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忘“六四”

支持“天安门母亲”

在“六四”十五周年的时候，“天安门母亲”群体曾发表过一份告海内外同胞书，题目是“为了生者与死者的尊严”。今天这篇短文，我想沿用这个现成的题目。作为一个话题，虽然显得有点陈旧，却并未过时。在三年前的这份告同胞书中，有过这样一段话：

“十五年前的那场大屠杀，使我们蒙受了深重的苦难，但也使我们经历了一次灵魂的洗礼和思想的启蒙。今天，我们至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人，不是可以任人宰割、任人奴役的牲口，也不是靠主人豢养供主人消闲取乐的宠物。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有民族的自尊，但更应该有个人的自尊。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皆来自人们对自由与尊严的渴求；而任何一种专制制度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扼杀并最终消灭人的这种渴求。发生在1989年的那场天安门民主运动，就其最深刻的意义上说，正是人性中这种对于自由、尊严的渴求与专制极权主义之间一场规模空前的冲突与较量。这场较量以前者遭到毁灭性打击而告终，而其最直接的一个灾难性后果，就是在全社会造成了对于自由与尊严的畏怯和逃避。中国再一次踯躅于世界文明圈之外，整个社会被一种到处弥漫着的晦暗、冷漠、绝望、堕落所笼罩，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没有诚信，没有廉耻，没有敬畏，没有忏悔，没有宽容，没有责任，没有同情，没有爱……。难道这就是民众的选择？不！这是专制者的选择。因为，这一切恰恰是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土壤。”

回想三年前，当我作为这个文件的起草人之一，在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心里有一种难以遏制的失望与痛楚。因为在那些年月里，我常常听到难友们的这类议论：89年死了那么多人，原以为世道人心会变得好一点，可现在呢，人都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些死掉的人算是白死了，死得太冤。每当我听到这类议论的时候，心里总是一阵绞痛，也总是下意识地想起一长串“六四”死难者的名字：袁力、段昌隆、程仁兴、吴向东、吴国锋、林仁富、王卫萍、杨燕声、王楠、叶伟航……包括我的儿子蒋捷连。当年，他们都不过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学生和市民——既不是广场上的风云人物，更不是运动中的领袖人物。但是，正是在这些普通人身上，我看到了人性的圣洁和高贵。人都是怕死的，因为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死意味着失去一切。作为一个母亲，我不希望人生还刚刚起步的年轻人白白丢掉自己的性命，更不会鼓动他们去同武装到牙齿的共产党军队拼命。那个时候，城里城外已调集了数十万重兵做好了屠杀的准备。但是，我的理智也同时告诉自己，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当他一旦作出了某种选择，我们就应该予以理解和尊重。

回首当年，当一些人毅然走出校园或家门，迎着枪声和火光奔赴镇压现场的时候，当一些人面对喷射着火焰的的杀人机器围起一堵堵人墙的时候，当一些人冒着枪林弹雨去抢救倒在血泊中的同伴的时候，我想他们一定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死更重要的东西。他们正是为了这比死更重要的东西去死的。他们作出了一种人性的选择。因为在那样的时候，在那样的情形下，他们所拥有的，除了人性不再有别的。假如他们不想在嗜杀者的淫威下苟活，惟有听从人性的召唤。

如今，快十八年过去了，但我总还是常常想起当年的那些罹难者。他（她）们已成为我记忆的一部分，成为我微弱地跳动着的生命的一部分。我常常梦见那些鲜血淋漓的悲惨场面，梦见那扭曲的肢体和沾有血污的青灰色面容，而当我醒来的时候，又总是苦苦地追寻着在逝去的岁月里似乎曾经存在过却又似乎消失了的东西。我曾经把89年那场运动向世人展示的那种催人向善、归真的美好景象称之为“全民的人性复归”，我也曾经把这种“人性的复归”看作我们这个衰老民族获得新生的象征。

然而，我还是失望了，我的很多难友也失望了。我们所向往、所追求的那种“人性的复归”，原来仅仅是昙花一现。随着岁月的流逝，人变得越来越没有诚信，越来越没有廉耻，越来越没有责任心；而所谓敬畏，所谓忏悔，所谓宽容，所谓同情，所谓爱，这些本该是作为时代的精英群体包括民运、异议群体必须具备的品性，如今也似乎无从谈起了。我常常想，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总还有一些东西是值得人们所珍惜的，也总会有一些东西是应该被人们所唾弃的。一个逐渐走向开放的社会，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无论是选择了高尚，还是选择了卑下。但是，在高尚与卑下之间，总还有一个界限；如果连这个界限都没有了，复何言哉！

以上所言，就是我要撰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我想，无论是对于整个人类来说，还是对于人类的个体来说，假如失去了对于自由与尊严的渴望，那就必然会一步一步地走向堕落。

每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眼前总会出现一位父亲和他儿子的身影。父亲是1995年病故的，儿子是1989年罹难的。我曾有专文介绍过这父子俩。罹难者名字叫吴向东，当时21周岁。他是一位工人，又是一位夜大学生。在当年5月中旬李鹏发布戒严令的几天后，这位青年听到传闻说政府就要实行镇压了，于是他在天安门广场写下了一份遗书。他在这份遗书中说，他已“作好了与学生同在的准备，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他说，为了自由，为了民主，他有这个“责任”。他希望父母能原谅他，他嘱托他的弟弟代他尽孝，他告诉他的女友，他对她的感情永远不会变（参见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历史忘不了这父子俩》。

这封遗书是他遇难后从他的遗物中发现的，生前谁也不知道他写过这么一份遗书，包括他的父母、兄弟，甚至女友。从他的遗书看，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在情势十分危急的那一刻，他不想独自一人离开广场，他要与广场上的学生在一起。他作出这个决定，也许没有经过多少理性的思考，也许没有做过多少功利的考量，但是他一定想到了，一个追求光明的热血青年，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当需要他作出某种担当的时候，他不应该推却，否则，他会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坚守在广场上的同伴。我想，在那样一个紧要的时刻，他一定是把一个人的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后来的事实表明，他用行动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做了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回想我当年的所见所闻以及后来在寻访过程中所接触到的一个个具体的个案，我留下了一个强烈印象是，当时的学生和市民，大都有着与上述那位青年同样的心情。这可以说是当时的民心所在。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在6.3夜晚至6.4凌晨的东西长安街上、城区的各重要路口，出现民众自发地以血肉之躯与戒严部队长时间对峙的局面，才会出现如此义薄云天、震惊寰宇的壮烈场面。6月3日这个日子对我来说是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这不仅是因为我目睹了那场正义与邪恶的对抗，而且还因为我的儿子就死在了这场对抗中。那天傍晚，我儿子从电视里听到戒严部队紧急通告后的第一反应，就是焦急地直问我：“怎么办，怎么办呢？广场还有那么多大学生呢！”他再也无法安坐在家里，执意要去天安门广场同大哥哥大姐姐们在一起。我没有能够拉住他，他跳窗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现在，有一位自称“89”参加者的人，居然站出来写文章指称我的儿子“本身并不是参与运动的学生或社会人士，不过是小孩，去玩耍看热闹，老天无眼，让他撞上了中共可恨的子弹。”据说，他这样说是查过资料的。

我不想对这位“89”参加者的言论作任何评论，更不想就有关事实同他作无谓的争辩，但我要郑重地告诉他：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工人，一个默默无闻的高中学生，还有更多更多挺身而出参加过堵截军车、坦克，抵挡过枪弹的平民百姓，他们本来就没有奢望当什么“人士”，更没有想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广场“英雄”。那个时候，有一些被称为“英雄”的人，或者自认为是“英雄”的人，恰恰都不在屠杀的现场，而且早早地离开了广场。这些话我本来并不想说，但如今我不想再沉默。

“六四”是一场民众自发的抗暴运动，没有人号召，没有人发动，没有人组织和领导，但它决非一场儿戏，决非一场闹剧；它是一齣真正意义上的由血与火铸成的历史悲剧。“六四”，无论在何时，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严肃的话题。因此，当我们谈论起“六四”的时候，应该有一种起码的敬畏。

我已经把想说的话说完了，这篇短文也该结束了。为了向读者提供一些有关这篇文章的背景资料，我想有必要在本文的没尾加上一个附录，那就是上述那位人士公开发表的其他一些有关言论。这里恕我略去所引有关言论的出处，有兴趣的读者，只需通过搜索引擎，键入“六四女儿”一词即可查到：

“×××所做的就是与一些人造起一个不过是“六四女儿”的“天安门母亲”，来连手遮蔽“六四”一代热血学生的不朽光辉。六四有多少学生死难或入狱，可是历史却几乎将他们隐去，遗忘了他们。提起六四人们想到的除了实在无法隐去的王丹、柴玲，想到的就是这几个与六四本身不相干的人。”

“我和我的难友们谈起这事，没有人不觉得她（指丁子霖）太不会做人。记住六四是一代人的灾难，不是仅仅我们在网上和报纸媒体上看到的几个，还有许多受难者因为一些原因还没有走到幕前，要说财富他们才是六四真正的财富。他们本身就是六四最珍贵的资源，他们有什么必要去与丁子霖女士去争资源，如果刻薄一点说，倒是丁子霖教授利用自己的苦情在争真正的六四受难者的资源。我想我这样说绝没有人反对，因为事实本身就是如此。”

“这是不是该让人联想到你（指丁）的品行。你本身只是因为六四镇压你亡了儿子才站出来，你不过是“六四女儿”，可是闹一个“天安门母亲”的虚名，似乎“六四运动”是降生在你的母体。”

为了节省篇幅，摘录至此。我现在最想看到的是，当年的一些89学运领袖，尤其是把这位人士引为同道的学运领袖，能够站出来对上述言论作出一个负责任的评论。

让“六四”的烛光点燃得更清纯、更闪亮

再过不久，“六四”十八周年纪念日就要来到了，我想，各家各户的门前也该清一清了，为的是让“六四”的烛光点燃得更清纯、更闪亮，以使“六四”罹难者的亡灵能够得到一些真正的抚慰。

2007-04-26

毋忘“六四”

支持“天安门母亲”

在“六四”十五周年的时候，“天安门母亲”群体曾发表过一份告海内外同胞书，题目是“为了生者与死者的尊严”。今天这篇短文，我想沿用这个现成的题目。作为一个话题，虽然显得有点陈旧，却并未过时。在三年前的这份告同胞书中，有过这样一段话：

“十五年前的那场大屠杀，使我们蒙受了深重的苦难，但也使我们经历了一次灵魂的洗礼和思想的启蒙。今天，我们至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人，不是可以任人宰割、任人奴役的牲口，也不是靠主人豢养供主人消闲取乐的宠物。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有民族的自尊，但更应该有个人的自尊。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皆来自人们对自由与尊严的渴求；而任何一种专制制度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扼杀并最终消灭人的这种渴求。发生在1989年的那场天安门民主运动，就其最深刻的意义上说，正是人性中这种对于自由、尊严的渴求与专制极权主义之间一场规模空前的冲突与较量。这场较量以前者遭到毁灭性打击而告终，而其最直接的一个灾难性后果，就是在全社会造成了对于自由与尊严的畏怯和逃避。中国再一次踯躅于世界文明圈之外，整个社会被一种到处弥漫着的晦暗、冷漠、绝望、堕落所笼罩，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没有诚信，没有廉耻，没有敬畏，没有忏悔，没有宽容，没有责任，没有同情，没有爱……。难道这就是民众的选择？不！这是专制者的选择。因为，这一切恰恰是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土壤。”

回想三年前，当我作为这个文件的起草人之一，在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心里有一种难以遏制的失望与痛楚。因为在那些年月里，我常常听到难友们的这类议论：89年死了那么多人，原以为世道人心会变得好一点，可现在呢，人都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些死掉的人算是白死了，死得太冤。每当我听到这类议论的时候，心里总是一阵绞痛，也总是下意识地想起一长串“六四”死难者的名字：袁力、段昌隆、程仁兴、吴向东、吴国锋、林仁富、王卫萍、杨燕声、王楠、叶伟航……包括我的儿子蒋捷连。当年，他们都不过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学生和市民——既不是广场上的风云人物，更不是运动中的领袖人物。但是，正是在这些普通人身上，我看到了人性的圣洁和高贵。人都是怕死的，因为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死意味着失去一切。作为一个母亲，我不希望人生还刚刚起步的年轻人白白丢掉自己的性命，更不会鼓动他们去同武装到牙齿的共产党军队拼命。那个时候，城里城外已调集了数十万重兵做好了屠杀的准备。但是，我的理智也同时告诉自己，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当他一旦作出了某种选择，我们就应该予以理解和尊重。

回首当年，当一些人毅然走出校园或家门，迎着枪声和火光奔赴镇压现场的时候，当一些人面对喷射着火焰的的杀人机器围起一堵堵人墙的时候，当一些人冒着枪林弹雨去抢救倒在血泊中的同伴的时候，我想他们一定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死更重要的东西。他们正是为了这比死更重要的东西去死的。他们作出了一种人性的选择。因为在那样的时候，在那样的情形下，他们所拥有的，除了人性不再有别的。假如他们不想在嗜杀者的淫威下苟活，惟有听从人性的召唤。

如今，快十八年过去了，但我总还是常常想起当年的那些罹难者。他（她）们已成为我记忆的一部分，成为我微弱地跳动着的生命的一部分。我常常梦见那些鲜血淋漓的悲惨场面，梦见那扭曲的肢体和沾有血污的青灰色面容，而当我醒来的时候，又总是苦苦地追寻着在逝去的岁月里似乎曾经存在过却又似乎消失了的东西。我曾经把89年那场运动向世人展示的那种催人向善、归真的美好景象称之为“全民的人性复归”，我也曾经把这种“人性的复归”看作我们这个衰老民族获得新生的象征。

然而，我还是失望了，我的很多难友也失望了。我们所向往、所追求的那种“人性的复归”，原来仅仅是昙花一现。随着岁月的流逝，人变得越来越没有诚信，越来越没有廉耻，越来越没有责任心；而所谓敬畏，所谓忏悔，所谓宽容，所谓同情，所谓爱，这些本该是作为时代的精英群体包括民运、异议群体必须具备的品性，如今也似乎无从谈起了。我常常想，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总还有一些东西是值得人们所珍惜的，也总会有一些东西是应该被人们所唾弃的。一个逐渐走向开放的社会，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无论是选择了高尚，还是选择了卑下。但是，在高尚与卑下之间，总还有一个界限；如果连这个界限都没有了，复何言哉！

以上所言，就是我要撰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我想，无论是对于整个人类来说，还是对于人类的个体来说，假如失去了对于自由与尊严的渴望，那就必然会一步一步地走向堕落。

每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眼前总会出现一位父亲和他儿子的身影。父亲是1995年病故的，儿子是1989年罹难的。我曾有专文介绍过这父子俩。罹难者名字叫吴向东，当时21周岁。他是一位工人，又是一位夜大学生。在当年5月中旬李鹏发布戒严令的几天后，这位青年听到传闻说政府就要实行镇压了，于是他在天安门广场写下了一份遗书。他在这份遗书中说，他已“作好了与学生同在的准备，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他说，为了自由，为了民主，他有这个“责任”。他希望父母能原谅他，他嘱托他的弟弟代他尽孝，他告诉他的女友，他对她的感情永远不会变（参见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历史忘不了这父子俩》。

这封遗书是他遇难后从他的遗物中发现的，生前谁也不知道他写过这么一份遗书，包括他的父母、兄弟，甚至女友。从他的遗书看，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在情势十分危急的那一刻，他不想独自一人离开广场，他要与广场上的学生在一起。他作出这个决定，也许没有经过多少理性的思考，也许没有做过多少功利的考量，但是他一定想到了，一个追求光明的热血青年，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当需要他作出某种担当的时候，他不应该推却，否则，他会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坚守在广场上的同伴。我想，在那样一个紧要的时刻，他一定是把一个人的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后来的事实表明，他用行动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做了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回想我当年的所见所闻以及后来在寻访过程中所接触到的一个个具体的个案，我留下了一个强烈印象是，当时的学生和市民，大都有着与上述那位青年同样的心情。这可以说是当时的民心所在。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在6.3夜晚至6.4凌晨的东西长安街上、城区的各重要路口，出现民众自发地以血肉之躯与戒严部队长时间对峙的局面，才会出现如此义薄云天、震惊寰宇的壮烈场面。6月3日这个日子对我来说是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这不仅是因为我目睹了那场正义与邪恶的对抗，而且还因为我的儿子就死在了这场对抗中。那天傍晚，我儿子从电视里听到戒严部队紧急通告后的第一反应，就是焦急地直问我：“怎么办，怎么办呢？广场还有那么多大学生呢！”他再也无法安坐在家里，执意要去天安门广场同大哥哥大姐姐们在一起。我没有能够拉住他，他跳窗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现在，有一位自称“89”参加者的人，居然站出来写文章指称我的儿子“本身并不是参与运动的学生或社会人士，不过是小孩，去玩耍看热闹，老天无眼，让他撞上了中共可恨的子弹。”据说，他这样说是查过资料的。

我不想对这位“89”参加者的言论作任何评论，更不想就有关事实同他作无谓的争辩，但我要郑重地告诉他：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工人，一个默默无闻的高中学生，还有更多更多挺身而出参加过堵截军车、坦克，抵挡过枪弹的平民百姓，他们本来就没有奢望当什么“人士”，更没有想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广场“英雄”。那个时候，有一些被称为“英雄”的人，或者自认为是“英雄”的人，恰恰都不在屠杀的现场，而且早早地离开了广场。这些话我本来并不想说，但如今我不想再沉默。

“六四”是一场民众自发的抗暴运动，没有人号召，没有人发动，没有人组织和领导，但它决非一场儿戏，决非一场闹剧；它是一齣真正意义上的由血与火铸成的历史悲剧。“六四”，无论在何时，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严肃的话题。因此，当我们谈论起“六四”的时候，应该有一种起码的敬畏。

我已经把想说的话说完了，这篇短文也该结束了。为了向读者提供一些有关这篇文章的背景资料，我想有必要在本文的没尾加上一个附录，那就是上述那位人士公开发表的其他一些有关言论。这里恕我略去所引有关言论的出处，有兴趣的读者，只需通过搜索引擎，键入“六四女儿”一词即可查到：

“×××所做的就是与一些人造起一个不过是“六四女儿”的“天安门母亲”，来连手遮蔽“六四”一代热血学生的不朽光辉。六四有多少学生死难或入狱，可是历史却几乎将他们隐去，遗忘了他们。提起六四人们想到的除了实在无法隐去的王丹、柴玲，想到的就是这几个与六四本身不相干的人。”

“我和我的难友们谈起这事，没有人不觉得她（指丁子霖）太不会做人。记住六四是一代人的灾难，不是仅仅我们在网上和报纸媒体上看到的几个，还有许多受难者因为一些原因还没有走到幕前，要说财富他们才是六四真正的财富。他们本身就是六四最珍贵的资源，他们有什么必要去与丁子霖女士去争资源，如果刻薄一点说，倒是丁子霖教授利用自己的苦情在争真正的六四受难者的资源。我想我这样说绝没有人反对，因为事实本身就是如此。”

“这是不是该让人联想到你（指丁）的品行。你本身只是因为六四镇压你亡了儿子才站出来，你不过是“六四女儿”，可是闹一个“天安门母亲”的虚名，似乎“六四运动”是降生在你的母体。”

为了节省篇幅，摘录至此。我现在最想看到的是，当年的一些89学运领袖，尤其是把这位人士引为同道的学运领袖，能够站出来对上述言论作出一个负责任的评论。

让“六四”的烛光点燃得更清纯、更闪亮

再过不久，“六四”十八周年纪念日就要来到了，我想，各家各户的门前也该清一清了，为的是让“六四”的烛光点燃得更清纯、更闪亮，以使“六四”罹难者的亡灵能够得到一些真正的抚慰。

2007-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