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朋友寄来的《德国导报》﹐转载有《湖南书屋》邵建先生“威森塔尔的悬问”一文。文章有些简单﹐但涉及了人类道德的一个基本命题﹐罪恶与宽恕。两次大战几乎颠覆了人类的传统道德﹐人从来没有发现人竟是这样残酷。此不是指个例﹐而是就普遍的人性。而两次大战所体现的人的残酷和人类的许多传统价值——英雄﹑国家﹑民族﹑胜利﹑勇敢﹑忠诚﹑ 牺牲﹑神话理想相一致﹐由此便带来了传统文化的连续倒塌。人对以往的文明进行了严厉批判和否定﹕人不仅是无意义的﹐而且残忍黑暗。人类所有的言辞﹑思想均无意义﹐更不值得信任﹐因为其下正是人盲目的本能。如果说十九世纪﹐欧洲所流行的是虚无﹐那么二十世纪人所经历的就是各种文明的塌毁和破坏。今天人类普遍的精神状态是在对文明的无望放弃中。然而人类的存在依然延续﹐生活﹑繁衍﹑冲突﹑恐惧﹑希望﹑焦躁。就人类的大多数﹐他们的生存其实是不幸的。不幸陪伴人类的命运，并延续。因此不论人多么沮丧﹑虚无﹐也不论人类的前景多么渺茫危险﹐而人只要存在﹐就必需回到善与恶﹑爱与恨﹑罪与恕这些文明的基本命题﹐以面对这狭小星球人的困难。文明不在于它有无真理的意义﹐而是人不得不依此而存在。
“威森塔尔的悬问”介绍了威森塔尔的故事。１９７６年西蒙.威森塔尔出版了他的著作《宽恕﹖﹗》﹐书中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关于“宽恕﹖﹗”的伦理命题﹐人们称为“威森塔尔问题”。故事是这样的﹕威森塔尔是犹太人，１９４４年一天﹐他正在集中营中干活﹐一位护士把他带去见一个濒死的德国伤兵卡尔。卡尔曾在波兰执行一个任务﹐他们把几百名犹太人赶进一座三层楼中﹐并把一卡车汽油搬进屋子。他们锁上大门﹐然后把手榴弹扔进窗户。爆破和大火中﹐当人们披着火苗﹐包括妇女和孩子﹐从窗子跳到街上﹐德国士兵向他们成排扫射。现在﹐卡尔就要死了﹐他要在死前把这件事讲给一个犹太人﹐向他忏悔﹐并希望得到的宽恕。但是﹐威森塔尔没有宽恕﹐他表示了沉默。当天晚上﹐那个德国伤兵死去了。三十年过去了﹐此事纠缠着他﹐他总是想到那个脑袋缠满绷带的伤兵﹐“我断绝了一个临终的人的最后的希望”。“这是一个不想成为凶手﹐而在可怕的意识形态下成为凶手的人。他向我忏悔﹐而这个倾听他忏悔的人可能明天又会死于跟他一样的凶手。”威森塔尔是痛苦的﹐他最终把这个道德命题交给了读者。要提及一下﹐威森塔尔曾囚于集中营五年﹐战争期间﹐他和他妻子的两个家族中有８９人死于纳粹的迫害。战后﹐威森塔尔和３０名集中营的幸存者创立了犹太人历史文献中心﹐他们先后把１１００名纳粹战犯送上法庭。
作为个案﹐当时威森塔尔正在集中营中﹐而他们夫妇的家族中有那么多人死于德国纳粹的迫害﹐“将心比心”﹐威森塔尔的拒绝和沉默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他个人的权力和选择﹐而之后几十年他的痛苦和自问也让人尊重。不论他最终是否给以宽恕﹐但他承负了人类的这个道德命题。他为杀害﹑残酷而拒绝﹐但他也为他的拒绝而痛苦﹑困惑。人的存在即是道德的悖论﹐人在道德上的矛盾困惑实乃自然﹐而人承负此命题﹐以之作为人存在的意义要求﹐也即体现了“人”的意义。
但是﹐如果我们离开威森塔尔个人﹐将“威森塔尔问题”作为人类的一个普遍的道德命题﹐那么我不赞成威森塔尔的沉默和拒绝。人性大致相同﹐不论其种族或地位﹐罪犯或受害者。如果赋予人性以道德的视角﹐那么卑怯与狡诈﹑贪婪和占有﹐恐惧与暴力﹑仇恨与残忍﹑自大与侵犯﹐这些都在人的本性之中。因此﹐基督教讲原罪﹐佛教有前世﹐都承认人的欠缺和弱点。承认人性是文明的前提。所谓文明就是根据人性﹐建立人共同生活的规范 ﹑律法﹑道德﹑仪式﹑意识。其给人性以合理存在﹐彼此协调共生﹐在时间中绵延延续。但人终究受本能的支配﹐他的恶和罪只能被制约﹐而不能免除。没有人可以说他在恶与罪之外﹐无论他是谁。因此﹐基督教有赦﹐佛教有怜﹐儒家有恕。成熟的文明社会﹐不仅在于它法律的完善和有效﹐更体现于它的宽容性。文明强大有效﹐恢宏广博﹐其才可能宽容。文明的意义之一就是达至宽容。因此说宽容是文明的标志。在非宗教范畴﹐对社会﹑人进行绝对化的道德要求和指责﹐其本身是值得怀疑的。共产党极权国家就是以对人的绝对道德要求而对人控制的﹐纳粹德国也有此特点。人需要绝对的道德精神﹐但那是神的事务﹐这也就是宗教的意义之一﹐而宗教本身亦有其道德平衡的机制。
人有限﹐无论是他的认知可能﹐还是他的道德自我制约。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被动的﹐其受本能支配﹐亦受外界控制。在正常状态﹐社会有其稳定的法律和文化传统﹐人可以在此规范中要求自己﹐承负道义和责任﹐对己﹑他人﹑社会负责。如果他不﹐那可以说这是他的错处。但是如果国家发动战争﹐那么个人则无法辨识此战争的道义还是非道义﹐他只能遵从国家﹐而无法对自己的善恶负责。而社会进入危机﹐文化传统崩溃﹐乃至发生革命﹐正常的存在秩序丧失和符号指令混乱﹐人即陷于本能的恐慌盲目状态﹐由此人被鼓动走向导致狂乱和暴力﹐他们大多数人也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既存社会﹑文化崩溃﹐人在骚乱和无序中被抛入本能﹐他们无法辨识符号指令也无法自我束约。对这些情况﹐文明要有对人性充份的宽容。“威森塔尔的悬问”一文提及德国统一后﹐当年一些在柏林墙向平民开枪的东德人民军战士受到审判。我则以为﹐下令者自当审判﹐普通士兵也应当反省并受到教育﹐但将士兵送上法庭则过之。中国“六四”﹐杀戮的当局定要承负血的责任﹐但我不认为应该审判那些受令开枪的士兵。二战后几十年中﹐犹太人对纳粹进行不屈不挠天涯海角的追查﹐把他们送入监狱和法庭。对之﹐我理解﹐但亦不赞同。因为那些被审判者﹐绝大部分是下层军官和士兵﹐且而几十年了﹐有些人走上法庭的时候已经步履蹒跚神智不清。在纽约﹐如果有人演唱几首斯大林时代的歌曲﹐或恶作剧式的在大街上画几个镰刀斧头的图案﹐不会有人在意﹐但是这要是换成纳粹的背景﹐就会成为纽约的政治事件。犹太文化有许多优秀之处﹐我们需要汲取﹐但是犹太人的淄铢必较不依不饶并不好。作为一个长久流落﹑没有家园﹐百经迫害的民族﹐他们在苦难和不幸中建立和维系了他们优秀坚韧的传统和文化﹐但是由于长久的不幸﹐这也形成了犹太精神中的偏狭和极端。在许多犹太著作家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点﹐包括马克思。甚至可以说犹太宗教中的偏狭极端成份影响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排斥异己，是一神教的弱点。今天﹐在中国向世界各文明广泛地汲取中﹐我们应该对之有所警戒。
我对犹太民族和文化怀有敬意﹐但对其偏狭和极端的成份有异议。其不健康而有害。对比之下﹐我更赞成中国儒家的宽恕之道。日本侵华战争八年﹐如果由日本占领东北算起则更长﹐这期间中国有一千多万人死亡﹐破坏更不必说。但是二战后﹐除少数战犯送交国际法庭﹐中国国民政府在本国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没有要求战争所赔﹐而发给每个日本官兵５０斤大米﹐送他们回国。不讲政治和现实之得失﹐由广阔的人文精神看其体现了中国传统文明的伟大的恕道。也许我们愚蠢﹐但在现今世界的国家﹑种族的危险对立和激烈的政治﹑经济﹑宗教的冲突中﹐此恕道精神不正是人类所缺乏的吗﹖上个世纪的历史中﹐中国在与世界的冲突及影响间﹐最不好的是对偏狭和极端精神的吸收﹐而给中国带来最大危害和灾难的也是偏狭和极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择乎中庸”﹐“中立而不倚”﹐中国传统文明一向主张中正宽和﹐忌讳偏狭极端。但是近半个世纪﹐中国恰恰是被偏狭和极端所左右。当然﹐中国上一世纪对于偏狭极端精神的吸收﹐是由于中国国家﹑民族﹑社会与民生的危亡的状态﹔由于传统在世界的冲突中彻底失败﹔以及中国自身的欠缺-底层人民的非文化状态和暴力积蓄。我们反省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对偏狭与极端的反省。
是的﹐人类的历史不能忘记﹐需要永久的记忆。因为人由过去来界定规范现在和未来。丧失过去意味文明的放弃和颠覆。但是﹐我们一定要避免把记忆变为仇恨﹐把过去作为敌视和报复。而人在历史的记忆述中﹐很容易走到这里。无需讳言﹐人类的历史大部份是彼此的敌视和杀戮。所有伟大国家﹑民族和文明的由来都建立于对他者的杀戮﹑征服和毁灭。因此﹐在我们强调“记忆”这一概念的时候-特别是人对不幸的记忆﹐同时要看到其有导带来偏狭极端﹐导致仇恨和报复的危险﹐这在人性之中。不仅是记忆﹐更要对之赋以人道的精神﹑意义和目的。记忆不是为了清算﹐而是为了标界文明的现在和未来﹐为了人不再杀戮﹐不再仇恨﹐不再迫害﹐不再生活在恐惧与黑暗之中﹔为了给人以安宁﹑友善﹑保障﹑和平与尊严。因此﹐记忆必须要有最终的仁道目的﹐及清醒的理性和充分宽容的精神为前提。这就是文明对历史的要求﹐人由历史对“人”的建立。无此历史的叙述只会是重复它的血腥。不要忘记﹐德国发动二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德国的历史记忆中洗刷它失败的耻辱﹐复兴日耳曼骄傲的荣誉。
出于文明﹐我们必需要看到人性的欠缺和有限﹐人类的罪行是不可能靠精神﹑道德而免除的﹐人性的恶和残酷需要强力方能有效制约。因此﹐一个社会需要有严整而有效﹑公正而合理﹑稳定而一致的法律。这是文明的基本保障和框架。宽恕和宽容为精神﹑道德﹑文化范畴﹐其以此前者为基础﹐与之相平衡。这是人正常社会的状态。但是﹐当发生战争或革命﹐秩序崩溃﹐社会陷入危机和混乱﹐民众集体陷入恐慌﹑迷失和狂乱﹐我们也就无法用正常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要求人们。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宽容和宽恕是针对人的此非正常的状态而言。是的﹐卡尔向无辜的民众扫射﹐这种“反人类的行为不能被宽恕”。但是这是在战争期间﹐德国人的人文意识和价值已经被颠覆更改﹐纳粹语符以国家的名义控制人们﹐而且卡尔是受令开枪。无此卡尔不会杀人。
但在此非常状态下﹐就普通人性﹐多数人都会和卡尔一样（多么悲哀﹐我们不可能对人性有更高的指望）。即使是集中营中犹太囚犯﹐彼此也会发生迫害和杀戮。威塞尔的《夜》中记述﹐一位犹太青年分配在焚尸炉工作﹐他亲手把他的父亲送进火焰。卡尔死前﹐他为自己的罪行痛苦﹐他忏悔﹐希望得到宽恕。他是希望解脱杀戮的罪恶﹐返回人的善良和人道。他的忏悔和宽恕的请求同样值得尊重﹐具有人文意义。（这里我还要再说一次﹐威森塔尔的沉默和拒绝是应该尊重的﹐这是他的权力。）我们面对此非常的历史﹐需要把权力操纵者和普通人相区别﹔需要将人和事相区别。人有限﹐“人”并不是人先天具有的﹐而是在文明的秩序中形成和持守的。如果文明秩序颠覆﹐人即回到生物的本能。这也就是文明需要极力建设与维护的原因。文明颠覆的根本危害﹐不在其外部形式的破坏﹐而在文明指令对人的失效﹐其导致人对戒律的放弃﹐而退回到生物本能。而人作为自然中敏感而脆弱的生命﹐危难中其直接呈现就是狂乱和暴力。文明是困难的﹐持守“人”也是困难的﹐其意味人对本能的克制和斗争。此即人存在的道德悖论。
人是一段漫长时间﹐而事情和行为是一次性的。在漫长的时间中﹐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每一次都在罪行之外。人的一次性行为不等同于人的一生。许多的残酷的事情和行为不能宽恕﹐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人亦不能宽恕。此即事与人的区别。因此宗教中有对人的赦免。卡尔是枪杀了无辜﹐但他最终忏悔﹐渴望回归文明。如果我们没有对人由罪回归善的肯定﹐恶就增长﹐人彼此也就将更加仇恨和敌视。宽恕的意义在于承认人的欠缺和弱点﹐承认恶与罪不能避免﹐而肯定人由恶对善的归属﹐并对之给予 充分赞许和广阔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神看中浪子﹐耶稣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佛教对于罪人不是憎﹐而是怜。
“威森塔尔的悬问”一文中﹐邵建先生认为我们应该学习犹太民族“身体力行﹐不论纳粹罪犯逃亡到哪一个天涯海角﹐他们都准备搜寻追辑﹐捉拿到案。”
如果这里纳粹是指其上层决策者﹐我赞同。但实际犹太人要追拿的是每一个纳粹罪犯。回看那一段历史﹐黑暗残酷﹐而我并不因此赞成犹太人的淄株必较﹐欲将每一个参预迫害犹太人的成员交予审判﹐投入监狱﹐即使天涯海角﹑老得寸步难行。事情应该清楚﹐善恶﹑责任应该分明﹐但是对人则应宽容。犹太人的记忆精神﹐对道义的追求精神﹐一丝不苟的历史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和邵先生的意见相反﹐我不认为中国人应该学习他们对人的不依不饶。现实地看﹐犹太人﹑德国人之间的历史﹐这其中有种族间的生存斗争。犹太人对纳粹的追究﹐可以增强犹太民族的生存意识和权力﹐可以促进犹太民族的团结和种族认同性﹐对于犹太民族其有生存的必要。而中国１９４９－１９７６所发生的是一个国家﹑民族内部的灾难。对之﹐毛和他的党当然要负根本的罪责。但我们也要看到﹐此灾难也是整个民族的卷入﹐如果没有民对毛的集体认同和参预﹐其不可能有如此的规模。在这场灾难中，凡经历者，除少数地富，谁能说自己无辜？中国在传统文明失败﹑崩溃之后﹐整个民族丧失理性和文明的制约﹐而陷于集体虚佞﹑破坏和狂乱。此是民族的悲剧。如果我们学习犹太人进行对人的追究﹐谁追究谁？这将再次给中国带来人彼此间的恐慌﹑仇恨和敌视﹐意味更多的冲突和危机﹐后果是灾难性的。中国在漫长的不幸中﹐已经积有过多的不公正﹑仇恨和恐惧。我们需要恢复道义和公正﹐而又要和解仇恨和敌视﹐此万分困难。无道义不行﹐无宽容亦不行。无宽容的道义将导致极端。共产党的教训需要汲取。
对４９年以后的历史﹐我们需要有犹太人的执着坚韧的道义精神﹐进行深入、完整、细致的记录清理、思考、反省﹐给社会以公正﹐还历史以真实﹐恢复人的尊严与正义。而且此记忆﹑整理﹑思考应该延伸到来１８４０年以来的历史﹐如此我们才能有更完整的眼光。这是整个民族的工作。破坏的文明﹐需要对破坏的清理才能重新建立。未来在整理经历中建立秩序。中国的文明有赖于此。但在对苦难的记忆和道义寻求中﹐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持以理性和宽容。道义﹑理性﹑宽容是文明的三只轮子相辅相依。一切对过去的记忆追寻都是为了现在和未来﹐为了建设一个公正﹑仁道﹑宽容﹑尊严适应人生活的社会。
2002年10月 于伊萨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