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漫长的隧道（Ⅱ）
一
1966年3月上旬的一天，高庄教授的“劳教”两年到期了。指导员对他及时宣布解除“劳教”，让他从围绕着破破烂烂铁丝网的南院“右派”队，搬到了只有半截花墙的北院“就业职工”队。
这立刻在“右派”队引起了不同反响。像我和高庄这样也是后来“加重处罚”被送来“劳教”的人，就以为到期也会及时解除的；但从1958年春天就进来“劳教”的人则大发牢骚：“晚来的人都走了，我们已被\'劳教\'七八年的人，为什么反而成了无期徒刑？！”1966年4月23日，我的“劳教”两年也到期了。但我并没有像高庄那样，被及时解除“劳教”。等了几天，仍然没有动静，我想，这是否与我的一次绝食有关？
这次绝食发生在3月底，起由是关于发放食堂粮票。按照惯例，每月28号晚上分发下个月的食堂粮票，各人精打细算，基本上都能吃到下个月的28号。独独在这个 3月份，由于队部工作上的拖拉延误，28号晚上没有分发粮票，29号早上就有很多人没有粮票吃早饭，照样饿着肚子去出工。
虽然，我的粮票略有富余，不仅自己吃了早饭，还三两二两地接济了一些人也吃了早饭，但到了中午，这些被接济的人还是只能面对食堂的窝头馒头干瞪眼。此刻，我身边还有几两粮票，足可吃一顿午饭，但为了抗议队长们这种不按制度办事而损害了大家合法权益的行为，我开始了绝食。
同组的苏自田和组长范宝新以为我也断了粮票，苏自田给我送来了半斤粮票，范宝新还买好饭菜端到我的面前，我也拒绝吃。
范宝新觉得事情不妙，连忙放下他自己的碗筷去队部汇报：“戴煌绝食了！”分管我们这个组的小王队长[注]立即跑了来，再三劝我吃饭，我也毫不动摇。
晚上，我继续绝食。晚饭后，队部终于从大队部领来了粮票，当即分发。
对于这件事，会不会影响到对我及时解除“劳教”呢？我认为，即便有所影响，队部也应该有个明确的说法，不能“不宣而战”地默默拖延对我的“教养”期。
4月30日出工时，我向组长说：“我去队部说件事。”就来到了队部。队部的屋子里空空荡荡，只有指导员一人在，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指导员，关押我两年的期限已过了。你们为什么还不给我解除劳教？你们还懂不懂得法律？就是一个真正的罪犯，被判刑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到期不释放人家，你们也得说明为什么不放，为什么加刑，加多少，并且还要出示正式的法律文书。而我们这些人被\'劳动教养\'，还美其名说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为什么反而不作任何说明，就把我们无限期地这样关押下去？”
这位指导员似乎还有几分涵养。我说了许多带有几分责问的话他竟没有插一句话。他静静地听我说完，略加思索后，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这样说：“我们只是个管理机关，对你们的去留没有决定权。我们一定向上级反映你的意见，望耐心等待。”隔了一个多月，我被值班人员叫到队部，指导员正式向我宣布：“根据上级的指示，你的两年劳动教养已经期满，现在宣布解除。至于工作安排，上级将和新华社联系，然后才能决定，望你继续耐心等待一段时间。”这样，我也步高庄教授的后尘，由围绕着破破烂烂铁丝网的南院“右派”劳教队，搬到了没有铁丝网的北院“就业职工”队，结束了“劳教”生涯。
一个月后，“文革”大战登台了。指导员又对我说：“由于文化大革命，新华社的领导人吴冷西、朱穆之、邓岗等人都戴起了高帽子，敲着脸盆儿游街示众。新华社人心很乱，没人敢过问你的事，你只能暂时在我们这里留场就业了。”
这就是说，我成了一个“二劳改”的“留场就业人员”，到苹果园、梨园、桃园、葡萄园、草莓地去修枝、除草、打农药、施化肥、采果、装箱，麦收时也一齐去大田割麦子，忙了夏天又忙来了秋天，不断地忙碌着……
二
“文革”伊始，北京城到处是自生的红卫兵和来自全国各地接受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一片乱哄哄。红卫兵和许多“造反派”胡乱打死人，许多胡同常常向外拉死人去火葬场的恐怖消息，不时传到三余庄来。
接着，我听到了来自新华社的一些传言。据说，新华社内的“卫东彪战斗队”之类的“造反派”，在张贴“打倒”、“火烧”、“炮轰”、“砸烂”吴冷西、朱穆之、邓。岗等人的大字报中，有时也列有我的名字，同样在我的名字上也打了红××。原因是他们曾“鼓动”我“闹翻案”，“事败后又包庇”我只劳教两年，而没有给予更严厉的惩罚，其中跳得最高的人，认为我“应该被处以极刑”。
这个人，是一个远离自己丈夫的少妇。在我与潘雪媛尚未相识而青青已被接回北京的时候，她曾一度相当殷勤周到地帮我照料过青青，还曾对我“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后因我对她的非分之求装着不知道，旋又与潘雪媛相爱，她就反目为仇，对我耿耿于怀。在我被送进牢门之后，她就曾在新华社的某些人面前大声嚷嚷：“把戴煌这样的人留着干嘛使？他把攻击的矛头直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文革”一来，她更成了一个“意气风发”的“造反派”，在“揭发批判”新华社的一些“走资派”的时候，便声色俱厉地嚷嚷这些“走资派”对我这个“应被处以极刑”的人“竭尽包庇之能事”了。
对这样的“造反派”，对这样的“对伟大领袖忠心耿耿”的人，应作何等评价？！
也正是在这种时候，“良乡机械厂”传来的消息说，周总理的那位老同学被人活活打死了！据说那是良乡一些中学的红卫兵和机关“造反派”，纷纷拿着钢丝鞭和铁棍木棒，到“良乡机械厂”大院“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把这位老先生拖上了土台子双膝跪地，扒光了他上身的衣服，钢丝鞭和铁棍木棒一古脑儿地一阵猛打，打得他满身满头鲜血直流，当场断了气！
接着又从新疆传来消息说，在公安医院监护我的那位年青善良的徐干事，也被人打死了！据说他带着一些“就业人员”去新疆支援边疆建设，新疆当地的一些“造反派”要对这些“就业人员”大打出手，他上前说理拦护，说这是违反党的政策的。这些“造反派”竟说他是“庇护牛鬼蛇神的现行反革命”，在拼了命地痛打一些“就业人员”的同时，对他的头部也施以重击，他当场倒地不治而亡！
正当这许多无辜者横遭死难的时候，团河劳改农场的年轻干部也都臂套“红卫兵”袖标，在农场所有林荫大道的要道路口，来回巡逻放哨，阻挡外面学校涌来的红卫兵，或一些劳教“右派”和“就业人员”原机关前来要人回去批斗的“造反派”：“我们这里也有红卫兵。如果你们所说的这些人有问题，我们这里也不会轻饶他们的。”这样，不知保护了多少人的性命。
对此，我们应该感谢团河劳改农场的领导者。如果是在北大荒或“良乡机械厂”，这些人即便不会惨死于皮鞭棍棒之下，也会遍体鳞伤，鲜血横流。
三
1966年冬天，天津、唐山间掀起了“一定要把海河修好”[注]的热潮。位于茶淀车站以西也归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后改称劳改局）管辖的清河劳改农场，也抽调了大批劳力，奔向了整修海河水系的工地，团河劳改农场也抽调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就业人员”前往清河支援。
清河农场以潮白河为界，潮白河以东、茶淀车站以西的几个老分场，创办于新中国建国伊始；潮白河以西的几个分场，创办于“大跃进”的1958年。因之那里紧挨潮白河西岸的第一个点就俗称“581”，由此向西的第二个点叫做“582”，再向西的就叫“583”、“584”，最后一个点是整个清河农场掩埋死人的地方，叫做“585”。
这样，整个清河农场由东而西连绵数十里，南北宽约十余里，拥有“劳改人员”、“劳教人员”、t\'就业人员“不下4万人，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在北京市境外最大的劳改场所，大大地大于同样归其所属的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和吉林白城子农场。
来到了清河农场，我没有立即被派往海河工地，而被分配到位于582这个点的潮白河分场的直属队，任务是为修建组当小工，或去葡萄园挖沟埋覆越冬的葡萄藤条。
一天上午，刮着大北风。我正脱了棉袄绒衣，弯腰掩埋葡萄藤条，突然感到好像有一股电流，从骰骨向上快速闪射到脑后的颈椎骨，腰就弯得直不起来了。我试着扭扭腰，腰就疼得像是截断了似地，怎么也直不起来；试着就那样弯着腰铲铲土，也照样疼痛难忍。
活是没法再干了。我只得弯着腰挂着锹，一步一停地慢慢挪到了分场部医务室。医生捞起衬衣看了看，摸了摸，又用小木槌上上下下地敲了敲脊椎骨，说是“闪了腰，受了风，脊骨没受到伤害”，给了我一包止痛片，而不给我开工伤假条。但是我的腰不能直，头上冒着汗，咬着牙，好不容易伸直了，可又不能往下坐。费大劲坐了下来，又不能站起来。躺在炕上，连翻身也不能翻，这哪还能继续参加劳动？
在这十分困难的时刻，我碰到了两位好心人：一位是修建组组长兼技师陈德和一位是直属队的指导员于友善。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俩。
陈德和身材瘦小，但结实精干。他出生于江浙地区，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曾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工兵团团长。
1949年1月，他率领他的工兵团全体官员跟随傅作义和平起义。起义后，工兵团随着所有的起义部队接受了和平改编，他与许多军官奉命集中学习。学习了一个时期，“上面”有人说为了更好地提高他们的思想，把他们全部划入北京市公安局劳改系统，“边学习边劳动”，无形中成了没有被判刑也没有被劳教的“留场就业人员”。他们明白，这是没有法律文书的变相劳改，所谓的“既往不咎”不过是骗人的空话。
尽管如此，他们也只能“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兢兢业业地劳动着忍受着。
当陈德和得知我的腰受损经过后，他也认为这是“闪了腰，受了风”矛但他不像医务室的那位医生那样只给我一些止痛片而死活不管，而是非常耐心地为我积极治疗。每天晚上烧炕，他都为我烧热一块砖头，用湿毛巾和湿布包包好，放在我的腰背下，再把我的被窝两边和脚底下掖掖好，让我全身炯得汗如水洗。他说用这样的办法来驱赶寒气。同时，他教我学会面部“八段景”，每天早起自我按摩一番，“这样更有利于你的康复和防病”。
但康复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得吃饭，还得参加劳动。而劳动就得常常弯腰转身，这是我没法对付的。于是陈德和向指导员于友善作了请示汇报：“能不能给老戴分配个不弯腰的工作？”
于友善身材细长，面色黄瘦，常闹胃病，说话细声慢语，从不对任何人发脾气。所以大家背后都称他为“于善人”。
“于善人”听了陈德和的请示汇报，略加思考后说：“行，我再和范队长商量一下，下午再答复你。”下午，他答复陈德和了：让我去马厩放马。这样既不用弯腰，也无须快速大转身，活也轻松，还可以散散步，免得老在炕上躺着。尤其是，这样我既歇了病假，又算是照常出工，工资一分也不少。真是上上上上的设想，设想得太周全了！
不愧是“于善人”！
马厩，也归直属队管辖，里面拴有二十几匹马和几头也是拉车的牛。它座落在582这个点人员聚居地的排水渠北。当我穿着那件旧的军棉大衣，腰间束一根皮带，越过了排水渠上的石板桥来到马厩的时候，矮矮胖胖、和和气气的范队长已等在那儿了。他给我挑了一匹老白马和一匹青点雪花马。
“这是母子俩。”范队长说，“小青马有点调皮，但它母亲会管着它。你就放心地带它们去遛吧！”从北大荒到这次进监狱，我从未干过这样轻的活，也极少碰到过为一名处于困难中的“右派”设想得如此周全的队长、指导员。我满怀感激地一手牵着一条缰绳，把老白马和青花马牵出了马厩，把缰绳放得长长的，漫步于渠北的田间大车道上，让它们自由自在地低着头啃食路边的荒草。第二天，又牵牧于渠南的田间或葡萄园之间的大车道。
时间长了，我发现老白马确实很老实，并富有人性。它的右\'D1勖缮狭艘徊惆佐瑁丫耆鳌Ｓ屑复危梦一饭怂囊懊蛔⒁獾氖焙颍崧屎枚⒉话脖痉值男∏嗦砭雇蝗坏匾姨呶摇Ｎ倚矣衅凭傻木薮笠碌不ぃ此鸷撩＞驼庋习茁硪裁挥星崛牧诵∏嗦怼Ｃ康逼涫保芤贸龆婢亍⒆龀け驳钠龋凰坏匾б幌禄蛱咭幌滦∏嗦恚允境徒洹Ｄ且馑己孟袷墙萄敌∏嗦恚翰桓枚苑拍寥宋蘩恚?BR>
这使我大发感慨！我想：连一个年长的牲畜，都知道教育自己的后代要与人友好相处，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却“与人斗，其乐无穷”，甚而滥杀无辜，岂不天良丧尽？！
四
半个多月后，我已完全康复了。海河工地要人，我遂和一些人被派往工地，与 581的人一起劳动。
581，是582即潮白河分场的第一队。我们所从事的劳动，是从新开辟的海河一条支流的沟底挖土装车。装好车，用马拉或钢缆牵引，爬过一里多长的缓坡，把土倒在坡顶之外。这样，缓坡越堆越长，越堆越高，形成一条宽而深的河岸，将来既可蓄水通航，又可防洪防险，一举数得。
但劳动是繁重的。不论是挖土装车的人，还是跟着满装着泥土的小车来回跑或拉着空钢缆下到沟底钩车的人，都是绒衣汗透，一刻不停地干。每晚收工躺在潮湿阴冷的窝棚里，都是精疲力竭，骨节酸痛。
春节过后农忙时，我才跟着这批人回到581，修水渠，育秧苗，割麦子，插秧，除草，施肥，灌水，排水，割稻子，脱粒，从春忙到冬。
大家的劳动成绩是显着的，但工资的分配却很有“意思”：不论大家多么劳苦，有些人却不能拿到该得的工资。比如说，每个月按国家规定，三级工是41元，二级工36.5元，一级工32元，等外一级27元，等外二级25元，等外三级23元，但在发工资的时候，一些人却往往拿不到这些钱。
为什么？因为和农村生产队一样，实行的是“工分制”：割一亩麦子或一亩稻子多少工分，挖一方土多少工分，育一亩秧苗多少工分，施一亩肥多少工分……每月结算，全队人员共挣多少工分，除以全队人员的月工资，得出这个月的工分值，再用这个工分值，乘以每个人当月所得工分数，这是这个人当月应得的工资。
这样，不论每个人如何尽心尽力地干，多创造了多少实际价值，但年老体弱劳动技能差的人，往往拿不到国家规定给他的工资。他们的亏损部分，都被身强力壮劳动技能高的人“抢”去了。
这就是说，农村生产队“多劳多得”的人，是从他们给生产队多创造的价值中得到的回报，并不是从其他队员头上刮油水。而在这种劳改队，不管大家多创造了多少价值，则全部都被农场拿走，工分高的人只能从工分少的人身上“多劳多得”！
这真是绝妙的“科学管理”-用有限的工资支出，去引发无限的剩余价值！ 这是旧世界的许多地主资本家望尘莫及的！
另外，每天面对着墙头黑板报上的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三呼“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的宗教仪式，也使大家十分心烦！
我觉得，我们这个号称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政党，迷信堕落到如此地步，是令人极为痛心的。这是在迅速走向崩溃，而绝不是象征着团结统一与健康强大。
读读《老三篇》，也许是有益的，但也没有必要在人人几乎都能倒背如流的时候，还要强制进行老和尚念经似地“天天读”。如果长年利用这许多宝贵的时间，让大家各有所爱地读些世界文学名着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着作，甚或琢磨琢磨一些棋谱，那该有多好！
为此，我曾在小组学习会上公开发表过意见，得到了全组一致的支持。但一散会，就有表面是人背后是鬼的“积极分子”向队部打了“小报告”。
一天，队部孙指导员找我去谈话，要我平时在组内说话要小心，同时交给我一大沓子如此这般的“小报告”。可见这种“积极分子”在我的身上没少下“功夫”。万幸的是，孙指导员是个很有头脑很明智的人。他说：“现在的这些做法，是与我们党的宗旨背道而驰的。但胳膊拗不过大腿，我们也毫无办法，只能表面上应付着。望你多加小心，不然要吃大苦头的。这些个乱七八糟的纸条儿，你就拿回去悄悄烧了吧。”呵，一个多么富有理智的共产党人！
五
在581，我劳动了将近两年。1968年秋收过后，我被调到582第三队。
在这个队，共有两个“右派”组，我被分到其中的一个组，从事大田劳动，挖河、打坝或修路。
在这里，我碰到了1947年夏天护送高庄父子去解放区的原北平艺专的党员学生朱程。
他个头矮小，广东人，比我大几岁。没想到这位精明的为党立过不少汗马功劳的地下党员，也被打成了“右派”。他谈起多少年前的往事，犹如发生在眼前。
他说，他原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喜欢绘画。抗战胜利后，他本可从西南联大毕业，但奉地下组织之命，转到北平艺专边学习边做地下工作。1947年“五o二○”运动后，眼看国民党特务可能对高庄教授下毒手，地下党命他护送高庄父子去解放区，并给了他一支驳壳枪，以防不测。
他们从北平出发，坐火车到了唐山开滦，由那里向开滦西北步行。步行了多半天，高庄8岁的儿子走不动路，脚上也磨起了水泡，朱程就背着他走。又走了五六里地，前面是一大片高粱地，从高粱地里突然钻出来五六个手端长枪的人，纷纷喝问：“是干什么的”？
朱程按照事先的约定首先答话：“我们是走亲戚往回走的。”“亲戚在哪里？”
“开滦十字街口。”这几个人立即放下枪奔了过来，有一个人边奔这说：“是朱程同志和高庄教授吧？我们昨天就在这儿等候你们了，我们是专门来接你们的……”紧紧地握手。朱程如释重负。
“这里还是游击区。”那位似乎是领头的人补充说，“再向前走几里地，就是解放区了，就是到\'家\'了。”他笑嘻嘻地说。
但是朱程不能去那个“家”。他的这次使命就是把高庄父子交给前来接应的人，然后立即往回转，北平还有新的任务等待着他。
建国后，由于他做过多年的地下工作，警惕性高，并研究和熟悉敌情，先后在唐山、天津两地公安局担任过治安科长，后调到国家的一个军事工业部当部长的秘书。
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由于他的胞兄朱谷怀被列为“胡风骨干分子”，他也就成了“胡风分子嫌疑对象”，被“隔离审查”了半年之久，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
1957年整风鸣放，部机关《整风快报》主编约他写稿，请他谈谈自己被冤整的经过，以帮助部领导牢记主观主义、盲目整人的教训。一连动员了好几次，他才写了1000来字，发表在《整风快报》上。
十多天后，“反右”开始了。这篇1000来字的自己被冤整的经过，被认为是“恶毒攻击党的肃反政策”和“秋后算账”，他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他不服，为自己解释说明了几句，这又被认为“态度恶劣，顽固到底”，被送交“劳动教养”。
1961年，他被解除了“劳教”，同时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一直在当着“留场就业人员”……
“这有什么道理好讲？”朱程谈完了自己的过去感叹地说，“我们的党弄到今天这地步，是过去搞学生运动、做地下工作时做梦也想不到的！”
六
1969年，雨季冲坏了公路上的一些路段。三队的两个“右派”组奉命前往修补，从路边附近的一些荒土丘取土，用小平车推到路上缺土的地方，然后再用木夯打实。
我的任务是推上。为了加快运土速度，每次空车返回时，我都推着车猛跑。一次正在猛跑，左边的车轮突然停止打转，而右边的车轮继续向前滚了一个半弧圈，左边的小车把就猛地向里一打，打中了我的左肋，当即被打得晕头转向，轻轻地呼吸一下都疼痛难抑。
组长和朱程他们都让我停车坐在一边歇歇。半小时后，觉得呼吸时的疼痛已减轻了，遂又起来继续推土。
不料，还没有推几趟，当又飞快往回奔跑时，左边的车轮又一次突然停止转动，左边的车把又把我的左肋猛打了一下。这一次，我连极轻极轻的呼吸似乎都不能进行了，似乎肺叶每一次小小地掀动，都推挤着受伤的肋骨，疼不可耐。
这一次，我再也不能在短暂的时刻里恢复常态、鼓足力气推土了。我只能坐在一旁等待收工，并仔细地审察这个左车轮为什么接二连三地突然停止转动？
在一旁装土的朱程，也抽空过来帮我仔细琢磨，他是业余修理自行车的老手。他看了一会儿，就发现这突然停止转动的根源何在：原来是一根车辐条靠近中轴的那一头断了。当车轱辘快速转动时，它的断头如果突然卡死了中轴，这车轱辘就会跟着停止转动，而另一个还在自由转动的车轱辘仍然向右前方打了个半圆圈，停止转动的这边的车把儿才会击中我的肋骨。
原因找到了，可是已经晚了。我的伤势很重。据朱程等人推断，经过这接连两次的猛烈击打，左肋骨被打断了几根已肯定无疑。
但是晚上收工后，医务室的大夫也束手无策。莫说去清河农场医院住院检查治疗，就是开个假条在本队休息几天的待遇也不给。他只给了我一些止痛片，第二天照常忍痛上工。医务室大夫的这种态度，比起直属队的“于善人”和范队长对人的关心，真有天壤之别！
30 漫长的隧道（Ⅲ）
一
1969年10月，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北京的大批干部纷纷去了“五七”干校。我们这些家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政治犯”和形形色色的“犯”，则被上面架着机关枪的一列列火车，送进了更加漫长而黑暗的隧道。
这隧道在山西。
开始，我们在山西南部侯马东边数十里的春秋年代古城曲沃的一座监狱里堆土烧砖。约一月，从维熙等人去了晋东南的晋城煤矿下井挖煤，我和另外一些人被调往山西省劳改第一支队-太原建筑工程队，被编入这个工程队的第三队。
第三队住在太原北郊太原钢铁公司所在地的尖草坪，惟一的任务是为太钢服务：修铁路，筑公路，疏通下水道，铺设柏油路，抢修铁路桥下的涵洞，另外还砌房子，做木工……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并摔死于温都尔汗的事件发生后，中央对下严格保密，连劳改队的头儿们也全被蒙在鼓里。但到了国庆节前后，我从报纸上的一些异常迹象，感觉似乎已经发生了什么极不寻常的事件：第一，越南的一个规格很高的代表团访问中国，我们特举行盛大宴会予以招待。这个代表团团长在致谢词时，按照我们的“老规矩”敬祝毛泽东主席“万寿无疆”之后，又“敬祝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而主人的致词却“别开生面”，只有“万寿无疆”而没有“永远健康”，这是耐人寻味的。
第二，国庆日当天的《人民日报》及《山西日报》第一版，似乎只有毛泽东的巨幅照片而不像在这之前许多年的重大节日那样，也有林彪的照片，同时在国庆社论中，对林也只字不提，好像他突然消失了、失宠了。
第三，毛泽东召见各大军区司令，带头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也使人感到很特别……根据诸如此类的迹象，我对一些谈得来的人说：“肯定林彪出了事！”没隔多久，中央果然下达了有关林彪叛逃和林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等文件。在这些传达到全民和劳改人员的文件中，还有毛泽东在湖南滴水洞给江青的那封信，说早在林彪叛逃之前，他就看出“有的朋友”在利用他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可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在《宪法》、《党章》中公然把这位“朋友”列为惟一的接班人呢？ 对我的这些看法和说法，是否也有“积极分子”向队长指导员们打了“小报告”，我不知道。但为了一些与此无关的事，我与三队的副指导员王三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的起因说来话长。王三儿是山西本地人，瘦高个子，文化不高，但说话却阴阳怪气，常常使我们备受精神的折磨与人格的侮辱。在林彪出事前的一次晚饭后，他整队训话。我们都坐在小板凳、小马扎或砖头上，坐得整整齐齐，他在队前坐着一把椅子，还把一只脚搁在椅边上，搓着脚丫子。他从我们当中一些人的所谓“歪风邪气”谈起，谈着谈着突然用一只手指着我们全体说：“啊哈！你们都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嗯，你们都应该脱胎换骨，像林副统帅那样，对伟大领袖紧跟、紧跟……”林彪叛逃的文件下达后，他照样坐在那把椅子上向我们训话说：“唔！现在你们既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又是林秃子的孝子贤孙！你们今后应该像旗手江青同志那样，赤胆忠心……”后来随着政治风云的急剧变幻，从“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度受难，到江青等人的锒铛入狱，不过短短半年，我们这些人在王三儿一类人的口中，又先后成了“邓小平的孝子贤孙”和“\'四人帮\'的孝子贤孙”，而不知他们这些随时变换着政治嘴脸的人，究竟是哪家的孝子贤孙！！
对这种人，我是十分鄙视的。然而正是这种人，特别阴险毒辣。他们为了自己在现有“官位”上向上蹿一蹿，不惜用我们这些人的头颅当垫脚石。其阴狠的手法之一，叫做“搜监”。在林彪出事后，王三儿改骂我们是“林秃于的孝子贤孙”的时候，他突然发动“搜监”，很想从我以及与我谈得来的一些人的床上床下搜出有关林彪事件的书信或其他文字来。但他的这种不得人心的举措，得不到其他队长的支持，从而我提前得到了风声，尽可能地把不能让王三儿们看到的书信文字，藏了个严严实实。
王三儿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随时变换着自己的嘴脸，而且还贪婪卑鄙，他利用自己的淫威，把一个探望“就业人员”的父亲的插队女知青给奸污了！这更令人十分恼怒！
大概他也觉察到大家对他的蔑视，老想找茬在我们面前恢复他已失去的“威风”。一个休息日的下午，我正坐在球场旁边的一棵树荫下阅读一本《列宁全集》，他又在我的面前阴阳怪气地说：“你还想耍你的记者笔杆吗？你还想坐小汽车、大沙发吗？依我看，你这一辈子就死了这份心吧！我们党是不会再重用你这种人的！我劝你得空养养神，明天好干活……”我终于忍无可忍，与这个披着公安人员外衣的政治暴发户，发生了空前激烈的冲突：我当着当时在场的许多“就业人员”的面，抬起一只手指着他厉声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对我说这种话？！”这时，在一旁的一些平时对他也敬而远之的队长、干事都沉默不语，等着瞧热闹。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一见孤立无援，脸白得像张纸，语无伦次地说：“你还以为你是个老共产党员和新华社记者吗？你这个大”有派“还想翻天吗？”
“\'右派\'不\'右派\'，历史和人民自会作出公正的裁决！”我说，“你们这种人说了不算数！”这次与王三儿的激烈冲突，使我想到日后的风云如何，自有历史的公正安排，不是哪个算命先生所能够“推算”的。我面对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生，即便个人此生无望，也该力求积累点真正来自人生的第一手资料，以帮助后世的有志者，懂得做一个怎样的人。
说实话，当时我对未来的命运如何，自己也十分茫然。
二
和王三儿发生激烈冲突后，我被从尖草坪的太原建筑工程队三队，调到了太原城内的同一个工程队的二队。这时，二队住在太原城中心“五一”广场附近的上官巷，与省公安厅同一条巷子，不久，又搬迁到南城区的二营盘。转来转去，我仍然当木工。
当木工，少不了上梁架屋支模型，常常在几层楼高的砖墙上杠着木料模型板来回走。如果不小心或大风一刮，就可能掉到楼下去，即使不粉身碎骨，也会重伤致残。幸好，我没有发生过这种意外。但是经常与斧子、刨子、铁钉之类打交道，免不了总要出点事：一次上电锯分剖旧枕木。当我和一位师傅抬着一根枕木往电锯台的厚钢板上搁置时，一只手没有从枕木头下快速抽出，被压伤了一节小指骨。虽然没有流血，也没有肿大，但也“伤筋动骨一百天”，隐隐作痛了好几个月，却没有停止工作。
一次修理一排旧平房的门窗。有一个窗户的窗扇老是关不严。经研究，原来是两个窗扇都因多年的风吹雨打和太阳的曝晒，中间对关的一侧都鼓突不平了。为了削去这鼓突的部分，必须动用歪嘴刨。当我一手扶稳一个窗扇的下端。一手拿着歪嘴刨上下快拉的时候，不小心一下拉到扶着窗扇下端的右手大姆指根下手掌里侧的肌肉上，拉出来的口子足有一寸长，鲜血直流。连忙跑去医务室消了毒，缝了五六针，也照常该干啥还干啥，一天没歇。
一次拆楼房模型。当拆到一块楼板下横梁模型上的大方木时，对方那一头的钉子已完全起掉了，而我这一头的一根长铁钉还连着方木头，于是，那一边的方木头突然，往下一落，我这一边的方木头往上猛地一翘，把我的右手狠狠地挤夹在方木头与横梁模型板之间。当我连忙撬脱了这边的方木头，脱下右手的棉手套一看，右手食指第一节肌肉已被挤裂，半块肉只被边上的一层皮连着，手套里都是血。和我一起拆模型的伙伴连忙让我左手托举着右手腕，搀扶着我去附近的一家医院急救室，请医生打了破伤风预防针，清洗了污血，打了麻药，缝了四针，还给我开了三天的工伤假条。
三
我进入漫长的隧道之后多次负伤，而这是第一次正式得到工伤假条。实际上我们远未能获得人世间最起码的自由和权利，而只能在黑魆魆的似无尽头的隧道中磕磕绊绊地向前摸。
然而，客观地说，这条黑魆魆漫长隧道的那一头，也曾豁然闪亮过涌入新鲜空气的大出口。那是1975年深秋，邓小平代替病危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时候。尽管那时天际已经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阵阵乌云，邓小平仍争分夺秒地争来了一道这样的紧急令：让全国所有在押的数以万计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立刻宽释出狱或脱离劳改就业场所，去社会安排工作或回故里养老。当时，我也身在其中的这个太原建筑工程队的一些四周围着电网铁丝网的场子里和大院里，立刻就有这样的一些人背起了行李卷，提着内装餐具洗脸盆等杂物的旧网兜或破纸箱，迅速离开这些并不叫人留恋的场院扬长而去。据说他们后来还分乘多辆大轿车浏览了太原市容，并参观了大寨大队。
这一度给我带来了莫大希冀：既然我们党的最高司令部，对原本与我们誓不两立的营垒中县团级以上人员，都施以如此“礼遇”，那么对同样在押的我们自己队伍中县团级以上人员的宽厚，肯定为时不远了！
但是，我错了！在人们眼看着阵阵风云的迅速变幻中，邓小平再度下台了，周总理也辞世了。人们挤满了天安门广场，发出“扬眉剑出鞘”的怒吼，悲愤地悼念周总理并为邓小平鸣不平。这怒吼震撼了全中国，全国各地处处响应。太原市中心的“五一”广场也人头攒动，白花如潮。为了自己，也为了全国人民尽快走出这黑暗的隧道，我再次臂戴黑纱，避开队长、指导员和一些“积极分子”的耳目，来到了“五一”广场，并在广场的一角发表了演说，鼓动人们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正义、民主与自由……
不久，太原建筑工程队各队人员进行大调整。或许为了避免我这个人在城中“惹是生非”，把我也调到了位于太原东南郊唐代名相狄仁杰老家附近东太堡的工程一队。在那儿，我主要还是当木工，有时候也帮助拉土烧砖。
不日，毛泽东主席辞世。紧接着，那横行霸道连公带母的四只螃蟹被烤上了铁鏊子。虽然华国锋同志仍然坚持“抓纲治国”和“两个凡是”，但翌年邓小平就再度出山。我感到我们从小就跟着党闹革命，后来只因不愿味着良心讲话而被关押了十几年的共产党县团级以上干部，走出这漫长隧道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向工程一队的负责人提出：“国民党的县团级以上人员都释放了，共产党的县团级以上人员为什么还要继续被关押着？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吗？”
这个队的负责人倒还比较开明，他们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但不生气，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政治干事邢凤舞同志还对我说：“你写申诉材料吧，我们一定给你层层转达。”可是，通过劳改系统上转的申诉材料均石沉大海。我本人直接寄给新华社一些老熟人如穆青、戴邦等同志的材料，也都沓无回音。也许这些同志觉得时机尚未成熟，有口难开吧！
但这也使我想到，同是新华社的人，人与人是大不一样的。
1975年秋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新华社总编室负责人解力夫同志也选为新的常委。我立即给他写了信。因为1956年秋天到1957年夏天，我们同在外交学院学英文时，我觉得他为人忠厚老诚，在我被打成“右派”时，他也只在迫不得已时轻描淡写地说几句，从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鉴于此，我要求他尽可能设法帮我走出这漫长的隧道，重回新华社。他接信后，果真向社长转达了我的要求。
“你真糊涂啊！”社长对他说，“戴煌反对\'神化与特权\'，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你怎么能够把他弄回来？再说，现在机关还有几百位同志在五七干校劳动着，他们的工作安排还都没有着落，能让戴煌回来吗？”
这样，解力夫真诚地为我所作的努力，才付之东流。
而在这之前，我给新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新华社另一负责人打电话，要求他协助解决我的问题时，那冷冷的答复是令人寒心的。他推托说，过去他在摄影部，而我在国内部和国际部，对我的问题不甚了然，等等。
四
1978年元旦后不久，我在快速推土烧砖时，又是左边的车轮突然停止转动，而右边的车轮继续向前滚了半个弧圈，我的左肋又被小车把猛击了一下。1969年在清河农场582分场在同样情况下打成的旧伤上又加了新伤。那一次，582分场医务室的医生只给了我一些止痛片，连一天的假条也不开，这一次我说什么也不能再这样将就了。我通过政治干事邢凤舞同志，争来了医务室的工伤假条，休息了好几天。尽管如此，到即将最后改定这部书稿时，已时隔20载，阴雨变天时我的左肋还隐隐作痛。去医院透视拍片，片子上竟看不出有明显伤痕。富有经验的骨科专家对我说：“在那种情况下发生的工伤事故，肋骨被打断是肯定无疑的。但如果断的是肋骨梢上的软骨，则透视和拍片不易发现明显的伤痕……”原来如此：断了骨头也是可以不被承认的。
我的左肋又一次被打断，春节也快到了。这时接到北京家中孩子的来信，说他母亲病倒了，得的是精神分裂症。我立即向队部请假，恨不能插翅飞回北京。我深知这十几年来，潘雪媛带着孩子经受了人间罕见的磨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