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茅于轼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发表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学者、专业人士都参与了少有的争论；值得指出的是，参与争论的网友都兴奋不已，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据笔者观察，不管是学界还是网友，赞同茅于轼观点的居少数，持批评或质疑的居多数。也有少数网友对茅于轼本人进行谩骂，有人描述为“骂声一片”。当茅于轼就骂贴写出评论后，骂声并没有停止，效果是火上浇油。

且不管那些骂声，就说茅于轼的文章，笔者认为来的也不是时候。茅于轼的观点我是基本认同的，但容易被人误解。当下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还看不到政府有任何措施缓解，这种趋势延缓下去，必然会带来社会矛盾激化。其实，在此之前，茅于轼就提出过中国最大的危机是穷人造反。茅于轼对社会的观察还是细致入微的，对中国的社会状况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笔者认为，中国式的不平等，首先不是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而是权利分配绝对不公的问题，弱势群体是弱在官权太强。所以，解决中国的两极分化问题，关键不在于政府进行强制性的再分配，也不在于富豪们的慈善，而在于改变官权太强而民权太弱的制度。比如，当太石村村民不能按照现行法律罢免村长之时，村民们也就无法公平地分到卖地所得。

毛泽东和中共过去一直进行的是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是穷人革命，剥夺“剥夺者”，也就是剥夺富人（资本家、地主），实行的是暴政。看起来是在为穷人说话，但实际上并不为穷人办事。富人没有了，社会上都是穷人了，结果造成整个社会贫穷，甚至发生饿死几千万农民的惨剧；不仅如此，社会生产力遭到空前的破坏，文革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从一些网友的跟贴可以看出，毛主义还是有市场，左派势力也试图利用两极分化进行复辟呐喊。

在中共统治下，替富人说话确实难得，因为中共的历史就是仇富的历史。茅于轼敢这样替富人说话，是在捅马蜂窝，不仅引起多数人反对，甚至引起中共当局不满。我所看到的新华网等官方媒体，同样主要是批评的声音。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关于“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言论

▲茅于轼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全文如下：

现在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穷人是弱势群体，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哪怕说错了，也不用担心，因为立场不错，顶多是技术性错误。

为富人说话则不同。由于民众受传统理论的影响，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我国又有仇富的传统，帮富人说话肯定是不受欢迎的。所以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谁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结果，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先要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因为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富人被视为众矢之的，被剥夺，被侵犯。

我为富人说话，遭到猛烈的批评。有这么多人反对保护富人，我更觉得有保护富人的必要。因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批人反对为富人说话，反对保护富人，所以骂我为富人说话的做法。当然，我不仅为富人说话，我同样也为穷人说话。不过正如前面所说，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所以我愿意更多地为富人说话。其实，我为富人说话不仅是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

穷人容易受欺侮，受压迫。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富人一样会受欺侮，受剥夺。这大家未必很清楚。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变富了就可能有种种麻烦随之而来。如果我们问一问任何一位企业家，当企业家容易吗？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在执业中稍有闪失，立刻灾难临头，多年的努力马上付诸东流，在一个政策多变、朝不保夕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做事。但是，他们作出了伟大的成绩。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财富的创造增加了十倍之多。这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好坏，而企业的好坏取决于领头的企业家。

我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

▲茅于轼：分析网上骂人 他们的拳头胜过头脑

过去我很少上网看自己的博客。最近因为朋友们建议，也想和网民们交流，所以连着几天，天天上网看大家对我的文章的反应。网络的确是好东西，大家可以无所顾忌地讲出自己的心里话，平等地讨论问题。这在其他场合是绝不可能的。

最近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对我的文章有赞成的，也有批评的。这一点儿也不稀奇。但是从反应的语调、风格来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分类。一类是骂人话，都很短，一般就一两句话。这一类大概占到1/4。其他则是理性的讨论。对网上骂人这一现象很值得分析，它能够告诉我们许多事情。

下面是骂人话的一些例子：“你好去死了！”、“让阎王老子折磨你！”、“你是你妈生的吗？你他妈的是什么东西？”、“去吃大便！”、“一条老狗！”

这些话很短，但是包含着重要的信息。

首先，说这些话的人，多半是文化比较低，不能够从分析道理来说服人，所以只好用一言半语发泄自己的不满。其实，他们的反对并不是没有道理，可是说不清楚，他们用逻辑组织言词的能力比较差，有苦难言。碰到真正被人欺侮的时候同样讲不出理，往往采用暴力相向的手段。网上骂人和群起的暴力事件有着共同的缘由。他们的拳头胜过他们的头脑。

其次，他们有强烈的不满情绪，所以挑出最恶毒的话来表达。倒未必是真想置我于死地，但对社会的不满是严重的，几乎到了要爆发的程度。这种爆发式的情绪如果广泛存在，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万一发生社会动荡，将对所有的人都不利，包括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历史上一切造反都要靠动员底层群众，造反无非是这一派的底层群众打那一派的底层群众，牺牲的都是底层百姓。得利的都是善于利用和操纵别人的聪明人。这些经验教训普通老百姓是看不到的。他们容易听从煽动，意气用事，上当受骗，甚至当别人的炮灰。

我们要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不会用理性思考，思想简单，容易走极端，产生出爆发式的情绪？恐怕这和我们的初等教育有关。我们的小学校里，教的还是阶级斗争的那一套；标榜的英雄人物还是阶级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人物。再就是无原则的爱国主义，只要是自己国家的都是对的，缺乏正义原则和博爱精神。提倡的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目标去斗争，反对怀疑精神和创造性思维。而且这种教育一直贯彻到大学。老师如果在讲堂上离经叛道，是要受处分的，严重的还要发配劳教。提倡盲从式的教育倒过来会自食其果的。

我国的初等教育还缺乏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的礼貌教育。不是说书本上，而是说在实践中。“文革”时的唯我独左、唯我正确的遗风远远没有肃清。所以才有这种骂人的习惯。现在很多的小学老师就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的言行习惯时时刻刻影响着下一代人。我们否定了“文革”，但是对“文革”的批判仍不彻底，为尊者讳，不得不吃这个苦果。

社会上有这么多有强烈不满情绪的人，值得我们深思。是什么政策得罪了他们？我的答案是我们这个社会特权分子可以侵犯别人而不受制裁。一边有特权，另一边就连起码的保护都没有了。受人侵犯又没处申诉，当然会产生出强烈的不满。现在老百姓告政府状的越来越多，但是要么法院不受理，要么受理了不能公正判决。百姓能够胜诉的微乎其微。这样一种状态当然是危险的。

现在的社会非常复杂，需要专家来治理。绝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够胜任的。但是当官的人必须为每一个人着想，不能光想着有权有势的人，否则就难免会有社会动乱的可能。“极左”年代的一个口号是保护穷人，保护穷人是对的，错在反对富人。反对富人的结果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穷人国，没有一个富人的穷人国。到后来干脆宣称穷人光荣，愈穷愈光荣，把穷人致富的梦想彻底消灭了。保护富人是重要的，但如果不保护穷人，社会同样会陷入危机。因此，穷人和富人应该同样得到保护。

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不可以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其实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可惜的是简单的道理还没有被普遍承认，而是被大范围地破坏着。看看网上骂人，可以知道当今社会处于什么状况。

●正方观点（支持或基本支持茅于轼观点）

▲居住在北京的刘晓波博士发表文章《我看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文章写道，最近，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发表了一篇短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文章标题的两句话，既是茅先生对新左派鼓动的民粹主义的批判，也是茅先生本人的行动本身。

“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

茅先生“为富人说话”，是从近两年开始的，针对的是非理性仇富的民粹主义大潮。

众所周知，中共独裁政权所主导的跛足改革，造成了腐败泛滥、两极分化加剧、国有资产流失、自然资源枯竭、环保污染严重，以及看病难、上学贵、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引发出关于改革方向的第三次大讨论，从“郎旋风”到“物权法”的争论，至今仍然方兴未艾。但是，由于言论管制的限制和恐怖政治的威慑，争论的双方都不敢或不能触及最实质的制度性问题，而只能把富豪和当红经济学家当作改革原罪的替罪羊，对这两个群体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民粹主义讨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左派有机会打出社会公正的旗帜，用毛泽东遗产批判邓小平改革，用毛式语言煽动底层的仇富情绪，甚至公然号召新一轮的“打土豪、分田地”，很有点“经济文革”火药味。他们用所谓的“资本积累的原罪”和“权贵经济学”，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所有富人和主流经济学家一勺烩，无论是诚实致富的，还是靠特权和权钱交易暴富的；无论是致力于帮助穷人的经济学家，还是甘做“权贵辩护士”的经济学家。他们也把转制中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责任归罪于民营资本家，却轻易放过了背后的那只具有决定权并参与分赃的权力之手。

当“为穷人说话”变成“政治正确”，当“草根代言人”变成时髦的荣誉之时，民粹主义甚至发展为“穷就是硬道理”的蛮横：只要穷，我就有理，就可以骂大街。全不管自己为何穷，更不管中国式贫困的制度性根源，不在于资源有限和人口太多，而在于独裁制度带来的官权太强而民权太弱，也就是人权的极度匮乏。

茅于轼先生却敢于逆滔滔民粹主义潮流而动，不怕新左派的群起而攻之，不怕网络愤青的攻击和谩骂, 而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公开站出来为富人说话。茅先生说：“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中反映在文革时候。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他还说：“我为富人说话不仅仅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

在六四仍然是官方禁忌的中国，敢于公开站出来为六四受难者和良心犯说话的著名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而茅先生正是这少之又少之一，他敢于在声援“天安门母亲”呼吁书上签名，也敢于为营救杜导斌而发声。

在民粹主义高涨的今日中国，茅先生公开为诚实致富的富人说话，同样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正如茅先生的夫子自道：“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所以我愿意更多的为富人说话。”“我为富人说话，遭到猛烈的批评。有这么多人反对保护富人，我更觉得有保护富人的必要。因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批人反对为富人说话，反对保护富人。”他还说：“我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比如鼓动穷人反对富人，宣传富人有罪，宣称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制造剥夺富人的理论。”

茅先生认为，造成今日中国社会公正奇缺的主要根源，是人权得不到制度性保障，而达到社会公正的“唯一的办法是富人穷人同样保护。这就是人权。”茅先生在《人权观念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一文中说：“当每个人都具有平等、自由的权利以后，财富的创造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第三者操心。这里用得着经济学里最起码的一条道理，即平等自愿的交换必定能够创造财富。”“达到和谐的起码条件之一是对人权的保护。不谈人权，权势者能够欺侮平民百姓，想有和谐是南辕北辙。”

“为穷人办事”的茅于轼

也许，网络上那些攻击茅先生的愤青们，大概不了解茅先生如何“为穷人办事”,才会把茅先生看作“富人的代言人”。其实，茅先生“为穷人办事”远远早于他“为富人说话”。而且。茅先生为穷人办事的扶贫事业从未间断且越办越多。

早在1993年，茅先生将个人现金500元交给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教师雒玉鳌，尝试用民办小额贷款的方式帮助农民救急解困、脱贫致富。茅先生规定扶贫基金用途主次：教育、医疗、生产。茅先生个人捐助20000多元之后，他的为人和社会知名度聚集起越来越多的不求回报的扶贫资金捐助者，使茅先生的小额贷款扶贫基金逐渐扩大。15年之后，茅先生的小额贷款扶贫点已经在三个地方成功运行，一个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资金130万元（1993年开始）；一个在山西永济，资金400万元（2006年开始）；一个在北京，资金25万元（2007年开始）；贷款回收率高达96％。

通过小额贷款扶贫，茅先生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从1999年开始，茅先生又进行著名的“天村”实验，也就是村民自治试验，以稳健的方式逐步建立基层农村的民主制度，推动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按照茅先生的说法，那就是“不仅是物质上的脱贫，精神改良可同步进行。”

与此同时，茅先生还想办法让农民有能力进入城市。为此，在2002年3月，他和几个朋友共同出资40万元，创办了北京富平家政学校，茅先生为最大股东。但在非典时期学校发生亏损，不得不向另外两位股东借款60万元。仅仅四年时间，这所“保姆学校”已经培养出上万名保姆，在北京的就业率百分之百。

现在，这所“保姆学校”已更名为“富平发展学院”。为了扩大扶贫的范围和规范化管理，茅先生已经把全部小额贷款项目交由富平发展学院管理，资金也由学校筹集，目前已经筹集了1000万元。所以，茅先生的扶贫事业才能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民间资本、政府扶贫办、国际资本都想投资。对茅先生来说，他开创的金融扶贫事业的最大隐忧是体制性障碍，即现行制度不允许合法注册，使小额扶贫贷款成为地下金融。

在我看来，那些攻击茅于轼先生的新左们恰恰相反，他们是“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 因为，在今日中国，为穷人说话容易，还能捞到站在弱者一边的道义美名；为富人办事有实惠，新左们在私下里见到富人，一脸谄媚。

为穷人办事无实惠，但持之以恒也能得到社会名誉的回报。茅于轼先生与新左们的区别在于：茅先生靠为穷人办实事赢得农民的信任和尊敬，也赢得了良好的民间声誉。而新左们靠嘴皮子为穷人代言，靠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个人的资产。或者说，新左们的路数与当局差不多——说的是社会主义，做的是资本主义。

▲北京学者张耀杰发表文章《为茅于轼先生辩护》。文章写道，笔者的《读王从圣的〈倾听老人！倾听茅于轼！〉》上网后，看到竟然是反对甚至不屑的回应，不由得心中悲凉，特别是看到有人指责茅于轼先生的为穷人办事是为了收费、为了赚钱赢利的时候。笔者倒想问一问，如此指责茅于轼先生的人自己为穷人办过事吗？你为什么不通过为穷人办事来收费发财呢？！难道为穷人办事的人就注定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牺牲自己吗？难道茅于轼先生用不断流转中的一万元钱接连帮助了十个、一百个穷人，不比用一万元的死钱去仅仅帮助一个穷人更加文明也更加伟大吗？！一个读过书、识得字的人为什么会无耻无知到如此地步呢？！

在当下中国，到处可以看到有头有脸自以为可以教化或启蒙别人的人，他们不敢批评本国政府并不高明的执政方略，却专门慷慨激昂、理直气壮地恶骂对自己毫无损害的美国政府、日本政府。他们不敢去对抗强权，却偏偏要玩弄梁山泊、义和团之类替天行道受招安的鬼把戏，得心应手、欺软怕硬地抓住与自己一样无权无势、无枪无炮的富人来嫁祸于人地杀富济贫。

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明白，充分市场化的商业文明无论如何都要比官本位的强权专制要更加先进也更加公正，直接为人类社会创造财富的工商企业家，无论如何都要比政学两界指手划脚的官人、学人要更加高尚也更加富于创造力。在文明社会里，公平公正只表现在公共领域里程序正义的人人平等，而不是表现在结果平等或实质平等。私人财富和私人的相貌、个性、爱好一样，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以人人大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唯一大同只在于每一个人都是同为精神生命体的人类社会中的一分子。千人一面、万众一心的统一思想和整齐划一，只是专制狂人不自量力的老把戏。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破产充分证明了这种老把戏反人类、反科学的邪/教本质。进一步说，在只讲官本位的身份专制而不讲人人平等的契约精神、程序正义和商业信用的前文明社会里，富人与穷人一样随时随地可能成为官权专制的牺牲品。一个有良知、负责任的现代公民，应该在自己的本职岗位或公共定位中，通过尽可能多的言与行推广传播现代文明社会人人平等的契约精神、程序正义和商业信用，从而用宪政制度打破官权专制的“劳心者治官”之治官安民。中国社会真正的出路就在于此！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宪政民主的文明社会里，最为合理的公民态度自然应该是为包括穷人和富人在内的所有个人说话办事，或者说是为所有人创造性地提供精神与物质上的有价值的建设性服务。但是，在官本位的专制强权压倒一切的中国社会里，在更多的人不敢仇官而只敢仇富的欺软怕硬的社会环境中，至少对于一心要为穷人办事的茅于轼先生来说，“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是一种切实可行而且行之有效的路径选择。

至于王从圣先生的“倾听老人！倾听茅于轼！”，在“老人”与茅于轼先生之间划等号，笔者是很不赞成的。当下中国，在祸国殃民几十年之后依然享受着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的制度性特权的“老而不死是为贼”的贼佬遍地都是，这样的贼佬无论如何都不值得国人特别是没钱上学、没钱看病甚至于没钱吃饭的农民工人子弟去尊敬。

▲评论人士王从圣发表文章《倾听老人！倾听茅于轼！！！》。文中说，中国有一句老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话用在当今中国，我认为茅于轼就是这样一个值得我们倾听的老人。茅于轼告诫我们“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我们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在我看来这是老人历经人生风雨之后的智慧结晶。茅于轼老人敏锐地发现了中国面临的重大隐忧，而这正是许多人仍然懵懵懂懂的。

早在100多年前，中国知识分子就惊呼：中国正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直到今日，我们的民主制度依然没有完成。许多人都已经认识到：实现民主制度的政治变革必将在我们这一代完成。那么，实现这一变革最担心的是什么？大规模的政治动荡！激发大规模政治动荡的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对权贵的仇恨和报复，对富人的嫉妒和剥夺。

古今历史，尤其200年来的历史都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以各种理由鼓动穷人对富人的仇恨是最容易得到响应的。政治野心家也最容易以这种方式找到支持者，并实现自己的独裁野心。结果呢，穷人推翻了一个又一个专制政权，却又陷入了一个又一个更加专制的政权之中。

穷人的地位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比原来更加悲惨。

我们应当认识到：可怕的不是茅于轼这样声称为富人说话的人；最危险的乃是那种讨好穷人，将穷人吹上了天，而实际上诱使穷人替自己抛头颅、洒热血的政治野心家们。

我们也应当知道，正是那些声称解放穷人的理论才老老实地祸害了穷人。乌托邦主义就是这样的理论，它声称要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结果呢，这个政权统治三年多，就在仅有700万的柬埔寨祸害死了170万人多万人。

在不成熟民主国家，由于穷人有选票优势，也使那些讨好穷人的政治家如鱼得水。比如阿根廷庇隆这样的政治领袖，通过讨好大众，尤其是讨好社会底层大众，博得穷人的同情心来换取某种表面的支持和个人的权威。为了讨好大众，他们不惜许诺社会福利、开空头支票，寅吃卯粮，最终透支国家财政，使用于发展的资金严重不足，从而危机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最后受害的还是穷人。

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富人们掌握着大量的财富，也掌握着管理和技术经验。也就是说富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一个国家的再生产的能力。挑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用剥夺富人的办法去讨好穷人，事实上等于扼杀了一个国家的再生产能力。用不了多长时间，由于再生产能力的枯竭，穷人就会深受其害。如果富人被剥夺仅仅损失的是财产，那么，等到穷人受害的时候面临的可能就是饿死这样严酷的命运。这是危言耸听吗？不！有心的朋友你们仔细看一看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再看一看非洲国家民族解放之后的状况。在本质上，这些运动都是穷人针对富人的革命。

这样的事实也足以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恰恰是美国这样的对私有财产，当然主要是富人的财产给予了最好的保护的国家，他们的穷人的境遇得到了更好的照顾。这与茅于轼老先生的告诫是一致的。

用一句时髦的话来归纳：我们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什么样的社会是和谐社会？富人能够安心赚钱；穷人的境遇受到了良好的关照。也就说，富人和穷人都能够和谐共存。这样的社会才能够算得上和谐社会。

顺便在题外说一点个人偏见。随着个人年龄的增大，自己变得越来越保守。看书的时候我通常首先要看看作者的年龄。如果作者高寿，他的书通常就会引起我的重视。古人云：仁者寿。在我看来，一个人如此高寿，那他肯定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更加合理，更值得效仿。这样的作者如罗素，高寿98岁；丹宁勋爵，高寿100.他们的书我认为值得认真地品味。在中国古代，这样的作者如孔子高寿73岁；孟子高寿84岁。如果一个作者寿命短促，且生活斜僻，他的书我就不愿多读。

在读到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有一个人叫福柯，我一看，只活了50几岁，而且还有同性恋等怪异的经历。不读！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鲁迅不是一个值得多读的作者，此人刻薄，短寿，狭隘。

遗憾的是，我们的历史常常受到很多这样斜僻的人的主导，这也许是我们人类不幸的一个原因。至少有两个疯子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历史，一个是卢梭；还有一个是尼采。他们的个人经历毫无可取，然而他们的思想，尤其卢梭的思想却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个世界。当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马克思29岁；恩格斯27岁。虽然在那之后他们又活了不少时间，但他们的后半生完全是在完善自己年轻幼稚的梦想。他们实在太年轻，太不成熟。而经过了160年以后，我们仍然要将他们当作不可亵渎的神灵。这是我们悲剧缘由吗？

话说回来。在我的心目中，茅于轼是一个值得我们仔细倾听的睿智老人。倾听这样一个老人，也许会让我们少走很多的弯路。

▲署名冯一刀的评论人士发表文章《茅于轼“为富人说话”说出了大实话》。文中写道，茅老先生所谓的保护富人和为富人说话，指的是合法致富的富人；他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要保护穷人、为穷人说话。对成年人来讲，这难道还不好理解吗？富人穷人都要保护，只要他的财产是合法的。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却引起了群体性的议论，不能不说也是一个中国特色。或者说，整个围绕茅于轼富人言论所产生的争论事件，就是一个中国特色的产物。这中国特色，首先反应在争论事件背后的中国社会背景：贫富两极分化已经成为中国的社会现实。

概括来说，参与这场富人言论之争，必须遵守两个前提：第一，茅于轼所说的富人只限于合法诚实致富的富人；第二，必须正视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背景。

如果茅于轼说他要保护穷人、为穷人说话，想必没有人站出来批驳他了，但他说的却是要保护富人和为富人说话，于是很多人就坐不住了，茅于轼果然瞬间就成了被“攻击”的对象。有些人还好些，至少认真看了茅于轼的原文，然后认真地写批驳文章，而大部分根本就没了解茅于轼说了什么就一阵乱骂——这说明了两点，一是现在社会矛盾的剧烈和人们不满情绪的强烈，二是这些人的心智不够成熟。

要批驳一个人的观点，起码你要先知道人家到底说了什么。很遗憾，在这方面认真的网民算不得太多——我只指在这件事上，以我个人的观察。

茅于轼的富人言论观点错了吗？没有。他错在观点的推论过程。

第一，茅老先生指出为富人说话的人少，这个不符合实际，因为中国的媒体和话语权，主要还是被权势阶层所掌握，为富人说话的人，到处都是；而实际中更多的情况则是，人们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在为富人说话。比如，到了商店里，穷人会受到店员的冷脸而富人则被热情对待，诸如此类现象，生活中不胜枚举。
　
第二，茅老先生说“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这个不太符合史实。

第三，中国的富人，合法致富到底有多少？在中国官僚资本业已形成、权贵掌握太多社会资源的背景下，回答这个问题，显然不能用“中国的富人绝大多数都是合法致富”这样一句话搪塞过去。中国富人不纯洁，这也正是网民对保护富人言论反应激烈的重要原因。

但，茅老的立论过程虽然有些问题，但结论说的却是大实话——因为他的结论只不过是被包含在一个更大的结论之中，这个结论就是国家要保护公民的财产，不论富人穷人———前提是财产合法。

为什么茅老先生说的一个“常性识观点”，却引来板砖无数呢？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发表这些言论的背景，是当今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财富分配不公和阶层矛盾激烈。事实上，茅于轼敢在这个时候，大声地说出保护富人和为富人说话的声音，恰恰表明他看到了这样的社会现实。本人曾经采访过茅于轼，他最担心的是中国将来穷人造反，而穷人造反造不出一个好社会——确实，“革命”不好玩，中国不能再玩“革命”那一套。茅于轼提出的富人言论，难道错了吗？最多，你可以指责他对中国穷人造反的可能性估计得过于严峻了。
　
在这场争论中，任何对茅于轼个人人品或人身抨击的话，都是不靠谱的。请问，你什么时候为穷人做过什么事？茅于轼口口声声说要为穷人做事，为什么那些抨击他的人，对此却视而不见？难道真的只是图一时批评之快？

这场争论中，有一个细节我想提一下：身居美国的薛涌先生，他的一篇反驳茅于轼观点的文章没有被《南方都市报》采用，于是这位先生很不满，写了一篇“批露”《南方都市报》不发表他文章“内幕”的帖子，并且还把他跟编辑之间的往来邮件的内容也抖了出来，然后他以此证明自己受到了《南方都市报》的封杀、自己的言论自由受到了侵犯云云，语气是非常的义正言辞。最后这位先生宣称要跟《南方都市报》决裂、终止合作关系。

这么抱怨一下，也没什么，可这位先生却不远万里，从美国打来了越洋电话到中国大陆的一家网站，说希望炒作一下他跟《南方都市报》决裂的事。薛先生，《南方都市报》的口碑在中国我想你也是知道的，这份报纸一直以来对你应该也不薄，老爱用你的文章。为什么就一篇文章没被他们采用，就要宣称决裂呢？不要说得那么义正严辞，我看不过是你的大爷心理在作祟罢了。希望网站帮你炒作，更说明了你的心胸之狭窄。另外顺便说一下，你的文章我不爱看。

遗憾的是，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多得很。你身上有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臭九老心态。把中国知识分子说宽了，咱不妨举一下这样两类人：有些人整天喊着民主自由，可在他自己的生活圈子里，从来不跟人讲民主自由；有些人整天喊着要为穷人谋福利，可从来就没为穷人做过一件事。

另外我想说的是，茅于轼先生不是官方欢迎的人物，某权威党报集团，甚至已经抵制他。中国人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他不知道他在奋力批评的人，其实价值观跟他的没两样。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容易犯的臭毛病。

▲署名水木清华的评论人士在佛山日报发表文章《从茅于轼被骂看知识分子超然立场的尴尬》。文章说，茅于轼先生的文章事实上指出了一个很值得被重视的现象，即“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因而“现在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而 “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因而“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茅于轼先生对这种现象的批评，可谓在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茅于轼先生并且以自己多年来对这种社会良知的践行，早已赢得了许多人的认同，因而，情绪性的、态度偏激的对茅于轼先生的批评自然难以被接受。

但另一方面，为何又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对声音呢？笔者感到大家似乎仅仅是在批评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换句话说，批评者在批评之时，事实上将茅于轼先生“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立场，偷换成了“为富人说话”的立场。这种偷换恐怕和茅于轼先生对“富人”概念的使用多少有些值得商榷有关。

虽然茅先生对“富人”作了这样的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但批评者未必会如此理解“富人”，善意的猜测，网络上的很多谩骂者恐怕都是出于对“富人”概念的理解不同所致；此外，就现实而言，即使不能说没有，但究竟有多少纯粹的， “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恐怕也不无商榷之处。

有一个现象笔者以为不应该被忽略，即所谓“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在市场经济和法制并不完善的制约条件下，在权力寻租比较普遍的制约条件下，恐怕很难简单地说，究竟是现行游戏规则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而更可能的则是，其恐怕早已事实上成了剥夺穷人可怜权利的同谋。换句话说，这些“富人”的权利和利益诉求，其实和穷人并不相同，相反，这些“富人”恐怕也是穷人诉求权利和利益时，事实上难以回避的反对者。

现实的复杂性在于，如果说权力和财富有矛盾，那也绝不能等同于权力和贫穷的矛盾，而在权力和贫穷的矛盾中，财富又往往意味着权力或者说是权力的同盟，因而站在了贫穷的对立面。

在复杂的现实冲突中，茅先生希望以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保持某种超然。然而，值得思考的是，知识分子是否能够保持这种超然的、独立的姿态和立场？如果能够，则那立场定位的历史坐标又是什么？

▲署名杨让宁的评论人士发表文章《茅于轼挨骂：又一个精英被误解？》文章写道，茅于轼先生最近有点烦，写了一篇《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章，就招来不少骂声；又作《分析网上骂人》作以回应和辩解，不想更是火上浇油，骂街者却并无收敛。茅老网上挨骂，于这个自诩礼仪之邦的国度，显得很不协调，但与时下板砖横飞的网络时代结合得天衣无缝。

语言暴力正成为当下网络环境里主流话语形式，网络正演化成一个制造语言垃圾的场所，不甘寂寞是网络生存法则，骂人是通行网络的钥匙。拍砖不交税，骂人不犯法，有人以骂人为乐，手里提着“板砖”见人就扔，杀伤力极大，加上起哄架秧子的跟着帮衬，更加得意忘形，所到之处，把个网络搞得跟个痰盂似的。这是暗箭！难以提防，这里不再多说。

有躲不过的暗箭，就有本可避免的明枪。有一群人则表现得相对理性一些，但凡与己见向左者，往往也会该出手时就出手，喷发出污言秽语。这个现象值得探讨探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都给人们生活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形成了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利益集团、观念集团，从而发出不同的声音来，但是思想意识多元化也造成了多元价值观、甚至价值观断裂，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疏远和隔膜的裂痕在加剧，笔者以为，这才是茅老挨骂的真正原因，与那些到处撒野骂人的自不必去计较，但社会各阶层间缺乏沟通、理解，以至认识观的断裂让人担忧。

近期，贺卫方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就精英被大众误解一事做注。联系到每每所谓的“精英”一发言就挨骂，笔者以为我们扩大了误解的外延，时下，如果挨骂了就被冠以误解，这倒真是对“误解”一词的错误理解，误解的前提起码是“解”。但网络里里的骂声偏偏就缺少理解，何故？与有话语权的精英相比，分散于各处的“草根”无法形成话语强势，无法形成有利于自己的社会舆论，于是网络里到处充满了情绪的粗暴发泄，有人还把这种现象美其名曰：富于批判精神！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批评？任何人都有说话的权利，当然包括批评，但骂人应该不在其内。茅老很受伤，后果很严重，严重在于此事所折射出各阶层间认识观的断裂亟需修补和弥合，我们需要一个理性、沟通、包容的社会，如何让弱势群体也拥有一个合理的表达空间和平台，让精英不再被误解，我想这是我们需要从这件事情中间得到的警示。（编辑：东雪）

▲署名蔡银寅的评论人士发表文章《换个视角看茅于轼文章之争》。文章写道，“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7月25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报纸上表明了他对穷人和富人的态度。不出所料，该文一出就在网上引发很大争论，甚至引来一些谩骂声。8月1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为何多数人对富人印象不好》的文章。文章指出，最新民调发现，认为富人奢侈的占57.1％，贪婪的占52.7％，腐败的占45.0％。同时，又有92.9％的人希望自己成为富人。这说明，人们对富人存在矛盾心理，自然也就不乏对穷富态度有不同的看法了，争论自不在话下。其实，茅老的文章写的很有道理，自不必说。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应，除上述矛盾心理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细分化消费结构不同，人们对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统计数据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如果你消费的都是涨价的东西，即使CPI是降低的，恐怕你也不能感觉到。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CPI同比上涨3.2％，涨幅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9个百分点。但从食品和非食品分类看，食品价格上涨是影响CPI上涨的主要因素，非食品价格保持相对平稳（据8月9日《中国青年报》）。同时，央行从统计数据分析认为，2007年上半年食品价格上涨是推动CPI上涨的主要动力。根据上述统计结果不难看出，穷人消费的恰恰是那一部分涨价厉害的物品，比如粮食、肉禽、鲜蛋等等，并且这一部分消费在他们总消费所占的比例也较高收入阶层大些。

由此看来，大多数所谓的穷人明显感到物价在上涨，而收入提高的还远远不够。从消费品市价提高到增加工资的信息传递需要一个过程。不管怎么说，靠工资吃饭的人必须先忍受一下消费品的涨价，然后才能谈能不能涨工资的问题。即便到最后工资涨了，但涨了多少同样值得关注。

就现在的形势来说，那些高收入人群特别是食品消费只占很小比例的人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富人，他们或许还没有感觉到食品价格上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影响。但对那些打工者来说，一碗凉面虽然只涨了0.5元，但却意味着25％的涨幅，怎能不让他们叫苦。那些电子产品即使再降价，又与他们何干？

这样，对于同样一个CPI的统计结果，富人与穷人的反应都会有着天壤之别。这势必加剧穷人与富人之间是是非非的争论，茅老的文章却“恰逢其会”，激烈争论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只是这背后透视着的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对CPI增长的不同声音，似乎比争论本身更值得关注。

●反方观点（反对或基本反对茅于轼观点）

▲居住在美国的评论人士薛涌发表文章《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文章写道，茅于轼先生最近频频出来为富人说话。前一段说先保护了富人的利益才能保护穷人的利益，富人的赚得第一桶金，也许不干不净，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不久前又在《南方都市报》撰文声称：“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

可惜，读了上面这段话，很难让人相信他“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没有得到富人的好处。学者讲话，观点自然可以有不同。但是，如果刻意歪曲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们就要问其动机为何了。

比如，“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这一论段的证据在哪里呢？我仅仅举著名的世界经济学家Angus Maddison的估算：以人均GDP论，在公元50年，中国和欧洲（除去俄罗斯和土耳其）都是450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价值衡量），反映了东汉和罗马帝国的繁荣不相上下。到了960年，中国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欧洲则跌到了400美元。到1280年，中国达到600美元，欧洲是500美元。直到 1700年，中国停滞不前，欧洲才以870美元超出。而以经济总量算，中国一直到十九世纪中期，还是世界第一大经济。这些估算，因为基于非常不完整的史料，当然不足尽信，但也能反映大概的情况。近世中国（指宋以后）之富是世界闻名的。马可。孛罗描写的中国之富，超出了当时欧洲人的想象，激发了哥仑布的航海冒险，意外地发现了新大陆，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茅先生读了一辈子的书，哪里得出“中国穷了几千年”的结论？

说“中国穷了几千年”是子虚乌有，说这种穷困是“仇富”所致更是荒唐。看看明清时代的江南，那里几乎有着世界最自由的经济。问题是，这么富庶的地方，至少不应该比日本发展得差，怎么突然穷了呢？茅先生是经济学家，张口市场，闭口企业家，想必会以亚当。斯密为自己的祖师爷吧？难道忘了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对中国的观察和预言了吗？亚当。斯密当时并没有说中国穷，而是承认中国富。不过他预言，中国已经走到头了。理由有两点：一是贸易不开放，只有广州这么一个对外贸易口岸。一是贫富分化太大。他还特别指出：中国有钱有势的人几乎享有一切保护，穷人则毫无保护。这样的社会，不可能维持繁荣。后来的历史，证实了亚当。斯密的预言。怎么能说中国的穷困是仇富所致？

至于“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造成的贫困，难道也是因为老百姓仇富吗？那个时代，老百姓恨谁爱谁并无关紧要，因为他们一点权利没有。富人倒霉，老百姓也没少倒霉。怎么能把政府犯的错误，往老百姓的身上推呢？茅先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总应该还记得自己的生活经历吧？

茅先生所谓“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透露了当今中国新贵的一种极度傲慢的心态。这种理念其实早被任志强表达了：开发商就不该为穷人盖房，穷人应该指望富人多赚钱，然后多缴税，那样政府才能更有资源解决穷人的问题。茅先生自己不久前也说：中国现在的财富都是富人创造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这种话，在美国、欧洲谁敢公开说？你要说这话，就算你是亿万富翁、诺贝尔奖得主，几十年的朋友也要和你保持距离。你会被公众所唾弃。如果以茅先生的标准，欧美日本怕都是仇富的国家，中国才是最不仇富的国家。不然这种话怎么会在中国的媒体上大行其道？

任志强也好，茅于轼也好，他们从骨子里瞧不起穷人，认为穷人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只能等富人赚了钱，才能“为穷人办事”。我相信这是他们真实的信仰，是他们从自己的生活中得出来的结论。这其实不过说明：中国当今的社会，实在是给穷人提供了太少的机会。你能想象比尔。盖茨会说这些话吗？在美国有个基本常识：如果你说穷人创造不了财富，这一观念一旦被接受，穷困就会世代化，贫富就会遗传。这是美国社会最忌讳的。所以，美国媒体上的主流观念是：要给穷人足够的机会。只要有机会，任何人都可以致富。

我也许在国外生活得太久，每看到茅于轼这样的言论在媒体上大行其道，都非常震惊。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样的言论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主流媒体会有市场。我希望中国的媒体对社会负责一些。我反对政治正确的话语格式。但是，茅于轼在不提供证据的条件下表述这么骇人听闻的观念，换个别人的名字能发表？普通老百姓要想发言，详细论证也未必上得了我们的言论版。对茅于轼这样的人可以网开一面， 等于纵容了一些社会名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不仅降低了媒体的公信度，也降低了我们社会的道德标准。

 

经济学家茅于轼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发表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学者、专业人士都参与了少有的争论；值得指出的是，参与争论的网友都兴奋不已，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据笔者观察，不管是学界还是网友，赞同茅于轼观点的居少数，持批评或质疑的居多数。也有少数网友对茅于轼本人进行谩骂，有人描述为“骂声一片”。当茅于轼就骂贴写出评论后，骂声并没有停止，效果是火上浇油。

且不管那些骂声，就说茅于轼的文章，笔者认为来的也不是时候。茅于轼的观点我是基本认同的，但容易被人误解。当下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还看不到政府有任何措施缓解，这种趋势延缓下去，必然会带来社会矛盾激化。其实，在此之前，茅于轼就提出过中国最大的危机是穷人造反。茅于轼对社会的观察还是细致入微的，对中国的社会状况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笔者认为，中国式的不平等，首先不是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而是权利分配绝对不公的问题，弱势群体是弱在官权太强。所以，解决中国的两极分化问题，关键不在于政府进行强制性的再分配，也不在于富豪们的慈善，而在于改变官权太强而民权太弱的制度。比如，当太石村村民不能按照现行法律罢免村长之时，村民们也就无法公平地分到卖地所得。

毛泽东和中共过去一直进行的是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是穷人革命，剥夺“剥夺者”，也就是剥夺富人（资本家、地主），实行的是暴政。看起来是在为穷人说话，但实际上并不为穷人办事。富人没有了，社会上都是穷人了，结果造成整个社会贫穷，甚至发生饿死几千万农民的惨剧；不仅如此，社会生产力遭到空前的破坏，文革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从一些网友的跟贴可以看出，毛主义还是有市场，左派势力也试图利用两极分化进行复辟呐喊。

在中共统治下，替富人说话确实难得，因为中共的历史就是仇富的历史。茅于轼敢这样替富人说话，是在捅马蜂窝，不仅引起多数人反对，甚至引起中共当局不满。我所看到的新华网等官方媒体，同样主要是批评的声音。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关于“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言论

▲茅于轼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全文如下：

现在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穷人是弱势群体，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哪怕说错了，也不用担心，因为立场不错，顶多是技术性错误。

为富人说话则不同。由于民众受传统理论的影响，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我国又有仇富的传统，帮富人说话肯定是不受欢迎的。所以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谁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结果，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先要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因为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富人被视为众矢之的，被剥夺，被侵犯。

我为富人说话，遭到猛烈的批评。有这么多人反对保护富人，我更觉得有保护富人的必要。因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批人反对为富人说话，反对保护富人，所以骂我为富人说话的做法。当然，我不仅为富人说话，我同样也为穷人说话。不过正如前面所说，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所以我愿意更多地为富人说话。其实，我为富人说话不仅是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

穷人容易受欺侮，受压迫。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富人一样会受欺侮，受剥夺。这大家未必很清楚。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变富了就可能有种种麻烦随之而来。如果我们问一问任何一位企业家，当企业家容易吗？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在执业中稍有闪失，立刻灾难临头，多年的努力马上付诸东流，在一个政策多变、朝不保夕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做事。但是，他们作出了伟大的成绩。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财富的创造增加了十倍之多。这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好坏，而企业的好坏取决于领头的企业家。

我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

▲茅于轼：分析网上骂人 他们的拳头胜过头脑

过去我很少上网看自己的博客。最近因为朋友们建议，也想和网民们交流，所以连着几天，天天上网看大家对我的文章的反应。网络的确是好东西，大家可以无所顾忌地讲出自己的心里话，平等地讨论问题。这在其他场合是绝不可能的。

最近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对我的文章有赞成的，也有批评的。这一点儿也不稀奇。但是从反应的语调、风格来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分类。一类是骂人话，都很短，一般就一两句话。这一类大概占到1/4。其他则是理性的讨论。对网上骂人这一现象很值得分析，它能够告诉我们许多事情。

下面是骂人话的一些例子：“你好去死了！”、“让阎王老子折磨你！”、“你是你妈生的吗？你他妈的是什么东西？”、“去吃大便！”、“一条老狗！”

这些话很短，但是包含着重要的信息。

首先，说这些话的人，多半是文化比较低，不能够从分析道理来说服人，所以只好用一言半语发泄自己的不满。其实，他们的反对并不是没有道理，可是说不清楚，他们用逻辑组织言词的能力比较差，有苦难言。碰到真正被人欺侮的时候同样讲不出理，往往采用暴力相向的手段。网上骂人和群起的暴力事件有着共同的缘由。他们的拳头胜过他们的头脑。

其次，他们有强烈的不满情绪，所以挑出最恶毒的话来表达。倒未必是真想置我于死地，但对社会的不满是严重的，几乎到了要爆发的程度。这种爆发式的情绪如果广泛存在，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万一发生社会动荡，将对所有的人都不利，包括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历史上一切造反都要靠动员底层群众，造反无非是这一派的底层群众打那一派的底层群众，牺牲的都是底层百姓。得利的都是善于利用和操纵别人的聪明人。这些经验教训普通老百姓是看不到的。他们容易听从煽动，意气用事，上当受骗，甚至当别人的炮灰。

我们要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不会用理性思考，思想简单，容易走极端，产生出爆发式的情绪？恐怕这和我们的初等教育有关。我们的小学校里，教的还是阶级斗争的那一套；标榜的英雄人物还是阶级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人物。再就是无原则的爱国主义，只要是自己国家的都是对的，缺乏正义原则和博爱精神。提倡的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目标去斗争，反对怀疑精神和创造性思维。而且这种教育一直贯彻到大学。老师如果在讲堂上离经叛道，是要受处分的，严重的还要发配劳教。提倡盲从式的教育倒过来会自食其果的。

我国的初等教育还缺乏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的礼貌教育。不是说书本上，而是说在实践中。“文革”时的唯我独左、唯我正确的遗风远远没有肃清。所以才有这种骂人的习惯。现在很多的小学老师就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的言行习惯时时刻刻影响着下一代人。我们否定了“文革”，但是对“文革”的批判仍不彻底，为尊者讳，不得不吃这个苦果。

社会上有这么多有强烈不满情绪的人，值得我们深思。是什么政策得罪了他们？我的答案是我们这个社会特权分子可以侵犯别人而不受制裁。一边有特权，另一边就连起码的保护都没有了。受人侵犯又没处申诉，当然会产生出强烈的不满。现在老百姓告政府状的越来越多，但是要么法院不受理，要么受理了不能公正判决。百姓能够胜诉的微乎其微。这样一种状态当然是危险的。

现在的社会非常复杂，需要专家来治理。绝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够胜任的。但是当官的人必须为每一个人着想，不能光想着有权有势的人，否则就难免会有社会动乱的可能。“极左”年代的一个口号是保护穷人，保护穷人是对的，错在反对富人。反对富人的结果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穷人国，没有一个富人的穷人国。到后来干脆宣称穷人光荣，愈穷愈光荣，把穷人致富的梦想彻底消灭了。保护富人是重要的，但如果不保护穷人，社会同样会陷入危机。因此，穷人和富人应该同样得到保护。

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不可以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其实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可惜的是简单的道理还没有被普遍承认，而是被大范围地破坏着。看看网上骂人，可以知道当今社会处于什么状况。

●正方观点（支持或基本支持茅于轼观点）

▲居住在北京的刘晓波博士发表文章《我看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文章写道，最近，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发表了一篇短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文章标题的两句话，既是茅先生对新左派鼓动的民粹主义的批判，也是茅先生本人的行动本身。

“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

茅先生“为富人说话”，是从近两年开始的，针对的是非理性仇富的民粹主义大潮。

众所周知，中共独裁政权所主导的跛足改革，造成了腐败泛滥、两极分化加剧、国有资产流失、自然资源枯竭、环保污染严重，以及看病难、上学贵、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引发出关于改革方向的第三次大讨论，从“郎旋风”到“物权法”的争论，至今仍然方兴未艾。但是，由于言论管制的限制和恐怖政治的威慑，争论的双方都不敢或不能触及最实质的制度性问题，而只能把富豪和当红经济学家当作改革原罪的替罪羊，对这两个群体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民粹主义讨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左派有机会打出社会公正的旗帜，用毛泽东遗产批判邓小平改革，用毛式语言煽动底层的仇富情绪，甚至公然号召新一轮的“打土豪、分田地”，很有点“经济文革”火药味。他们用所谓的“资本积累的原罪”和“权贵经济学”，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所有富人和主流经济学家一勺烩，无论是诚实致富的，还是靠特权和权钱交易暴富的；无论是致力于帮助穷人的经济学家，还是甘做“权贵辩护士”的经济学家。他们也把转制中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责任归罪于民营资本家，却轻易放过了背后的那只具有决定权并参与分赃的权力之手。

当“为穷人说话”变成“政治正确”，当“草根代言人”变成时髦的荣誉之时，民粹主义甚至发展为“穷就是硬道理”的蛮横：只要穷，我就有理，就可以骂大街。全不管自己为何穷，更不管中国式贫困的制度性根源，不在于资源有限和人口太多，而在于独裁制度带来的官权太强而民权太弱，也就是人权的极度匮乏。

茅于轼先生却敢于逆滔滔民粹主义潮流而动，不怕新左派的群起而攻之，不怕网络愤青的攻击和谩骂, 而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公开站出来为富人说话。茅先生说：“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中反映在文革时候。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他还说：“我为富人说话不仅仅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

在六四仍然是官方禁忌的中国，敢于公开站出来为六四受难者和良心犯说话的著名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而茅先生正是这少之又少之一，他敢于在声援“天安门母亲”呼吁书上签名，也敢于为营救杜导斌而发声。

在民粹主义高涨的今日中国，茅先生公开为诚实致富的富人说话，同样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正如茅先生的夫子自道：“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所以我愿意更多的为富人说话。”“我为富人说话，遭到猛烈的批评。有这么多人反对保护富人，我更觉得有保护富人的必要。因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批人反对为富人说话，反对保护富人。”他还说：“我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比如鼓动穷人反对富人，宣传富人有罪，宣称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制造剥夺富人的理论。”

茅先生认为，造成今日中国社会公正奇缺的主要根源，是人权得不到制度性保障，而达到社会公正的“唯一的办法是富人穷人同样保护。这就是人权。”茅先生在《人权观念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一文中说：“当每个人都具有平等、自由的权利以后，财富的创造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第三者操心。这里用得着经济学里最起码的一条道理，即平等自愿的交换必定能够创造财富。”“达到和谐的起码条件之一是对人权的保护。不谈人权，权势者能够欺侮平民百姓，想有和谐是南辕北辙。”

“为穷人办事”的茅于轼

也许，网络上那些攻击茅先生的愤青们，大概不了解茅先生如何“为穷人办事”,才会把茅先生看作“富人的代言人”。其实，茅先生“为穷人办事”远远早于他“为富人说话”。而且。茅先生为穷人办事的扶贫事业从未间断且越办越多。

早在1993年，茅先生将个人现金500元交给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教师雒玉鳌，尝试用民办小额贷款的方式帮助农民救急解困、脱贫致富。茅先生规定扶贫基金用途主次：教育、医疗、生产。茅先生个人捐助20000多元之后，他的为人和社会知名度聚集起越来越多的不求回报的扶贫资金捐助者，使茅先生的小额贷款扶贫基金逐渐扩大。15年之后，茅先生的小额贷款扶贫点已经在三个地方成功运行，一个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资金130万元（1993年开始）；一个在山西永济，资金400万元（2006年开始）；一个在北京，资金25万元（2007年开始）；贷款回收率高达96％。

通过小额贷款扶贫，茅先生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从1999年开始，茅先生又进行著名的“天村”实验，也就是村民自治试验，以稳健的方式逐步建立基层农村的民主制度，推动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按照茅先生的说法，那就是“不仅是物质上的脱贫，精神改良可同步进行。”

与此同时，茅先生还想办法让农民有能力进入城市。为此，在2002年3月，他和几个朋友共同出资40万元，创办了北京富平家政学校，茅先生为最大股东。但在非典时期学校发生亏损，不得不向另外两位股东借款60万元。仅仅四年时间，这所“保姆学校”已经培养出上万名保姆，在北京的就业率百分之百。

现在，这所“保姆学校”已更名为“富平发展学院”。为了扩大扶贫的范围和规范化管理，茅先生已经把全部小额贷款项目交由富平发展学院管理，资金也由学校筹集，目前已经筹集了1000万元。所以，茅先生的扶贫事业才能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民间资本、政府扶贫办、国际资本都想投资。对茅先生来说，他开创的金融扶贫事业的最大隐忧是体制性障碍，即现行制度不允许合法注册，使小额扶贫贷款成为地下金融。

在我看来，那些攻击茅于轼先生的新左们恰恰相反，他们是“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 因为，在今日中国，为穷人说话容易，还能捞到站在弱者一边的道义美名；为富人办事有实惠，新左们在私下里见到富人，一脸谄媚。

为穷人办事无实惠，但持之以恒也能得到社会名誉的回报。茅于轼先生与新左们的区别在于：茅先生靠为穷人办实事赢得农民的信任和尊敬，也赢得了良好的民间声誉。而新左们靠嘴皮子为穷人代言，靠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个人的资产。或者说，新左们的路数与当局差不多——说的是社会主义，做的是资本主义。

▲北京学者张耀杰发表文章《为茅于轼先生辩护》。文章写道，笔者的《读王从圣的〈倾听老人！倾听茅于轼！〉》上网后，看到竟然是反对甚至不屑的回应，不由得心中悲凉，特别是看到有人指责茅于轼先生的为穷人办事是为了收费、为了赚钱赢利的时候。笔者倒想问一问，如此指责茅于轼先生的人自己为穷人办过事吗？你为什么不通过为穷人办事来收费发财呢？！难道为穷人办事的人就注定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牺牲自己吗？难道茅于轼先生用不断流转中的一万元钱接连帮助了十个、一百个穷人，不比用一万元的死钱去仅仅帮助一个穷人更加文明也更加伟大吗？！一个读过书、识得字的人为什么会无耻无知到如此地步呢？！

在当下中国，到处可以看到有头有脸自以为可以教化或启蒙别人的人，他们不敢批评本国政府并不高明的执政方略，却专门慷慨激昂、理直气壮地恶骂对自己毫无损害的美国政府、日本政府。他们不敢去对抗强权，却偏偏要玩弄梁山泊、义和团之类替天行道受招安的鬼把戏，得心应手、欺软怕硬地抓住与自己一样无权无势、无枪无炮的富人来嫁祸于人地杀富济贫。

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明白，充分市场化的商业文明无论如何都要比官本位的强权专制要更加先进也更加公正，直接为人类社会创造财富的工商企业家，无论如何都要比政学两界指手划脚的官人、学人要更加高尚也更加富于创造力。在文明社会里，公平公正只表现在公共领域里程序正义的人人平等，而不是表现在结果平等或实质平等。私人财富和私人的相貌、个性、爱好一样，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以人人大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唯一大同只在于每一个人都是同为精神生命体的人类社会中的一分子。千人一面、万众一心的统一思想和整齐划一，只是专制狂人不自量力的老把戏。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破产充分证明了这种老把戏反人类、反科学的邪/教本质。进一步说，在只讲官本位的身份专制而不讲人人平等的契约精神、程序正义和商业信用的前文明社会里，富人与穷人一样随时随地可能成为官权专制的牺牲品。一个有良知、负责任的现代公民，应该在自己的本职岗位或公共定位中，通过尽可能多的言与行推广传播现代文明社会人人平等的契约精神、程序正义和商业信用，从而用宪政制度打破官权专制的“劳心者治官”之治官安民。中国社会真正的出路就在于此！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宪政民主的文明社会里，最为合理的公民态度自然应该是为包括穷人和富人在内的所有个人说话办事，或者说是为所有人创造性地提供精神与物质上的有价值的建设性服务。但是，在官本位的专制强权压倒一切的中国社会里，在更多的人不敢仇官而只敢仇富的欺软怕硬的社会环境中，至少对于一心要为穷人办事的茅于轼先生来说，“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是一种切实可行而且行之有效的路径选择。

至于王从圣先生的“倾听老人！倾听茅于轼！”，在“老人”与茅于轼先生之间划等号，笔者是很不赞成的。当下中国，在祸国殃民几十年之后依然享受着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的制度性特权的“老而不死是为贼”的贼佬遍地都是，这样的贼佬无论如何都不值得国人特别是没钱上学、没钱看病甚至于没钱吃饭的农民工人子弟去尊敬。

▲评论人士王从圣发表文章《倾听老人！倾听茅于轼！！！》。文中说，中国有一句老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话用在当今中国，我认为茅于轼就是这样一个值得我们倾听的老人。茅于轼告诫我们“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我们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在我看来这是老人历经人生风雨之后的智慧结晶。茅于轼老人敏锐地发现了中国面临的重大隐忧，而这正是许多人仍然懵懵懂懂的。

早在100多年前，中国知识分子就惊呼：中国正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直到今日，我们的民主制度依然没有完成。许多人都已经认识到：实现民主制度的政治变革必将在我们这一代完成。那么，实现这一变革最担心的是什么？大规模的政治动荡！激发大规模政治动荡的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对权贵的仇恨和报复，对富人的嫉妒和剥夺。

古今历史，尤其200年来的历史都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以各种理由鼓动穷人对富人的仇恨是最容易得到响应的。政治野心家也最容易以这种方式找到支持者，并实现自己的独裁野心。结果呢，穷人推翻了一个又一个专制政权，却又陷入了一个又一个更加专制的政权之中。

穷人的地位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比原来更加悲惨。

我们应当认识到：可怕的不是茅于轼这样声称为富人说话的人；最危险的乃是那种讨好穷人，将穷人吹上了天，而实际上诱使穷人替自己抛头颅、洒热血的政治野心家们。

我们也应当知道，正是那些声称解放穷人的理论才老老实地祸害了穷人。乌托邦主义就是这样的理论，它声称要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结果呢，这个政权统治三年多，就在仅有700万的柬埔寨祸害死了170万人多万人。

在不成熟民主国家，由于穷人有选票优势，也使那些讨好穷人的政治家如鱼得水。比如阿根廷庇隆这样的政治领袖，通过讨好大众，尤其是讨好社会底层大众，博得穷人的同情心来换取某种表面的支持和个人的权威。为了讨好大众，他们不惜许诺社会福利、开空头支票，寅吃卯粮，最终透支国家财政，使用于发展的资金严重不足，从而危机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最后受害的还是穷人。

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富人们掌握着大量的财富，也掌握着管理和技术经验。也就是说富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一个国家的再生产的能力。挑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用剥夺富人的办法去讨好穷人，事实上等于扼杀了一个国家的再生产能力。用不了多长时间，由于再生产能力的枯竭，穷人就会深受其害。如果富人被剥夺仅仅损失的是财产，那么，等到穷人受害的时候面临的可能就是饿死这样严酷的命运。这是危言耸听吗？不！有心的朋友你们仔细看一看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再看一看非洲国家民族解放之后的状况。在本质上，这些运动都是穷人针对富人的革命。

这样的事实也足以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恰恰是美国这样的对私有财产，当然主要是富人的财产给予了最好的保护的国家，他们的穷人的境遇得到了更好的照顾。这与茅于轼老先生的告诫是一致的。

用一句时髦的话来归纳：我们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什么样的社会是和谐社会？富人能够安心赚钱；穷人的境遇受到了良好的关照。也就说，富人和穷人都能够和谐共存。这样的社会才能够算得上和谐社会。

顺便在题外说一点个人偏见。随着个人年龄的增大，自己变得越来越保守。看书的时候我通常首先要看看作者的年龄。如果作者高寿，他的书通常就会引起我的重视。古人云：仁者寿。在我看来，一个人如此高寿，那他肯定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更加合理，更值得效仿。这样的作者如罗素，高寿98岁；丹宁勋爵，高寿100.他们的书我认为值得认真地品味。在中国古代，这样的作者如孔子高寿73岁；孟子高寿84岁。如果一个作者寿命短促，且生活斜僻，他的书我就不愿多读。

在读到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有一个人叫福柯，我一看，只活了50几岁，而且还有同性恋等怪异的经历。不读！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鲁迅不是一个值得多读的作者，此人刻薄，短寿，狭隘。

遗憾的是，我们的历史常常受到很多这样斜僻的人的主导，这也许是我们人类不幸的一个原因。至少有两个疯子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历史，一个是卢梭；还有一个是尼采。他们的个人经历毫无可取，然而他们的思想，尤其卢梭的思想却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个世界。当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马克思29岁；恩格斯27岁。虽然在那之后他们又活了不少时间，但他们的后半生完全是在完善自己年轻幼稚的梦想。他们实在太年轻，太不成熟。而经过了160年以后，我们仍然要将他们当作不可亵渎的神灵。这是我们悲剧缘由吗？

话说回来。在我的心目中，茅于轼是一个值得我们仔细倾听的睿智老人。倾听这样一个老人，也许会让我们少走很多的弯路。

▲署名冯一刀的评论人士发表文章《茅于轼“为富人说话”说出了大实话》。文中写道，茅老先生所谓的保护富人和为富人说话，指的是合法致富的富人；他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要保护穷人、为穷人说话。对成年人来讲，这难道还不好理解吗？富人穷人都要保护，只要他的财产是合法的。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却引起了群体性的议论，不能不说也是一个中国特色。或者说，整个围绕茅于轼富人言论所产生的争论事件，就是一个中国特色的产物。这中国特色，首先反应在争论事件背后的中国社会背景：贫富两极分化已经成为中国的社会现实。

概括来说，参与这场富人言论之争，必须遵守两个前提：第一，茅于轼所说的富人只限于合法诚实致富的富人；第二，必须正视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背景。

如果茅于轼说他要保护穷人、为穷人说话，想必没有人站出来批驳他了，但他说的却是要保护富人和为富人说话，于是很多人就坐不住了，茅于轼果然瞬间就成了被“攻击”的对象。有些人还好些，至少认真看了茅于轼的原文，然后认真地写批驳文章，而大部分根本就没了解茅于轼说了什么就一阵乱骂——这说明了两点，一是现在社会矛盾的剧烈和人们不满情绪的强烈，二是这些人的心智不够成熟。

要批驳一个人的观点，起码你要先知道人家到底说了什么。很遗憾，在这方面认真的网民算不得太多——我只指在这件事上，以我个人的观察。

茅于轼的富人言论观点错了吗？没有。他错在观点的推论过程。

第一，茅老先生指出为富人说话的人少，这个不符合实际，因为中国的媒体和话语权，主要还是被权势阶层所掌握，为富人说话的人，到处都是；而实际中更多的情况则是，人们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在为富人说话。比如，到了商店里，穷人会受到店员的冷脸而富人则被热情对待，诸如此类现象，生活中不胜枚举。
　
第二，茅老先生说“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这个不太符合史实。

第三，中国的富人，合法致富到底有多少？在中国官僚资本业已形成、权贵掌握太多社会资源的背景下，回答这个问题，显然不能用“中国的富人绝大多数都是合法致富”这样一句话搪塞过去。中国富人不纯洁，这也正是网民对保护富人言论反应激烈的重要原因。

但，茅老的立论过程虽然有些问题，但结论说的却是大实话——因为他的结论只不过是被包含在一个更大的结论之中，这个结论就是国家要保护公民的财产，不论富人穷人———前提是财产合法。

为什么茅老先生说的一个“常性识观点”，却引来板砖无数呢？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发表这些言论的背景，是当今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财富分配不公和阶层矛盾激烈。事实上，茅于轼敢在这个时候，大声地说出保护富人和为富人说话的声音，恰恰表明他看到了这样的社会现实。本人曾经采访过茅于轼，他最担心的是中国将来穷人造反，而穷人造反造不出一个好社会——确实，“革命”不好玩，中国不能再玩“革命”那一套。茅于轼提出的富人言论，难道错了吗？最多，你可以指责他对中国穷人造反的可能性估计得过于严峻了。
　
在这场争论中，任何对茅于轼个人人品或人身抨击的话，都是不靠谱的。请问，你什么时候为穷人做过什么事？茅于轼口口声声说要为穷人做事，为什么那些抨击他的人，对此却视而不见？难道真的只是图一时批评之快？

这场争论中，有一个细节我想提一下：身居美国的薛涌先生，他的一篇反驳茅于轼观点的文章没有被《南方都市报》采用，于是这位先生很不满，写了一篇“批露”《南方都市报》不发表他文章“内幕”的帖子，并且还把他跟编辑之间的往来邮件的内容也抖了出来，然后他以此证明自己受到了《南方都市报》的封杀、自己的言论自由受到了侵犯云云，语气是非常的义正言辞。最后这位先生宣称要跟《南方都市报》决裂、终止合作关系。

这么抱怨一下，也没什么，可这位先生却不远万里，从美国打来了越洋电话到中国大陆的一家网站，说希望炒作一下他跟《南方都市报》决裂的事。薛先生，《南方都市报》的口碑在中国我想你也是知道的，这份报纸一直以来对你应该也不薄，老爱用你的文章。为什么就一篇文章没被他们采用，就要宣称决裂呢？不要说得那么义正严辞，我看不过是你的大爷心理在作祟罢了。希望网站帮你炒作，更说明了你的心胸之狭窄。另外顺便说一下，你的文章我不爱看。

遗憾的是，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多得很。你身上有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臭九老心态。把中国知识分子说宽了，咱不妨举一下这样两类人：有些人整天喊着民主自由，可在他自己的生活圈子里，从来不跟人讲民主自由；有些人整天喊着要为穷人谋福利，可从来就没为穷人做过一件事。

另外我想说的是，茅于轼先生不是官方欢迎的人物，某权威党报集团，甚至已经抵制他。中国人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他不知道他在奋力批评的人，其实价值观跟他的没两样。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容易犯的臭毛病。

▲署名水木清华的评论人士在佛山日报发表文章《从茅于轼被骂看知识分子超然立场的尴尬》。文章说，茅于轼先生的文章事实上指出了一个很值得被重视的现象，即“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因而“现在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而 “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因而“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茅于轼先生对这种现象的批评，可谓在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茅于轼先生并且以自己多年来对这种社会良知的践行，早已赢得了许多人的认同，因而，情绪性的、态度偏激的对茅于轼先生的批评自然难以被接受。

但另一方面，为何又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对声音呢？笔者感到大家似乎仅仅是在批评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换句话说，批评者在批评之时，事实上将茅于轼先生“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立场，偷换成了“为富人说话”的立场。这种偷换恐怕和茅于轼先生对“富人”概念的使用多少有些值得商榷有关。

虽然茅先生对“富人”作了这样的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但批评者未必会如此理解“富人”，善意的猜测，网络上的很多谩骂者恐怕都是出于对“富人”概念的理解不同所致；此外，就现实而言，即使不能说没有，但究竟有多少纯粹的， “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恐怕也不无商榷之处。

有一个现象笔者以为不应该被忽略，即所谓“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在市场经济和法制并不完善的制约条件下，在权力寻租比较普遍的制约条件下，恐怕很难简单地说，究竟是现行游戏规则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而更可能的则是，其恐怕早已事实上成了剥夺穷人可怜权利的同谋。换句话说，这些“富人”的权利和利益诉求，其实和穷人并不相同，相反，这些“富人”恐怕也是穷人诉求权利和利益时，事实上难以回避的反对者。

现实的复杂性在于，如果说权力和财富有矛盾，那也绝不能等同于权力和贫穷的矛盾，而在权力和贫穷的矛盾中，财富又往往意味着权力或者说是权力的同盟，因而站在了贫穷的对立面。

在复杂的现实冲突中，茅先生希望以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保持某种超然。然而，值得思考的是，知识分子是否能够保持这种超然的、独立的姿态和立场？如果能够，则那立场定位的历史坐标又是什么？

▲署名杨让宁的评论人士发表文章《茅于轼挨骂：又一个精英被误解？》文章写道，茅于轼先生最近有点烦，写了一篇《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章，就招来不少骂声；又作《分析网上骂人》作以回应和辩解，不想更是火上浇油，骂街者却并无收敛。茅老网上挨骂，于这个自诩礼仪之邦的国度，显得很不协调，但与时下板砖横飞的网络时代结合得天衣无缝。

语言暴力正成为当下网络环境里主流话语形式，网络正演化成一个制造语言垃圾的场所，不甘寂寞是网络生存法则，骂人是通行网络的钥匙。拍砖不交税，骂人不犯法，有人以骂人为乐，手里提着“板砖”见人就扔，杀伤力极大，加上起哄架秧子的跟着帮衬，更加得意忘形，所到之处，把个网络搞得跟个痰盂似的。这是暗箭！难以提防，这里不再多说。

有躲不过的暗箭，就有本可避免的明枪。有一群人则表现得相对理性一些，但凡与己见向左者，往往也会该出手时就出手，喷发出污言秽语。这个现象值得探讨探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都给人们生活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形成了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利益集团、观念集团，从而发出不同的声音来，但是思想意识多元化也造成了多元价值观、甚至价值观断裂，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疏远和隔膜的裂痕在加剧，笔者以为，这才是茅老挨骂的真正原因，与那些到处撒野骂人的自不必去计较，但社会各阶层间缺乏沟通、理解，以至认识观的断裂让人担忧。

近期，贺卫方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就精英被大众误解一事做注。联系到每每所谓的“精英”一发言就挨骂，笔者以为我们扩大了误解的外延，时下，如果挨骂了就被冠以误解，这倒真是对“误解”一词的错误理解，误解的前提起码是“解”。但网络里里的骂声偏偏就缺少理解，何故？与有话语权的精英相比，分散于各处的“草根”无法形成话语强势，无法形成有利于自己的社会舆论，于是网络里到处充满了情绪的粗暴发泄，有人还把这种现象美其名曰：富于批判精神！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批评？任何人都有说话的权利，当然包括批评，但骂人应该不在其内。茅老很受伤，后果很严重，严重在于此事所折射出各阶层间认识观的断裂亟需修补和弥合，我们需要一个理性、沟通、包容的社会，如何让弱势群体也拥有一个合理的表达空间和平台，让精英不再被误解，我想这是我们需要从这件事情中间得到的警示。（编辑：东雪）

▲署名蔡银寅的评论人士发表文章《换个视角看茅于轼文章之争》。文章写道，“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7月25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报纸上表明了他对穷人和富人的态度。不出所料，该文一出就在网上引发很大争论，甚至引来一些谩骂声。8月1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为何多数人对富人印象不好》的文章。文章指出，最新民调发现，认为富人奢侈的占57.1％，贪婪的占52.7％，腐败的占45.0％。同时，又有92.9％的人希望自己成为富人。这说明，人们对富人存在矛盾心理，自然也就不乏对穷富态度有不同的看法了，争论自不在话下。其实，茅老的文章写的很有道理，自不必说。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应，除上述矛盾心理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细分化消费结构不同，人们对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统计数据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如果你消费的都是涨价的东西，即使CPI是降低的，恐怕你也不能感觉到。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CPI同比上涨3.2％，涨幅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9个百分点。但从食品和非食品分类看，食品价格上涨是影响CPI上涨的主要因素，非食品价格保持相对平稳（据8月9日《中国青年报》）。同时，央行从统计数据分析认为，2007年上半年食品价格上涨是推动CPI上涨的主要动力。根据上述统计结果不难看出，穷人消费的恰恰是那一部分涨价厉害的物品，比如粮食、肉禽、鲜蛋等等，并且这一部分消费在他们总消费所占的比例也较高收入阶层大些。

由此看来，大多数所谓的穷人明显感到物价在上涨，而收入提高的还远远不够。从消费品市价提高到增加工资的信息传递需要一个过程。不管怎么说，靠工资吃饭的人必须先忍受一下消费品的涨价，然后才能谈能不能涨工资的问题。即便到最后工资涨了，但涨了多少同样值得关注。

就现在的形势来说，那些高收入人群特别是食品消费只占很小比例的人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富人，他们或许还没有感觉到食品价格上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影响。但对那些打工者来说，一碗凉面虽然只涨了0.5元，但却意味着25％的涨幅，怎能不让他们叫苦。那些电子产品即使再降价，又与他们何干？

这样，对于同样一个CPI的统计结果，富人与穷人的反应都会有着天壤之别。这势必加剧穷人与富人之间是是非非的争论，茅老的文章却“恰逢其会”，激烈争论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只是这背后透视着的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对CPI增长的不同声音，似乎比争论本身更值得关注。

●反方观点（反对或基本反对茅于轼观点）

▲居住在美国的评论人士薛涌发表文章《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文章写道，茅于轼先生最近频频出来为富人说话。前一段说先保护了富人的利益才能保护穷人的利益，富人的赚得第一桶金，也许不干不净，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不久前又在《南方都市报》撰文声称：“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

可惜，读了上面这段话，很难让人相信他“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没有得到富人的好处。学者讲话，观点自然可以有不同。但是，如果刻意歪曲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们就要问其动机为何了。

比如，“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这一论段的证据在哪里呢？我仅仅举著名的世界经济学家Angus Maddison的估算：以人均GDP论，在公元50年，中国和欧洲（除去俄罗斯和土耳其）都是450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价值衡量），反映了东汉和罗马帝国的繁荣不相上下。到了960年，中国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欧洲则跌到了400美元。到1280年，中国达到600美元，欧洲是500美元。直到 1700年，中国停滞不前，欧洲才以870美元超出。而以经济总量算，中国一直到十九世纪中期，还是世界第一大经济。这些估算，因为基于非常不完整的史料，当然不足尽信，但也能反映大概的情况。近世中国（指宋以后）之富是世界闻名的。马可。孛罗描写的中国之富，超出了当时欧洲人的想象，激发了哥仑布的航海冒险，意外地发现了新大陆，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茅先生读了一辈子的书，哪里得出“中国穷了几千年”的结论？

说“中国穷了几千年”是子虚乌有，说这种穷困是“仇富”所致更是荒唐。看看明清时代的江南，那里几乎有着世界最自由的经济。问题是，这么富庶的地方，至少不应该比日本发展得差，怎么突然穷了呢？茅先生是经济学家，张口市场，闭口企业家，想必会以亚当。斯密为自己的祖师爷吧？难道忘了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对中国的观察和预言了吗？亚当。斯密当时并没有说中国穷，而是承认中国富。不过他预言，中国已经走到头了。理由有两点：一是贸易不开放，只有广州这么一个对外贸易口岸。一是贫富分化太大。他还特别指出：中国有钱有势的人几乎享有一切保护，穷人则毫无保护。这样的社会，不可能维持繁荣。后来的历史，证实了亚当。斯密的预言。怎么能说中国的穷困是仇富所致？

至于“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造成的贫困，难道也是因为老百姓仇富吗？那个时代，老百姓恨谁爱谁并无关紧要，因为他们一点权利没有。富人倒霉，老百姓也没少倒霉。怎么能把政府犯的错误，往老百姓的身上推呢？茅先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总应该还记得自己的生活经历吧？

茅先生所谓“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透露了当今中国新贵的一种极度傲慢的心态。这种理念其实早被任志强表达了：开发商就不该为穷人盖房，穷人应该指望富人多赚钱，然后多缴税，那样政府才能更有资源解决穷人的问题。茅先生自己不久前也说：中国现在的财富都是富人创造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这种话，在美国、欧洲谁敢公开说？你要说这话，就算你是亿万富翁、诺贝尔奖得主，几十年的朋友也要和你保持距离。你会被公众所唾弃。如果以茅先生的标准，欧美日本怕都是仇富的国家，中国才是最不仇富的国家。不然这种话怎么会在中国的媒体上大行其道？

任志强也好，茅于轼也好，他们从骨子里瞧不起穷人，认为穷人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只能等富人赚了钱，才能“为穷人办事”。我相信这是他们真实的信仰，是他们从自己的生活中得出来的结论。这其实不过说明：中国当今的社会，实在是给穷人提供了太少的机会。你能想象比尔。盖茨会说这些话吗？在美国有个基本常识：如果你说穷人创造不了财富，这一观念一旦被接受，穷困就会世代化，贫富就会遗传。这是美国社会最忌讳的。所以，美国媒体上的主流观念是：要给穷人足够的机会。只要有机会，任何人都可以致富。

我也许在国外生活得太久，每看到茅于轼这样的言论在媒体上大行其道，都非常震惊。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样的言论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主流媒体会有市场。我希望中国的媒体对社会负责一些。我反对政治正确的话语格式。但是，茅于轼在不提供证据的条件下表述这么骇人听闻的观念，换个别人的名字能发表？普通老百姓要想发言，详细论证也未必上得了我们的言论版。对茅于轼这样的人可以网开一面， 等于纵容了一些社会名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不仅降低了媒体的公信度，也降低了我们社会的道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