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回归十周年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近日在香港访问三天。从有关的行程安排、言论看，日理万机的胡锦涛态度诚恳，对香港问题也有颇深认识。不过，香港民众对这位自己国家的元首在感到亲切之余，始终感到彼此之间总有一种“既近且远”的错觉。
胡锦涛甫抵步第一天就探访了民众。胡锦涛先会见香港青年运动员，又特备一台笔记型电脑给一基层家庭的孩子。这动作背后的动机很明显：电视和电脑，都是获得信息的渠道，把握信息就是香港下一代发奋图强的关键。香港的香港的贫富悬殊十分严重，跨代贫穷问题日益突出，胡锦涛送电脑给基层家庭孩子，就是要他们把握信息，不断上进。香港在几十年前经济起飞时，并没有中国大陆的庞大市场，靠的就是香港民众面向世界，迎接挑战的毅力和勇气。胡锦涛这一动作，可谓是一针见血。
另外，胡锦涛又送了高清电视赠予一中产家庭。中产是香港社会的中流砥柱，但不少中产跟富裕生活的距离愈来愈远，胡锦涛以“新一代”质素较佳的高清电视做礼，应该是寓意香港中产应要不断增值提高水平。另外，胡锦涛又会见运动精英，这当然也是有提倡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之意；事实上，不少人都知道胡锦涛年青时很会打乒乓，这次访港他也露了一手。
虽然政治人物到访对民众送礼此举在香港并不多见，但可是肯定的是，胡锦涛这次到香港访问也是做足了功课，香港民众应该是感到其诚意的。不过，香港不少孩子都视电脑为游戏工具，而香港电视内容不像中央台节目那么健康，而是以娱乐为主，因此香港民众不一定明白胡主席这番动作背后的深意。
值得一提的是，胡锦涛本人青年的经验，就是一个能在艰苦情况下自强不息的个案，在这方面的经验，胡锦涛跟老一辈的香港民众是有共通点的。据明窗出版社的《胡锦涛传》，胡锦涛在江苏泰州长大，泰州位处较贫穷的苏北，且他居住的西仓街多尔巷，据称也是以“中下阶层”为主，又据说胡锦涛家境不算宽裕。该书又引述胡锦涛的老师指出，胡锦涛在求学时期十分奋发，强记书传，爱读古今中外书籍。胡锦涛重视文化的价值观，也跟其来自安徽茶商的家庭背景有关：徽州传统重商但同时也重文，胡锦涛的几个堂兄弟都成了大学生。
在胡锦涛离开香港后不久，香港的民间团体民阵就发起了每年都有举行的“七一游行”，一些中国中央政府官员，可能会在毗邻香港的广东近距离观察。“七一游行”的特色是，社会上不同利益和团体，都公开和透明地表达了自己对相关政策的意见。从某角度看，这是社会稳定的一道安全阀。一些媒体和一些官员每喜欢把 “七一游行”的参加人数和政府的受支持度相提并论，这其实不一定是恰当的。
胡锦涛向曾班子提出，希望特区政府忠实履行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也希望他们不断提高管治水平，加强团结，勤政廉洁，务实高效。曾荫权今年3月以“三高”（“高提名、高得票、高民望”）姿态当选香港第三届特首；他的表现已是十分突出，手段也肯定在其前任特首董建华之上。可是，光是公务员加薪一役，已招来其他公共服务专业人员如社工和医护人员等“群起而攻之”。由此可见，如今香港特区确是在制度上出了结构上的问题：政府和长官在普罗大众中间的认受性无法有效确立，各方利益团体不断向当局“维权”（或拿好处，视乎从哪角度看）。
胡锦涛在香港提出，希望特区政府全面准确掌握实施一国两制，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胡又在曾班子的就职仪式上强调，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不能割破。一般认为，这点意见跟香港今年发表的政制绿皮书有关。若然中国中央政府认为普选立法会或行政长官暂时不能接受，则中央政府和特区方面仍需以较大创意去解决问题。胡锦涛说，港人有智慧管理好香港。其实，在“一国两制”的大前提下，这过程也需要中国中央政府的智慧。
早在香港回归前后，也即邓小平不能视事之后，香港社会已出现了质的变化。经济的改善让香港市民对生活水平的期望提高，也造就了全民教育水平整体上调的条件。在这背景下，港英时代的精英治港模式，突然困难起来。现时，单靠拉拢大商家跟压力团体的代表，已难以平息社会上千头万绪的利益矛盾。这也是特区政府 “行政主导”无法畅顺运作的主要原因。
香港有一些人把香港出现行政立法关系紧张的原因都推给民主派，但这肯定并非事实的全部。民主派近年在颇多问题上都让政府过关（例如拆迁天星钟楼），但结果民众还是会自发地向政府表达其意见。当社会体制无法理顺各方利益时，不论有没有有组织的反对派，都会出现各种冲突。
胡锦涛呼籲，要向香港青少年加强国民教育。上文提及的《胡锦涛传》曾指出，胡锦涛老师给他的评语是“政治觉悟高”。他老师提出这意见时是1959年，胡锦涛当时在泰州最有名的泰州中学念高三，并当上班长。胡锦涛本人十分聪明，“政治觉悟高”，且十分努力，最终成为首名由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后培养出来的总书记，因此，他对国民教育，自是深有体会。
不过，国民教育的问题在香港是颇为複杂的。香港有不少人都是在1949年后移民到香港的家庭和他们的后人，港英当局形容这批人是“中国难民”。他们之所以成为“中国难民”，不少都是因为在1949年前后对中国共产党有不同程度的疑虑，最少是对政治很陌生和抗距。事实上，中国大陆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经历过许多政治运动，这也是香港经济能够起飞，并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供不少资金让中国推进市场改革的一个背景。
同样原因，因为中国现在成为经济大国，去年的外汇储备突破一万亿美元成全球第一大，不少在1989年后对香港没有信心的人都已回流香港。这些“中国难民”后人回流，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在邓小平路线的影响下专注经济发展。
如今中国经济已成大国，如在其他方面如社会道德，专业操守，政府执政水平提高和透明化等方面再提高，其实已经是最佳的国民教育。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文化软实力大盛，各国争相学习，虽没有特别的国民教育，至今海外华人仍自称“唐人”，就是这个道理。
应该承认的是，香港主流文化重视实干，对政治理论不太了了，对祖国认识也不足。但要改善这情况，需要十分柔软的手腕，也需要更多时间，并不能一蹴而就。邓小平提出香港回归后以五十年时间推行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制”时，也许就已计算到这一点。换个角度看，今天香港的处境，其实也是中国国内在十年或二十年后很大可能也要面对的。理顺了香港问题，不单对香港有利，也有利於中国国内管治甚至中国的统一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