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是一位谦谦君子。尽管我们至今没有谋面，只是通过几封信，其虚怀若谷、光风霁月的大师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决不会因为近来发生的“茅于轼问题”而有任何改变。

一

从2001年开始，我用三年时间断断续续地写了一本小书，主旨是“现代化本位论”，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其中尤以老子所创道家最要紧。结论产生于对传统中国的政治史、文化史和经济史进行的系统梳理。当时茅先生正在宣传自己的新思想，认为仅有自由经济制度是不行的，还必须有相应的道德配套（这类文章后来辑成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但我发现他的宣传尽管苦口婆心，听众几乎都不能理解，正所谓“言之者谆谆，闻之者藐藐”。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他和听众都以“现代化”为西方独创的东西，中国人要实现，只能从西方引进，自由经济制度是如此，自由经济道德也是如此。道德伦理是只能缓慢演变而不可能凭空造作的，所以听众们尚能接受自由经济制度，甚至认为制度万能，要他们在短期内接受自由经济道德是极其困难的，而且他们甚至不认为有此必要。我觉得一旦从传统中国文化中找到“现代化”的基因，自由经济制度与道德就不再是西方人的专有物，都可以从中国传统社会“自然地”发展出来，只是因为满清的入主而受阻。只要树立起这种理念，自由经济道德的建立就有了坚实的基础。鉴于此，我把一份打印稿寄给了素昧平生的茅先生，真诚地希望得到他的指教。稿件寄出不过两个星期，我就接到了茅先生的手书回信，洋洋洒洒地两页，真诚、热情，充满对后学的鼓励。有三点意思我记得非常清楚：

一、对我的思考给予出乎预料的评价，他居然用了“博大精深”四个字；二、认为我的思考如能继续深入，一定很有价值，他特意指出我对中国传统宗教精神的思考：我认为偏于世俗的宗教精神可能正是中国人对世界贡献其文化价值的第二次机会，因为这样的宗教精神可以让中国人成为未来世界文明冲突的调停者；三、他极其谦虚地承认自己出身理工，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很有限，因此对我的许多思想一时都不能理解。比如自由经济可能从中国传统经济自然地发展而来对他而言就是“闻所未闻”。

2004年这本书由文联出版社出版。此后我陆续把它分寄给学术界和出版界一些身居要津的人物，本以为这些人都在人文领域，对我的思考应该有比较强烈的反应，这样可以促进我继续思考，没想到多数人都没有回音，有限的几个回音也不过是了了几句客气话，同茅先生的热心相比，当今中国人文学界的没思想没文化没修养简直令人齿冷。

二

最近茅先生连续发表几篇“为富人说话”和“保护富人”的文章，招惹了众怒，骂声丛集天下汹汹，我很为先生难过。应该说，先生的观点确有不当。当基尼系数已到0.46的高位，仍然坚持原教旨市场观，用传统哲学的话来说，显然是严重的形而上学。任何观点都不会放之四海而皆准，所谓“市场的问题要以继续深化市场改革来解决”这一改革时代的“圣经”在今天就不宜再念下去了，因为今天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沦为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掩盖着权力对社会财富的肆无忌惮的掠夺。90年代中期以前，行政官员利用权力拿回扣（经济学家叫“寻租”）已相当普遍，但大部分利润毕竟还是留在企业家手里。此后，随着土地“市场化”、金融“国际化”和近几年的股权“流通化”，行政权力已不满足于拿点回扣，而是直接进入“市场”，攫取大部分社会财富。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有一批可以呼风唤雨的所谓企业家已经转变为权力的代理，可以与过去的“洋买办”对称为“官买办”。在目前这种情势下，“为富人说话”实质上就成了“为官僚说话”，“保护富人”也就成了保护权力对社会财富的鲸吞，其招致漫天的骂声因此毫不奇怪。

茅先生这一辈经济学家，包括吴敬琏、厉以宁等，大部分人生耗费在管制经济时代，深知其陋也深受其害。从善意的角度来推测，像毛伟人晚年一样“只争朝夕”，他们都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管制经济的终结，因此不遗余力地鼓吹自由经济。通常在他们看来，社会财富放在坏人的手里都比由政府管理为好，因为前者有效率而后者无效率，而经济无效率是对整个社会的最大伤害。应该说这种观点通常是正确的，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也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不断推进的。比如最近本人遇到的两件事，就足以证明公营经济是多么混蛋。一个月以前，我给深圳一位朋友通过邮局发一个快件，大约十天后原封不动地寄还给我。我很生气，去质问他们，答复是找不到当事人，我又没留收件人的电话。我说：“你们收件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一问题，责任不应由我负吧。况且我留了自己的电话，你们为何不打电话给我呢？”他们的答复是：“找不到收件人就寄还发件人是我们的规定。我们没有义务电话通知你。”

前两天又遇到一件令人恼怒的事：我给外地的父母通过邮局寄一笔生活费，他们说三天内准到，结果第十天也没到。我拿着凭证去原来交寄的邮局查询，问他们什么时候有结果，他们的回答差点把我气昏过去：“根据我们的规定，一个月内答复你。”我实在忍无可忍，放了一句粗话：“现在是原始社会吗？你们几十万人都该饿死！”窥一斑而知全豹，公营经济的无效率没理性一致于此，何如交在一个混蛋的手上（私有化）？正是为了推动经济效率，他们主张宽容企业家的“原罪”，鼓励政府出售国营企业，哪怕是无回报地送掉都比放在政府手里好。也正因此，地方政府高举“不求所有，只求所在”的大旗，大卖特卖国有企业。现在地方国企已所剩无几，只有央企支撑着国有企业的陈年招牌。

老辈经济学家的天真之处在于他们认为资产一旦从国有变成民有，就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自然变成为自由经济国家。实际上，由于政治权力不容觊觎，而且一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经济行为，犯了“原罪”的企业家往往不仅不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反而痴迷权力、嗜痂成癖，进一步追逐和玩弄权力，正如狼一朝吃过人肉就对其他食品再也提不起兴趣。实际上，不仅像交通、通信、金融等大型项目的竞标是赤裸裸的权力博弈，即使是一笔十万元的银行贷款都离不开权力的操弄，甚至救济贫困学生的助学金都能进入局长千金的帐户（近期新闻）。人人都知道中国经济是人情经济，实际上千人情万人情归根结底都离不开官情政情。下面千条线，上面一根筋，这根关键的筋就是政治权力。由权力推动的经济只能是权力经济而不可能是自由经济。我认为茅先生的天真是对实际经济行为的不了解，至于其他人，或许已经是权力经济的受益人，食髓知味，当然会不遗余力地鼓吹由权力遥控的“市场经济”。中国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居然年收益达到百万元以上，超过白领阶层的十倍甚至二十倍，他们已经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有产阶级，或叫做“富人阶级”。“保护富人”其实就是保护他们自己。他们的言论已不再具有“公共性”，失去了公信力。

三

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拉大，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将面临严重隐患。一边是有产阶层财富的迅速膨胀，“十亿不算富，百亿刚起步”，一边是贫困阶层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甚至死也死不起，因为墓地穴位太贵。长此以往是十分危险的。要保障社会的持续稳定与发展，必须尽快重视和解决经济公平和司法公正两个问题。

解决经济公平问题并非搞平均主义，而是要让贫困阶层上得起学、看得起病、养得起老，方法一般是通过政府财政收入转移支付。这个问题已不容再拖了。

至于司法公正，在政治体制不可能大步改革的情况下，成为解决社会公正的唯一可行的步骤。整治司法腐败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十多年前，社会上流行这样的顺口溜，揭露司法腐败的严重情形：“大沿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过，什么事情都不做。”十多年过去了，从公众的角度看，似乎没多少改观。司法系统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阶层，上对抗行政监督，外对抗舆论监督，暗箱操作，油盐不进。本人亲历的两个小官司，就足以反映司法腐败的程度。

其一，烂收费用。2003年本人在上海市杨浦区购买一套公寓房，交房时发现旁边的三层会所变成了十二层的办公楼，严重影响小区的安全，阻挡业主的视野和采光。协商不成，只得诉讼。当诉讼书提交到杨浦区法院的时候，法官要求按房价收诉讼费，而业主认为应按赔偿标的收费。为此多次找院长都没用。受理法官居然这样说：“官司你们肯定能赢，诉讼费由输家出，你们怕什么？”如此形同儿戏，哪里有司法的尊严？业主怕输官司还要多付诉讼费，为这一个小问题僵持了一个月才如愿受理。这样的事居然发生在上海！

其二，公然两边受贿。一位小朋友的奶奶在爷爷去世后改嫁给一位区司法局长（内地某地级市），至今已逾十五年。随着年龄的增长（近七十五岁），奶奶的身体已大不如前。去年夏天，奶奶所在城区进行房地产开发，“前局长”一家突然搬走，把奶奶一个人留下，实际就是遗弃，免得成为累赘。小朋友气不过，帮助奶奶对“前局长”提起诉讼，要求离婚并分割财产，新分配的房产按市价值三十万元。忌惮对方的权势，奶奶的财产要求从十五万降到十万再降到五万，“前局长”依然不肯同意，最好奶奶是净身出门。最后奶奶拿到五万元，但律师费、给主审法官和院长的红包和招待费，已花去三万多元。就这么一个小案子，法官们受礼吃请都是来者不拒，每一次招待都是呼朋引类、喧腾不已，仿佛我朋友家在办什么喜事。而且都是饭前打足一小时麻将，酒菜都自己亲点，饭后满载而归。同时据法官透露，对方已给院长送两万元……或许大城市情况会好一些，或许沿海地区会好一些，但众所周知，司法系统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团体，“有案吃案，没案找案，找不到案做案也要吃案”——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秘密。

既然政治体制改革目前不可能大踏步推进，司法改革就绝对不容迟缓，否则，社会公正和经济公平就毫无希望，“不和谐”因素靠堵是堵不住的。

茅于轼先生是一位谦谦君子。尽管我们至今没有谋面，只是通过几封信，其虚怀若谷、光风霁月的大师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决不会因为近来发生的“茅于轼问题”而有任何改变。

一

从2001年开始，我用三年时间断断续续地写了一本小书，主旨是“现代化本位论”，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其中尤以老子所创道家最要紧。结论产生于对传统中国的政治史、文化史和经济史进行的系统梳理。当时茅先生正在宣传自己的新思想，认为仅有自由经济制度是不行的，还必须有相应的道德配套（这类文章后来辑成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但我发现他的宣传尽管苦口婆心，听众几乎都不能理解，正所谓“言之者谆谆，闻之者藐藐”。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他和听众都以“现代化”为西方独创的东西，中国人要实现，只能从西方引进，自由经济制度是如此，自由经济道德也是如此。道德伦理是只能缓慢演变而不可能凭空造作的，所以听众们尚能接受自由经济制度，甚至认为制度万能，要他们在短期内接受自由经济道德是极其困难的，而且他们甚至不认为有此必要。我觉得一旦从传统中国文化中找到“现代化”的基因，自由经济制度与道德就不再是西方人的专有物，都可以从中国传统社会“自然地”发展出来，只是因为满清的入主而受阻。只要树立起这种理念，自由经济道德的建立就有了坚实的基础。鉴于此，我把一份打印稿寄给了素昧平生的茅先生，真诚地希望得到他的指教。稿件寄出不过两个星期，我就接到了茅先生的手书回信，洋洋洒洒地两页，真诚、热情，充满对后学的鼓励。有三点意思我记得非常清楚：

一、对我的思考给予出乎预料的评价，他居然用了“博大精深”四个字；二、认为我的思考如能继续深入，一定很有价值，他特意指出我对中国传统宗教精神的思考：我认为偏于世俗的宗教精神可能正是中国人对世界贡献其文化价值的第二次机会，因为这样的宗教精神可以让中国人成为未来世界文明冲突的调停者；三、他极其谦虚地承认自己出身理工，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很有限，因此对我的许多思想一时都不能理解。比如自由经济可能从中国传统经济自然地发展而来对他而言就是“闻所未闻”。

2004年这本书由文联出版社出版。此后我陆续把它分寄给学术界和出版界一些身居要津的人物，本以为这些人都在人文领域，对我的思考应该有比较强烈的反应，这样可以促进我继续思考，没想到多数人都没有回音，有限的几个回音也不过是了了几句客气话，同茅先生的热心相比，当今中国人文学界的没思想没文化没修养简直令人齿冷。

二

最近茅先生连续发表几篇“为富人说话”和“保护富人”的文章，招惹了众怒，骂声丛集天下汹汹，我很为先生难过。应该说，先生的观点确有不当。当基尼系数已到0.46的高位，仍然坚持原教旨市场观，用传统哲学的话来说，显然是严重的形而上学。任何观点都不会放之四海而皆准，所谓“市场的问题要以继续深化市场改革来解决”这一改革时代的“圣经”在今天就不宜再念下去了，因为今天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沦为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掩盖着权力对社会财富的肆无忌惮的掠夺。90年代中期以前，行政官员利用权力拿回扣（经济学家叫“寻租”）已相当普遍，但大部分利润毕竟还是留在企业家手里。此后，随着土地“市场化”、金融“国际化”和近几年的股权“流通化”，行政权力已不满足于拿点回扣，而是直接进入“市场”，攫取大部分社会财富。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有一批可以呼风唤雨的所谓企业家已经转变为权力的代理，可以与过去的“洋买办”对称为“官买办”。在目前这种情势下，“为富人说话”实质上就成了“为官僚说话”，“保护富人”也就成了保护权力对社会财富的鲸吞，其招致漫天的骂声因此毫不奇怪。

茅先生这一辈经济学家，包括吴敬琏、厉以宁等，大部分人生耗费在管制经济时代，深知其陋也深受其害。从善意的角度来推测，像毛伟人晚年一样“只争朝夕”，他们都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管制经济的终结，因此不遗余力地鼓吹自由经济。通常在他们看来，社会财富放在坏人的手里都比由政府管理为好，因为前者有效率而后者无效率，而经济无效率是对整个社会的最大伤害。应该说这种观点通常是正确的，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也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不断推进的。比如最近本人遇到的两件事，就足以证明公营经济是多么混蛋。一个月以前，我给深圳一位朋友通过邮局发一个快件，大约十天后原封不动地寄还给我。我很生气，去质问他们，答复是找不到当事人，我又没留收件人的电话。我说：“你们收件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一问题，责任不应由我负吧。况且我留了自己的电话，你们为何不打电话给我呢？”他们的答复是：“找不到收件人就寄还发件人是我们的规定。我们没有义务电话通知你。”

前两天又遇到一件令人恼怒的事：我给外地的父母通过邮局寄一笔生活费，他们说三天内准到，结果第十天也没到。我拿着凭证去原来交寄的邮局查询，问他们什么时候有结果，他们的回答差点把我气昏过去：“根据我们的规定，一个月内答复你。”我实在忍无可忍，放了一句粗话：“现在是原始社会吗？你们几十万人都该饿死！”窥一斑而知全豹，公营经济的无效率没理性一致于此，何如交在一个混蛋的手上（私有化）？正是为了推动经济效率，他们主张宽容企业家的“原罪”，鼓励政府出售国营企业，哪怕是无回报地送掉都比放在政府手里好。也正因此，地方政府高举“不求所有，只求所在”的大旗，大卖特卖国有企业。现在地方国企已所剩无几，只有央企支撑着国有企业的陈年招牌。

老辈经济学家的天真之处在于他们认为资产一旦从国有变成民有，就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自然变成为自由经济国家。实际上，由于政治权力不容觊觎，而且一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经济行为，犯了“原罪”的企业家往往不仅不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反而痴迷权力、嗜痂成癖，进一步追逐和玩弄权力，正如狼一朝吃过人肉就对其他食品再也提不起兴趣。实际上，不仅像交通、通信、金融等大型项目的竞标是赤裸裸的权力博弈，即使是一笔十万元的银行贷款都离不开权力的操弄，甚至救济贫困学生的助学金都能进入局长千金的帐户（近期新闻）。人人都知道中国经济是人情经济，实际上千人情万人情归根结底都离不开官情政情。下面千条线，上面一根筋，这根关键的筋就是政治权力。由权力推动的经济只能是权力经济而不可能是自由经济。我认为茅先生的天真是对实际经济行为的不了解，至于其他人，或许已经是权力经济的受益人，食髓知味，当然会不遗余力地鼓吹由权力遥控的“市场经济”。中国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居然年收益达到百万元以上，超过白领阶层的十倍甚至二十倍，他们已经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有产阶级，或叫做“富人阶级”。“保护富人”其实就是保护他们自己。他们的言论已不再具有“公共性”，失去了公信力。

三

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拉大，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将面临严重隐患。一边是有产阶层财富的迅速膨胀，“十亿不算富，百亿刚起步”，一边是贫困阶层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甚至死也死不起，因为墓地穴位太贵。长此以往是十分危险的。要保障社会的持续稳定与发展，必须尽快重视和解决经济公平和司法公正两个问题。

解决经济公平问题并非搞平均主义，而是要让贫困阶层上得起学、看得起病、养得起老，方法一般是通过政府财政收入转移支付。这个问题已不容再拖了。

至于司法公正，在政治体制不可能大步改革的情况下，成为解决社会公正的唯一可行的步骤。整治司法腐败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十多年前，社会上流行这样的顺口溜，揭露司法腐败的严重情形：“大沿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过，什么事情都不做。”十多年过去了，从公众的角度看，似乎没多少改观。司法系统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阶层，上对抗行政监督，外对抗舆论监督，暗箱操作，油盐不进。本人亲历的两个小官司，就足以反映司法腐败的程度。

其一，烂收费用。2003年本人在上海市杨浦区购买一套公寓房，交房时发现旁边的三层会所变成了十二层的办公楼，严重影响小区的安全，阻挡业主的视野和采光。协商不成，只得诉讼。当诉讼书提交到杨浦区法院的时候，法官要求按房价收诉讼费，而业主认为应按赔偿标的收费。为此多次找院长都没用。受理法官居然这样说：“官司你们肯定能赢，诉讼费由输家出，你们怕什么？”如此形同儿戏，哪里有司法的尊严？业主怕输官司还要多付诉讼费，为这一个小问题僵持了一个月才如愿受理。这样的事居然发生在上海！

其二，公然两边受贿。一位小朋友的奶奶在爷爷去世后改嫁给一位区司法局长（内地某地级市），至今已逾十五年。随着年龄的增长（近七十五岁），奶奶的身体已大不如前。去年夏天，奶奶所在城区进行房地产开发，“前局长”一家突然搬走，把奶奶一个人留下，实际就是遗弃，免得成为累赘。小朋友气不过，帮助奶奶对“前局长”提起诉讼，要求离婚并分割财产，新分配的房产按市价值三十万元。忌惮对方的权势，奶奶的财产要求从十五万降到十万再降到五万，“前局长”依然不肯同意，最好奶奶是净身出门。最后奶奶拿到五万元，但律师费、给主审法官和院长的红包和招待费，已花去三万多元。就这么一个小案子，法官们受礼吃请都是来者不拒，每一次招待都是呼朋引类、喧腾不已，仿佛我朋友家在办什么喜事。而且都是饭前打足一小时麻将，酒菜都自己亲点，饭后满载而归。同时据法官透露，对方已给院长送两万元……或许大城市情况会好一些，或许沿海地区会好一些，但众所周知，司法系统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团体，“有案吃案，没案找案，找不到案做案也要吃案”——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秘密。

既然政治体制改革目前不可能大踏步推进，司法改革就绝对不容迟缓，否则，社会公正和经济公平就毫无希望，“不和谐”因素靠堵是堵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