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快一百年了。可以说，那是中国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来范围最大影响最广的一场文化运动。关于这场文化运动的是非功过，如同当初一样，今天仍然聚讼不已。关于新文化运动，最大的争议是在于其对传统的态度。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主张胡适、陈独秀等否定中国的文化传统，全面西化，主张西学为体，断定中学没用（第14页、第17页）。批评新文化运动的人士大体有两类，一类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没用。还有一类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有用，曾国藩、张之洞、陈寅恪、吴宓等都是这一派主张的代表人物。民间学人徐迅的《陈寅恪与柳如是》一书以剧本的奇特形式再次回放了历史的那一幕，真实地“演绎了”陈寅恪对那场新文化运动的认识与省思。
    在中外有很多人把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看作是一场文艺复兴。胡适断定，他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但是，在陈寅恪看来，这场运动虽然主张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但是却只有观念移植，没有文化复兴，结果是异说兴起，祸患剧烈长久，莫可究极。（第150页）新文化运动不是一场复活中国古典传统中的人文精神的运动，而是一场全面否定与摧毁古典文化的运动。新文化运动背后的思想逻辑是，为了实现新的就必须毁灭旧的。
    两相比较，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摧毁运动，而从十四世纪起发生于意大利并蔓延到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则是一场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文艺复兴巨子们为古代希腊罗马的灿烂文化所倾倒，努力复活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学术与艺术及其背后的人文精神。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则毫不犹豫地试图与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彻底决裂。对于新文化运动这种除旧以立新的态度，陈寅恪是完全不认同的。他指出，中国若要想在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第244页）这才是文化复兴！文艺复兴向我们证明了一个貌似悖谬的道理：文化的复活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创新只能通过复兴才能实现的。文艺复兴的经验证明，新文化运动的教训证明，没有复活，就没有兴盛。
    与新文化运动不同，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化策略是温故以立新，彰往以察来。这就是在复兴古典的基础上推进人文主义。这种方法的特点是远交近攻，交古希腊罗马而攻中世纪。文艺复兴对传统持双重的态度：一是重建的态度，古希腊罗马的人文主义、个人主义；二是颠覆的态度，中世纪以来压制个人的晚近传统。文艺复兴是基于欧洲自身的思想资源基础上的再创造。新文化运动借助的不是本土文明的资源，而是外来文明的资源。
    而新文化运动的方法是远也攻近也攻，对从先秦到晚清的文化传统全盘否定。对文化传统，可以有选择性地加以转化，但是要想加以一笔勾销，一是做不到，二是不应该。之所以做不到，是因为文化传统、观念的形成与更新是一个极其艰难和缓慢的过程。文化传统中的思想观念潜藏于人的灵魂深处和各种有形无形的堡垒之中。尤其是中国人更以观念顽固著称。所以，不论喜欢与否，数千年的传统不是想放弃就能放弃的。观念变革不像政治、经济架构的改造那样能立竿见影。之所以不应该，是因为人性是共通的，共通的人性必然要在文化传统中体现出来的。体现人性的、个人本位的、自由至上的观念、思想与流派是值得珍视与保留的，是需要发扬光大的。
    陈寅恪敏锐地看出了新文化运动否定传统全盘西化的症结，但是他在文化的中与西、体与用上留下的零星观点也给人留下了不少疑问。陈寅恪坚决主张中体西用，却又断定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为代表的中国道统已经消沉沦丧，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第156、157、255页）。另一方面，陈寅恪又像一位典型的古典主义者一样，视自由为最高的价值，他说，自由之思想，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第47、112页）。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被自由主义者百引不厌，也是本书作者最欣赏的座右铭（第1、45、47、112页）。是三纲六纪，还是自由至上？陈寅恪似乎没有作最后的澄清，他晚年的政治氛围也不允许他做公开的澄清。
    不过，对于陈寅恪的乃至一切体用之说，不妨从另一角度来厘清，即首先最重要的关注倡导者所主张的体是什么的，其次才是这个体是属于哪个民族的，最后才是体与用的关系。在陈寅恪看来，这个体只能是自由，这是他与胡适的共同信念。没有这一点，陈不会为力挺胡适当中研院院长专程去重庆投下一票，也不会搭胡适的飞机离开北平。同时，陈寅恪认为，这个体必须以中国的文化传统为依托（即中体），在这一点上他与胡适不同；西方的思想文化传统，尤其是人类共同的自由大传统对在中国确立自由的新道统是有用的（西用），需全面开放虚心学习，所谓“中体西用资善诱”。在这一点上他与胡适大同小异。胡适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已经完成；而陈寅恪与吴宓认为，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式的文化中兴。（罗志田：“中国文艺复兴之梦：从清季的古学复兴到民国的新潮”）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本书作者真诚地尊奉陈寅恪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并以追随陈寅恪为己任。
    理解陈寅恪的文化径路对于中国下一场文化运动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径路就是：如果复活才能兴盛，那么复活什么？如果注定中体西用，那么选择什么为中体？如果中西有共体，基于共同人性，那么，这个中西共通之体是什么？如何通过文化运动在中国确立？这是下一场文化运动所要回答和解决的。
    用文艺作品的形式来复兴中国的文化，是陈寅恪的晚年的参悟（从早年的纯学术到晚年的再生缘、柳如是），也是文艺复兴的真谛，作者也更是为之囊萤辟关。在为职称、课题写作的今天，在曲学以阿权的潮流之下，作者本着独立的精神，执着于自由的思想，以文艺形式致力于中华文化的维护与复兴，树立了一独立于官学的文艺复兴的民间典范。我期待着作者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期待着更多的作者和出版家加入这一行列。

（徐迅：《陈寅恪与柳如是》，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古籍出版社，298页，2006年4月，第一次印刷，29.80元）

    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快一百年了。可以说，那是中国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来范围最大影响最广的一场文化运动。关于这场文化运动的是非功过，如同当初一样，今天仍然聚讼不已。关于新文化运动，最大的争议是在于其对传统的态度。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主张胡适、陈独秀等否定中国的文化传统，全面西化，主张西学为体，断定中学没用（第14页、第17页）。批评新文化运动的人士大体有两类，一类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没用。还有一类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有用，曾国藩、张之洞、陈寅恪、吴宓等都是这一派主张的代表人物。民间学人徐迅的《陈寅恪与柳如是》一书以剧本的奇特形式再次回放了历史的那一幕，真实地“演绎了”陈寅恪对那场新文化运动的认识与省思。
    在中外有很多人把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看作是一场文艺复兴。胡适断定，他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但是，在陈寅恪看来，这场运动虽然主张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但是却只有观念移植，没有文化复兴，结果是异说兴起，祸患剧烈长久，莫可究极。（第150页）新文化运动不是一场复活中国古典传统中的人文精神的运动，而是一场全面否定与摧毁古典文化的运动。新文化运动背后的思想逻辑是，为了实现新的就必须毁灭旧的。
    两相比较，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摧毁运动，而从十四世纪起发生于意大利并蔓延到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则是一场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文艺复兴巨子们为古代希腊罗马的灿烂文化所倾倒，努力复活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学术与艺术及其背后的人文精神。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则毫不犹豫地试图与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彻底决裂。对于新文化运动这种除旧以立新的态度，陈寅恪是完全不认同的。他指出，中国若要想在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第244页）这才是文化复兴！文艺复兴向我们证明了一个貌似悖谬的道理：文化的复活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创新只能通过复兴才能实现的。文艺复兴的经验证明，新文化运动的教训证明，没有复活，就没有兴盛。
    与新文化运动不同，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化策略是温故以立新，彰往以察来。这就是在复兴古典的基础上推进人文主义。这种方法的特点是远交近攻，交古希腊罗马而攻中世纪。文艺复兴对传统持双重的态度：一是重建的态度，古希腊罗马的人文主义、个人主义；二是颠覆的态度，中世纪以来压制个人的晚近传统。文艺复兴是基于欧洲自身的思想资源基础上的再创造。新文化运动借助的不是本土文明的资源，而是外来文明的资源。
    而新文化运动的方法是远也攻近也攻，对从先秦到晚清的文化传统全盘否定。对文化传统，可以有选择性地加以转化，但是要想加以一笔勾销，一是做不到，二是不应该。之所以做不到，是因为文化传统、观念的形成与更新是一个极其艰难和缓慢的过程。文化传统中的思想观念潜藏于人的灵魂深处和各种有形无形的堡垒之中。尤其是中国人更以观念顽固著称。所以，不论喜欢与否，数千年的传统不是想放弃就能放弃的。观念变革不像政治、经济架构的改造那样能立竿见影。之所以不应该，是因为人性是共通的，共通的人性必然要在文化传统中体现出来的。体现人性的、个人本位的、自由至上的观念、思想与流派是值得珍视与保留的，是需要发扬光大的。
    陈寅恪敏锐地看出了新文化运动否定传统全盘西化的症结，但是他在文化的中与西、体与用上留下的零星观点也给人留下了不少疑问。陈寅恪坚决主张中体西用，却又断定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为代表的中国道统已经消沉沦丧，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第156、157、255页）。另一方面，陈寅恪又像一位典型的古典主义者一样，视自由为最高的价值，他说，自由之思想，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第47、112页）。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被自由主义者百引不厌，也是本书作者最欣赏的座右铭（第1、45、47、112页）。是三纲六纪，还是自由至上？陈寅恪似乎没有作最后的澄清，他晚年的政治氛围也不允许他做公开的澄清。
    不过，对于陈寅恪的乃至一切体用之说，不妨从另一角度来厘清，即首先最重要的关注倡导者所主张的体是什么的，其次才是这个体是属于哪个民族的，最后才是体与用的关系。在陈寅恪看来，这个体只能是自由，这是他与胡适的共同信念。没有这一点，陈不会为力挺胡适当中研院院长专程去重庆投下一票，也不会搭胡适的飞机离开北平。同时，陈寅恪认为，这个体必须以中国的文化传统为依托（即中体），在这一点上他与胡适不同；西方的思想文化传统，尤其是人类共同的自由大传统对在中国确立自由的新道统是有用的（西用），需全面开放虚心学习，所谓“中体西用资善诱”。在这一点上他与胡适大同小异。胡适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已经完成；而陈寅恪与吴宓认为，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式的文化中兴。（罗志田：“中国文艺复兴之梦：从清季的古学复兴到民国的新潮”）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本书作者真诚地尊奉陈寅恪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并以追随陈寅恪为己任。
    理解陈寅恪的文化径路对于中国下一场文化运动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径路就是：如果复活才能兴盛，那么复活什么？如果注定中体西用，那么选择什么为中体？如果中西有共体，基于共同人性，那么，这个中西共通之体是什么？如何通过文化运动在中国确立？这是下一场文化运动所要回答和解决的。
    用文艺作品的形式来复兴中国的文化，是陈寅恪的晚年的参悟（从早年的纯学术到晚年的再生缘、柳如是），也是文艺复兴的真谛，作者也更是为之囊萤辟关。在为职称、课题写作的今天，在曲学以阿权的潮流之下，作者本着独立的精神，执着于自由的思想，以文艺形式致力于中华文化的维护与复兴，树立了一独立于官学的文艺复兴的民间典范。我期待着作者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期待着更多的作者和出版家加入这一行列。

（徐迅：《陈寅恪与柳如是》，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古籍出版社，298页，2006年4月，第一次印刷，2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