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家鲜宅（特园）

引言：川中才士鲜英其人

鲜英是一位可与章伯钧、罗隆基齐各的“大右派”，只不过由于他受到的冲击轻微而未被“反右”史研究专家纳入视野。但是，作为穷孩子出身的四川著名文人，鲜英从事政治活动的资历丝毫不比罗章二位晚。比如1915年他于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袁世凯的侍卫官，由于不满“二十一条”卖国行径，毅然离职，到广州参与讨袁的“护国之役”。

鲜英在青年时期纵横于四川军阀熊克武、刘湘、杨森之间，而其受终生亦师亦友的张澜影响颇深，在仕途终结之后，于1939年（54岁）专事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力量的培养，成为中国民主同盟会的创建人之一。鲜英影响之大，令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重庆易手之前，蒋指令暗杀的头两位人物一为张澜、二为鲜英。鲜英不仅与中共军方第一巨头朱德是四川南充顺庆中学堂的同学，而且还保护过泸州起义（1927）溃败后的刘伯承，更在后来（1935）说动刘湘联共制蒋，给陕北红军送去价值20万银圆的粮食、布匹、药品。

即便不论其民主之家鲜宅（特园）为中共在重庆活动提供的方便与保护，只说其放日后成为中共常胜将军的刘伯承一条生路一项，也断然不会成为中共掌权后的敌人。但是，历史尤其中共的历史犹如白云苍狗，鲜英本人在中共建国后莫名其妙地被达成“右派”并在“文革”中受冲击，而且一子一女也被打成“右派”，成为“反右”史上少见的“一门三右派”家族。

一、董必武创意、冯玉祥题匾的“民主之家”

1939年7月，鲜英辞去四川省南充地区行政专员的职务，此举本为望峰息心、安度晚年，但在师友张澜及时代名人梁漱溟的影响下，开始从事“第三势力”培养。

梁漱溟曾受四川省主席刘湘之恳邀，于1936年到四川作过为期一个月的巡回演讲，因此，作为刘湘幕僚的鲜英得以结识梁漱溟。鲜英离开官场，蛰居重庆，其子鲜继明在重庆北碚的勉仁学院读书，而梁漱溟与熊十力均执教于此。鲜英则通过鲜继明请梁熊二人到家叙话与小住，并且经过熊十力识了中共重量级人物董必武。

鲜英在重庆的房产规模巨大，称为特园（因其字“特生”之故取名）。抗战军兴，重庆地位立显重要，中共方面急需在西南有一个除八路军办事处之外的活动据点。周恩来救助于张澜，张澜则商于鲜奂，于是鲜宅（特园）就成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之外的最重要工作场所。共产党方面，到过特园活动者多达50人以上，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彪、叶剑英、王若飞等巨头级人物。左倾社会名人，到过特园活动者也在50人以上，其中包括黄炎培、罗隆基、茅盾、巴金等文化巨头。此外，国民党中的坚定反蒋人士也常聚于特园，柳亚子、谭平山、陈铭枢等人于此酝酿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董必武对特园的政治价值十分注重，因此主张将特园命名为“民主之家”，冯玉祥闻此立即动笔，手书隶书大字、制成牌匾，悬于特园大门。张澜又题对联，置之左右，可谓一时之盛。

张澜对联上联云：

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

下联云：

那管他法西斯帝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抵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

其中“有政治党团”之语，主要是指后来诞生于此被称为“民盟”的第三势力。

二、“卖油条”的中国民主同盟

“民盟”最初的名字叫“统一建国同志会”（1939），稍后改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要人物除张澜、鲜英之外，黄炎培与章伯钧、罗隆基亦在其中。当然，其组织界面仍处于保密状态，即未合法登记与公开宣传。起初，黄炎培被公推为该组织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但是蒋介石政府方面的压力太大（抄过黄的家），黄炎培不得不辞职，转由年龄最长的张澜担任。到1944年，该组织去掉“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张澜当选主席，鲜英则为以中央执委之身兼任重庆支部负责人。大名鼎鼎的黄炎培出任民盟中央常委会主任。

黄炎培在出任该职后去南洋募集抗战公债，回国后遭受巨大压力，连自己的民盟成员身份都不敢承认。恰在此时，在香港筹办民盟机关报的梁漱溟遭到孙中山之子孙科的攻讦，孙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重庆根本就没有中国民主同盟这样的一个组织”，并指称梁漱溟在招摇撞骗。民盟遭此辱挫，决计以招开一个类似记者招待会的形式公开。会上，黄炎培颇有计地讲了一个故事，他说：

上海有个失业知识分子，决定以卖油条为生，可是他炸好油条后羞于叫卖。于是，就跟在另外一个卖油条的人后面，人家吆喝“卖油条”，知识分子在后面说“我亦然”（即“我也是”之意）。他用文词摆饰自己的羞涩，而本质他就是个卖油条的。

就当时场景来论，是黄炎培自我保护的政治技巧，但也说明在蒋介石的政治高压下，民盟的身份也不过是个“卖油条”差事。蒋介石的政治高压也促使民盟在政治抉择上由“第三势力”向作为“第二势力”的中共归化。抗战胜利，蒋介石的政治高压缺少了合法性基础，因此民盟也得以公开活动。中共首领毛泽东受蒋之约到重庆谈判，其间三到特园，并在特园将自己旧日词作《沁园春•雪》重书一遍，送给柳亚子；柳亚子借此大事声张，在特园举行茶话会，并在会上朗读毛词。

此为民盟彻底投靠共产党的标志性事件。

三、毛共更不需要“卖油条”的！

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不需要黄炎培、鲜英这样一批“卖政治油条”的人物，但迫于抗战之后主打民主牌的形势，还是容忍了民盟。并且，国共内战之初，民盟甚至参与了东北地区国共冲突的调节。但是，民盟及其他各式各样的民主人士万万也没想，毛泽东的共产党更不需要他们这样一批“卖油条”的第三个力量，尽管他们真心实意地归化了共产党。

1957年，中共建国8年后，民盟主要人物如章伯钧、罗隆基被指为反革命联盟（－－其实章罗二人许多政治观点不一致，以致于“见面就吵”），鲜英也被“顺理成章”地被打成右派。但他的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境遇也就比章罗二人要好一些。批判会上罗列了鲜英的四大罪状，其中一条就是他一贯反共并担任过“剿共司令”一职。不用说担任“剿共司令”一职纯系子虚乌有，就是鲜英说动刘湘给陕北红军送价值20万银圆的资助物资也一字不提。至于鲜英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时的合法言论也被附会成煽动性反动论调，比如他在视察监狱时告诉犯人“有冤伸冤，有苦诉苦”，构成了四大罪状之一。

鲜英在被批斗时不发言（反驳），会后也不写检讨（认罪），默默地接受了“恩典”性处分：职级由相当于副部长的8级降为相当于处长的13级，月工资由260元降为130元，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降为重庆市政协委员。老先生的默默承受并没换来儿女的平安：其子鲜继坚因不满于父亲被打成“右派”，酒后发牢骚，马上被打成右派；其女鲜继平为人正直倔犟，在整风中与单位领导发生见解分歧，也被打成右派。至此，鲜英家族由“民主之家”的荣光的房东正式变成了执政党与共和国的敌人，以“一门三右派”的情状再创奇迹。

时隔近50年，鲜继平与其丈夫徐在庸写成《回首来时路》一书，他们终于发现了“反右”的政治逻辑：批评（中共）党员就是批评党支部，批评党支部就是批评党委，批评党委就是批评党中央，批评党中央当然就是反党。

结语：民主之家遭焚——不幸的谶言

“文革”开始后，忍辱负重的鲜氏家族由于“一门三右派”之特别另类的标志再次罹难。在北京，被抄家，家中财物被抄一空，住房面积也被压缩到最小，所存图书、纸质文物被红卫兵付之一炬。在重庆，造反派掌权的重庆革委会头头把特园列为第一号抄家目标，由重庆大学红卫兵组织“赤卫军”进行洗劫式的抢掠。

在重庆的武斗中，特园被重庆上清寺六中的“3211战斗队”占据，该派在不敌对手进攻之后决计撤出。在销毁文件与传单之时，先将接待过毛泽东的大厅引燃，而后火势蔓延，经过一天一夜失控大火的席卷，特园－－民主之家化为废墟。所留下来的东西，只有一件，那就当冯玉祥手书的“民主之家”的牌匾，这端赖于鲜家人在抄家发生之前就悄然转移之故。

“民主之家”的牌匾现在为国家一级文物，存于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然而，这又是一项未明谶言的见证物：

“民主之家”被暴政的野火焚烧已尽，“民主”如果还有意义－－它只剩了一块历史招牌，放进博物馆罢了。

2007年8月14日写于绵逸书房

:大陆电视剧《同舟共济》剧照（2004）：毛泽东于特园题写“光明在望”字幅（1945），按左序排：张澜、周恩来、冯玉祥、毛泽东、鲜英、王若飞。

民主之家鲜宅（特园）

引言：川中才士鲜英其人

鲜英是一位可与章伯钧、罗隆基齐各的“大右派”，只不过由于他受到的冲击轻微而未被“反右”史研究专家纳入视野。但是，作为穷孩子出身的四川著名文人，鲜英从事政治活动的资历丝毫不比罗章二位晚。比如1915年他于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袁世凯的侍卫官，由于不满“二十一条”卖国行径，毅然离职，到广州参与讨袁的“护国之役”。

鲜英在青年时期纵横于四川军阀熊克武、刘湘、杨森之间，而其受终生亦师亦友的张澜影响颇深，在仕途终结之后，于1939年（54岁）专事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力量的培养，成为中国民主同盟会的创建人之一。鲜英影响之大，令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重庆易手之前，蒋指令暗杀的头两位人物一为张澜、二为鲜英。鲜英不仅与中共军方第一巨头朱德是四川南充顺庆中学堂的同学，而且还保护过泸州起义（1927）溃败后的刘伯承，更在后来（1935）说动刘湘联共制蒋，给陕北红军送去价值20万银圆的粮食、布匹、药品。

即便不论其民主之家鲜宅（特园）为中共在重庆活动提供的方便与保护，只说其放日后成为中共常胜将军的刘伯承一条生路一项，也断然不会成为中共掌权后的敌人。但是，历史尤其中共的历史犹如白云苍狗，鲜英本人在中共建国后莫名其妙地被达成“右派”并在“文革”中受冲击，而且一子一女也被打成“右派”，成为“反右”史上少见的“一门三右派”家族。

一、董必武创意、冯玉祥题匾的“民主之家”

1939年7月，鲜英辞去四川省南充地区行政专员的职务，此举本为望峰息心、安度晚年，但在师友张澜及时代名人梁漱溟的影响下，开始从事“第三势力”培养。

梁漱溟曾受四川省主席刘湘之恳邀，于1936年到四川作过为期一个月的巡回演讲，因此，作为刘湘幕僚的鲜英得以结识梁漱溟。鲜英离开官场，蛰居重庆，其子鲜继明在重庆北碚的勉仁学院读书，而梁漱溟与熊十力均执教于此。鲜英则通过鲜继明请梁熊二人到家叙话与小住，并且经过熊十力识了中共重量级人物董必武。

鲜英在重庆的房产规模巨大，称为特园（因其字“特生”之故取名）。抗战军兴，重庆地位立显重要，中共方面急需在西南有一个除八路军办事处之外的活动据点。周恩来救助于张澜，张澜则商于鲜奂，于是鲜宅（特园）就成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之外的最重要工作场所。共产党方面，到过特园活动者多达50人以上，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彪、叶剑英、王若飞等巨头级人物。左倾社会名人，到过特园活动者也在50人以上，其中包括黄炎培、罗隆基、茅盾、巴金等文化巨头。此外，国民党中的坚定反蒋人士也常聚于特园，柳亚子、谭平山、陈铭枢等人于此酝酿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董必武对特园的政治价值十分注重，因此主张将特园命名为“民主之家”，冯玉祥闻此立即动笔，手书隶书大字、制成牌匾，悬于特园大门。张澜又题对联，置之左右，可谓一时之盛。

张澜对联上联云：

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

下联云：

那管他法西斯帝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抵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

其中“有政治党团”之语，主要是指后来诞生于此被称为“民盟”的第三势力。

二、“卖油条”的中国民主同盟

“民盟”最初的名字叫“统一建国同志会”（1939），稍后改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要人物除张澜、鲜英之外，黄炎培与章伯钧、罗隆基亦在其中。当然，其组织界面仍处于保密状态，即未合法登记与公开宣传。起初，黄炎培被公推为该组织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但是蒋介石政府方面的压力太大（抄过黄的家），黄炎培不得不辞职，转由年龄最长的张澜担任。到1944年，该组织去掉“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张澜当选主席，鲜英则为以中央执委之身兼任重庆支部负责人。大名鼎鼎的黄炎培出任民盟中央常委会主任。

黄炎培在出任该职后去南洋募集抗战公债，回国后遭受巨大压力，连自己的民盟成员身份都不敢承认。恰在此时，在香港筹办民盟机关报的梁漱溟遭到孙中山之子孙科的攻讦，孙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重庆根本就没有中国民主同盟这样的一个组织”，并指称梁漱溟在招摇撞骗。民盟遭此辱挫，决计以招开一个类似记者招待会的形式公开。会上，黄炎培颇有计地讲了一个故事，他说：

上海有个失业知识分子，决定以卖油条为生，可是他炸好油条后羞于叫卖。于是，就跟在另外一个卖油条的人后面，人家吆喝“卖油条”，知识分子在后面说“我亦然”（即“我也是”之意）。他用文词摆饰自己的羞涩，而本质他就是个卖油条的。

就当时场景来论，是黄炎培自我保护的政治技巧，但也说明在蒋介石的政治高压下，民盟的身份也不过是个“卖油条”差事。蒋介石的政治高压也促使民盟在政治抉择上由“第三势力”向作为“第二势力”的中共归化。抗战胜利，蒋介石的政治高压缺少了合法性基础，因此民盟也得以公开活动。中共首领毛泽东受蒋之约到重庆谈判，其间三到特园，并在特园将自己旧日词作《沁园春•雪》重书一遍，送给柳亚子；柳亚子借此大事声张，在特园举行茶话会，并在会上朗读毛词。

此为民盟彻底投靠共产党的标志性事件。

三、毛共更不需要“卖油条”的！

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不需要黄炎培、鲜英这样一批“卖政治油条”的人物，但迫于抗战之后主打民主牌的形势，还是容忍了民盟。并且，国共内战之初，民盟甚至参与了东北地区国共冲突的调节。但是，民盟及其他各式各样的民主人士万万也没想，毛泽东的共产党更不需要他们这样一批“卖油条”的第三个力量，尽管他们真心实意地归化了共产党。

1957年，中共建国8年后，民盟主要人物如章伯钧、罗隆基被指为反革命联盟（－－其实章罗二人许多政治观点不一致，以致于“见面就吵”），鲜英也被“顺理成章”地被打成右派。但他的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境遇也就比章罗二人要好一些。批判会上罗列了鲜英的四大罪状，其中一条就是他一贯反共并担任过“剿共司令”一职。不用说担任“剿共司令”一职纯系子虚乌有，就是鲜英说动刘湘给陕北红军送价值20万银圆的资助物资也一字不提。至于鲜英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时的合法言论也被附会成煽动性反动论调，比如他在视察监狱时告诉犯人“有冤伸冤，有苦诉苦”，构成了四大罪状之一。

鲜英在被批斗时不发言（反驳），会后也不写检讨（认罪），默默地接受了“恩典”性处分：职级由相当于副部长的8级降为相当于处长的13级，月工资由260元降为130元，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降为重庆市政协委员。老先生的默默承受并没换来儿女的平安：其子鲜继坚因不满于父亲被打成“右派”，酒后发牢骚，马上被打成右派；其女鲜继平为人正直倔犟，在整风中与单位领导发生见解分歧，也被打成右派。至此，鲜英家族由“民主之家”的荣光的房东正式变成了执政党与共和国的敌人，以“一门三右派”的情状再创奇迹。

时隔近50年，鲜继平与其丈夫徐在庸写成《回首来时路》一书，他们终于发现了“反右”的政治逻辑：批评（中共）党员就是批评党支部，批评党支部就是批评党委，批评党委就是批评党中央，批评党中央当然就是反党。

结语：民主之家遭焚——不幸的谶言

“文革”开始后，忍辱负重的鲜氏家族由于“一门三右派”之特别另类的标志再次罹难。在北京，被抄家，家中财物被抄一空，住房面积也被压缩到最小，所存图书、纸质文物被红卫兵付之一炬。在重庆，造反派掌权的重庆革委会头头把特园列为第一号抄家目标，由重庆大学红卫兵组织“赤卫军”进行洗劫式的抢掠。

在重庆的武斗中，特园被重庆上清寺六中的“3211战斗队”占据，该派在不敌对手进攻之后决计撤出。在销毁文件与传单之时，先将接待过毛泽东的大厅引燃，而后火势蔓延，经过一天一夜失控大火的席卷，特园－－民主之家化为废墟。所留下来的东西，只有一件，那就当冯玉祥手书的“民主之家”的牌匾，这端赖于鲜家人在抄家发生之前就悄然转移之故。

“民主之家”的牌匾现在为国家一级文物，存于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然而，这又是一项未明谶言的见证物：

“民主之家”被暴政的野火焚烧已尽，“民主”如果还有意义－－它只剩了一块历史招牌，放进博物馆罢了。

2007年8月14日写于绵逸书房

:大陆电视剧《同舟共济》剧照（2004）：毛泽东于特园题写“光明在望”字幅（1945），按左序排：张澜、周恩来、冯玉祥、毛泽东、鲜英、王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