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在央视的《对话》寻找山西的蓝海中看到于幼军一脸灿烂的笑容时，我们无法探寻这位曾经撰文纪念中国政治改革的鼓吹者任仲夷，称任老为我的忘年之交良师益友的中国政坛新星，在此刻，内心是波澜万丈，还是静若止水。
从2006年1月当选为山西省省长，一年半的时间，于幼军坐镇“火山口” 安山西八百里河山。八百里晋地未安，火山口倒是不假，李毅中频频赶赴山西灭火，黑矿的火未来尽，黑窑的火又烧炸了。
于幼军说：“作为一省之长,我难辞其咎,深感内疚和痛心”。我们闻听此言也是百感交集百味在心。
你道歉，我们就一定要原谅吗？你道歉，我们不原谅又能怎样？也许是我们自作多情，我们还是一厢情愿地把一个省长的道歉看作是我们“自家人”的事，不同于中日之间的国恨家仇，对日本，爱恨之外我们还可以选择漠然，现实及未来的利益的权衡远远大于历史的纠葛。我们一次次选择原谅，选择相信，是因为我们心中的积淀了几千年的家国之爱实在是难以磨灭，是因为执政党身上背负的是几代人血泪浇铸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梦想……黄天厚土，我们愿意脚下升腾的是希望。
汉广：一阵黑风吹过，留下些什么？
黑砖窑事件像一场黑风，自山西、河南刮起，刮遍全国，刮到互联网的每个角落，刮上每个有良知和问题意识的人的心头。也正是借着这股劲风，各级政府迅速行动，事情很快有了官方说法。当然闻风而动的还有那些黑心的矿主、黑心的包工头、黑心的人贩子、黑心的政府里的蛀虫，他们使扫黑行动变得更加复杂，我们不知道，那些仍杳无音信的失踪儿童有一天还会不会回来。因此，正如童大焕说的，需要做的工作不只是“扫尾”，“大事化小”的潜规则只能导致更多、更大的悲剧，相关权力部门应该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参见童大焕：对黑窑奴工案的追查和追问未有穷期）
这场黑风扬起的尘埃正在落定，但问题远未终结。与黑风乍起时山呼海啸般气势逼人的口诛笔伐相比，网络上的声音渐趋沉静和理性，多数作者开始更深入地思考这一突发事件，也更深入地反躬自省。
对人权的理解要全面：发展是硬道理，生存是更硬的道理，有生存才能有发展；如果我的生存权被剥夺，你的发展权与我何干？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会使用工具和有语言思维；劳动创造了人，但如果只许劳动、生存而不许说话，也不像是人的权利。民生与民主不可或缺，保障人权的社会才有和谐。（章立凡：奴工现象引发的人权悖论）
民意可能是民众藏于内心还未表达出来的意见。公众诉求是用一定的、或激烈或缓和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民意。对于民意和公众诉求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高度重视、积极回应、认真听取合理采纳群众的正确意见，还是敷衍了事、消极应付、压制打击群众的正确意见甚至直接与群众相对抗，这是区别现代民主政府与中世纪专制政府的分水岭。（李树桥：回应性——现代政府的时代特征）
我们曾经是原子式的分散的个人，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处于分散之中，所以我们才卑微，才无力，才无奈。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互联网成了最强大的粘合剂。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形成合力，我们终于开始有力量，我们终于可以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可以部分地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了。不放过任何博弈的机会，但每次博弈都应该是恰到好处。就这样稳健地博弈下去，不仅能博弈出规则，而且能博弈出价值。过度物化的当下中国，最缺的就是价值，最缺的就是方向，最缺的就是灵魂。而要补救这一切，端赖博弈。（笑蜀：平心静气说黑窑）
所有沉静和理性的思考都指向两个方面：政府与个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种矛盾喷薄而出，核心冲突就是政府与个人的关系。卢梭说：“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卢梭设想的当然是理想社会状态下的理想政府、理想个人、以及理想的政府与个人的关系。频发的社会矛盾让我们感觉到，所谓的理想状态仍十分遥远，但正如笑蜀所言，“就这样稳健地博弈下去”，没有谁真正期盼天翻地覆，时代已经在累积进步。
冬华：奴工事件退场，黑道政协委员浮现
沸沸扬扬的山西“奴工”事件终于在洪洞县政府派人四处道歉，于幼军代表省政府作检查后开始淡出公众视野。这场几乎所有国内媒体都没缺席的重大法治事件，在逐渐平息的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反思：该检讨的是省长还是制度？如果是制度，我们应该如何以此为教训，以十七大为契机撬动政治体制改革……
本以为情绪稍微可以平静下来，没想到唐山黑社会政协委员杨树宽又一次震疼了我们那颗脆弱的心。这个拥有4辆军用车、38支枪、1万多发子弹、公然报复警察的黑道“政协委员”，近年来先后敲诈他人财产8亿多！这些数据，别说媒体，就是武装部队都会感到惊骇。
为什么有黑砖窑，有黑社会政协委员在共和国的不同地方横行肆虐？
网友说：这些“黑字号”之所以能够生存、壮大，无不与地方政权的包庇、纵容、袒护分不开。如果没有地方官员的保护，早在萌芽状态下就被消灭了，根本不可能形成气候。
难道一些地方政府真沦为黑社会的保护伞了？难道“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真被一些官员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无独有偶，媒体又曝光湖南省政协委员雇凶杀举报人。联想到这些年来不断有人大代表违法犯罪的事实，我又不由自主地在反思我们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素质。为什么有些罪行累累的人成了代表委员，为什么代表委员犯事了又没人去追究？我们的人大制度、政协制度、选举制度难道就没有相应的责任？仅仅归罪于地方政府包庇纵容是不是有些冤枉？
单就唐山黑社会政协委员一事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唐山市、河北省有关部门应主动向公众说明案情，尤其是军用车辆来源、具体犯罪事实、涉案金额、有无“保护伞”等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以正视听；然后，派出相关调查组展开调查，并将相关人员绳之以法。否则，当地政府的合法性与合道性将跟洪洞县政府一样，遭受外界质疑。
存海：谁不为历史痛陈，谁就没有良心；但谁想耿怀于历史，谁就没有未来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中日之间好像永远不缺少问题——历史和现实的纠葛总是旧的新闻。甚至，美国“清算”日本的慰安妇决议案，也能将世人的目光转移到中日关系上来。一场日本右翼议员为影响美国众议院就慰安妇问题进行表决而在《华盛顿邮报》上打造《真相》运动，却适得其反，激起了一场揭露“慰安妇”真相的国际战役，真可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或者偷鸡不成赊把米更为准确。
中日之间永远无法避开历史问题，正如中国无法避开经济和技术强大的日本，而日本亦无法避开崛起和庞大的中国这一现实一样。既然躲不开，避不掉，那么最为关键的或许需要问上一声，中日历史问题该向何处去？这也是中日两国政界和学界人士都一直思考的问题。有学者说，在对日关系上，中国需要新思维，这话或许没错，不过更重要的或许是，我们需要关于中日关系的另一种“新思维”：“在历史问题上作茧自缚，以至利用历史问题煽动过激民族主义是一种错；不过为了适应形势需要——比如中国领导人即将访问日本而刻意回避历史问题，在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模棱两可同样不足取”，我们不妨看看什么妨碍了民间对日索赔，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到底是个什么问题？而声称中国应停止宣仇式反日宣传的人忘掉了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日本的忏悔，真的不能到来。我们等到花儿都谢了，谢了又红，长路漫漫又漫漫！但从来没有等到日本政府真真正正、彻彻底底地认罪。我们不是不可以原谅，我们原谅的不是罪恶，而是敢于承认历史的人。我们不要“宣仇”更不要掩盖真相，但我们要捍卫诠解历史的权力。有人甚至拿中日两国历史考题比较，想以此证明中国执拗于过去的追问，而日本则着眼于未来的争夺。这种观点恰恰忘了祖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且中国并不是一个不指向未来的国家。甚至6月1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中日青年世代友好联谊晚会都多次强调“风物长宜放眼量”。
其实，日本问题是一个世纪的症结，而如何看待历史则是一个站在何种立场、何种角度、基于什么原因解释真相的问题。战后六十年日本人的中国观是什么样的，而我们为什么不理解日本，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角度看问题，而没有换位思考。日本导演黑泽明的一部《罗生门》告诉世人其实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确认无疑的真相，一切所谓真相都是相对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角度上因为不同的原因会对真相做出不同的诠释，而所谓的真相其实是不确定的，甚至很可能就是谎言。而这一点，可能就是关于真相的真相（南京大屠杀的罗生门）。今人关于历史真相的争夺，从最本质的意义上来讲，或许不过是用最符合自己利益的语言解释真相。美籍日裔学者佛朗西斯·福山宣示了历史的终结，但他也清楚地看到日本在历史上的态度以及基于此上的日本民族主义的麻烦阻碍了自由化日本的崛起，一心想摆脱历史包袱，轻装走向世界大国的日本却总在关键的历史问题上得不到邻国的信任，而这个问题不解决，日本第三次崛起之路又在何方？
也有人提出，处理中日关系，中国应当向法国学习，这句话没有错，中国应以大国气度面对日本，但他没有提到的是法国面对的是一个敢于真正承认错误并付诸切实行动的德国。中日能否吸取德法和解智慧产生“亚洲智慧”，将国家和民族利益置于地区利益之下，实现长久的和平，我看恐怕最重要的还是在承认历史的这一基本前提之下构建中日平等的对话平台，毕竟历史问题是一个原则问题，一个民族情感问题。
不过，在对日关系上，我们不妨思考最近美国智囊团提出的对华方略，即“使中国领导人相信，通过与美国和其他大国精诚合作来迎接对国际和平和安全造成的挑战可以最大程度地增加本国的利益；进一步推动中国融入国际组织网络和国际体制，推动中国未来的演变”（美中国问题专家：献给下届美国总统的中国处方）。果以在接触中转变，则或许能产生对日新新思维。
中日关系问题是否可以类比到当前的巴以问题，我不敢妄下断语。正如当年国共两党一样，摆在法塔赫和哈马斯面前的是，朋友还是敌人，这仍然是一个问题。法塔赫选择了“朋友”，却丢掉了选举；哈马斯选择了“敌人”，却丢掉了整个西方世界。这一方面说明，即使持极端立场的哈马斯在国内仍然具有极大的市场，或许我们难以理解在这个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世界上还有人支持暴力革命。其实，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巴勒斯坦人为何选择哈马斯，通过哈马斯现象的宗教－政治解读，我们不难看到，历史是无法忘却的，民族情感是国家认同和国家利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说明，认识不到，看不清当今世界的现实，终将成为“独孤客”。如今，加沙异主，巴以呈三足鼎立，而将哈马斯挤出制度化参与渠道的巴勒斯坦，对以色列来说未必就是好事一桩——塞翁失马，又焉知祸福？ 哈马斯不该被“冷落”，要知道，挤压一个激进然而有民众基础的组织只能增强其暴力的合法性和带来更高的威望。美国前总统卡特批评说忽视哈马斯的存在是不可取的，美以政策将导致巴勒斯坦分裂，而同样哈马斯同样不能犯一种鸵鸟主义的错误，“让以色列从地球上消失”也是不现实的。巴勒斯坦政局走向何方？我们无法洞察，不过我们可以想见，一个无望（看不到希望）的民族，必然走向偏激和不妥协的革命道路，而一个无望（不能团结）的民族，势必要继续受到列强的摆布，难有民族自决的一天。这对于巴勒斯坦来说，终是一场悲剧一场梦。
中日关系的纠葛，巴以之间的纷争，窃以为不妨套用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苏联解体15周年纪念发表的一句评语求解：“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但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在这里，我要说“谁不为过去的历史而痛陈，谁就没有良心；但谁想耿怀于历史，谁就没有未来”。只是，我不知道这句套用的话，是否同样适用于巴（阿）以双方。
修建：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反思“文革”，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经历了艰难和曲折，在党内制度建设、政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民主选举等方面均取得了突破和发展，中央党校李君如先生认为“说中国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对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如此，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复旦大学浦兴祖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会滞后？值得我们严肃反思，认真总结。
党政关系问题曾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今日研究中国政治改革与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以党政关系的历史变迁为线索，回顾中国政治体制变革与发展演进的过程，陈红太先生为我们认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独特视角，陈先生把中国50多年党政关系的历史变迁概括为四个不同类型时期：“寓党于政”时期、“以党代政”时期、“党政分开”时期、“以党统政”时期，并概括了与此对应的三种治国形态，深入剖析了各个历史时期，“党”与“政”在政治系统中的关系及“党—政”运行机制，指出“党实际面临着权力监督不力从而带来的权力腐败和用人、决策能否保证正确的双重考验这些重大的实际问题”。
北京大学潘维教授也以党政关系为切入，分析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与方向。首先其以传统社会为起点，通过与西方社会的横向比较，试图绘制出现行政体的历史演化路线， 找寻现行政体的由来；继而大胆的指出我国现行政体面临五大问题，即执政党迅速退化、农村社会濒临破产、大城市出现庞大贫民群体、主流社会意识错乱、外患压力日趋沉重等，并将上述五个问题分别拆解为若干方面，同时找寻其产生的历史因素和现实土壤；前述五大问题对共产党治理国家的政体提出了一个重要疑问：因执政日久，共产党官员腐化，共产党退化怎么办？ 潘教授而后判断，中国政体改革面临三大选择：定期整党，改善现有政体；自由选举，推行议会民主；党政分开，倡导法治政府。文章最后，作者分析了将迎来十周岁生日的香港与大陆的政治互动关系，指出大陆政体改革对香港政体的影响。潘教授的系列文章一时间在读者中反响强烈，许多读者均在留言中表达了自己对此三篇文章的评价，以及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如青年学人储建国撰文认为潘维教授“患”了“民主恐惧症”，阐释了自己对潘文中十个观点不同之处，读者可对比阅读。
二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让我们满怀理想与期待，然任重而道远，借用高放先生的话：“‘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但愿我们呕心沥血、忧思含泪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会得到东风的回响。”
叶子：根在洪洞
洪洞也许是中国两千多个县中在全球知名度最高的县。“苏三离了洪洞县”，知道一点京剧的人都听过这段好听的唱，“洪洞县里无好人”这句话又随着奴工案再度成为经典。而更多的中国人的洪洞情结却在洪洞县里那棵大槐树。天南海北的人在他乡相遇，常因为那一句“祖先在山西洪洞老槐树底下”油然生出许多亲切。
曾经读到过河北诗人刘向东的《老槐树》：“有人问你 祖籍何处？/老槐树底下呵！/说着拉着就脱了鞋——/瞧瞧 一样的小趾头/五百年前的爷们儿弟兄！……和老槐一样古老的树/有柏 有松 还有银杏/银杏是国戚 松柏是象征/而老槐不是 老槐就是老槐 是老百姓”
据说今日的污染大省是昔日水草丰美树木葱笼之地，传说中的老鸹窝应是“老鹳窝”，所以距离此地不远转移了童工的永济才有《鹳鹊楼》才有而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背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张生和莺莺的故事也发生在永济，张生跳了千年的粉墙，待月西厢下的故事会祖祖辈辈流传，黑奴工的遭际却不知还能刺痛我们——特别是我们的于幼军们多久？
也是洪洞人的山东作家李存葆在《情系洪洞大槐树》中探寻洪洞人的历史后写道：文明要付出代价，文明有时会来自野蛮。文明的分娩，常常要挣脱粗暴的捆绑，残忍的枷锁，要洒很多很多的泪，流很多很多的血……
我们都是洪洞人——没有任何象征意义：我们都是洪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