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
虽生来愚钝，近于呆痴，但多少年，对我们社会中有些提法总是感到别扭，甚至觉得显然是自相矛盾，或者叫相悖，或者叫吊诡，总之一个意思：不通。
今年7月1日，是中共建党86周年。86年中有58年属于“新中国”。在新中国，因为没了民间报刊，一切舆论宣传机器也都“姓共”，于是我们就会常常听到和读到这样一句话：“要维护党的利益维护人民的利益”，简洁点说，就是“要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直到今天，“党和政府”乃至大陆所有的媒体仍然如是说。
这样说，通不通呢？先说自己的看法，我以为，凡是党派，都一定会有自己的利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哪一个党派实际上没有自己的丝毫利益，否则，这个人或这个党派就难以生存；要么，就只能是谎言。英国哲学家罗素先生在《道德准则和社会的良好生存》中说：“不管道德家们会怎样地提倡利他主义，所有已产生了普遍影响的道德规劝正在求助于纯粹利己的愿望。佛教极力主张善德，是因为善德会使人升入涅磐；基督教极力要求美德，是因为美德会使人升入天堂。”（《罗素文集》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59页）又说，“一个圣人在一定程度上过着无私的生活，这是有可能的，但人类的绝大部分人看来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已撕去了我们的自私自利所披的外衣。因此，要求相当数量的人具备大公无私的道德是徒劳的。我个人认为这样干是毫无必要的。我相信，只要我们明智地分配好赞扬和谴责的比例，我们的本能冲动经过适当的引导和培养，是能够造就一个美好社会的。”（同上，第59～60页）
罗素还在另一著作《走向幸福》中说：“对那些慈善家和行政官员来说，对自己的动机持怀疑态度是尤其必要的。这种人对这世界或其某一部分应如何发展都自有一套见解设想，他们觉得要实现这一设想，他们将对人类或某一地区的人类赐予恩惠。然而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受到他们行动影响的那些个人也有同样的权力保留他们对世界发展观点。一个担任官职的人很自信他的设想是正确的，任何别的相反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是他的主观判断并不能证明他客观上是正确的。此外，他的信念很可能常常不过是一种烟幕，遮掩了他在考虑实际以他为中心的变革时得到的快乐。除了对权力的爱以外，还有一种动机，即虚荣心，在这种情况下也起很大作用。”（同上，第一卷，第352页）针对有些理想主义者，罗素在这同一篇文章中还说了这样一段话：“理想主义把简单的动机披上奇怪的伪装，因此某些讥诮讽刺的冲击并没有对我们的热心公益的人造成什么妨碍。传统的道德观所灌输的利他主义是人性很难去做到的。那些以此美德为荣的人常常想象自己已经实现了这一难以企及的理想。那些高尚人物的极大多数行为是有自尊动机的，这并不值得使人遗憾。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人类就不可能生存下去。一个人全部时间都用在如何使别人吃饱饭，而忘记自己的饮食，那是要死亡的。”（同上）
但绝没想到的是，似乎也有例外，中国共产党即是。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我们现在不用抄书本也知道，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国所有的老百姓谋利益谋幸福，而共产党自身则是毫无所求。换而言之，共产党没有、也不应该有、更不允许有什么“利益”。这才与共产党一再提倡的“大公无私”、“无私奉献”、“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目标相符。类似的话，不论是在共产党创始人也是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著作中都不难找到。既然言之凿凿，既然没有丝毫利益，还要包括几百几千万党员和几亿十几亿人去维护党的什么利益？
这样一说，很显然，如果说共产党还有什么“利益”的话，这“利益”便是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至多不过是人民“委托”共产党来维护这利益。而受人委托维护别人的利益，是不能将这利益视为己有的，哪怕10%甚至1%都不行。可长时间以来，我们不论是从文字还是事实上都分明看到，由于共产党的强势，并且一直在执政，硬是把这人民和国家（其实国家即人民）的利益分给党一些，或说本来只说维护人民的利益即可，却硬是要在这人民的利益之前添上一句“维护党的利益”或者是“维护党和……”。殊不知，这样一来，即讲不通党的利益即人民的利益，更解释不清是党为人民的利益，还是人民为党的利益。若说党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那么为什么无论是党内抑或党外动不动就说“要维护党的利益”？若说人民是为了党的利益，那人民的利益又何在？更让人不明不白的是，居然还要将“要维护党的利益”放在“要维护人民利益”前头。党原本就没有丝毫利益，你现在却不但要维护，而且首先要维护的就是“党的利益”，又如何说得通？
这样的事，如果说普通百姓弄不清倒也罢了，近六十年来，我们一届又一届的领袖或总书记，还有我们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教授们若是也一直没有搞懂，或是搞董了却不愿意说出来，是否有愧于马克思、有愧于真理不敢说，但有愧于几亿十几亿还被称作是“共和国的公民”以及那几千万共产党员，有愧于自己教授、研究员的职称，是肯定的。
“我们的舆论宣传工具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这与“要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堪称“异曲同工”。
如上所说，中国共产党既然没有丝毫利益，特别又一直是一党执政，党还要“喉舌”干什么？如果有真正的在野党派或叫民主党派，而这些党派也具有真正的舆论宣传工具，即所谓的喉舌；如果虽然无党无派，却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乃至四十年代那样，有民间的报刊等舆论宣传工具存在，这样说，还比较合乎常理。可现在，且不说大陆没有真正的在野党或叫民主党——不然，世上没有听说哪个民主国家有在野党心甘情愿世世代代都乐意在野，也更没听说过一个在野党纲领的头一条居然就是要拥护执政党的纲领。既然乐意在野，尤其是既然拥护别的党的纲领，你还成立这个党派干什么？所以说，只要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谁都不可否认，事实上中国没有真正的在野党——也没有和执政党不是“一心”的人民，而是党就是人民，人民也就是党，党民不分，合而为一。如果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为何还要在“喉舌”上来做“文章”呢？
多年来把舆论说成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给我们的感觉，不外乎这么几个意思：舆论宣传工具既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党需要时就做党的喉舌；党不需要而人民需要时，也可做一下人民的喉舌；如果在做党和人民的喉舌发生矛盾时，即在党也想要这个喉舌人民也想要这个喉舌时，还是先做党的喉舌。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有些时候，在有些事情上，做党的喉舌也就是做人民的喉舌，做人民的喉舌也就是做党的喉舌。
但殊不知，这样一来，就同样是矛盾，是相悖，是吊诡，是说不通的。
一个政党，不管它多么优秀多么高尚，由于人民利益的复杂性，它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代表人民的利益。否则，我们的社会每年也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由“人民”闹出的“乱子”。 2007年4月初，现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教授张峰，在人民网解读时就说：“大家知道现在群体性事件也是比较多的，大概算起来，我们现在群体性事件能够相当于十年前的6倍多，所以社会稳定成了突出的问题。”（见2007年4月4日人民网）也就是说，党就是党，人民就是人民。一个执政党最好的表现也不过是努力去代表人民的利益，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这一点，即使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执政党也要努力去做的。正因为这是客观存在，党无论如何都不能完全代表人民。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客观上也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早年说过一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现在且不说这话有多大的准确性，我只想套用前半句，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代表他们自己。没有哪个党和人民会完完全全一条心，也没有哪个国家社会的全体人民和执政党是完完全全一条心。不然，这个社会要么就没有党存在的必要；要么，就是“全民党”。而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不否认这个世界上会有想与人民完完全全一条心的政党，但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执政党做到了这一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没有做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不能不承认：也没有做到。没做到，不能说就是不想做到，而是就做不到。与其做不到，或说既然就做不到，不如我们就老老实实承认，不去幻想做根本就做不到的事。不错，说的是我们现在有广泛的人民代表制度，但如果同样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的人民代表大多数其实也还是“党的代表”，是党“混”在人民中然后又去做了人民的代表，这些人同样是先听党的或说在听党的前提下才去听人民的。如此这般，又如何能叫“人民代表”？
回过头来说，很奇怪，在中共建党之初，在公认追求民主人士那里都早已弄清了的东西，后来反而给搅浑了。这里不说别人，就说连中共也非常欣赏而至死也都是民主战士的邹韬奋。我想，中共不会不知道邹韬奋的追求。那么他追求的是什么呢？邹韬奋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创办《生活周刊》，认为“生活，谁的生活？大众的生活”。故他一生的追求，是“创办一份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做喉舌的刊物，办一个自由的、不受检查的报纸”。还说，“报纸的言论要完全做人民的喉舌，报纸的新闻要完全做人民的耳目。”据说这就是他毕生的希望。然而，邹韬奋先生又去世60多年了，在他曾经生活的土地上，至今仍然没有哪一家报纸敢于说自己是一份“自由的、不受检查的报纸”；没有哪一家报纸说自己的议论是在“完全做人民的喉舌”，报纸的新闻“完全做人民的耳目”。真叫人唏嘘不已，感慨系之。
尤其让人更搞不懂的是，中共属马克思主义政党，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此乃举世公认。既然如此，也就当然要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做。然而，大半个世纪来，我们看到按照马克思学说所做的不多，违反乃至相反的倒不少。就说这“喉舌”，单是与马克思当年在《莱比锡总汇报》遭到当局查封后所写的《“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对比，也可看出我们今天所作所为正是违反马克思所言。马克思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马克思根本就没有说报刊还是党的喉舌，或者让“党和人民”平分这个“喉舌”。倒是邹韬奋先生所言与马克思意思几近相同。
现在执政党也想要“喉舌”不说，就像上面所说的要维护利益一样，还要把“做党的喉舌”放在前面，即首先是做执政党的喉舌，这也实在过于荒唐了吧。尤其让人不解的是，在有些地方，报纸刊物上有报道做了一下“人民的耳目”，那言论做了一下“人民的喉舌”，就有人说那报纸刊物违反了什么“新闻纪律”。邹韬奋说的是“完全”，马克思认为“报刊按其使命”就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可现在还只是偶尔一下，就违反了“新闻纪律”，就仿佛越了什么“雷池”。这不很奇怪吗？我这样说，肯定有人要起来强调“党性”。但即使按中共自己所说，“党性”和“人民性”也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做党的“喉舌”，也就是做人民的“喉舌”，反之，做人民的“喉舌”也就是做党的“喉舌”。既然如此，即使报纸上满篇满版都是在“做人民的喉舌”，又何错之有？！
当然，我完全承认，党性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等同于人民性，反过来说，人民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等同于党性，否则就是糊弄人。但既然一个执政党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定要这样说，那就要真正执行起来，落实下去。如果明知不同，却非要说相同；明明不能执行，却还要这样大力宣传，任你有天大的狡辩口才，任你控制所辖的一切舆论工具，也还是无济于事。
我们不是常喜欢说一句“人民的眼睛是说亮的吗”？既然是“雪亮的眼睛”，会看不出“小把戏”？
“要找准‘结合点’”
当然，有人会说，你应该找“结合点”，即找既是党的利益也是人民的利益、既做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这样一个“结合点”。那我们再来看看。
先说1949年后，或说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不，早在四十年代，毛泽东就要求他下面的党员要与人民群众很好地结合，打成一片，甚至还要求在人民群众中间“生根、开花、结果”。结果，也是结合了几十年，好像始终没有“粘”紧，或叫结合得不够好。当然这里说的不好，不是要主动去结合的人感觉不好（反而要去结合的人总是自我感觉良好），而是被动要结合的人感觉好像不怎么好。其实这也难怪。从社会发展史来看，古今中外，没有几个统治阶级与被统治的人结合得很好、甚至还“打成一片”的（我们不否认1949年前中共与人民结合得比较好，但那时恰恰中共与人民都是被统治者）。虽然我们也总是说代表着被动结合的那些人的利益，是完全、彻底地为他们服务，可几十年的“结合”实践，不知是有违自己的初衷还是觉得很难做到，或没有努力做到，或说根本就做不到？至于有没有一些人原本就不想做到，还是另外一说。我说这些话也并非有什么恶意，更不是无中生有。只要过来的人，又能像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反映“你不知农民有多苦”的李昌平那样愿意说真话，我想至少是不反对我这样说的。从报上曾看到过，说1949年后有一位曾任过政府部长的倔强老人孙大光，几年前在接受陈四益先生的采访时就如何监察和监督，怎样才能奏效，说了这么一句话，即“要让大家说心里话”。话虽也平常，可我是打内心里喊“万岁”呀。现在大小官员一讲起话来或叫一作起“报告”，说是怕这怕那，我看那都是假话瞎话，不过是表面文章。要我说，最可怕的就是大家都不说“心里话”。不能说心里话，又何能做到实事求是呢？而做不到实事求是，说一千道一万又有什么用？
既然结合了几十年还是没能结合好，而我们却又不愿意放弃这种“结合”，也就只有再努力结合下去。至于能不能最终很好地结合，乃至结合得“打成一片”，真正做到在被结合的人中间“生根、开花、结果”，另当别论。当然几十年的结合证明，看来要做到完全结合确实有点不容易。也许正是有人觉得完全结合有难度，因此现在又降低了标准，即把“完全结合”降低到只要能找到一个“结合点”就行。而这种“找结合点”的说法在大陆媒体中间尤为流行。
什么“结合点”呢？这就是媒体上所有的新闻报道既要让上级领导让党和政府满意又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也就是说，媒体的新闻报道要不偏不倚，做得皆大欢喜——这就仿佛中国的戏剧，结尾往往就是一个“大团圆”。有了这种“指导思想”，大家自然也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既然一时半会儿还不能“完全结合”，那就找一个这样的“点”吧。因为在现实情况下，如果能找到这样一个“点”，也算是退而求其次，不错了。然就我所知，我们常常是顾不上这个“点”的。说顾不上，不仅是很难做到“不偏不倚”，并且不是说这个“点”就偏向了人民群众。不。说顾不上，是说这个“点”往往都是偏向了上级领导偏向了党和政府。甚至只要说真话，几十年来，我们的“结合点”就总是想往上级领导往党和政府一边偏。因为谁都知道，偏向人民群众好倒是好，但往往会“犯错误”，而且犯的还是“方向性错误”；而偏向上级领导偏向党和政府，即便偏错了，也没什么要紧。尤其有历史证明，只要偏向上级领导偏向党和政府，永远也不会有错。就是事后证明“偏”错了，错的也只是“路线、政策”，别说与“偏”错的人无关，就是与制定这事后被证明是错了的“路线、政策”的人仿佛也毫无干系。既然如此，你叫有些人又怎么会怕“偏”错呢？
偏，当然不好。但现在想想，就算是“不偏不倚”，一点也不偏就好吗？也就是说就算这个“点”真的找对了找准了，我们就算大功告成了？不对吧。只找到一个“结合点”，好像并不是我们的初衷，不是我们的本意，更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初衷不是要“完全结合”吗？我们的本意不是要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结果”吗？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吗？尤其是往往向上级领导向党和政府那边偏实在是完全偏错了。因为就我所知，我们是一直这样强调的：检验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方法，就是要看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满意度到底如何。而现在往往向领导满意那边偏，向党和政府那边偏，实际上也就等于说，要看领导满意不满意，要看领导的满意度如何；要看党和政府满意不满意，要看党和政府的满意度如何。这不是整个儿给倒过来了吗？这不是南辕北辙吗？这不是阳奉阴违吗？这不是说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吗？
回过头来再想想，几十年来之所以没能“结合”好，恐怕就是因为我们总是只在找“结合点”上下功夫；而找着了“结合点”，也还是会只想着让上级领导满意，让党和政府满意；即便好到天上去，也不过是所谓把一个“结合点”找准了——这才真是值得反思的！
结束语：三个小标，三种说法，其实一个意思，那就是实际上强调的都是“党的利益”，强调的都是要“做党的喉舌”，强调的都是要“与党和政府结合”。正因此，也就只能是南辕北辙，只能是“乱子”不断，只能是找不到“结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