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获得“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一手资料、尽量还原历史真实，自2003年起，我就断断续续对原中共华东野战军一线作战的内战老兵进行访问记录。由于年事已高，这些内战老兵相继去世，即使健在的，也多数耳聋眼花，访问存在很多困难。
刘风身今年75岁，身体还算健康，耳聪目明，不过，他算不得内战老兵，当时他只是个儿童团团员，因为发育比较早的缘故，干部让他担任了村里的儿童团团长。
遇见他是个偶然，那天我正坐在路旁树荫下与一位华野8纵老战士聊天，见一清瘦老人背一捆柴草走来，到了跟前，与8纵老战士打个招呼，将柴草往下一丢，就地坐在柴草上，毫不见外地加入了我们的谈话。
“你们参军那天我还扭秧歌去送你们，”刘风声老人对8纵老战士说，“转眼我们就倒了霉。”
蔡庄在抗战时已经是个大村，全村一千多口人。这里是中共在临沂地区最早的活动区域之一，由于王衍彬等共产党员的努力，徂徕山起义后不久，蔡庄一带便有了共产党武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共产党招徕很多人参加了“抗日武装”，就在这个时候，刘风声的父亲刘光法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村里的领导干部。
渐渐地，人们发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并不热心打日本人，而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土改工作。蔡庄虽然人口较多，但富裕户少，原本比较富裕的徐家也早就参加了共产党，实在找不出象样的地主，所以三下五除二就打光了，能够分的浮财不是很多。
这时候，中共乡公所将目光投放在了十里之外的刘家峪。刘家峪有个大地主叫张文举，不仅有地，还有两条枪，枪支和财产同样吸引着中共基层干部，于是，针对张文举的土改开始了，三乡五里的土改积极分子都被召集到刘家峪参加张文举的批斗大会，蔡庄也不例外。作为共区代表的蔡庄和作为“白区”代表的刘家峪之间的仇怨就是从这时起结下的。
刘风声当时是个六七岁的孩子，尚未加入儿童团，只是跟着自己的父亲到刘家峪去看热闹。
一上来，积极分子先是唱歌、喊口号，喊完之后，会议主持人便问，“让张文举跪下，好不好？”
“好，好。”台下的几百个积极分子齐声赞同。
主持人便大呵一声：“张文举，跪下！”
张文举跪下了。调皮而不懂事的小孩子拿两块石子上台：“给张文举垫两块小石头好不好？”
“好，好。”
棱角锐利的小石子便塞到张文举膝盖下面。这不算是很严厉的惩罚，有些拒不交出财产的地主，被土改积极分子拿子弹头折断了肋骨。
斗完之后，积极分子分了张文举的土地和“浮财”，乡公所则拿走了张文举的两杆枪。拿了枪的乡公所人员越发有了土改积极性，张文举则跑到县长郑小隐那里告了土改积极分子一状。当时是国共合作，郑小隐拿共产党没办法，张文举却把仇记在了肚子里。
报复的机会很快就来了，1938年下半年，国民党51军在山东与日军激战，伤亡甚重，中共地方武装则趁机向51军溃退下来的小股部队展开攻击，俘获国民党士兵后，愿意留下来参加共产党武装的欢迎，不愿参加的请便，但是，枪必须要留下。
各地的报告打到蒋介石那里，国民党起了杀机，1939年8月下旬，国民党蒙阴县县长郑小隐得到以李春山为首的蔡庄地方武装赴旧寨区开会的消息，便在莫庄设了埋伏。不一会，李春山等人接近了包围圈，郑小隐警备队哨兵明知故问：“哪一部分？”
“蔡庄村公所的。”李春山回答。
“国共合作，”哨兵假意道，“过去吧。”
到了莫庄，郑小隐请李春山等人喝茶，趁这工夫，警备队武装人员上来将李春山等人全部缴械。村里听说，赶紧派村长去保，却见郑小隐正与张文举坐在一起喝茶，郑小隐对村长说，“蒋委员长有令，要枪毙，回去准备人抬死尸体吧。”1939年9月1日，郑小隐出示上峰手令后，将李春山、刘友岱、徐志国、徐茂勤、刘风来、王其林、薛茂永、徐敏太、郭永田、张永三共十人，押解至蔡庄河东摞石沟处集体枪杀。这就是当地著名的蔡庄惨案。
蔡庄一时哭声四起。仇恨的种子越埋越深。断断续续的摩擦中，抗战结束了，中共武装控制蔡庄后，对刘家峪地主张文举的报复再次开始，1946年春天，蔡庄惨案中的苦主几乎全部涌向刘家峪，仍是先以批斗会煽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分掉张文举土地、财产。批斗之后，蔡庄惨案遇难者薛茂永的哥哥薛茂春拿枪打死了张文举和张文举十九岁的儿子，据说张文举年仅四个月的孙女也被打死，而张文举的老婆、媳妇则改嫁他乡，从此，一个原本富裕的家庭绝户了。
与此同时，对各村地主的批斗如火如荼展开，打过共产党的国民党武装人员则多被镇压。当时，干部动员贫苦农民给地主“提意见”，提意见者不仅可以分到土地，还有渤海币的货币奖励。有一个叫卖豆腐的老头杨长彪，批斗时响应号召给地主“提意见”——某年某月，某地主端一块豆腐没给他钱——被奖励200元钱。杨长彪尝到甜头，从此不管批斗哪个地主，他都会给地主“提意见”，“意见”仍然是“某年某月，端豆腐一块没有给钱”，每次仍然会有200渤海币的奖励。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前夕，国民党军队占领蔡庄及周遍地区，共军虽取得孟良崮战役胜利，但面对十几万国民党军队的包围，无力再战，只好撤往安全地区休整。这时，十五岁的刘风声已是儿童团长，跟随当村干部的父亲，每有土改斗争会便带领儿童团唱歌、喊口号。国民党军队到来之前，这些共产党积极分子得到通知：迅速转移。你们斗过地主，分过地主的财产，还乡团来了没你们好果子吃，“革命干部，共产党员，不跟着党走是死路一条。”
刘风声只好随父亲边哭边转移，一同转移的还有三乡五里的共产党员、积极分子。走到岱崮，国民党军队追上来，部队命令一个排登上山头掩护撤退，刘风声眼见国军的榴弹炮转眼就倾泻在山头上，追上一个华野干部问：“这个排还能撤回来吗？”
干部说：“赶紧走，这个排不要了。”
在沂源县的壕山，政策变了，上级又给这些转移干部开会：“蒙阴城还没打下来，现在的政策是坚持边沿，你们要回家乡照顾解放军。”会后当场枪毙了随队押来的40多名各村国民党官兵家属，子弹打进后脑，毡帽竟飞起七八米高。
随军转移干部分组发了枪。刘风声这一组刚往回走出不远，就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党员、民兵、公安被抓走，刘风声因为年幼被当场释放，父亲刘光法被带到县城关押。
回到家里，见蔡茂春还没跑，刘风声大为惊讶，“再不跑就没命了。”薛茂春蛮不在乎，“他杀我弟，我杀他，扯平了。”
刘家峪的国民党却不这么看，“张文举的儿子才十九岁，孙女四个月，又没干什么坏事。”薛茂春便被拉到后山一枪打了。
同一天被打死的蔡庄共产党员还有邱运亮、尹成春、刘风才，另有薛庆英等拒不交代的共产党员被押到县城。国民党政权溃败前，国民党县政府将薛庆英等十多名蔡庄共产党员押到县城外，逼他们自己挖好坑，就地活埋了，其中也包括刘风生的父亲刘光法。
当然，共军胜利后，少不了对国民党追随者再来一番清算。
总之，作为中共活动的中心，在十多年中，蔡庄一直是杀来杀去，一会儿被日本人杀，一会儿被共产党杀，一会儿被国民党杀，至今没有完整死亡统计数字（而刘家峪将近一半人口死于你杀我、我杀你的冤冤相报），事实上，谁都懒得统计，就连那些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员，也多数没有获得烈士称号，他们的亲属无法享受任何优待和荣誉。
“我父亲白死了，给共产党白干了，从我十五岁父亲被抓，我就再没见过父亲。”刘风声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村里一个叫尹秀石的原国民党军官从台湾回蔡庄探亲，刘风声和他聊了两个晚上。尹秀石大刘风声十多岁，在淮海战役时已是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兵败后去金门，指挥过对登陆金门的叶飞部三野第十兵团的战斗。尹秀石跟刘风声谈了很多金门海战的情形，“死了的共匪埋都不埋，直接扔海里喂鱼；投降去台湾的，也都过得比你们好。”国共双方的芥蒂似乎仍未消除，尹秀石一口一个“共匪”，让刘风身听得心惊肉跳，免不了争执几句，尹秀石就说：“共匪就是共匪，我这次回来是有政策的，我不怕。共产党有什么好，看你们连饭都吃不上，我们在台湾，想吃什么吃什么，出门就有出租车。”
刘风声没话说了，可心里颇不平衡，愈发觉得自己的父亲是白白替共产党卖命了，一点共产党的光都没沾到。
想来想去，他的结论是：毛主席的土改政策太狠。如果不搞土改，如果不打抗日的国民党军队，什么事都没有，既不会死那么多人，日子也不会过得这么苦。刘风声的二哥很早参加革命，原本是共产党大干部，曾经做到潍坊市市长，刚开始还给他些接济，文革中却上吊自杀了。
当年的儿童团长刘风声得出结论：“毛主席、共产党没正事。”
“为了分那点地，死多少人啊，值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