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千字文，引来板砖无数。因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年近八旬的茅于轼老先生成了舆论的“公敌”。“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一个人如果同时受到一千人的痛骂，那么这一个人就必定是坏蛋。在一片哗然中，任何辩解都会被淹没，就像文革中的大批斗一样，除了抱头受刑之外，被批斗者没有更好的选择。好在时代已经进步了，茅于轼先生只需要承受“语言暴力”，而不用为“坐喷气式”而担心了。我想，这也正是他敢于“胡说八道”的原因。
当然，“胡说八道”是批斗者说的。茅于轼先生肯定不承认，笔者也不这么认为。在那震耳欲聋的叫骂声中，如果能够冷静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很多打着“正义”旗号贴着“良知”标签的口诛笔伐其实经不起推敲。
有人拿茅文的“硬伤”说事儿，说茅所说的“中国穷了几千年”不符合史实。有人列出一串数字，称中国明清时期的GDP世界第一，等等之类。不知道这些数据从何而来，但与人们头脑中的印象确实大相径庭。其实，就连引用者自己都说那些数据“基于非常不完整的资料，当然不足尽信”。中国历史上的几个时期可能不算穷，但说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比较穷应该没有问题，即使刨去那几个“盛世”，中国穷的时间难道没有几千年吗？退一步讲，即使中国穷的时间没有几千年，也无伤于“富人应该与穷人一样受到保护”的主旨。揪住这样的细枝末节，有多大意义呢？
有人从分析方法上找毛病，说把人分为“富人”和“穷人”这种“两分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健康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中产阶段占多数，茅于轼应该为中产阶段说话。这是一种转移话题的“批评”方法，或者说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不错，中国现在最需要扶植的是中产阶级，但茅于轼说不应该为中产阶级说话了吗？没有。非但没有，茅先生还写过一篇题为《让穷人有机会成为中产阶级》的文章。研究社会，首先要对人群进行分类；而分类有很多种分法。比如可以分为“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可以分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当然也可以分为“富人和穷人”……“两分法”并一定就不科学。至于应该使用哪一种分类，则应该看讨论的是什么问题、是在什么语境下讨论。茅于轼发表那一番言论，针对的就是仇富现象以及贫富对立的问题，加入的就是如何处理富人和穷人的关系的语境——人家正在讨论富人和穷人的问题，你却说男人应该如何女人又当如何，这不是鸡同鸭讲吗？
有人从逻辑上挑刺，说“替富人说话，怎么可能为穷人办事？‘说话’与‘办事’是一脉相承的，甚至‘说话’本身就是一种‘办事’！”单从字面上看，茅于轼的说法确实像是自相矛盾。但如果不是断章取义而是全面理解，就会发现，茅先生虽然是在为富人说话，其实也是为穷人着想。首先必须清楚，茅为富人说话，并不是袒护富人，而只是说富人的合法权益也需要保护，这原本就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再者，只有保护富人，才能保护创富的环境，才能使社会上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一个仇视富人的社会，就不可能变得富裕、发达。事实上，茅于轼确实是一边“替富人说话”，一边在为穷人办事。茅于轼牵头负责的专门扶助贫困农民的小额贷款项目使很多农民摆脱了贫困，而他一家仍住在几十年的老房子里，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俱。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是任何逻辑都推翻不了的。
茅于轼说，他之所以“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是因为“现在为富人说话的人少，而为穷人说话的人多”。有人反驳说：“资本本身就会说话”。这是在偷换概念。不错，资本本身就会“说话”，但此之“说话”是一种比喻，指的是资本所具有的影响社会、调配资源的能力以及话语权，这是一个政治学意义的概念；而茅于轼所说的“说话”是本义上的“说话”，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不是否认富人在话语权上的强势，而是想在社会舆论上为富人“正名”。说到这里，有必要重申一下茅先生在文中强调过的一句话：“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
近年来，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强，“富人、穷人”成了一个极其敏感的词语。在这个问题上，几乎就没有理性探讨的环境。只要谁“替富人说话”，就肯定是“人民公敌”。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沉默，唯有茅先生依然“嘴上没有把门的”（茅夫人语）。我相信，茅先生也预料到了今天这样的结局。而这样的结局也反过来印证了他发表那篇文章的必要性。
茅于轼先生是我们这个社会真正的脊梁。他为穷人着想反而挨穷人骂，不是他的悲哀，而是穷人和社会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