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记者东莞采访遭厂方羁押 政府警察无能为力?

 


2007.06.26


(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对这篇报道的看法)


纽约时报近日刊登驻中国记者在广东东莞采访过程中遭厂方扣留的报道,揭露中国地方政府以及警方在处理该类事件时缺乏权威和公正,受制于资方。这位记者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感受到在现今中国司法执法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新闻和人身自由难以得到保障。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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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东莞一家玩具厂工人在组装产品(法新社)


纽约时报驻中国的财经记者David Barboza (中文名张大卫)为了调查美国玩具汤玛士火车头含铅超标的事件,上周与摄影师和翻译三人,到位于东莞的该玩具加工厂利成工业城采访。在获得门卫允许进入后,被管理人员发现并扣留长达九小时,要求交出照片。政府官员和警察到场后,竟表示无权放人,经过数小时的“斡旋”直到翻译写下采访日程和自白书后,厂方才同意放人。当天担任翻译的纽约时报上海分社员工许先生星期二接受本台的采访,讲述事件经过:


“应该是香港的一个老板,或是高层,也不说自己是谁,就说姓钟。很生气,说你们闯入了私人物业,你们没有经过允许拍照这都是不对的,说了一大堆。然后我们据理力争,说我们是填条子进来的,并没有闯入,因为我们是从大门进来的,然后双方就开始了。。简单来说就是时间很长,感觉就是跟他也说不清楚,他也不让我们走,明显的限制了人身自由。所以就给警察打电话,警察迟迟不到。又通过同事给当地外办打电话,过了两三个小时外办的人来了,官员似乎也拿香港老板无可奈何,一会儿和我们商量商量,一会儿去旁边房间和香港人商量商量,又耗了四个小时。感觉当地政府在外商投资的企业面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威信,说话也无力,警察来了以后,好像也完全站在资方这边。”




作为一个财经记者,我在中国从未被羁押过...还有厂家有这样大的权利,在那种处境下,控制权竟然凌驾于地方政府和警方之上,的确令我非常惊讶


纽约时报记者David Barboza


该报星期天刊登了记者张大卫就事件的自述,写道:“场面非常滑稽,我们被锁在该厂大门里面,16个保安以及4、5个老板围着,所有的运输都要改道,工人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门外也有很多群众围观。警察个多小时后到场问了一下,便站在了那里,很明显他们无权干涉;我们打电话给政府官员求救,一个推一个,几小时后,终于有政府高官到场,他说他没有权力释放我们。”


这名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的记者星期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有三点是令他体会很深的:“作为一个财经记者,我在中国从未被羁押过,所以这次被扣的经验很特别;同时竟然被一家玩具工厂扣留,而并非政府部门,这个组合也很特殊;还有厂家有这样大的权利,在那种处境下,控制权竟然凌驾于地方政府和警方之上,的确令我非常惊讶。”


中国政府向来因严打压制新闻自由而遭国际社会批评,然而,这次这名外国财经记者的经历还点出了在中国大陆做新闻的另一个问题,当记者在做负面或揭露性报导时,政府和司法部门有没有站在中立的角度去维护采访者的人身自由和安全。


张大卫对本台说:“它展现了当你采访一个公司或行业的时候,你可能会处于一个政府和警察都帮不到你的处境,这不是一个好的法律和执法系统,令你处于一个不太公平的处境。假如这个事件发生在司法执法系统完善的地方,我相信如果厂方不满他们会打电话报警的,然后由警方用中立的角度聆听双方的说法后决定怎样处理。但是如果由厂方告诉政府和警察应该怎么做的话,那就不大公平了。这是作为一个记者,甚至一个普通公民都可能遇到的问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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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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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近日刊登驻中国记者在广东东莞采访过程中遭厂方扣留的报道,揭露中国地方政府以及警方在处理该类事件时缺乏权威和公正,受制于资方。这位记者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感受到在现今中国司法执法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新闻和人身自由难以得到保障。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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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东莞一家玩具厂工人在组装产品(法新社)


纽约时报驻中国的财经记者David Barboza (中文名张大卫)为了调查美国玩具汤玛士火车头含铅超标的事件,上周与摄影师和翻译三人,到位于东莞的该玩具加工厂利成工业城采访。在获得门卫允许进入后,被管理人员发现并扣留长达九小时,要求交出照片。政府官员和警察到场后,竟表示无权放人,经过数小时的“斡旋”直到翻译写下采访日程和自白书后,厂方才同意放人。当天担任翻译的纽约时报上海分社员工许先生星期二接受本台的采访,讲述事件经过:


“应该是香港的一个老板,或是高层,也不说自己是谁,就说姓钟。很生气,说你们闯入了私人物业,你们没有经过允许拍照这都是不对的,说了一大堆。然后我们据理力争,说我们是填条子进来的,并没有闯入,因为我们是从大门进来的,然后双方就开始了。。简单来说就是时间很长,感觉就是跟他也说不清楚,他也不让我们走,明显的限制了人身自由。所以就给警察打电话,警察迟迟不到。又通过同事给当地外办打电话,过了两三个小时外办的人来了,官员似乎也拿香港老板无可奈何,一会儿和我们商量商量,一会儿去旁边房间和香港人商量商量,又耗了四个小时。感觉当地政府在外商投资的企业面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威信,说话也无力,警察来了以后,好像也完全站在资方这边。”




作为一个财经记者,我在中国从未被羁押过...还有厂家有这样大的权利,在那种处境下,控制权竟然凌驾于地方政府和警方之上,的确令我非常惊讶


纽约时报记者David Barboza


该报星期天刊登了记者张大卫就事件的自述,写道:“场面非常滑稽,我们被锁在该厂大门里面,16个保安以及4、5个老板围着,所有的运输都要改道,工人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门外也有很多群众围观。警察个多小时后到场问了一下,便站在了那里,很明显他们无权干涉;我们打电话给政府官员求救,一个推一个,几小时后,终于有政府高官到场,他说他没有权力释放我们。”


这名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的记者星期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有三点是令他体会很深的:“作为一个财经记者,我在中国从未被羁押过,所以这次被扣的经验很特别;同时竟然被一家玩具工厂扣留,而并非政府部门,这个组合也很特殊;还有厂家有这样大的权利,在那种处境下,控制权竟然凌驾于地方政府和警方之上,的确令我非常惊讶。”


中国政府向来因严打压制新闻自由而遭国际社会批评,然而,这次这名外国财经记者的经历还点出了在中国大陆做新闻的另一个问题,当记者在做负面或揭露性报导时,政府和司法部门有没有站在中立的角度去维护采访者的人身自由和安全。


张大卫对本台说:“它展现了当你采访一个公司或行业的时候,你可能会处于一个政府和警察都帮不到你的处境,这不是一个好的法律和执法系统,令你处于一个不太公平的处境。假如这个事件发生在司法执法系统完善的地方,我相信如果厂方不满他们会打电话报警的,然后由警方用中立的角度聆听双方的说法后决定怎样处理。但是如果由厂方告诉政府和警察应该怎么做的话,那就不大公平了。这是作为一个记者,甚至一个普通公民都可能遇到的问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