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中国文坛的地位按照中国官方的评价被定义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的作品很早就被介绍到西方文学界。60年代德国学生运动时期，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甚至还成为左派青年相互传阅的先锋读物。90年代，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编译出版了一套6卷本的德文版《鲁迅文集》。他翻译的德文版鲁迅书信也有望于今年年底出版发行。他称赞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最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

不懂外语的中国学者看不透鲁迅作品

顾彬认为，现在大部分中国学者看不懂鲁迅作品中深层次的意义。因为他们不懂外语，即便是懂一点英语，但是不会德语和日语。因此他们无法透过德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来阅读鲁迅的作品。他举例说：“鲁迅读过尼采的德文原著，他的作品中有很重的尼采的痕迹。所以有人把鲁迅比喻成‘中国的尼采’。尼采是一个伟大的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思想家。如果只是阅读译本，你根本感觉不到他的危险性。对我来说，鲁迅也是一个非常可怕危险的思想家。那么，看不懂尼采原文的学者又怎么能比较出鲁迅和尼采之间的相似性。”

现代性：两个人过不了一辈子

鲁迅的作品在德国文学界也占据着不可轻视的地位。以Hans Magnus Enzensberger为代表的不少德国作家受到鲁迅作品的启发进行创作。顾彬认为，鲁迅和德国20世纪不少文人一样，都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作家。他解释说：“现代性（Modernity）就是说，真理不再只有一个，而是同时并存许多。每个人都是分裂的。人不可能还会只有一条路，而是有许多路。德国现在有这样一个说法叫‘Lebensabschnittpartner’，意思是，每个人有自己阶段性的生活伴侣。这说明，我们不能再要求一个人一辈子和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总是在变，对方也在变。我们对自己对别人的要求都不一样。我们失去了固定的基础。鲁迅的作品提出的就是现代性的问题。”

鲁迅—忧郁的革命者

在顾彬看来，忧郁（Melancholie）和革命是分不开的。“谁搞革命，谁就得在忧郁情绪的影响下对世界对社会进行思考，” 顾彬说，“如果我们回顾革命历史，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最高革命的代表是最发愁的一个人。”他认为，知识分子试图通过革命的手段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些都是精神上的问题。因此，现代性、忧郁和革命是分不开的。

顾彬同时强调，德国知识分子对待现代性的态度同其他知识分子群体有所不同。“我们认为现代性给我们带来的只是灾难，”他说，“20世纪的路无论是哪一条都是错的。鲁迅的小说集《彷徨》中描写了不少参加革命的人物，但是他们最终都失败了。他们的失败是自然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

作家的生活与作品无关

今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的人物传记。作者陈明远以“鲁迅的经济状况”开篇，调查计算鲁迅“从‘而立之年’以后的24年间，平均每年相当于今17万元人民币、每月9000-20000元人民币的收入”。一改通常人们头脑中生活清贫朴素的鲁迅形象。书中写道，“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充满了讽刺的味道。

顾彬认为应该把作家的作品和作家的生活分清楚。他说：“我们也知道鲁迅嫖过妓。如果我从道德的角度来看，那我就不需要再读鲁迅的作品了。但是，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不犯错的是上帝。鲁迅怎么过日子对我来说无所谓。我评价一个作家好坏的标准很简单，一个是语言一个是体裁。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oell）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是有代表性的德国人，也是一个道德崇高的人。但是最近报纸报道说，很多德国人竟然都不知道他，德国人把他忘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语言水平太低，他的作品已经没人想看了。”

“金庸战鲁迅”

对于目前中国正在热论的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课本“存废”的问题，顾彬先强调说：“中国的教材选取什么样的作品是中国教育部门的事，和我没关系。”他评价鲁迅是中国20世纪最能代表现代性的作家，金庸只是个传统的作家。“对我来说，金庸在写作上代表的是一种退步，” 顾彬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读者不愿意读鲁迅的作品。因为鲁迅作品中的叙述者是一种不可靠的现代性的叙述者，读者不愿意在阅读的时候需要不停地思考‘叙述者的立场是什么’、‘主人公的立场是什么’、‘我自己的立场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金庸作品中的叙述者什么都告诉读者了，读者也不需要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顾彬表示，对德国当代文人来说，金庸的写作方式早就过时了。“100年后我们还会看鲁迅，但是不一定还会看金庸。”

“我恐怕中国文学没有什么将来”

在顾彬看来，中国文学能不能继续向前发展同作家会不会说外语有着密切的关联。他认为，中国作家不懂外语就不能真正了解外国作家究竟在写什么。他指出：“1989年前，中国作家和世界文学发展的步调是一致的，但是这之后他们就退回到传统的写作方法去了。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丢掉了之前在世界文坛获得的地位，这和作家们故意离开现代性这条道路是不无关系的。”

在提到中国文学发展的未来时，顾彬说：“如果中国作家不能重新认识鲁迅，不开始学外语，不开始看原文，我恐怕中国文学没有什么将来可言。中国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小说家，散文家。好的诗人是有的，但是他们存在于中国文学和社会的边缘。”

后记：

顾彬在采访结束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知道，中国的学者可能又要对我表示失望。我觉得这不重要。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一个真正学者的任务就是牺牲他自己。他应该说出别人不想听到的事实。以前我特别喜欢鲁迅，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不能再歌颂他。我开始从他的“罪”去看待他的作品。这就是说，我把我原先对鲁迅的研究完全否定了。中国学者觉得我否认他们的研究工作，其实我更否定自己。这就是一种牺牲。”

鲁迅在中国文坛的地位按照中国官方的评价被定义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的作品很早就被介绍到西方文学界。60年代德国学生运动时期，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甚至还成为左派青年相互传阅的先锋读物。90年代，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编译出版了一套6卷本的德文版《鲁迅文集》。他翻译的德文版鲁迅书信也有望于今年年底出版发行。他称赞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最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

不懂外语的中国学者看不透鲁迅作品

顾彬认为，现在大部分中国学者看不懂鲁迅作品中深层次的意义。因为他们不懂外语，即便是懂一点英语，但是不会德语和日语。因此他们无法透过德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来阅读鲁迅的作品。他举例说：“鲁迅读过尼采的德文原著，他的作品中有很重的尼采的痕迹。所以有人把鲁迅比喻成‘中国的尼采’。尼采是一个伟大的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思想家。如果只是阅读译本，你根本感觉不到他的危险性。对我来说，鲁迅也是一个非常可怕危险的思想家。那么，看不懂尼采原文的学者又怎么能比较出鲁迅和尼采之间的相似性。”

现代性：两个人过不了一辈子

鲁迅的作品在德国文学界也占据着不可轻视的地位。以Hans Magnus Enzensberger为代表的不少德国作家受到鲁迅作品的启发进行创作。顾彬认为，鲁迅和德国20世纪不少文人一样，都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作家。他解释说：“现代性（Modernity）就是说，真理不再只有一个，而是同时并存许多。每个人都是分裂的。人不可能还会只有一条路，而是有许多路。德国现在有这样一个说法叫‘Lebensabschnittpartner’，意思是，每个人有自己阶段性的生活伴侣。这说明，我们不能再要求一个人一辈子和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总是在变，对方也在变。我们对自己对别人的要求都不一样。我们失去了固定的基础。鲁迅的作品提出的就是现代性的问题。”

鲁迅—忧郁的革命者

在顾彬看来，忧郁（Melancholie）和革命是分不开的。“谁搞革命，谁就得在忧郁情绪的影响下对世界对社会进行思考，” 顾彬说，“如果我们回顾革命历史，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最高革命的代表是最发愁的一个人。”他认为，知识分子试图通过革命的手段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些都是精神上的问题。因此，现代性、忧郁和革命是分不开的。

顾彬同时强调，德国知识分子对待现代性的态度同其他知识分子群体有所不同。“我们认为现代性给我们带来的只是灾难，”他说，“20世纪的路无论是哪一条都是错的。鲁迅的小说集《彷徨》中描写了不少参加革命的人物，但是他们最终都失败了。他们的失败是自然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

作家的生活与作品无关

今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的人物传记。作者陈明远以“鲁迅的经济状况”开篇，调查计算鲁迅“从‘而立之年’以后的24年间，平均每年相当于今17万元人民币、每月9000-20000元人民币的收入”。一改通常人们头脑中生活清贫朴素的鲁迅形象。书中写道，“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充满了讽刺的味道。

顾彬认为应该把作家的作品和作家的生活分清楚。他说：“我们也知道鲁迅嫖过妓。如果我从道德的角度来看，那我就不需要再读鲁迅的作品了。但是，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不犯错的是上帝。鲁迅怎么过日子对我来说无所谓。我评价一个作家好坏的标准很简单，一个是语言一个是体裁。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oell）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是有代表性的德国人，也是一个道德崇高的人。但是最近报纸报道说，很多德国人竟然都不知道他，德国人把他忘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语言水平太低，他的作品已经没人想看了。”

“金庸战鲁迅”

对于目前中国正在热论的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课本“存废”的问题，顾彬先强调说：“中国的教材选取什么样的作品是中国教育部门的事，和我没关系。”他评价鲁迅是中国20世纪最能代表现代性的作家，金庸只是个传统的作家。“对我来说，金庸在写作上代表的是一种退步，” 顾彬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读者不愿意读鲁迅的作品。因为鲁迅作品中的叙述者是一种不可靠的现代性的叙述者，读者不愿意在阅读的时候需要不停地思考‘叙述者的立场是什么’、‘主人公的立场是什么’、‘我自己的立场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金庸作品中的叙述者什么都告诉读者了，读者也不需要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顾彬表示，对德国当代文人来说，金庸的写作方式早就过时了。“100年后我们还会看鲁迅，但是不一定还会看金庸。”

“我恐怕中国文学没有什么将来”

在顾彬看来，中国文学能不能继续向前发展同作家会不会说外语有着密切的关联。他认为，中国作家不懂外语就不能真正了解外国作家究竟在写什么。他指出：“1989年前，中国作家和世界文学发展的步调是一致的，但是这之后他们就退回到传统的写作方法去了。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丢掉了之前在世界文坛获得的地位，这和作家们故意离开现代性这条道路是不无关系的。”

在提到中国文学发展的未来时，顾彬说：“如果中国作家不能重新认识鲁迅，不开始学外语，不开始看原文，我恐怕中国文学没有什么将来可言。中国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小说家，散文家。好的诗人是有的，但是他们存在于中国文学和社会的边缘。”

后记：

顾彬在采访结束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知道，中国的学者可能又要对我表示失望。我觉得这不重要。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一个真正学者的任务就是牺牲他自己。他应该说出别人不想听到的事实。以前我特别喜欢鲁迅，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不能再歌颂他。我开始从他的“罪”去看待他的作品。这就是说，我把我原先对鲁迅的研究完全否定了。中国学者觉得我否认他们的研究工作，其实我更否定自己。这就是一种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