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荻

我的朋友莫之许大侠曾经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你们（指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一开始是一体的，所以后来分道扬镳（指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大辩论）就会很痛苦；而我们（指更年轻的一代人）从一开始就是彼此不同的，因此如果我们发现彼此有共同之处会很高兴，彼此有分歧也很正常，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同的。”这段话清楚地解释了中国的年轻一代与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人，我们以独立个人为基础进行合作，但我们不依靠从属于某个群体来建立自我认同；对我们来说，有分歧是常态，有共识是件特别值得高兴的事。

以独立个人为基础进行合作，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我们来说，合作是一种善意，而不是一种义务，不合作是一种正常现象。用我的话来说：我只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不愿意的事我才不做呢。合作才需要理由，不合作不需要任何理由：只要我不愿意，那就是不合作的充足理由。在我看来，指责某人不与另外一个人合作，实在是无理也无意义的指责。在这方面，我认为刘晓波先生做得就很好：我在自由中国论坛上公开表达不参与他发起的《中国学者、作家等就奥运会致中共领导人的公开信》签名活动，他既没有指责我，也没有试图说服我改变态度。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态度。我对那些以道德、公义的名义施加压力，企图迫使别人合作的行为感到反感。

合作的另一个问题是这种合作是否是“与魔鬼作交易”。“与魔鬼作交易”这个比喻貌似神秘主义，其实很简单：只要合作的结果是把自己处于一种不能决定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制于人的局面中，那就是在和魔鬼做交易。我只在自己能控制局面的情况下才合作，如果合作意味着被人控制，那就不合作。从理论上说，为了自由民主大业，与共产党中的某一派合作并不错。但是在现实中，因为对方力量强大，而你的力量弱小，而且对方又没有尊重你的独立自主性的善意，所以这种合作很少有不是与魔鬼作交易的。即使你合作时的愿望是善意的，但合作的结果是你失去了自我，不能决定自己的所作所为，因此你并不能保证自己的行为一定是与最初的善良愿望相一致的，你的行为甚至可能走向愿望的反面。魔鬼用花言巧语诱惑了你，骗取了你的灵魂之后，它可以用你的灵魂做尽坏事，而你无能为力。这也是我选择不和某些人、某些组织、某些势力合作的原因，即使他们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他们或许有强大的力量，但是他们没有尊重你的独立自主性的善意，他们会想方设法控制你，欺骗你，滥用你的善意。例如有些人在网上与你发生争执之后，居然会私下打电话威胁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威胁把你亲戚朋友的电话公布到网上，让网友骚扰他们，企图以此来逼迫你按她说的办。我认为这种控制欲太强的人是没法合作的，我只愿意和尊重他人的独立性的人合作。

以上两点共同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民运的内斗和团结。以我的观点，民运内斗的原因和中国人喜欢内斗的原因是一样的：中国人彼此之间距离太近，不尊重彼此的独立性，结果反而不利于团结。这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托派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因：两党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势必会彼此争夺资源、争权夺利；如果在保持彼此的独立性的基础上搞党外联合，说不定反而能合作成功。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往往争吵不休的原因：彼此不和的人不能及时分家。甚至国际问题上也是一样：远交近攻。我认为影响民运团结的最大问题就是：总有人试图把民运统一在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旗号下。这个领袖最好就是自己，这个党最好是金字塔型的，而且最好是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样大家才能团结一致跟中共作斗争。这就是某些人心中理想的“民运团结模型”。他们不喜欢别人表现出与自己不同的独立性，他们不喜欢别人“另搞一套”，他们最常指责别人“搞小圈子”。他们像大家庭的家长一样，一相情愿地希望民运既不要分裂，也不要内斗——但是在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人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分裂，要么内斗，既反对分裂又反对内斗，无疑是在否认民运中会有矛盾，或者是假设民运中所有的矛盾都是可以解决的，但这只是一相情愿而已。在出现矛盾的情况下，不能分裂的结果就是内斗不断，这就是民运的问题所在。

如果大家能够以正常的态度看待民运的分裂、派别和小圈子，把“某人不与某人合作”当成理性的选择来看待，民运内斗的问题就能减轻很多。反对分裂者的逻辑和朱镕基反对“重复建设”的逻辑是一样的：按朱老板的逻辑，北京市已经有一个百货商店了，为什么还要建其他的百货商店呢，这不是浪费资源吗；按照某些人的逻辑，在一个问题上已经有一份呼吁书了，为什么你们这一小撮人又要另起炉灶呢，这不是削弱民主力量吗？其实，没有重复建设哪来的市场竞争，多几份呼吁书的效果往往比只有一份要好得多。道不同不相与谋，在实际效果上未必是互相拆台；大家各自做各自的，其结果也很有可能是相得益彰；但是硬把“道”不同的人绑到一起让他们“谋”，互相拆台几乎是肯定的。

有人认为，团结才有力量，分裂怎么会有力量，但在后现代社会中，分裂未必就没有力量。金字塔式的科层制组织有它的优点，但是也有反应迟钝，底层工作人员的满意度和工作动机都比较低的缺点，它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信息社会的要求。相反，无领袖、非中心、少等级、松散灵活的网状组织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各类NGO的组织方式，而这些组织绝对不缺少力量和效率。

网状组织平时就是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或者叫小组，人数不会太多，例如每个小组有五到十五个人，小组内部主要采用共识决策。共识不一定要每个人都完全同意所作出的决定，但至少都在比较低的程度上能够接受这个决定。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小组的成员彼此都是好朋友（甚至是家人），拥有共同的信仰和目标；如果某个成员发现自己不能很好地与小组合作，他们一般会另找一个。按照某些人的观点，这些小组是十足的排外小圈子，但是友好的分裂要比经过激烈内斗之后分裂，然后彼此不来往要好，彼此不来往又比硬被绑在一起互相拆台要好。这样做的好处是小组内部比较团结一致，不会把很多精力浪费在内耗上，这样小组就能够比较有效地为自己的目标而行动。如果硬要团结本来合不来的人，很可能会把精力都浪费在内斗上，无能力行动了。一个小组可以单独采取行动；也可以有许多小组在大型活动中彼此合作，每个小组都是自愿参加的；平时也会有以小组为基础组成的各种不同的联络网。有时，小组会建立和解散，联络网会加强和削弱，但是事业一直在向前发展。

以上就是西方国家NGO的常见组织方式，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东西。要点在于：一、承认和尊重个人之间，组织之间的差异和独立性，不要试图消灭差异和独立性；二、正常看待分裂，不强求统一和整合，分头行动要比绑在一块互相拆台好；三、努力学习适合信息时代的新的组织方式。

          刘荻

我的朋友莫之许大侠曾经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你们（指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一开始是一体的，所以后来分道扬镳（指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大辩论）就会很痛苦；而我们（指更年轻的一代人）从一开始就是彼此不同的，因此如果我们发现彼此有共同之处会很高兴，彼此有分歧也很正常，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同的。”这段话清楚地解释了中国的年轻一代与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人，我们以独立个人为基础进行合作，但我们不依靠从属于某个群体来建立自我认同；对我们来说，有分歧是常态，有共识是件特别值得高兴的事。

以独立个人为基础进行合作，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我们来说，合作是一种善意，而不是一种义务，不合作是一种正常现象。用我的话来说：我只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不愿意的事我才不做呢。合作才需要理由，不合作不需要任何理由：只要我不愿意，那就是不合作的充足理由。在我看来，指责某人不与另外一个人合作，实在是无理也无意义的指责。在这方面，我认为刘晓波先生做得就很好：我在自由中国论坛上公开表达不参与他发起的《中国学者、作家等就奥运会致中共领导人的公开信》签名活动，他既没有指责我，也没有试图说服我改变态度。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态度。我对那些以道德、公义的名义施加压力，企图迫使别人合作的行为感到反感。

合作的另一个问题是这种合作是否是“与魔鬼作交易”。“与魔鬼作交易”这个比喻貌似神秘主义，其实很简单：只要合作的结果是把自己处于一种不能决定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制于人的局面中，那就是在和魔鬼做交易。我只在自己能控制局面的情况下才合作，如果合作意味着被人控制，那就不合作。从理论上说，为了自由民主大业，与共产党中的某一派合作并不错。但是在现实中，因为对方力量强大，而你的力量弱小，而且对方又没有尊重你的独立自主性的善意，所以这种合作很少有不是与魔鬼作交易的。即使你合作时的愿望是善意的，但合作的结果是你失去了自我，不能决定自己的所作所为，因此你并不能保证自己的行为一定是与最初的善良愿望相一致的，你的行为甚至可能走向愿望的反面。魔鬼用花言巧语诱惑了你，骗取了你的灵魂之后，它可以用你的灵魂做尽坏事，而你无能为力。这也是我选择不和某些人、某些组织、某些势力合作的原因，即使他们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他们或许有强大的力量，但是他们没有尊重你的独立自主性的善意，他们会想方设法控制你，欺骗你，滥用你的善意。例如有些人在网上与你发生争执之后，居然会私下打电话威胁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威胁把你亲戚朋友的电话公布到网上，让网友骚扰他们，企图以此来逼迫你按她说的办。我认为这种控制欲太强的人是没法合作的，我只愿意和尊重他人的独立性的人合作。

以上两点共同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民运的内斗和团结。以我的观点，民运内斗的原因和中国人喜欢内斗的原因是一样的：中国人彼此之间距离太近，不尊重彼此的独立性，结果反而不利于团结。这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托派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因：两党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势必会彼此争夺资源、争权夺利；如果在保持彼此的独立性的基础上搞党外联合，说不定反而能合作成功。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往往争吵不休的原因：彼此不和的人不能及时分家。甚至国际问题上也是一样：远交近攻。我认为影响民运团结的最大问题就是：总有人试图把民运统一在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旗号下。这个领袖最好就是自己，这个党最好是金字塔型的，而且最好是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样大家才能团结一致跟中共作斗争。这就是某些人心中理想的“民运团结模型”。他们不喜欢别人表现出与自己不同的独立性，他们不喜欢别人“另搞一套”，他们最常指责别人“搞小圈子”。他们像大家庭的家长一样，一相情愿地希望民运既不要分裂，也不要内斗——但是在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人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分裂，要么内斗，既反对分裂又反对内斗，无疑是在否认民运中会有矛盾，或者是假设民运中所有的矛盾都是可以解决的，但这只是一相情愿而已。在出现矛盾的情况下，不能分裂的结果就是内斗不断，这就是民运的问题所在。

如果大家能够以正常的态度看待民运的分裂、派别和小圈子，把“某人不与某人合作”当成理性的选择来看待，民运内斗的问题就能减轻很多。反对分裂者的逻辑和朱镕基反对“重复建设”的逻辑是一样的：按朱老板的逻辑，北京市已经有一个百货商店了，为什么还要建其他的百货商店呢，这不是浪费资源吗；按照某些人的逻辑，在一个问题上已经有一份呼吁书了，为什么你们这一小撮人又要另起炉灶呢，这不是削弱民主力量吗？其实，没有重复建设哪来的市场竞争，多几份呼吁书的效果往往比只有一份要好得多。道不同不相与谋，在实际效果上未必是互相拆台；大家各自做各自的，其结果也很有可能是相得益彰；但是硬把“道”不同的人绑到一起让他们“谋”，互相拆台几乎是肯定的。

有人认为，团结才有力量，分裂怎么会有力量，但在后现代社会中，分裂未必就没有力量。金字塔式的科层制组织有它的优点，但是也有反应迟钝，底层工作人员的满意度和工作动机都比较低的缺点，它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信息社会的要求。相反，无领袖、非中心、少等级、松散灵活的网状组织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各类NGO的组织方式，而这些组织绝对不缺少力量和效率。

网状组织平时就是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或者叫小组，人数不会太多，例如每个小组有五到十五个人，小组内部主要采用共识决策。共识不一定要每个人都完全同意所作出的决定，但至少都在比较低的程度上能够接受这个决定。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小组的成员彼此都是好朋友（甚至是家人），拥有共同的信仰和目标；如果某个成员发现自己不能很好地与小组合作，他们一般会另找一个。按照某些人的观点，这些小组是十足的排外小圈子，但是友好的分裂要比经过激烈内斗之后分裂，然后彼此不来往要好，彼此不来往又比硬被绑在一起互相拆台要好。这样做的好处是小组内部比较团结一致，不会把很多精力浪费在内耗上，这样小组就能够比较有效地为自己的目标而行动。如果硬要团结本来合不来的人，很可能会把精力都浪费在内斗上，无能力行动了。一个小组可以单独采取行动；也可以有许多小组在大型活动中彼此合作，每个小组都是自愿参加的；平时也会有以小组为基础组成的各种不同的联络网。有时，小组会建立和解散，联络网会加强和削弱，但是事业一直在向前发展。

以上就是西方国家NGO的常见组织方式，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东西。要点在于：一、承认和尊重个人之间，组织之间的差异和独立性，不要试图消灭差异和独立性；二、正常看待分裂，不强求统一和整合，分头行动要比绑在一块互相拆台好；三、努力学习适合信息时代的新的组织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