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月11月16日，94岁高龄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因心脏衰竭在美国三藩市自己的家中与世长辞。我从“美国之音”获得这一信息之后，立即打电话给上海一个著名官方媒体一位过去熟悉的负责人，告诉她：作为一个“要做大做强”的财经媒体，是否应该有所表示？我的希望当然落空了。我不知道，中国官方媒体对弗里德曼辞世的冷漠，是由于对这位当今世界经济学泰斗的生疏，还是对他一生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恐惧？唯其如此，我们更应该表达深切的哀思，为了值得景仰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也为中国方兴未艾的自由主义事业！
一、弗里德曼对自由的价值怀着坚定信念
1976年，在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仪式上，瑞典皇家科学院艾立克•伦德伯格教授在致辞中说：“弗里德曼对经济政策可能性的结论大部分基于他对运行中的市场经济的内在的、积极性质的自由信任。”
在人类二十世纪大部分年代里，集权主义高歌猛进。强化政府职能的凯恩斯主义如日中天，占据了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舞台；苏联快速工业化令人眩目的光环显示了计划经济制度的“空前优越性”；在非殖民化运动中获得独立的众多民族国家急于赶超西方，普遍采用了计划经济模式以期通过行政手段高度集中有限资源发展本国经济。这一切，构成了二十世纪集权主义的国际大合唱。由于战争、经济危机造成的人类巨大灾难，当时，即使是许多自由主义者，也由于关注提高大众福利而淡忘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对背离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的严重后果失去了警觉。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奠基人、激进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家米塞斯1937年移民美国，此时的美国经济学界盛行“凯恩斯主义”，米氏竟不为任何学术组织所聘用。1961年，在有着“坚定而有力的维护自由主义基本价值”声誉的美国，新当选的总统肯尼迪在他的就职演说竟然说出了一段洋溢着集体主义精神的经典语言：“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应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
面对甚嚣尘上的集权主义风潮，弗里德曼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他为自己撰写的重申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的著作《自由选择》加上了一个鲜明的附标题“个人选择”！他曾这样批评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的那句“经典”：“具有我们时代的精神的显著特征”的“整个句子中的两个部分中没有一个能正确的表示合乎自由社会中的自由人的理想的公民和它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弗里德曼的绝大部分学术生涯中，不管是公共政策领域还是经济学领域，他的观点都与那个年代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尖锐对立：在公共政策领域同福利国家的观点争论，在经济学领域同凯恩斯主义争论。1962年，弗里德曼撰写的、旨在通俗阐述自由主义价值观、历史、哲学和经济学知识的大众读物《资本主义与自由》首次出版，由于偏离主流观点太远，全美国没有一份全国性的重要刊物发表对这本书的书评。
弗里德曼对自由价值的顽强信念来自他的坚定理性。他通过分析浩繁的第一手历史数据和扎实研究，证明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于美国而后席卷西方的那场经济大危机，并是什么马克思揭示的私有制的固有矛盾，也不是凯恩斯主义者所断言的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是源于美国货币当局一系列错误的货币政策。是他们的失误把一场正常的周期性的萧条转化为危害甚烈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后来的历史证实了弗里德曼的结论------从那以后，由于美国独立于政府的联邦储备银行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再也没有发生那种危害深远持久的经济危机。
在弗里德曼看来，保护自由并不仅仅是为了限制政府权力，而是因为：人类所有文明的巨大进步，从来不是来自集权的政府，不是响应政府的号召，而是“强烈坚持少数观点”、“允许多样化和差异化的产物”。弗里德曼对自由价值的坚定信念，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时至今日，大部分大陆民众仍然认定“五四”运动是中国步入现代化的起点。在我看来，那个同新文化部运动分道扬镳、丢掉了“自由”、片面弘扬“民主”、“科学”的青年学生运动，即使能够主导中国未来，其结局恐怕也跳不出明治维新以后逐渐步入军国主义轨道的日本工业化模式。就象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对自由缺乏深刻理解的个人能够恰当使用民主权利一样，怎能保证一个不珍视公民个人自由的政治集团带领这个国家走向宪政民主？
对自由价值的麻木，是当代中国人不幸的根源之一。
毛泽东为了夺取政权，对执意要“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的蒋介石大打民主牌。殊不知，号称“解决了农民问题”的毛政权在组织农民选村长、乡长的时候，却悄悄摧毁了自由的基础：土地私有制度——人民公社运动之后的中国农民，有了民主权利吗？
几十年后，悲剧再一次上演。
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其所以释放出那么大的能量，其全部奥秘就在于那一场改革的着力点是把权利落实到了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人。而这正是用中国自己最鲜明的事实证明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是正确的。可是，这个基本事实以及需要挖掘的深远意义一直被中国主流思想界有意无意地回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面对昏庸前任留下的烂摊子，粉墨登场的朱镕基大刀阔斧治理整顿，举国上下为之欢呼。殊不知这一场治理整顿公开扭转了中国改革向自由市场经济前进的方向，于是，厄运悄悄降临——集权式整顿最终一方面造成数千万工人下岗，另一方面则是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泛滥成灾！------灾难还远不止于此，在中共十四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幌子下，剥夺普通职工财产权利的“经营者持股”最终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结局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中国社会对江泽民朱镕基时代复辟专制集权的怨恨竟然转换成世纪之交对自由主义的声讨！这难道不是的一场社会悲剧？
顺便说到目前中国中央电视台已经第三次重播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第三次重播，这在近几年十分罕见）。该片不乏精彩之处，但“美国篇”中对罗斯福“新政”的诠释却及其肤浅。为什么罗斯福说的是“免于匮乏的自由”而不是“免于匮乏”本身？片中竟未置一辞。
人类文明史的事实是：“自由是古老的，专制才是现代的”。因此，作为直接对抗专制的民主，其最终价值是保障自由，这是完全合乎历史逻辑的。而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中，中国人的历史好象是从秦始皇时代才开始，“大一统”的专制统治成了中华民族的“原生态”。其实，离开了保障个人自由，民主的终极价值又在哪里？统治当代中国人的这个政治集团，宣称要发展民主（虽然只是口头）却绝口不敢提“公民自由”，这其中的奥妙难道不值得深思？
这些事实说表明中国人对自由的真谛有多么生疏！今天，当改革的欲望再一次在中国大地躁动之际，中国人多次在得意忘形享受集权主义摆设的盛宴时，不知不觉被套上枷锁的历史教训，难道不值得反思？
二、弗里德曼具有捍卫自由的超人勇气
在许多中国经济学人的眼中，弗里德曼只是经济学一个学派——现代货币学派的领军人物。的确，弗里德曼主要是在向政府推荐一种货币安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同那些以自己的学术观点为政府服务的专家学者截然不同，弗里德曼推荐的这种安排的要害在于：它赋予了政府调节货币的责任，但同时又限制了政府的权力，从而使政府不会以那种将削弱自由社会的方式行使权力。这就是说，弗里德曼扮演的从来就不是一个幕僚的角色，而是向政府讲解自由主义的治国方略。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战时经济状态结束，“新剑桥学派”占据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这一群年轻的凯恩斯主义的忠实信徒主张中央控制和计划经济，认为这是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唯一办法。而弗里德曼则坚持认为“个人自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目标，由千百万在不因政府控制而被束缚的状态下做出的计划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 因此，在那个年代，他的政治与经济观点由于“不属于政治观点正确”而在大多数美国的校园里总是少数派。这种孤立状态占据了弗里德曼的大半生。但是，弗里德曼始终敢于坚持少数派观点，从不迎合潮流。“在人们将扩大政府职责作为一种社会准则的氛围中，他却试图让公众聆听他的限制政府干预这种新奇的、异端的观点”。
1947年，他和哈耶克等志同道合者发起成立了“朝圣山学会”，这是遍布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交流和传播自由思想和市场经济思想的联合会。
1955年，弗里德曼接受艾森豪威尔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邀请担任印度政府顾问。当时印度政府“热恋”计划经济，受苏联经验的影响正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请求美国对这一计划进行援助。在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弗里德曼写下了题为“对目前印度经济发展中问题的初步评论”的备忘录，结论是“……我个人认为，印度的基本问题是提高她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唤醒希望，打破僵化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引进灵活的机制，让人员流动，向所有阶级的人开放社会与经济阶梯。……” 局外人可能不容易理解，在那个计划经济如日中天的年代，在印度那样一个墨守成规且正做着“强国梦”的僵化社会，需要怎样的勇气才能与专家委员会的其他委员采取不同立场，公开表示坚决捍卫市场经济与私营企业而不是支持政府计划经济！
1989年，一名当年赞同并坚持弗里德曼观点的大学生在回忆三十多年前的经历时，这样写道：“……最糟糕的是，绝大多数同学和所有的教授在多个专题上对我的观点公开表示鄙夷。” 那时，弗里德曼的著作在一些著名大学被拒绝列入图书馆的检索目录。一位来自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在访问弗里德曼时，充满敌意地当面说道：“我必须要亲眼看一下‘中西部的巫师’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弗里德曼决不从自由主义的立场退缩，他经常在充满敌意的氛围中演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作为主要策划和组织者之一发起成立了朝圣山学会在美国的分会 “费城学会”。弗里德曼同他为数不多的同道试图通过这个组织，鼓励那些年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经常充满敌视的日常生活中增强勇气”。弗里德曼捍卫自由的勇气值得我们钦佩！
1990年代中国的产权改革，确实借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思想，如“科斯定理”。但是，那一场改革最后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是在不具备实施条件的情况急躁冒进。
科斯定理的完整表述是：从效率的角度看，当交易成本为零，只要产权可以自由流动，则产权的初次界定并不重要。
可见，在科斯定理中，“产权的初次界定并不重要”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交易成本为零”和“产权可以自由流动”。只要这两个前提存在，则无论最初的产权怎样分配，市场机制都将通过平等交易把资源配置效率引向最大化。科斯定理的逆命题是，从效率的角度看，如果存在交易成本，产权不能自由流动，则产权的初次界定就很重要。
不难看出，按照科斯定理的逻辑，在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中，要通过界定产权建立起一个有效率的产权结构，就必须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并完善产权自由交易的市场机制。
决定一个社会交易成本大小和影响产权交易秩序的主要是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这就是说，针对中国的现实，要“清晰产权”（中共十四大语），要建立一个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按照科斯定理的逻辑，首先就应该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改革，为清晰产权创造一个制度条件。不难理解，科斯定理并没有错，是一些人有意搅和或没有弄懂。
然而，在江泽民朱镕基时代错误的产权改革方式导致激烈的社会矛盾而引起民间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发泄不满的日子里，中国大陆居然没有一个自称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经济学家勇敢地面对公众说一句：这不是科斯定理的错！更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错！而是中共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错！直到今年上半年，一篇洋洋数万言却概念混乱的声讨新自由主义的文章在一个具有官方背景、且一些在体制内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经常出没、号称“中国改革论坛”的网站上，置顶数月竟然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澄清，直到有网友对网站提出尖锐批评才撤下来。
三、弗里德曼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传播自由主义思想
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弗里德曼向同时代的人指出政府干预的危险与自由竞争在建立和维护自由社会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60多岁的弗里德曼在志同道合的妻子的帮助下，认识到了“电视可以吸引广大的观众，由此可以把自由主义的思想传递给他们”，这让他“非常兴奋”。1977年，他应邀为美国公共电视台制作了旨在传播自由市场经济理念、题名为“自由选择”的系列电视纪录片。这套纪录片共花了三年时间才制作完成，1980年1月在美国公共广播系统遍布全美的196个电视台中的72个同时播出。该片后来在主要西方国家和一些西方小国播出，受到了广泛欢迎。纪录片的文字版《自由选择》成为1980年全美最畅销的非虚构类畅销书。
没有制作过电视节目的学者可能不容易理解，由于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一个擅长理性思维的学者要把自己的思想通过电视画面表达出来，最初是很别扭、很困难的，需要同电视编导进行非常繁琐、被动的磨合。因为学者关注的是“逻辑严密、理论完整透彻”，而电视编导则要考虑形象、生动，“怎样才能使陈述打动受众”；很多时候 “要在西红柿地里或五金商店拍摄，用那里的实物做道具讨论某些理念”。
据弗里德曼的妻子回忆，弗里德曼最初被弄的“心里很烦”。后来，电视制作人向他解释了电视拍摄与书面写作之间的差异，以及怎样才能将书面和演讲的内容转换成电视节目，怎样才能吸引人；弗里德曼终于心平气和地同电视制作人合作。要知道，这个时候的弗里德曼，并不是一个需要通过电视扬名的书斋学者，而是命满天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全球经济学界“顶尖人物”、“超级大腕”。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无法想象，如果弗里德曼是一个陶醉于自我倾诉的知识分子，他能够作出这样的“委屈”和“切换”？
弗里德曼捍卫和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是广泛参与公共政策辩论。这一点，不容笔者赘述，仅从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和《自由选择》两本大众读物中涉及的那些具体甚至繁琐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弗里德曼是以怎样的情怀关注着现实社会，关注着大众的生存状态。
自由主义的历史轨迹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主义事业是大众的事业而不是精英主义的孤独梦呓。象米尔顿•弗里德曼那样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传播自由主义，是我们在纪念这位逝去的伟大自由主义战士时应有的自勉！因为，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政民主是仅靠执政者的自我克制和让步建立起来的，而是社会各利益集团艰苦、持久博弈的结果。在这场艰苦博弈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承担着重要责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划时代进步，决不是哪一个人或者政治集团的恩赐，只是证明了自由的价值！——以至于中共政府总理也不得不公开承认，那是中国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面对中国的现状，我们怀念弗里德曼先生、我们希望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弟在不远的将来能够享受到自由和自尊，就要学习他那种持久博弈的勇气、能力和技巧。我深信，这是对伟大的自由主义战士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最好的纪念！
最后，我们悼念米尔顿•弗里德曼，不得不提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作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际交流的经济学教授同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之间的那段“公案”。最近《南方周末》刊载的一篇署名“薛涌”的纪念文章还以此作为弗里德曼留下的遗憾。限于篇幅，笔者无法提供更多材料，仅引用1977年西班牙文报纸《先锋报》上一段评述予以说明：“……真正能证明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即弗里德曼作为领军人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笔者注）的理论在智利的应用效果的是经济复苏，还有同时出现的与人权相关的真正的政治自由（工会与政党）。也就是说。唯一的证明是：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在自由社会中正常运行。”
一九八八年九月，弗里德曼访问中国时曾经同赵紫阳会晤，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过精彩建言。“六四”之后，他本人以及他领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中共御用文痞口诛笔伐的对象。然而，令我诧异的是，足以澄清弗里德曼同皮诺切特之间那段“公案”事实真相的《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于2004年1月由处于体制边缘的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而不是由体制内的主流出版机构出版。这至少表明，迄今为止，中共当局并不愿意恢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正面形象。这也就是笔者一定要公开表达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敬意并宣传他的思想的原因之一。
（说明：本文中的引言出自《资本主义与自由》、《自由选择》、《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弗里德曼文萃》、《诺贝尔获奖者（经济学奖金）演说文集》等，恕不单独列出）（06、1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