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死亡场（Ⅲ）
一
小罗死后不久，从云山畜牧场不断传来留在那儿的难友中的一些人相继去世的噩耗，死者是唐文彝、汪之淼、王广谋、王九成、张建淼，等等。
唐文彝，江浙一带人，国家经委高级经济师，苗条的中等身材，瘦削的脸庞，斜梳着小分头，文质彬彬，业余爱好唱京旦，尤其唱《苏三起解》，唱腔娴熟优美，同时他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他早就得了浮肿病，后来又瘦得像一束干柴，好像风一吹就要不支而倒。他虽然仍然老老实实地干活，排长还要挖苦地说他在演花旦，不是干活的把式。但班长戚玲对他百般照顾。有一次割水稗，戚玲就把他藏在高高的水稗堆里，让他歇了好半天。
小云山大批死人之后，一天休息，唐文彝请假去云山场部买咸菜和油炸面儿子，戚玲还派另一位难友与他结伴而去。结果在云山场部什么也没有买到，他就说服了那位难友不必再陪着他，说他一个人能走，遂独自从云山场部穿过云山水库大坝，去大坝西边的850农场五分场四队合作社想买点儿吃的，结果同样什么也没有买到，只得满怀失望地空着肚子往回走。
他走走歇歇，走到大坝中间的大闸附近，实在走不动了，就背靠着水闸坐了下来，想歇口气再走。但他再也没能站起来，挨到天黑就坐在那儿惨然死去。
他死去的前一天，还跟同班难友军医李定国讲述，他刚收到一封家信，他的孩子附信说：“爸爸，你们夜晚在野外干活，要点一堆篝火。狼怕火，这样狼就不敢来吃你们了……”结果他没有被有形的狼吃掉，而被无影无形的但更加残忍的狼- -人为的大饥饿-吃掉了！
精通医道的李定国断定，唐文彝完完全全地死于低血糖，“当时只要有100毫升5％-10％的葡萄糖，就能够救他一命！”
二
跟着死去的是汪之淼，华侨，瘦弱的身材，面色苍白，他害着肺痨病，他们的机关也没让他免除通过“北大荒流放”这一关。农场领导当然更不把他当作病号看待，修水库，砌房子，耕种，除草，收割，“受不了也得受”。小云山大死亡后，汪之淼跟着别的难友继续去野鹅滩割大豆。割完了那儿的大豆，回“七间房”基建大队时，他挑着行李死在夜路上，只比大死亡的难友们多活了十多天。
他死后，活着的难友从他的身上查出了900多元人民币。但这顶什么用？
“有钱他也买不到吃的，还是走上了黄泉路！”一位难友痛惜地说。
下一个死者叫王广谋，是精通军事后勤业务的大尉军官。他身高近两米，长方脸，络腮胡，人称“关东大汉”。他原来肤色黝黑，干起活来特棒，每天割麦子、割大豆都能割到五亩以上，干别的活也都名列前茅。
可叹的是，他也早早地得了浮肿病。在“吃食贵如金”的时候，他虽文章满腹，却不如一囊钱，他曾用他的一件皮大衣和一块日本航空怀表，向“七间房”的保管员换来了两斤泥鳅，一顿就吃完了。但他最后还是死了！
再一个是王九成，国家商业部的干部，由浮肿病到皮包骨，活活地饿死在集体宿舍的大通炕上。
难友们不相信他睡在炕上就会死去，连忙请来了队部的医生。医生抓起他一只枯瘦的手，把了把脉，就推开他的手下了炕，问旁人：“现在几点了？”有人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说：“晚十点。” “噢，他死了！”他死前最后享受的，是两瓶商标上印有大红灯笼的“灯笼果酒”。他的死讯被报告到了队部。队长竟让大家就那样继续把他放在大通炕上，等第二天天亮再处理。难友们只得仍然陪他睡了一夜，第二天从队部领来了一张席子，把他卷巴卷巴地送上了后山。
再一个是原国家侨委的干部张建淼，和汪之淼一样，也是归国华侨。
前一天早起，下着小雨，他和大伙每人喝了一碗稀汤粥，从“七间房”去云山场部背小米，给养鸡场做饲料。出来不一会，他觉得浑身冷得打战，返身回屋加了件衣服。这样，他就落到了一群人的后面。从云山场部往回返时，每人也只背了一袋几十斤的小米。这时已是半夜了，他仍然落在大家的后面。大家到家后都上炕睡了，也不知他会什么时候回来。
第二天早六点出工，大雾。原电影洗印厂的蒙族干部莽珉走在全班的最后，朦朦胧胧地看到路边躺着一个人。他上前一看，原来是张建淼：眼镜没有了，手电没有了，一袋小米也不见了，但他还在轻轻地喘着气。莽珉火速回队部报告，弄了辆平板车把他拉回“七间房”，一个多小时后他就断了气……
除了饿死的和因饿而病死的，还有不忍凌辱而自戕身亡的。
一位难友，是独身回来报效新中国的归国华侨。在饿得毫无办法时，他给在英国的老父亲写了信，这位老父亲从伦敦给他寄来了几桶奶粉。队长和指导员就说他“丧失了国格”，“破坏了新中国的政治影响”，对他开了“批判会”。他觉得这是对他的莫大凌辱，而“士可杀不可辱”，遂在黑夜中投井而亡……
究竟死了多少人？农场始终没有公布过。仅据在一个队里当统计兼文书的杨崇道说，光是他所在的那个队百十来名“右派”中，经他的手写了死亡报告的就有30余人，几乎占这一个队“右派”总人数的1／3！勉强活着的也都已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随时随地都可能魂归西天。
三
但也有魂归西天又被救活了的，他就是我的老战友戚玲。
戚玲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也会面临他在1949年打进南京后创作的那首《傅来友诉苦》长诗中所描述的那种惨境：“挨过一年又一年，日子好似滚油煎。财主门前酒肉臭，哪管饥民饿死在路边。”“种地户指头大的地也没有，饭碗就像飘在水上头。”“吃多少树皮和草根，糊一天来算一天。”他两度浮肿，又两度干瘦如柴，形同骷髅，长而乱的头发盖满了头。他常常饿得一点儿办法没有，只好到垃圾堆上翻找出一些鱼肠子或鸡骨头，用挂在身上的那个黑乎乎的铝锅煮着吃。
有一阵，他突然卧床难起，只有敲钟开饭，他才举步维艰地扶着墙去大食堂喝一勺稀汤粥或吃一个树皮团子。大家见了面，都没啥力气说话，只能“尘世叹茫茫，各人心自知”，恨自己没有起死回生的良计，不能再去六虎林河敲冰捕鱼捕蛤什螟，上山找蟒蛇蛋、野菜和榆树皮，而只能坐以待毙。
他就这样地躺在大通炕上东想西想，常常在昏糊中被人叫醒。他感到他像一盏小油灯行将油尽灯灭，倒也没有什么死亡的痛苦。
有一天，他躺着躺着又昏迷了过去。当大家收工回来时，发现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顿即慌乱起来。适逢云山场部卫生所的一位工医生来“七间房”巡诊，大家忙请这位王医生进行抢救。这位王医生只是号号脉，用听诊器听了听，确认已停止呼吸，就嘱咐第二天安葬，一些难友不能抑制地围着哭起来。
统计兼文书杨崇道哭了一阵，忙回队部去写了死亡报告。李定国说：“不能眼看着老成就这样死去！”他出门追上了那位王医生，讨来一个急救包，给戚玲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又进行了人工呼吸，戚玲仍无复苏的征兆。他又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再次进行人工呼吸并挤压起搏，使戚玲终于呼出了一口气。紧接着，他要杨崇道去大食堂讨来一碗玉米馇子汤，一小羹匙一小羹匙地往戚玲口中灌去。这样，终于把戚玲已去西天的灵魂又唤了回来……
四
在这没完没了的死亡威胁下，许多人的心实际上已经早死了，正像有人所说：“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海魂》的剧作家之一的沈默君大尉，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到北大荒后，和我一道修建过“五一水库”，也一道在山上剖过木板。由于他早年在河南的一个土木工程学校读过书，他还专门设计过一排猪圈。1960年夏天，他被调到850农场文工队之后，和一些赶马车的铁道兵退伍老战士常常聊天，获取了伪满时期铁路扳道工与日寇作斗争的素材，匠心独具地塑造出地下党员扳道工李玉和及其义母李奶奶、义女李铁梅的英雄形象，写出了剧本《自有后来人》（几年后，被江青等人移植为京剧《红灯记》）。
由于长时期营养极端匮乏，他也得了浮肿病，对生活的现实极为不满。一天，他给一只狗套上了军上衣，又让这只狗到处乱跑，以昭示干了多少年革命的军人，如今还不如一只狗精神抖擞。由此他被罪加一等，打回了云山畜牧场园艺队，遭到冷酷的批斗。
从此他销声匿迹，病得连迈步都很艰难，和一些病友整天都躲在自己的病房里。就是在大白天，这病房也是死一般的沉寂，而耗子们却如入无人之境，公然出来打打闹闹，甚至啃活人的脚。
在这种境遇下，沈默君更感孤寂冷漠，看透了世事人生。当有人去病房探望他时，他悲愤而痛切地说：“都是黄泉路上的人，还有什么好看的呢……”一些人的心，就这样死去了！
24 将与死亡场告别时
一
在我们的人正不断死亡时，中央考察团又来了，宣布第二批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名单。
这次摘帽大会我没去，因为我已彻底失望。什么“老同志”。“老战友”，除了整人的而外，绝大多数的人，只不过在人人自危的氛围中，明哲保身而已，没有一个敢于为了真理而仗义执言的。我甘愿以过去也有过军衔军籍的身份，混在一批来自中央军委各系统的准备长留北大荒的“老右”里，悄悄地呆在一分场第二生产队。
我感到这个生产队的干部职工还比较讲人道，将来把我的大女儿青青接来，在这儿安家落户也不错。
但是，我这个海市蜃楼的梦想迅即幻灭。中央考察团准备召开第二次大会，宣布中央各部门“右派”的去向时，终于发现应到一分场场部集中的人群中少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新华社的戴煌”。于是一分场党委立即给第二生产队打来了电话：“让戴煌赶快打起铺盖到分场部报到！”这样，我只好打起行李，搭乘第二生产队去分场部拉东西的马车，来到了分场部，并立即参加了中央考察团宣布去向的大会。
也许因为这时候中苏之间的大裂痕已不可弥补，或许还要加上农场对我们这批人暴虐太甚，死亡现象太严重，所以，考察团宣布，除军委系统的人员外，凡属中央各部门的“右派”不论摘帽与否，一律离开这距离乌苏里江太近的各个农场。有的将去北大荒别的地方，有的将去哈尔滨以北即将开发的大庆油田，有的分赴全国各省市，极少数人回北京原机关。回北京原机关的人又分两大类：表现尚可的，重新分配工作；表现特别不好的，将由原机关加重处罚。
使我并不感到意外的是，考察团负责人在大会上明确宣布：“戴煌就是这种\'表现特别不好\'的一个。”这并非只是嘴上说说。在发给我们回原机关的行政介绍信上，就是这样区分得明明白白的。比如同样都回新华社，方约同志的信上写着“回原部分配”，而我的信上却没有“分配”二字，只有“回原部”，下面还点了几个小点儿，真是意味深长。
但是不论如何，对绝大多数难友来说，只要还留有半条命离开这死亡之海，也无异于这种悲惨人生中之一大幸。
二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这两年零八个月的残酷流放，给大家精神上和肉体上留下的深重创伤，是永远不可修复的。就在考察团宣布了各人去向的那一天，已被摘了帽子的全身已“三度浮肿”的郭冠军-就是刚到北大荒时给北京的妻子娜塔莎精心撰写《完达山书简》的那位年轻人，白天还像范进中举似地逢人就说“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到夜里就在自己的被窝里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这是人间的又一悲剧！
这位青年相貌英俊，富有才华，在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毕业时被分配到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做俄文翻译。由于他的俄语相当流利，曾陪同着名诗人田间访问过苏联。
在访问期间，他结识了苏联文化部的中文翻译娜塔莎。两人一见钟情，感情甚笃，娜塔莎竟辞别了父母，跟着郭冠军来到了北京并结为伉俪。郭冠军被打成“右派”时，娜塔莎刚刚生下一子。郭冠军将被流放北大荒时，娜塔莎要像“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那样，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跟随郭冠军到北大荒流放。郭冠军不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跟着自己受苦，婉言劝止。
以后，娜塔莎不断接到郭冠军的《完达山书简》，在寂苦中也多少增添了几份慰藉。
但一年又一年地过去，她不能忍受身边一些人的政治白眼，遂征得郭冠军的同意，带着孩子回到了莫斯科父母的身边，但仍与郭冠军不断地鱼雁往还。没想到郭冠军终于被摘去了帽子，他们即将要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的时候，郭冠军却在“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的欢笑声中走完了他的人生路。
还在云山畜牧场“七间房”自身也岌岌可危的戚玲闻讯，当即抖抖颤颤地写出挽诗两首，以寄哀思：其一：楚国命运倍凄凉，塞上冰霜岁月长；大笑竟然成大梦，遥天异国哭孤嫱！
其二：草原何处有春风，壮志未酬时不逢；万里投荒得一死，冠军何罪问苍穹！
三
大伙儿正为小郭悲哀，第二天一早，在我刚刚离开的第二生产队又传来了噩耗：留在那儿的原海军中尉小杜，一个精明潇洒的高个子青年人，突然腹部剧痛难忍，痛得在地上直打滚，没过几个小时就死去了！
紧接着，又从云山畜牧场传来了不幸消息：中央考察团的一个分团到“七间房”宣布摘帽名单时，“七间房”的一位难友因浮肿太甚起不了床，没能参加摘帽大会。
当天晚上，分班讨论不论摘帽与否都“应该怎样感激党”时，同班的一位难友告诉这位没能参加大会的难友说：“恭喜你，你已被摘去帽子了！”这位躺在炕上的难友立即兴奋得放声大笑，笑声刚落就不再吭声了。有人诧异得连忙上炕摸摸他的鼻子，原来他和郭冠军一样因兴奋过度而溘然辞世！
不久又传来了一个坏消息：留在云山畜牧场的杨泰泉也死了！
这是一个奇特的人。
他是四川人，不太高的个子，皮肤洁白细腻，双目炯炯有神，原成都军区的一名中尉，精通法文。他因帮助党整风说了几句话而罹遭“言者有罪”的大祸，从此立誓不再说话，以追悔整风鸣放时的“失误”。在劳动中，在出工、收工、吃饭、休息时，他一律都只用眼神。手势、点头、摇头来表示干什么或不干什么的意思，而决不吐露一个字。倘若有人吹牛皮、侃大山、说笑话，他有时也压抑不住地笑笑，但笑容极其短暂，马上就转过头去，隐藏其真情的流露。
只有在孤独得极其痛苦时，他才对自己真正信得过的难友，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诉说自己的身世和心中的委屈。
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假哑巴”，而不称其为“杨泰泉”。在这一次中央考察团来到北大荒之前，各班讨论评比谁可以摘帽子，轮到讨论李定国时，他才第一次当众说出了两个字-“同意\'等到考察团光临，宣布摘帽子名单时，他因浮肿得太厉害，已卧床多日了，一天夜里含恨死去。
他死后，难友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小纸条，是他给他父母的遗书，只有两行字：“多言祸及一生，不孝之子永难侍奉二老……”诗人戚玲为此写了一首悼诗，诗曰：
白白一书生，忡忡作哑人；劳动谁与语，仅示白眸神。
饥病自绝食，大夫苦门诊；饱含两眶泪，依然不作声。
夜阑辞世去，留书嘱亲人：不孝难侍奉，多言祸终生！
考察团光临之际，一个接一个的死讯传来。这明明白白地告诉考察团：这成批的死亡，乃非“一日之寒”所致啊！若你们再晚去几个月，不知在北京和外地又将遗下几多男女老幼孤寡人！
一位难友哀伤地说：“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多。可是，有人一边说\'人才难得\'，一边却又如此大规模地残杀人才，这必将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四
我们快要离开一分场时，一分场为了表示“欢送”，打算让我们享受一次在“战天斗地的\'大跃进\'”之后的两年来，我们从未享受过的“饱餐一顿”：八人一桌，每桌八个菜、一个汤，大米饭和白面馒头管够，外加通化葡萄酒和二锅头酒。难友们闻言，欣喜若狂。但中央考察团坚决阻止，理由是这样一来，这帮轻飘飘如稻草人似的饿汉，不知将被撑死、醉死多少个。
结果，“琼浆玉液”都被取消了，米饭馒头也不管够，每桌只上四个小碟菜，每人两个小小的黑面馍。吃饭时，被大伙儿称做的“这点儿玩艺”，很快都被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甭说八分饱，连三分都不够。大失所望的人们一个个使劲地舔着各自的嘴唇。当场就有人骂骂咧咧地说：“到嘴不到肚的，这叫什么鸟\'欢送\'？！”小罗死后，我与难友王克勤同志[注]曾共同向一分场党委几次指控了盛桂林的罪行。分场党委竟表示“无能为力”，因为云山畜牧场已把盛桂林“烙上红印”了，“就等着摘帽了”。盛桂林本人则更拉长了他那耗子脸，瞅着一口大黄牙，对我威胁说：“告诉你：你不要以为离开了云山畜牧场，就可以翘尾巴了！告诉你：天下只有一个党！这里的党组织，只相信那里的党组织已经信任了的人！你还想抱打不平，真是白搭！告诉你吧，我也是擅长政治斗争的！[注]你不要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果然，这一次在我们这个排，全排数十人，偏偏只有盛桂林一人被摘去了“右派”帽子，说他已“改恶从善，改造好了”，而已经惨死的小罗却仍然戴着“右派”帽子。真是“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老天爷”完全瞎透了眼，暗无天日了！
不过，我坚信但丁的那句话也是一条真理：“一切罪恶，都遭天怒。因为他的目的终是损害别人：或用强力，或用诈术。”任何人物的恶行，迟早总会得到报应的！
五
那几天，在一分场的基建队，我们简直成了一群叫化子，一天两顿饭几乎都是“乞怜讨要”才弄到嘴的。
每顿饭，我们都要在基建队伙房专门为我们开的一个小窗口前，排成拐成几道弯的盘蛇阵，一个挨着一个地捧着又脏又大又黑的大海碗、搪瓷缸、罐头盒、洗脸盆等五花八门的“饭碗”，按名单上前去要来一勺稀粥和一个小窝头。
基建队的事务长和炊事班长把守在窗口，紧紧地盯着我们每一个人，生怕我们有人打双份。在打稀饭时，吃得红红胖胖的、相互扭扭捏捏眉来眼去的男女炊事员们，故意给我们浮上撤稀汤，还不把勺儿撒满，这使大家很愤慨！
俗话说“饱时一斗不足惜，饿时一粒贵如金。”我们每天只有七两带壳儿的高粱或玉米，满打满算能够吃到嘴的，不过只有五六两粮食，已经少得不能再少了。再经过这么一番克扣与掠夺，到我们口中的粮食就更寥寥无几了。打渔队打到的泥鳅和蛤什螟，本该当作正常“改善生活”的菜供应大家，但队长和管理员们却利用我们在这种特殊状态下的饥不择食、不惜“斗金换粒米”的特殊心理，竟要外加五角钱才卖给我们一小碟，而且里面只有五六条小泥鳅或三四个蛤什蟆，后来又减少到两条小泥鳅加三四块半个银圆大小的薄萝卜片。
要知道，那年月的五角钱非今天之五角钱可比。那时在北京，国营粮店最上等的小站米也不过一角九分七或两角五分钱一斤。这就是说，几条小泥鳅竟卖到两斤多小站米的价钱，这又怎能不令人更加愤慨？
当大家愤愤不平地纷纷提出指责时，事务长和炊事班长居然毫不掩饰地说：“你们都快回北京了，又过好日子了，我们不在你们的身上捞一把向谁捞？”这是什么话？！在“吃人的旧世界”，许多地主老财们惯于利用灾荒饥馑之年高抬粮价，搜刮民脂民膏，那不足为奇。没想到，在我们这个号称“不吃人”的新世界，一些共产党员干起这等事来，其行径竟也同样地张胆明目，不以为耻，这是为什么？！
就在这当口，我对那个年轻而凶狠又流气十足的炊事班长说：“听说你还是一分场党代会的代表，你竟然也说要\'捞一把\'，你不觉得这与你的\'党代表\'身份不相称，是非常可耻的吗？” “什么\'可耻\'？”他咆哮开了，“我是\'党代表\'又怎么样？你敢出来说话，难道在你们这伙人中就是你的骨头硬？” “我的骨头硬又怎么样？”我也大声说，“我看你这种神态就不像个共产党，而是\'刮民党\'！”他愣了一下，马上说：“怎么？你想带头暴动吗？” “如果你们再这样残酷地剥削大家，迫使大家忍无可忍，闹一闹也未尝不可！”这时，双方都出来不少人一齐大吵大嚷，嚷得那间小屋子似乎都快炸开了。
对于这样一种局面，基建队乃至一分场的领导，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说一句公道话。
六
我们饿得实在没法可想，只好不时到家属宿舍的一排排平房前面长长的垃圾堆上，捡些大葱根、胡萝卜头充饥，当然都等不得去冲冲洗洗就向嘴里塞。有几次，我一捡到洋白菜根，就都像啃甘蔗段似地，用牙齿撕去外面污秽不堪的硬皮，生吃里面的嫩瓤儿，觉得比鲜嫩的黄瓜还甜美。
身处这种绝境，对来自云山畜牧场的最新传言也就毫不足奇了。据说在我们离开云山之后，那里每死一个“右派”，都有好些人自告奋勇地争着去守护死者，为的是争取那一两个小小窝头的夜餐，有时甚至不惜“拼命”地大打出手……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世间\'啊？”我想，难道仅仅因为饥饿，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心理状态就应该发生如此的剧变吗？沙俄时代的着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尼古拉皇帝流放西伯利亚十年后所写成的被公认为触目惊心的传世之作《死屋手记》中，也没有出现过人类精神如此急剧堕落的景象啊！
可是，在我们这个号称比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文明、都进步的社会的一隅，对人的“改造”场所的一角，一些“改造”人的人尚且缺乏人性，一些被“改造”的人也就“法之以师”了，尽管表演的形式不尽相同。
七
离开一分场的那天早晨，快捆行李时，我才发现农场卖给我的那份作为一分场到北京的四天路程粮食的四斤农场土造饼干通通不见了。装这四斤饼干的破毛巾袋，也被扔到了屋后的雪地上。这甭说到北京，就是从一分场到虎林、密山间的辉崔火车站这六七十里的大雪地，我也没法饿着肚子走过去。
我急了！硬着头皮要求场队领导再卖给我一份，我照样再付四斤全国通用粮票和四块钱，甚至出双倍、三倍的粮票和钱都甘愿。但是不论我说了多少次，他们连一片饼干也不给，理由是他们“做不了主”，要我去找分场党委许书记。
许书记全身干瘦，一目似已失明，正在分场部的小饭馆里，与分场党代会的几十位代表和工作人员共享早餐。
他们的早餐很丰盛：八人一桌，鱼肉成盆，饼干成堆，上等的大米粥随意喝。我站在许书记身边，告诉我的难处和病痛，要求他额外批准，多少照顾一点，我给双倍、三倍的粮票和钱。
许书记向我瞪着一只眼，干瘦的脸上毫无表情。所有在场吃得满头大汗的人们，也一律大眼瞪小眼地无动于衷。许书记夹了一大块红烧肉塞进嘴，边咀嚼边向我大上政治课：“现在的粮食问题，已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党中央三令五申，每人有每人的定量，一定要从严掌握。谁丢了口粮谁负责，党管不了！”一看这阵势，我二话没说，就出了这小饭馆。心想，就是过去的地主资本家们，也未必人人都如此铁石心肠，忍心看我这样一个垂危之人，在风雪饥寒中漫途跋涉。在座的这些共产党员，其中还不乏从战争中熬出来的共产党员，竟然就能够这样狠心无情！他们还正在举行什么党代会，少不了还要高唱什么“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可是看来在他们的那些脑瓜子里，莫说共产主义者的灵魂，就是正常人通常应有的道德世界，恐怕也还是一片荒漠！
那是1960年12月底。对于我们在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的令人发指而又哀伤悲痛的遭遇，如果不是身历其境，不但我这样的人不敢相信这会是事实，就是资本主义世界里与我们人生观价值观相对立的人，甚至最富有想像力最反动的小说家，恐怕也很难想像出在我们这个又进行了整整十个年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国家里，会发生如此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黑暗与恐怖。
另一方面，这段经历也使我更加深刻地透视了社会，领悟了人生，认识了自己，获得了许多书本上读不到、别人也难以言传的知识与体会。
又一想，这也不能完全责怪农场的一些领导者。全国亿万人浮肿病倒，千百万人饿死或饿得奄奄一息，无数个村庄草盛人绝，新坟累累，饿殍载道，野犬争相食……如斯悲惨景象的出现，充分说明那所谓的“三面红旗”，不过是徒有其名。
古云“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如果有人把古今统治者的“道、法。术、权、势”这五部曲唱到最后一曲，那就必然要走上法西斯的绝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