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个月了，我住在苍山的脚背上，眼前是拔地而起的古塔。塔尖刺入的天，时而阳光明媚，时而阴云密布，犹如人的记忆——裂缝般的长廊，从天边外，从浑沌的幼年哇刺延伸过来——继续延伸，雨季就到了，苍山和洱海之间的云团变脸更快，五、六分钟的晴，七、八分钟的阴，风雨交替，来得比扇耳光还猛。每当此时，数不尽的面孔，活人或死人、陌生或熟悉、过去或现在的面孔，就从窗外不期而至，比耳光还薄，比耳光晃动得厉害，逼迫我赶紧低头。
再次抬眼，窗口已万籁俱寂，墨色深重。回到文字里，竟不晓得何去何从。叹息几声，想起《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也这么声声叹息，躺倒在类似我身后的一张床上，半梦半醒地涂鸦，遂成意识流的世界名著。自20余岁，我就发誓要啃完它，以领略人类记忆涡流的奥秘，可如今20余年又过去了，我不仅没啃完它，且连啃的心劲也流逝了。
再过20余年，我就差不多接近自己曾采访过的那些土改老人的晚境，创作记忆之书的36岁的普鲁斯特却还留在原地，犹如灰尘密集的古代天空——谁统计过，在几十亿人类中，坚持啃完这个短命鬼的可有100人？
凤阳邑是个百年古镇，位于大理古城和下关新城之间的公路边，却极少有外来者光顾。凤阳邑头顶数十米，有座破落的千年小庙，叫法真寺。不晓得什么原因，我一次次去那儿晃荡，与唯一的和尚混成熟脸。后来和尚去他乡云游，接手庙里日常事务的，竟是一个22岁的美貌尼姑！经常有一帮男女居士环绕左右，不作什么功课，却其乐融融，状若神仙之游。
我也邀约友人，庙前庙后，凑了不少热闹。一日在下山途中，巧遇赶牛老者，顺嘴东拉西扯，就套出其名为“金德尧”，73岁，土改那年18岁，家庭成分贫农，曾参加民兵，还奉工作组之命看管过地主，“诉苦，开大会，拿枪托子逼他们交出财产”。
我大喜过望，欲顺势做个访谈，无奈坡路短暂，转眼就拢凤阳邑村口。天已擦黑，分手在即，幸而老者遥指暮色苍茫下的石板小径说：改天你来吧，一问我名字，全村都晓得。
2006年12月11日上午10点，我与刚拍完实验电影《苍山下》的摄像老骥一道，依约重返凤阳邑。经了解，才晓得这是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著名村落，由于马帮往来稠密，曾经十分繁荣——可如今却落得十室九空，原因不是瘟疫，而是长期滥砍滥伐所造成的山体滑坡步步逼近，已经在两三年前酿就屋毁人亡的惨剧。
从村头至村尾，有近千米经马蹄和人脚反复打磨了百年的石板路，锃亮如铜镜。两旁门庭倾颓，荒藤绕墙，我们像强盗一样肆意进退，双臂搂不住的石柱、石梁，以及由云南高原特有的粗砺红土嵌砌的墙面随处耸立，如伤痕累累的顽固斗士，支撑着崩塌或即将崩塌的青色瓦顶，还有笼罩着一片片瓦顶的庞大山丘。老骥屏住呼吸，持摄像机在半人高的败草中游弋，却被隐蔽的砖头绊了一下，屁股嘭的着地，虚惊出一头冷汗。为了给先入为主的蛇和其它爬虫打个招呼，我偶尔掏出美国带回来的山地口琴，呜呜吹几声，引起有一沓没一沓的鸟儿回应。
谁也没料到，如此风景还有人烟！一个身着绿军装的疯子从塌了一半的屋檐下露头，啪地行个军礼，然后向我们查验证件。我们笑了，果真摸出《身份证》。疯子呲出大黄牙，不知算不算笑，却将十几个证件在阶沿上一字排开，计有《身份证》、《士兵证》、《复员证明》、《外出打工证明》、《劳改释放证》、《离婚证》、《独生子女证》、《暂住证》、《病历证明》、《拘留证明》等等，老骥依次拍摄了。我心生慈悲，摸出100元人民币递去，岂知疯子不爱财，竟一把打落尘埃，直令我等俗众无地自容。
躬身退却，记起昨日与赶牛老者的约会，我们就奔村子中段人烟密集处而去。的确，每个人都晓得“老民兵金徳尧”，可又指不出具体的出处。磨磨蹭蹭抵达“老年活动中心”，迈入门槛，屋里却是一窝青壮年，正闹闹嚷嚷围住一张八仙桌打扑克，又是四川人发明的“斗地主”。我不禁高声问：你们晓得啥子叫斗地主？没人回答；我又问：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呢？也就是划地主、富农、贫农、雇农、中农？还是没人回答。
不过还是安静了片刻，我瞅见有人在挠头皮，似乎在思索；有人悄声嘀咕：陈谷子烂芝麻，哪个记得住哦。
接着我了解到，这些青壮年目前都住在新城下关附近，不知今天是什么日子，他们相约回凤阳邑探亲，因为还有一部分长辈舍不得离开这百年故土，晚辈们隔一阵就返乡聚一下。当然，也有没钱建新房的家庭，就只能提心吊胆地暂居危邦了。
格外古朴的阳光从外面探进来，我们跨出门槛透气，却正巧与阶下闲逛的金徳尧老人碰个正着。我急忙迎上前，连声寒暄，不料对方反应平淡，急得我拼出娼妓迎客般的强笑，重拾两三次昨日话题，均被置之高阁。于是我采取迂回战术，厚起脸皮要跟定去“登门拜访”，可人家仍旧笑模笑样地不接招。
幸好我穿过老民兵的肩头，认准了更老的一群——他们都蜷缩在一小块空地里晒太阳。空地中央有一颗盘根错节的大榕树，周围是枯草凄凄的老房顶，从相机镜框里看，那一颗颗凝固不动的陈年脑袋似乎就挂在屋檐下，犹如枯涩的果实。我拍了几张照片，来了点感觉，就放过老民兵，冲着最老那颗果实而去。
这是一个戴白框眼镜的长眉罗汉，连头带脚，活脱脱一根千年人参。果然，他叫戴作，公元1921年生，属鸡，大理中学毕业，为凤阳邑村年岁最大文化最高之尊者。由于耳背，我对他的初步提问近乎声声呐喊：
晓得土改吗？
晓得嘛。
你家啥子成分？
上中农。
就是富裕中农，接近富农了。
没上线啰。
参加过斗地主吗？
贫农、雇农、下中农才有资格，我没资格。
大会总参加过嘛。
啥子大会？
清匪反霸的大会，减租退押的大会，多了。
在七里桥乡开会，凤阳邑归七里桥管。清匪反霸枪毙了几个，乡长、团长，副团长、保长……
可以详细一点吗？
你说啥子？
可不可以详细点？
详细？晓不得。凤阳邑村4个社，就没有叫“详细”的人。
我是说……
我听得懂你的四川话，云南、四川、贵州的口音差不多啰。
凤阳邑有几户地主？
一个社两三户，加起来有十几户吧。
斗争他们吗？打他们吗？
毛主席的政策，斗垮他们的威风嘛，反压迫，反剥削，劳苦大众翻身做主嘛。
你觉得毛主席的政策如何？
对的，永远是对的。
邓小平的政策呢？
对的，永远是对的。
毛的政策和邓的政策打架呢？
嘿嘿，永远是对的。
现在这儿还有地主吗？
1979年就揭帽了，哪还有地主。
我是说住在本地的。
都死了，没死的也搬走了。
他们的儿女还在不在？
晓不得。
老人家指个道，我去找找看。
晓不得。
晓不得？
晓不得。
你是不愿意说吧。
老糊涂啰。
糊涂好哦，糊涂可以长命百岁。
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风调雨顺，儿孙满堂，我85岁还不哮不喘不咳，日子好过。
可以当选村中红色秀才了——我嘀咕一句，接着转向左边的老人：
你是哪年出生？
1942年。
哦，土改那年你才8岁，有记忆吗？
一点点。
你的名字？
杨写。
是吗？这位老人家叫戴作，你叫杨写，凑拢来就是“写作”，真有学问啊。
都是私塾先生取的。
那你在旧社会读过书？
启过蒙的。《四书》《五经》学过的。
你家不算穷吧？
我半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家里剩下爷爷、父亲、姐姐和我，耕种7亩多地，挺辛苦的。后来经常忙不赢，误农时，庄稼收成不稳定，就出租部分给别人。于是到了土改划成分，我家就是“小土地出租”，相当于上中农。
你参加过斗地主吗？
我太小了。不过也晓得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党和政府依靠的都是贫下中农，管制四类分子。
怎样管制？
打他们，要他们低头认罪，向贫下中农投降。这跟母亲打孩子一样嘛，说到底还是爱护嘛。
地主是贫下中农的孩子？毛主席在九泉之下听了可不依哦。
哪我不说了。当时太小了，记不得。
日头当空了，好几个老人抬头望望，低头溜溜，作出撤退的样子。我见状有些着急，就站起来伸个懒腰，兜着圈儿搭话。斜对面那个老头也像千年人参，瞅上去与戴作一般大，一般有内容。于是我抖擞精神趋前，嗓门逐渐加大，终于类似轰炸机；可对方如特殊材料造就的桥头堡，永远巍然不动，甚至连眼皮都不抬——原来是个聋子。我只好举起相机，以树杈和蓝天为背景，记录一下他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
紧接着的受访者叫杨彪，近80岁，不是聋子，可比聋子还不如。成分？下中农；土改？忘记了；斗地主？忘记了；分田地？忘记了。可是你说话还好？说话还好，就是说了就忘了。
说了就忘了？我颇为不满地高声反问，不料周围全都点头称是。无奈之下，我试图抓住最后的稻草——他叫杨吉，74岁，贫农，当过民兵。我问土改，他干脆答当时不在家，没参加土改。我愕然：怎么可能？他也愕然：怎么不可能？我在下关街上打铁，连凤阳邑的会也没来。
我呆如木鸡，陷入木鸡阵中。老骥早已收妥摄像机，拉了我几次衣角，方惊醒一般还魂。
我们如败兵，沿锃亮的石板路走向村尾，残垣断壁接踵而至，阳光如密不透风的红樱矛头扎在上面，浸出了斑斑血渍。爬虫般的攀墙葛藤被大块大块的红色所笼罩，竟燃烧起来。
万籁俱寂的燃烧。幻象的燃烧。我分明瞅见普鲁斯特及其《追忆似水年华》均在虚无的火苗中灰飞烟灭。人心的坟场啊，难怪山体要滑坡。
在2006年底的中国，一个村庄的落后记忆就这么随风而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