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黑奴事件经过媒体揭露，民意借助网络沸腾，各种问责声浪指向迟钝的当地政府，麻木的政治制度。在一个信息社会，这种人间惨剧得以大面积的持续存在，当地政府难辞其咎，专制制度也难辞其咎。为了杜绝悲剧重演的可能性，我们必须不停的不断的追问，质问，因为我们知道官僚的道歉是不够的，制度的敷衍是可怕的，制度以及主导制度运作的精神体系的变革才是保障人们免于奴役的根本。
在我看来，主导这个政治机器实际运作的邓小平主义是导致这个悲剧的精神源头。所谓邓小平主义，简单的讲就是经济发展主义和维系政治垄断，这个简单的政治公式是中共体制运作几十年的的实际指南针。邓小平主义一方面扩大了人们的经济自由，另外一方面持续剥夺着人们的政治权利，一个正常社会所需要的公共权力的运作模式，利益博弈的基本规则因此无法形成，不受约束的权力日益恶性演变，地方政权黑帮化，碎片化发展趋势明显。
胡温当局也许试图客服邓小平主义的某些缺陷，因此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动听的字眼。 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智慧和应有的政治权力，迄今为止，胡温还在这个制度泥塘里苦苦寻找着北，他们对这个制度的影响跟死去的邓小平还远无法相提并论。中国政治观察家应该会同意，那些改头换面的文字游戏改变不了邓小平主义实质性支配着中共体制的现实。
在邓主义指引下，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成为各个地方权力结构的制度化狂热。为了要经济发展，环境，人权统统可以让路，效率和公正可以统统不顾。为了保住乌纱帽，为了政治前途，必须发展经济，因此什么黑砖窑，什么矿难，什么环境污染，在官员嘴里都成为了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黑奴工事件中，为什么当地那么多的官僚机构，那么多的官僚层级都可以体现惊人的迟钝和麻木。如果说这种制度性的因素是这场灾难一般性的凶手的话，那么权力的异化则成为直接的凶手。
邓小平主义的本来主旨是通过经济发展换取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垄断地位，但是在意识形态破产和现实利益的夹击下，地方各级官员对维护一个抽象的共产党统治已经没有兴趣，他们关注的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可以表现为政治升迁——但是这个往往是高度不确定的冒险， 也可以表现为赤裸裸的经济利益攫取——这个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信手拈来。在山西黑奴工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长串的利益链条，看到黑工的血汗如何演变为权力的盛宴。 邓小平主义的重心已经从通过发展经济来维系政治统治移到通过政治权力来掠夺经济发展的利益。
当然邓主义的恶果还体现在另外一方面，那就是邓主义对民众政治权利的压制和剥夺。没有政治权利就意味着没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因此他时刻处在危险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没有政治权利的公民，也就处在一种奴役状态，成为权力的囚犯。山西黑奴事件中，那些伤心的父母，那些善良的人们，为什么要长久的四处哀求，为什么要乞求相关当局去解救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亲人？ 原因就是所谓的主人变成了奴隶，而所谓的公仆则成为了主人。让我们悲哀的是，迄今为止，这个悲剧所展示的方式依然印证着这种逻辑：高层领导批示，地方当局动员，一场指向公共权力的问责风暴在权力之手的腾挪之下变成了送温情的烂俗表演。
表演可以继续，欺骗可以继续。但是正如林肯讲的，你不可能永远的欺骗所有的人。我们看到的是，通过这么一个震撼人类良知的极端事件，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奴役状态不能再继续！ 我们再也忍受不了专制制度的恣意和温情， 我们必须拿回那些本来属于我们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政治参与等等，一个都不能少。只有一个获权（empowered）公民，只有一个获权的公民社会，才能让我们获得保护自由的武器。
如果当局有足够的开明，它可以摒弃邓小平主义，引导民主政治建设的潮流，成为一个保障自由的制度的一部分。当然当局也可以抱残守缺，继续坚持邓小平主义的跛脚政策，继续站在不断获得力量的民间的对立面。但是一个需要重复的警告是：邓小平主义的剩余价值已经耗尽, 邓小平主义已经不是解决问题的药方,而恰恰是问题本身。
2007-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