代虚无主义和价值取消派。鲁迅在中国的得势，他在1949年以后的至尊地位，他对仇恨、暴力、专制的公开颂扬，他对温情、谅解、忏悔、宽恕和一切人道主义的公开进攻，完全契合毛泽东们的需要。毛泽东革命造反的第一根据，就是旧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它是新中国人民伟大的必要前提和自然反题。鲁迅和毛泽东对中国国民性的论断，正是他们设计的历史天秤的两端。鲁迅深得毛泽东青睐，尤其在文革时期被抬高到与马恩列斯并列（其实更高）的地位，岂非偶然！当年的狂人、阿Q们已经被毛泽东改造和培养成了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接班人：土改和镇反的刽子手，反右运动的打手和积极分子，文革中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人妖之间》里的王守信。鲁迅的贡献在于为革命捏造了一个奴隶式的自然基础，毛泽东则把这个基础发展和上升为一代禽兽、法西斯党徒和奴隶主。从1936年鲁迅去世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40年间，一部分中国人从奴隶变成了主子，这就是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上演的变形记。鲁迅污陷孔子是由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偶像。今天，稍有历史常识的中国人都清楚，从他病逝到文化大革命，先被上海地下党和左翼文人包装成“民族魂”，既而被先在延安、后在北京的毛泽东册封为“中国一等圣人”。而他虚构的狂人和阿Q们，已经早已冲决“礼教”和“封建”罗网，成为天安门广场山呼海啸般地向全世界公开显示神权浩荡的现代奴隶，进而演变成现代极权主义的巨大肉身。他们愚昧、自私、冷漠、滑稽依然，却平添了狂妄、残忍、无耻、虚伪，这就是这位“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中国第一圣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现代中国的贡献。
刘宾雁痛心疾首地发现，与共产党一样，人民出现了大退化。“经过反右和文革，许多中国人良心消失，忏悔意识消失，不能独立思考，不信过诺言，相互仇恨、猜忌，冷酷和仇恨成为主要人性，弄虚作假，嫉妒成性，告密成风，刑讯逼供，野蛮残忍，没有思想，健忘，易满足，因幻觉代表现实……”。“中国人不承认杰出的天才人物，不承认才智上的豪杰，但他们承认暴力的豪杰，越是优秀的人、越是杰出的人，在中国越难生存，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庸才的天堂？”
在王守信的“学习班”、“赛师会”上，刘宾雁为后人留下了一幅风俗白描：“又击起鼓来，又接着作诗。人人心里也有个鼓，咚咚敲个不停，都是成天鼓捣煤的，会做啥诗呀？有人只好硬憋，直冒汗，准保一辈子倒了胃口，以后听见诗就和发抖。你不作诗，不骂得蝎虎点，就要怀疑到你头上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呢。有人偷偷溜到别人背后，看人家编个啥，没文化，憋不出来的，索性站起来朗诵散文——破口大骂……，祖国啊，这就是人民共和国的主人，无产阶级的主人，这就是我们的工人阶级吗？王守信——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共产党员吗？”
《人妖之间》发行了140万份。由于人人要看，所以无论图书馆的或个人订阅的，都被人们借走。每次以几小时计，连续传阅，直至被磨搓得不象样子为止。在有些工厂和学校，由于大家都急于先睹为快，而杂志只有一份，于是便在下班、放学之后不回家，集聚起来，由一人朗读。“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文学作品第一次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成为很多人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大部分小说或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或揭示现实中影响千百万人命运的矛盾，因而受到从知识分子到普通青年劳动者的欢迎。但是直接描述、分析共产党组织的腐败和社会的严重病患，并且写的就是仍然发生在眼前的现象，又是纪实性的，《人妖之间》是第一篇。”
富于原创力和独立精神的美学家高尔泰指出：“如果不联系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不联系中国人民在与‘极右’势力进行的艰难困苦而又百折不挠的斗争中形成的价值观念”，那么中国的现代派们“是连接受美学也接受不了的”。他以其独有的精神视野评价刘宾雁作品的独特意义：“如果说西方美学的诸流派要比我们的文学评论更科学些，那么我愿意指出，无论是唯美主义的佩特还是未来主义的马里内蒂；是意识流派的詹姆斯还是表现主义的布莱希特；是超现实主义的布列东还是新小说派的葛利叶；是结构主义的弗拉亥还是语言学派的瑞恰兹，都不能说明，为什么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以马蒂斯式的粗线条而能如此以雷霆万钧的力量，震撼着亿万人的心灵。”
近三十年过去，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刘宾雁在《人妖之间》里对中国的“发现”，不但没有“过时”，反而为权力异化的历史性灾难所证实。当年王守信似乎无师自通获得的胆量和能耐，已经被整个政权和全社会（尤其1989“六•四”后）接受并极度恢宏堂皇地发展了。今日中国权力与金钱的神圣联盟已经成为现代世界最大极权制度抵御一切压力、危机、风险，拒绝自由、民主、人权最强大的力量。一个新的、庞大无朋的幽灵在东方徘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们地下有知，当会目瞪口呆，用“龙种生下跳蚤”已不能比喻其间的变异。全世界神智正常的人们对这个戴着各种面具的历史怪物，除了迷茫、厌恶外，似乎无能为力。
在八十寿筵答谢辞中，刘宾雁再次把目光凝聚在人民身上，当下中国充斥着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作品，引起他极大的失望。激愤之极，刘宾雁厉声谴责中国人遭受专制是“活该！”
中国人先在毛泽东统治下沦为狂热、极端愚昧的政治性物种，后在邓小平、江泽民的权钱联盟里，集体堕落，乃是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历史大溃退。尽管如此，刘宾雁还是把希望寄放在人民身上。

四

1985年1月，《第二种忠诚》在《钟山》发表，立即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是年，文革结束已近十年，中国历史道路危情潜伏，准备复辟倒退、收拾残局的旧势力磨刀霍霍。时代亟需的对国家基本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进行严肃反思的局面一再被阻断，毛派“极左”势力的反扑和复活已经直接危及到艰难步履的中国。不对毛泽东的罪过进行揭露，不检讨那个时代骇人听闻的悲剧，不发现与那些罪过和悲剧相对峙、相抗衡的精神，中国就不可能在精神上前进半步，随时可能出现专制复辟。
正是出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命运的双重关切，刘宾雁以“第二种忠诚”为名，在近半个世纪中无人敢于问津的政治、历史、法律、外交、司法、军队、人性和毛泽东以及雷锋等领域纵横激越，锋芒所向，尽在要害。
在此之前，两代中国人只能倾听和仰视最高领袖。听凭他们指点江山，品评历史，裁断是非，制定国家大法，操控亿万人命运，一切天经地义。刘宾雁将两封“万言书”公诸于众，直截了当地拷问毛泽东亡灵和当政的邓小平：“中共中央近年来在国内外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犯有一系列严重错误，其中有一些属于原则性方向性错误。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总有一天，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等等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可能被打成反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宾雁借两封万言书当年对毛泽东的告诫“千万不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告诫中国，“不错则已，一犯错误就错到底，后患无穷！”
在《人妖之间》里，刘宾雁发现的是中国令人绝望的最大阴暗面，毛泽东极权主义带给中国社会的人民分化，权力异化带给人民的腐蚀和毒化恶果。
《第二种忠诚》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史的里程碑作品，标志着中国历史和精神发展中一种新范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普遍奴化、兽化、物化过程中，同时出现的另一种重大变化。一种新思想和新人、新的人道主义和“人民至上”观的确立。
《第二种忠诚》破天荒第一次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刘宾雁把两名死囚变成原告，把毛泽东和那直接滥杀无辜的刽子手还原成被告。历史以其异常曲折的形式证明，两封万言书的公开展示，不仅大大拓展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视野和人生境界，撕开了中国政治生活最厚密的帷幕、最森严的禁忌，而且直接预告了中国现代民主运动的前景。刘宾雁将这种类似专制社会的“死谏”冠以“第二种忠诚”，分明是对几十年来肆虐成灾的奴隶主义的鄙弃，而把真实的“人民”写在时代的旗帜上。它是对极权统治的政治术语和语言符号的无畏挑战，在中国第一次公开颂扬独立而非依附，清醒而非盲从，服膺真理而不崇拜任何偶像的人道主义和人民性，“在中国政治原野上虽然贫弱而稀少”的新人和新思想。
《第二种忠诚》同时把锋芒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万言书”作者目睹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一百多名犯人的面干下的杀人罪行。”目击者陈世忠与死者非亲非故，但在他本人冤案平反后第三天，就不断奔走为死者鸣冤，要求惩罚凶手。他在《人血不是水》中呼吁中国人“想一想，死者的亲属──年轻的寡妇和孤儿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想一想，人民钢铁长城的声誉怎能让杀人凶手玷污！想一想，这些制造假象、杀人邀功的败类至今还隐藏在党内、军内，成为我们事业的接班人！再想想，这件事本来很可能轮到你、我、他的头上，如果被害人是你的亲属，你又该怎么想？……还有，这种事若不查个水落石出，连同‘文化大革命’一切彻底否定掉，你能担保今后不会再发生吗？”
刘宾雁评论道：“问得有理，……然而引起我思索的却不是他的这些观点，而是他的那种感情，说起来似乎也很简单，无非是古已有之的人对人的同情吧，但是在陈世忠身上，这种感情为什么这样强烈，如此执着，本人二十年的凄凉遭遇没能冲破它，几千万人经历的旷古浩劫（那十年，死一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也未能使它麻木呢？”“陈世忠不可能是个先知先觉，党内水平比他高出许多倍的有识之士多得很，难得的是他在那种境地竟然如此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1962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发表，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在简短的《代序》中写道：“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索尔仁尼琴从此改写了苏俄文学史，并且在八年后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
不难设想，刘宾雁即使没有提到毛泽东，只是把那桩虐杀囚犯的事件非常“文学化”地展开为一个中篇，其艺术和社会成效也许与《一天》有同工异曲之妙。

五

从五十年代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开始，经过冯雪峰、秦兆阳、邵荃麟到八十年代李泽厚从康德那里借来的“人是目的”，王若水等人对“异化”、“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在当代中国，有关人道主义的论争充满了风险。刘宾雁独特的贡献在于，他深知，人道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困境从来不是经院哲学问题，而是铁一般的物质性现实，是极权制度对人本身进攻的所有细节和恶果。它集中在毛泽东为首的“极左”势力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夺上。
1986年11月21日，在天津南开大学的演讲中，刘宾雁对当代中国的十个方面坦率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谈到人道主义的命运时，他说：
“人道主义的地位是什么？它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在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时，当时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斗争是非常残酷的。有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当时在德国已经被逮捕了的卢森堡，一个女革命家，给列宁写信，写了本小册子，向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忠告，说你们一定要注意，无论革命环境如何的艰苦、如何的残酷，但是希望你们注意你们采取的手段，不要太暴烈，手段应该是人道主义的……回顾我们几十年的历史、几十年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我认为有这样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国际上，共产党的威信是怎么样被破坏的？头一个就是斯大林的所谓肃反扩大犯，……这是对共产党威信的第一次打击；第二次打击，就是文化大革命；第三次是最厉害的一次，就是柬埔寨波尔布特，我们扶植起来的。……就是在78或者77年，‘四人帮’刚刚垮台不久，当时华国锋当政，汪东兴也去过一次柬埔寨吧。这一次流血，这一次屠杀，我们是不知道……手段和目的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考虑！”
把刘宾雁封为中国“极左”势力的公诉人，大概符合实情。在“极左”势力充满罪恶阴谋、也所向披靡的历史上，刘宾雁没有改变力量对比，但他改写了中国最肆无忌惮的黑暗势力的精神病历，并多次用刘宾雁式的简洁写好了他们的墓志铭：

极左路线，中国的极左路线，跟外国的极左路线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掌权的，掌权的极左，又是东方的国家，它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仇视，对人的轻蔑，对人的侮辱，对人的践踏，和对人的残害。这个事情，毛泽东早就总结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简单说：不把人当人。……极左路线把人变成了非人，把应该享受自由的人变成了没有自由的人，把应该是有独立人格的人变成了所谓驯服工具，把人变成兽。这个过程，就包括人的内心，中国民众心里良心的消失。一种忏悔心情的消失。作为人的特征的许多东西，独立思考，信守诺言，……良心消失了。……发展起来的是什么呢？相互仇恨、相互猜疑，冷酷；冷酷和仇恨成为美德。……在这个基础上，又造成了全民族的恐惧，对暴力的恐惧，对权威或者叫领导的恐惧。明明是在那里大行不义，但是我们可以袖手旁观，我们可以退避三舍，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可以把全世界都毁灭掉。……所以我说左的核心，中国的左，东方的左，就是反人性。

事实上，从《人妖之间》到《第二种忠诚》，刘宾雁在能“为中国写作”的八年期间的每一篇作品，都引起“极左”势力的愤怒和反扑。“一篇报告文学得罪一个省”，甚至有五、六个省联名在北京“告状”。以至连胡耀邦、万里一类党内开明派领袖都被迫对刘宾雁发出告诫，而他们在内心其实很赞成和欣赏刘宾雁。
直到1987年1月24日，忍无可忍的邓小平直接下令，开除刘宾雁中国共产党党籍，他第二次从中国共产党“圣殿”被放逐。刘宾雁本人的文字记录的历史裁决，其含义已经勿需多写一字：

八年前也是这一天，一月二十四日，我结束了为期将近二十二年的政治僵尸生活，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内。两次开除，一个原因：我公开批评了共产党内部的弊端。
这一生中，我因受难而得到过别人的同情，因成功而受到过人们的祝贺。我蒙受过最大的屈辱，也享受过极高的荣誉。今天，我却同时经受着这两种东西，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这是幸福吗?是的。我应感到幸运，因为只有极少的人有缘得到这种享受。

刘宾雁第二次为中国人民效劳的短短七年如此清晰、完美、波澜壮阔，充满史诗式悲剧特有的雄伟壮丽。“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地方像中国这样发生着如此普遍、深刻、剧烈的变化，而十几亿人民命运的改变，必定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毫无疑问，在这个最大的生命共体中，在这艘最大的生命方舟上，刘宾雁始终据于中国历史风浪的最前沿。在浊浪排空、雷鸣电闪、豪雨倾覆的生死关头，刘宾雁是真正的大丈夫、男子汉，始终站在不幸、苦难和牺牲者一边，对中国的危情、凶兆和险境不断发出警示。在半个世纪里，他一直是中国悲剧档案无畏的收集者，中国罪恶不妥协的公诉人，中国命运和希望不知疲倦的代言人和预言家。在暴君、精神行刑队、肖小庸人合谋挖掘的滔滔忘川之上，刘宾雁像珠穆朗玛峰一样，使中国保持着它的高度、尊严、苍茫和生机。

六

可以武断地说，中国现代历史尽管拥有不逊于苏俄、西方和任何国家的丰富而独特的内容，中国历史科学却是一片苍白、满目衰芜。中国史学界的缺席和失职固然有一万种理由，都无法摆脱因为对中国伟大史学传统可悲的背离而理应受到的谴责。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按其职业所属不必问津历史深浅真伪的刘宾雁，却是历史精神最忠诚的继承人。
1986年9月15日，刘宾雁在黑龙江记协新闻会上呼吁：“应该承认一个痛苦的现实，这个痛苦的现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不愿看痛苦的现实，我们宁愿生活在快乐的、美丽的幻想里，而不愿意张开眼睛看一看痛苦的现实，痛苦的现实并不是坏事情啊！”接着他谴责了“我们民族的一个弱点”：“就是一件大灾难，例如文化大革命，例如反右派运动，发生了多少年后，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怎么发生的，我们付出了那么多鲜血、生命、时间、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浪费了十年……，现在竟没有一个中国人，包括社会科学各界的学者、哲学家……，能马上站到这里来，一二三四说清楚。没一个人讨论，谁能讨论清楚？二十‘大庆’（指“文化大革命”发动二十周年），没人讨论，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不要说建国以来，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说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很罕见的。我看是独一无二的。”刘宾雁这段呼吁给了人们一个研究当代史的角度，即通过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把当代史统一起来。历史事实本来是无数人的偶然经验的集合，然而单个的人，从来就不是一种真实的充分存在；从原则上说，每个个人的人生经验无论在现象过程中如何具体、真实，作为一种历史存在，都只有在所有同样传统、种族、文化、经历的同类构成的历史共同体中才能获得。“政治权力史”是一个社会进程中一种特殊的变形和虚假的现象，若干年来却无耻地僭越为历史核心。人们可以开列一系列的“政治权力史”为对象的书目清单。这些书本绝大部分是类似“清官秘史”、“野史”、“稗史”、“秘闻”一类，有的则堕落为“艳史”、“风月史”、“情史”等下流作品。刘宾雁对此有明确的见解：“寥寥无几的所谓纪实作品，也仅仅写一些上层斗争，什么叶群怎样跟江青勾结了，什么二月逆流里哪些老帅如何如何了，历史是由这些人决定的吗？”把历史降格为“政治权力史”，是人类的一大悲剧、一大荒诞。当历史更趋向人性自由方向或者更为开明自信时，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如《史记》里除帝王将相外，尚容忍“刺客”、“游侠”、“滑稽”、“宦者”、“酷吏”等社会中人进入正史。而宋代国事日急、权争日剧时的《资治通鉴》则坚持帝王中心论，全部历史就是政治权力消长史，其反历史的功用十分明显。在当代中国，皇帝崇拜、偶像崇拜蜕变为领袖崇拜和权力崇拜，一切历史都归结在“共运史”或“党史”名下。于是，历史健壮的身躯被阉割，成为政治权力人物的奴仆和倡优。但是，由于中国当代政治权力史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地方，政治权力及其演变并不是历史真实的正确反映，因此，即或是严肃的政治权力史，要么是无从下笔，要么是流于无聊。
把“反右”、“文革”作为重大政治事件，除了与“政治权力史”具有完全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目标外，在刘宾雁，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从1979年发表《人妖之间》以来，一刻没有离开过对中国重大政治事件的思考和研究，但是他从未涉及“上层”，相反，他的所有题材，都是中国最一般、最不起眼、最普通的社会现象和人物。
1983年在上海《文汇月刊》第一期上，他对报告文学的性质作了刘宾雁式的概括：“我不反对写名演员，名歌手，名画家，名选手，名音乐家或舞蹈家，我只是有一点保留：在写名流、时代的成功者和幸运儿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写一写尚未成功，不是名流，置身于生活底层，肩负着中华民族成败兴亡重任而在第一线苦斗着的人们呢？就我个人而言，也许是一种偏爱吧，我宁愿选择其生活、其经历、其思想最能反映时代的重要矛盾的人物，而这种人是大量的，站在矛盾一方的，是真正的当代英雄，虽然也许终其一生，仍然籍籍无名；另一方，则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认真对待的各种人物──研究并揭开其生存条件、活动规律、行动方式和心理状态。”
刘宾雁“偏爱”的“倾向性”是鲜明的，他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表现人民──下层人民在重大矛盾中的命运。在文学领域恢复人民的历史主人的地位，褪下几十年来外加在人民身上的形形色色的伪装，并把人民和历史都“还原”到大大使他们走了样的若干次重大政治事件中去。
历史感，就是对人民命运的关怀；离开亿万人民的命运，任何伟大的发明、运动和“革命”都是徒具空壳的历史僵尸。从人民命运出发──仅仅从人民命运出发，“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事件才有意义，一切前提和结论──包括林彪、江青这类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只能是在涉及人民命运的意义上才有价值。刘宾雁毫不含糊地把他的历史观“还”给中国现实，“还”给人民：“我认为，甚至把一个县的文化大革命如实地记载下来，都比这些东西意义要大得多。到现在为止，究竟造反派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起来造反，一哄而上，几亿人，就叫一个人一下子号召起来，难道仅仅是个人迷信吗？能够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一个人吗？那不是太简单了么！”于是，在刘宾雁的作品中，使人陌生的，似乎怪里怪气、不合常情的人物出现了。《人妖之间》中，上上下下的“人物”都制造、掩护或避开王守信这个“人物”时，“小人物办着大事”了！手工织布工人刘长春、药材公司工人史怀亮──“两个小人物，却敢于蔑视这张魔力无边的网，向它挑战”。在《罪人的背后》中，女民兵王广香第一次对欺压她的县财贸办主任宁光施加了“恐怖”行动──投放炸药包……
当代中国人民的承受了重大的灾难和不幸，这是一种历史存在。刘宾雁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剖析”之所以具有先驱的意义，并不在于他是否着力描写了灾难和不幸（在这一点上，许多作家对类似题材作了十分精确和自然主义的描写），而在于人民在重大的灾难和不幸中是如何思想和行动的，灾难和不幸──权力异化的各种形式“改造”了人民没有？最关键的是，从人民在历史活动中的位置和远景看，他们是否已经心甘情愿地承认和接受了严酷的现实？刘宾雁正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在人民的悲剧命运上看到了历史的巨大生命力，看到了人民最终是历史主体这一中国当代史的本质。在这方面，他和他的朋友，尤其是无数的读者是有坚定信念的，刘宾雁对自己作品的命运和使命始终是清楚的：写斗争，必然触及生活中阴暗的一面，但只要作家的态度不是有意诋毁或消极旁观，艺术中的“阴暗面”就会成为唤起人们去消灭它的精神力量。这种作品的社会效果就会是对于邪恶努力的愤怒，对于斗士的敬慕，对于纵容和庇护恶势力者的鄙视和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斗争能力以及对于胜利的信心。”从1979年发表《人妖之间》到1986年发表《未完成的埋葬》，他写了近一百万字描写中国当代史巨大变化和复杂情势的报告文学，收到近七万封读者来信，除了十来封反对意见的信外，全都是极其热烈极其强烈的反应。从灾难和不幸中走过来的当代史的承受者和创造者们的不断沟通，使刘宾雁对自己在反映中国人民当代命运的艰苦探索中直接站在历史之中：“正是这种反应，坚定了我对于一条真理的信心：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的人民更加清醒和更加成熟了。他们为生活中一切光明的东西感到欣喜，但不会陶醉；他们为生活中阴暗的一面忧虑和焦急，但又不绝望。只要我们真实地描写我们所从事的斗争──伟大而艰难的、令人振奋的斗争，就会使人们增强信心。”
为了不重蹈覆辙才研究历史，常常更可能重蹈覆辙。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人类和民族（即人民）世界的真诚同情和尊重，只有怀着这种心情，才会产生真正的历史智慧，才能逐渐积累良好的感知和判断力，也才能对现实采取一种正确而清醒的态度。对于蒙受了巨大创伤的整个民族，历史研究还必须分清历史上的善恶是非，从而重建一个合符正义、合符理性的价值体系。历史研究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回答我们所处的历史和外部史（世界史）和我们自身的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对这个目的，刘宾雁曾提出过一些重要的思想。
1986年11月7日，刘宾雁在上海《改革中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长期生活在幻想之中，我们为几个概念付出了巨大牺牲，在世界上大概念是创纪录的。几十万、几百万人丧生只是为了维护几个错误、荒谬甚至是反动的概念和口号。一个概念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它一经建立就‘牢不可破’，不容许任何人对它有任何非议，因为它是完美无缺的；第二个，中国共产党是绝对不犯错误的，有的话，也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第三个，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必须一刀两断，连一根血管、经络都不能保留。中国三十多年就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泪的大辩论。”这三个问题，正是中国当代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刘宾雁对中国当代史的关注总是从中国人、中华民族的根本命运出发的。他把我们这个民族与德意志民族作了十分有趣的比较：“这个民族很奇怪，这个很优秀的民族，出现了那么多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但是这个民族很怪，与我们有几点相似的地方，一个是自负，它的权威思想很大。见个当官的就哈腰，这点跟中国很相似。中国人不承认杰出，不承认才智上的豪杰，但它承认暴力的豪杰，不承认出类拔萃的天才，不承认有奇特性格的人，但是承认当官的。”为了呼吁中国人正视自身的历史，他在1985年西德之行回国后，立即发表了一篇纪行文章：《他们不肯遗忘》。介绍德国人对纳粹主义持续不断的研究，德国民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长期深刻的反省，意在引起人们对自身历史的关注。他在上海《改革中的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上郑重提醒大家：“今年是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又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明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我们的民族为什么不善于醒悟？醒悟得这样慢？”
1986年，正当刘宾雁几乎单枪匹马从南到北叩问中国现代历史之门时，苏联也正经历着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以来又一次向斯大林主义冲击的特殊岁月。亚•别克的长篇小说《新的使命》，提示了斯大林极权专横管理体制的实质，格鲁吉亚导演阿布拉泽的影片《忏悔》，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暴露了斯大林主义的荒谬，特科诺夫的长篇小说《消逝》，控诉了三十年代对老布尔什维克的血腥镇压，格拉宁和杜金采夫的《野牛》和《穿白外衣的人》，描述了斯大林和李森科对经典遗传学的摧残，亚•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以记忆的名义》，表现了在专制统治下苏联农村生活的悲惨，安•阿赫玛托娃的著名长诗《安魂曲》抗议在列宁格勒进行的镇压，激起空前的反响，阿•普里斯塔夫金发表了《金色的彩云歇过了一宿》，描写1944年车臣人民被迫离开世代所居的故土的悲剧，阿•雷马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为斯大林的政治面貌提供了精确的肖像描写，鲍•皮利尼亚克1926年撰写的著名反十月革命小说《永不熄灭的月亮的故事》被重新发表，《新世界》发表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十月》登载了格罗斯曼气势恢宏的战争史诗小说《生活与命运》。（这部小说曾被“查抄”，苏共意识形态最高官员苏斯洛夫对作者说，这部小说要写到两三百年后才能发表，但苏联人民在二十多年后就读到了。）
这一年，苏联数千万中小学生被告知，历史课考试取消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表声明，热烈赞扬这个决定，指出，“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1987年11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十月革命70周年纪念会上向全世界公开宣告，斯大林及其帮凶对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经济干部和军事干部、科学家和文艺工作者以及普通人民的政治指控和借以镇压的罪名，全是蓄意捏造的；斯大林及其亲信为大规模镇压和违法行为对祖国和人民所犯的罪行是巨大和不可饶恕的。
中国始终在尾随，在追赶。刘宾雁一直走在人民当中，——有时走出去，又回到队伍中来，再走出去……。有了刘宾雁，中国当代社会、当代历史才不至于那样寂寞。

七

欧洲启蒙运动的战斗口号是：Sapere ande！（勇敢地成为智者吧！）大胆地运用自己的才智！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对武器和暴力的崇拜曾使人民血流成河。苏俄、中国实行共产极权主义的国家，只能转向新的唯一的生存之道、思维之道和言说之道。通过出自人性天良和善意的持续努力，使社会逐渐认同下述寻常而益于自己的道理：使用理智和言辞来代替仇恨和暴力，给思想和精神以足够的自由与尊重，特别要容忍和善待异端，保护并鼓励批判的权利。
批判应成为“共同生存”最重要、最经常、最易于为全社会所接受的“生活方式”，高压、顺从、蒙蔽、盲动，空诺、愤懑、独揽、疏远……一切我们生活中恶性的社会循环被公正、积极、坦率、真诚的批判精神、批判意志、批判方法取代。权力等于真理、权力凌驾于真理之上的颠倒应当结束。权力首先应当成为批判的对象。从康德以来，从马克思以来，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指示着一条真理，脱离了批判的权力，无一幸免地会成为全社会最可怕的异己力量。任何政府、政党、政治理论、社会生活、人际关系，都无权拒绝广泛的批判。在这个时代，批判不再只是纯粹思辨中的扬弃，不再是少数人对世界的思维形式，更不应再是权力和利益侵占者维护私欲、实行思想镇压的工具，而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参予社会生活、体现自身价值的共同前提，批判将成为时代文明与进步的标志。
判断我们是否临近（按历史尺度计算）一个批判社会，除了我们时代的整体状况外，另一个主要依据是一批批判先驱的出现。就批判的深刻、坦率、广泛而言，刘宾雁是当代中国最值得注目的人物之一。
伟大的康德把自主原则和独立性作为批判精神的终极基础，强调从“接受监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履行个体生命的最高权威：自决。一切文明、道德、理想和外在关系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而且只能由它来检验。
独立性在西方基督教神学中最终体现为“上帝在我心中”；在牛顿、莱布尼茨、爱因斯坦那里，体现为相信物质世界是一种秩序，在根本上与我们的精神世界可以统一；在哥白尼、伽利略那里体现为否认认识最高真理是一种能够垄断的世俗权利；在雨果、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那里，体现为对人道主义和理性力量的肯定。在刘宾雁那里，最高的独立性乃是对当代中国最重大问题的关注、思考和批判上，这些问题是：
一、从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七十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像样的说明，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示、而且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一种国家、一种制度、一种模式”；
二、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几十年来，中国人为了几个概念付出了重大代价乃至生命的牺牲，中国进行着一声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⒈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完美无缺的吗？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成不变？⒊共产党绝对永远不犯错误？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必须一刀两断？
三、中国极左问题的实质、核心是否定人，它是一种东方的、中国的、掌权的极左；
四、中国人道德、精神素质的历史性退化；
五、中国文学除了歌功颂德外，出现了“跟中国人民的革命没有任何瓜葛，同大多数中国人所关心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遗忘中国人”的现象；
六、广义、宏观意义上的人民是不会有错误的，假如党性和人民性发生了矛盾，那就是这个党本身出了问题；
七、1957年反右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反右派运动要写上五十年，文化大革命要写一百年；
八、在中国，有多大程度的公开，就有多大程度的民主，民主就是选择的权利；
九、当今中国有两个历史过程正在同时进行，一是自上而下、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的经济改革，另一个是从下而上成千上万的人从农民变为非农民，从人身依附或者人身半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可以说是土地改革以来第二次成为独立、自由的人。中国的历史，归根结蒂决定后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自发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民间的、社会的力量，将越来越显示其作用。
十、用一句话为概括上述几方面，就是必须跟踪一个问题，研究、追寻它，它是怎样形成的，它今天在各个不同领域内什么形式继续干扰、破坏中国的进步，使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直到今天每迈出一步还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毫无疑问，刘宾雁批判思想的内容是可以商榷的，其中有重要的遗漏，例如宪法问题、法制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外交、宗教、经济、性等，又如“人民不会出错”、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关系是否可以按“上”、“下”这个概念来划分，等等。
而从批判这一当代中国人最欠缺的精神品质出发，应当高度评价刘宾雁身上体现出来的独立性。许多人都注意到，刘宾雁很少对中国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很少征引理论术语，以至于人们常常困惑于这个事实：刘宾雁批判思维的立场是什么？武器是什么？方法是什么？刘宾雁本人究竟属于哪一种思想体系？
对这些问题，人们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回答。然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刘宾雁对若干中国大事进行批判思考，却反常地缺乏理论分析，这决不是由于他不懂得理论，没有思想；相反，刘宾雁在相当高的程度上谙熟社会科学，正因为如此，他早已明白一个简单的事实，古今中外任何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加在一起也不行。因为外部世界在自由发展理论的几十年间（人们通常认为，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在西方建立主要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如罗素、萨特、波普、海森堡、海明威等西方知识分子，他们对自己的时代一直保持着充分的批判态度，对人类的重大问题了解得十分透彻，对西方世界及人类社会的危机和发展保持着高度的道义责任感和深刻的忧虑），中国以非常特别的方式发展出非常特殊的现实，这一历史的不平衡造成了对当代中国进行批判思考的“悖论”：中国当代史的批判反思不能没有理论，但任何理论都只能歪曲对中国当代史的批判反思。
事实上，中国确实像一个巨大的试验室，人类历史上各种理论都在这里渗透，其中交织着两种相互排斥又相互纠缠的分裂：传统文化竭力抗拒西方文化的攻势，但是经过1919年“五•四”以来的反复较量，中国人意识到，不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广义而言，包括科学、技术、国家结构、经济制度、政党组织、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社会规则，等等），中国人就可能被开除“球籍”。于是绵延几千年的历史共同体分裂为民族生命和民族文化两部分（这一过程十分漫长，所有的中国人都处于这种分裂之中）。第二次分裂是在第一次分裂开始而远未结束后，又在另一个领域、以另一种方式开始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定为中国国家生活的基础。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无论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巨大的差别而与西方文化有深刻的联系。只是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反对西方文化，中国人又被迫接受西方文化内部经受着的新的分裂。
总之，中国是如此一目了然，简单至极，中国又是如此复杂神秘，难以理喻。在中国，每一个命题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反题，中国充满了“悖论”，中国真是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圈”（Mcoiusstrip）。于是，对中国问题有兴趣的智者宁愿相信直觉。独立思考加上多年观察、思考以及丰富坎坷的人生经验、社会阅历，是刘宾雁的主要武器。
对独立批判来说，除了理论麻烦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主观因素，一个看来似乎和智慧无涉的道德因素，也即康德所称的运用才智的勇气和决断。智慧不入卑劣灵魂，在中国，这是一句真理。
刘宾雁1957年被定为极右分子，两条罪状之一，就是提倡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在禁忌。一般而论，敢于独立思考的人，或多或少能洞察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隐密，敢于独立批判的人，必然获得巨大的解释权。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批判，是通向真理的痛苦而有希望的道路，古今中外皆然。古有苏格拉底，今有刘宾雁。
由内在自主原则外推的自由表达权，是批判精神必需的条件和形式。讨论的自由、论辩的自由、批判（反批判）的自由不仅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前提，也是人类内在精神发展的前提。
刘宾雁反复提及的中国当代几次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无一不是以取缔这些自由为开端、为目的的。其结果就是一个“封建法西斯专政”、一个濒于崩溃的经济、一个人性普遍低落、精神衰化的大倒退。
从批判与人的精神发展的关系看，毛泽东的独断专行，不容任何不同意见，这种罪责并不限于那些被压制、被“批判”的言论意见未能采纳，而在于根本不理解自由批判权利。无论怎样坦率、真诚、无私的批判，都不等于真理，也不能保证发现真理。批判作为一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减少出现错误的可能，或者提供新的选择思路。批判本质上不作判断，而是在承认对方拥有相等批判权利的前提下，通过讨论、让步和变通，保留双方观点的多样性，从而出现思想多元发展的机会。说到这里，人们要问：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学会尊重批判的权利呢？在一个自称以辩证哲学（其精髓被解释为矛盾的普遍存在）为意识形态基础的国家，理性批判本来是不言自明的公理。由于利益、观念、环境和文化的差异，分歧、争论、批判、抉择是不断发生的社会常态。从社会进步的机制看，批判性思维是制定任何政策的前提，它应当具有契约和法律的意义，不受党派、集团、个人的操纵或者取缔。只有从这种理解出发，才可能结束以暴力镇压思想的悲剧。
古往今来，批判者总能在精神世界中找到对世俗代价的补偿。追求真理、反抗邪恶，而不会遭到苦难，这永远是幻想。在一个普遍无望，不负责任成为从上而下整个社会的律令时，更是如此。
作为批判者的刘宾雁，他的意义已越过了内在判断范围，获得广泛的理解和支持。相识，不相识，底层、上流，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1987年1月那道决定表示他们的痛惜、困惑、失望和愤怒。全世界都知道，1987年“反自由化斗争”时，中国在美留学生一千多人联名发出抗议书，要求停止这场斗争。刘宾雁本人收到的电报、信函、贺年片中，有两个小学生寄来他们稚嫩美好的童心，使刘宾雁这位重感情的人感慨万端。《老井》作者郑义去看他，坐下来就哭得不能自已，对中国作家在刘宾雁身处危难而无所表示深感内疚。人民日报内，素不相识，甚至对他无甚好评的人，都在各种场合向他表示理解、同情和关切；一些人愤而要求辞职，一些人发誓不再撰文，只要“反自由化斗争”不停止，……刘宾雁自己比谁都清楚，这就是历史的进步：如果退回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中国许多批判先驱的沉重代价所换来的，他们由于历史的局限进行的不成熟的批判，在刘宾雁的批判成就中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困惑而坚强的批判精神，在刘宾雁身上，发展得更为健全、更为深刻而有力。
然而，社会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1957年，不就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批判呼声被无耻扼杀，而导致整个民族的历史大倒退吗？批了马寅初、中国无端增加一倍人口；批了孙冶芳，中国疯狂地破坏生产力；批了胡风、邵荃麟、冯雪峰，中国人连母性都要亵渎，到了毛泽东的“大批判”，中国人已没有几分人味了！
在中国，对批判者的不公正和残酷，已经超出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一伙灵魂卑污、智力低下的刽子手对批判者的围剿中的丑恶表演，不仅暴露出他们的专制本质，而且败坏人心，败坏道德，败坏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国家和社会蒙受了永恒的血污和恶名。萧条的远不只是官方意识形态，堕落的远不只是几个官员，丧失人性的远不只是行刑者。我们的先人和我们的后代都会指着我们这一代人说：这就是我们的儿孙和父辈吗？雨果说，历史没有垃圾堆。但是，在中国，历史有垃圾堆，可惜我们至今生活在其中而无力自拔！
1987年1月开始的对刘宾雁的又一次粗暴和侮辱性的批判，整个社会由此付出的代价可以由两方面来估计。对于执政人物，它可能表现为忘记历史教训、维持历史自大狂；对于人民，由于目睹他们寄于希望的、多年来全身心地与人民最强大的对立面──“极左”势力进行激烈较量的刘宾雁终于倒下，他们会对与其命运攸关的改革产生动摇和疑问，中国会不会又堕入极少数人的意志和需要当中？
毕竟，刘宾雁更接近人民。历史已经证明：对这个社会的成就，有刘宾雁辛劳的一分；对这个社会的不义，刘宾雁是心灵坦然，两手干净的。历史还证明，他的忧虑、请求、沉思、愤怒和批判，并不是杞人忧天。1956年他就告诫自己的同志，要警惕官僚主义、家长作风，不是在更高的水平上应验了吗？1979年他又告诫国人：大大小小的王守信还在各个角落存在，还不是庆贺胜利的时候，不也是应验了吗？1985年，他告诫同胞：注意中国社会内部的分化和分裂，历史以“六•四”血案再次应验了！
归根结蒂，批判刘宾雁，将延缓历史进程。它的直接结果是，本来大有希望的1987年，非但没有成为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十年来中国政治合符逻辑、顺应民意的年头，没有在清算1957年反右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向中国专制主义和极左势力发起进攻，反而再次把中国的民主力量打下去，成为当代中国最令人沮丧和齿冷的一年！二十世纪末期，凡是开始真正步入现代文明历程的民族，已不可能再把暴力和镇压当成统治常态，批判意识、批判能力、批判权利才是维系社会、促进社会成熟最重要的力量。当批判又一次被拒绝在社会生活的门外时，全部陈腐的东西又会死灰复燃。
1987年1月，刘宾雁告诉友人：这次运动，值得注意，它涉及的人极少，但影响却可能超出以前所有的运动。一个月前，他在黑龙江对青年学生说：“千万不要忘记，一九五七年播下的种子、结下的果子，就在我们生活中。说不定有一天，肯定有一天，你们就会看到这些东西，甚至身受其害。从五十年代开始的那个悲剧，就悲剧本身就是闭幕了，但是余音绕梁啊！”
可以庆幸的是，1987年发生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展成一场新的浩劫。中国人，请回顾一下，作个简单的比较吧。那上百篇社论，那一天同时播放六篇“社论”、“评论员文章”的纪录，那些已经公开出现的“专政”、“流血”、“一小撮”、“决不手软”这些中国人太熟悉的字眼。1957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初始阶段，也不曾有这等气派。其势之狂，其速之迅，其时将持续“二十年”、“四十年”、甚至“七十年”之长，已经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了。以中国现状，以“文化大革命”积淀下来的无数怨恨，以物欲横行的世道人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如果按照那开端发轫时的规模、速度推进，人们可能再也找不出什么词汇来形容它了。毛泽东魔鬼似的咒语：每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就真的应验了！
有人会反驳说，刘宾雁的文章言论，已超出正常批判的范围。如果不制止，就会引起动乱。对这种诘难，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只是方向刚好相反：禁止了刘宾雁的言论，就天下太平吗？按照这种逻辑，不镇压五十几万右派分子（他们也就是提出了不同意见），不压制党内外有识之士的不同主张，就会产生比1957年反右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更加可怕的灾难！在中国，由一个两袖清风的知识分子写的一本书，说的几句话，什么时候，又如何可能致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呢？何况，历史早就证明，思想之间的分歧只能用公平辩论的方式来处理，任何国家权力在精神自由上没有垄断权力，压制言论，解除对方说话的权利，无一不是惧怕真理的表现。人民的神经的是健全的，强加恶名于对方，然后剥夺对方申辩的权利，除了暴露自身虚弱外，还有什么呢。──对人民理智的蔑视。
历史将长久地清算斯大林和毛泽东，原因之一就在于人民合法的批判权利在他们那里遭到最严重的侵犯。
作一个比较，可以知道，中国人仍然处于多么神经脆弱、多么危机深沉的阶段。苏联二十大后，即使在死气沉沉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也基本上停止了对某个人进行大规模批判（当然又有了送疯人院等新玩意）；戈尔巴乔夫上台，则请教了萨哈罗夫，而后者是一个公开否定共产主义的科学家。这就不得不使人们怀疑，毛泽东不容异己的性格为什么如此具有传染性，由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来领导现代化，由他们选定的接班人来领导现代化，不是太令人费解了吗？
这场后果不堪设想的政治运动终于流产，人们感到庆幸。但是殷鉴不远，中国人没有半点理由高枕无忧。流产的原因，虽然不能全部为人知晓，但是，正如刘宾雁所说：中国毕竟不同了！而这里面包含着批判者们惨重的代价。我们终于懂得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对他人的苦难和厄运，对追求真理、向往自由的人的命运和处境漠然置之，是最大的愚蠢。几十年历史反复昭示的真理表明，奉行这种明哲保身主义的人，没有一个真正能逃脱可悲的结局，更不要说良心上的损失。我们早该懂得，分而治之、各个击破为什么成为专制制度最嗜好的屡试不爽的伎俩，就在于我们的狭隘和自私心理。政治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全身远祸、各自逃命正是它把斗争进行到底的最理想的状态。于是，普遍灾难就来临了。侥幸心只会招致耻辱和灾祸，中国人应当记住这个教训。
今天，这一页终于快要翻过去了，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了不起的转机：极左分子们无论如何花样翻新，都已很难像在1957年、1966年、1983年、1987年年初那样为所欲为了。刘宾雁指出：中国两类人的较量将是激烈的，但形势毕竟朝着有利于人民一边的方向发展。1987年6月2日，刘宾雁给友人写信说：“运动开始时，有人估计要搞十年，我则认为三年足矣。一年之内便会有变化。”
刘宾雁的一位年轻朋友写信给他，直言相告：“若我们还感觉委屈，冤枉，这就未免可笑了。钟会使文帝诛嵇康，潜曰：‘康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结果嵇康就戮。但他毫无悔意，更不觉冤枉，只是将刑前命人取琴一张，抚广陵散一曲，叹曰：‘广陵散不复传矣’。他明知无辜受害，却只叹美的价值无存，将自身荣辱置之度外。这是大胸怀。老刘，你要挺得住!国家民族劫数未尽，我们这些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只好含泪看它受难。一个病毒性感冒患者非发高烧七天才能好转。在此期间中药西药全没用。××兄送你《尼采》一部，颇可于黑暗中慰你心灵。查拉图斯特拉的精神正在你身上显现。我爱你至深，此刻更觉心痛。但硬汉子死了算，活着就只为掮着大痛苦，大悲哀，这是你老刘的命运，天命。你受难了，但别忘了，全民族也和你一起受难。基督死前只大喊了一声：‘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苦难的民族从来不知道自己在作什么。你代表全民族的精英受难。你替全民族受难。”
刘宾雁因此有了他特有的感慨：“八年前也是这一天，一月二十四日，我结束了为期将近二十二年的政治僵尸生活，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内。两次开除，一个原因：我公开批评了共产党内部的弊端。这一生中，我因受难而得到过别人的同情，因成功而受到过人们的祝贺。我蒙受过最大的屈辱，也享受过极高的荣誉。今天，我却同时经受着这两种东西，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这是幸福吗?是的。我应感到幸运，因为只有极少的人有缘得到这种享受。当天在报社大院里遇到一位工人，他说：‘祝贺您，他们使您成了完人。’”

具有讽刺意味，但也合符历史惯例的是，在中国，为数不多的批判者将主要集中在执政党内。有如俄国十九世纪十二革命党人的贵族血统发生了变异一样。

以上关于刘宾雁独立批判精神的文字出自笔者近二十年前为他访美送行的文章《刘宾雁与当代中国》。我没有多少补充，只想在刘宾雁的名字前面和后面，加上几位值得中国人记住的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中国人的名字：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彭德怀、顾准、林昭、张志新、王若望、王若水、胡耀邦、赵紫阳、李慎之、林牧、何家栋……。

今天，刘宾雁已经离开世界，中国依然故我，甚至与他预期和希望的方向渐行渐远，刘宾雁对于我们的意义没有因此丧失，而是更加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