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祷

完成对土改积极分子孙宗文的意外拜访,已晚上8点多。夕阳沦落,几抹烂桔子似的晚霞也随之淡化。我在鬼火一般的路灯下,仰头伸了个懒腰,无意中望见早已爬上天际的月亮,竟红透了。出于做过几天诗人的本性,我凝视了半分钟,却从高处的风里嗅着一股甜腻腻的腐败味儿,且越来越浓。我正要将这味儿想象成月亮的烂桔子味儿,就瞟到了斜对面两人高的水泥坎上,露天管道正肆无忌惮地排放生活污水。


我咒骂了一声。胃突然隐隐作痛,我马上意识到是晚餐吃得太急,鱼太辣,饭也太冷硬。老张把车挪过来,问我在哪儿歇脚?我答这年头不愁住,还是先去探望一下大半年不见的张应荣老人吧。


老张说他也好久没拜访张长老了。于是驾车上行,七拐八拐,就直抵那熟悉而亲切的村间红泥路。靠土墙停好车,我们在红月亮的笼罩中,走向张家大院。还没进门,一个单纯的童音就迎面而来,我不禁站在敞开的门口仔细聆听。老张拍肩示意,我也装哑吧,以食指点一点虚空,再点一点自己的耳朵。老张会意地低语:“张长老的重孙子在朗读《圣经》呢。”


我不熟悉《圣经》,不晓得入耳的是哪一章哪一段哪一节,但在一瞬间,被狠狠地震荡了一下。西班牙诗人洛尔加的句子蓦地涌上脑海:“从一滴水里,孩子寻找他的声音。”


波纹顿时吹拂我的睫毛,并一圈圈泛滥,淹没了房顶、树枝,水渍眨眼就浸透了云、星星和月亮,似乎整个宇宙都包含在一粒浩大的水珠中。蟋蟀吱吱叫了,洛尔加接着问:“声音里又找到了什么?可是一只蟋蟀王?”


我刚要继续洛尔加的追问:“张长老在找什么?上帝可是一只蟋蟀王?”阵阵翻腾的肠胃就将出窍的魂魄硬拽回来。我龇牙咧嘴了十几秒,方正色跨入门槛,穿过院坝,踏上两人多高的石阶。朦胧夜色里,阶顶的房屋犹如高高在上的远古戏台,屋檐下灯光昏暗,那还穿着开裆裤的三尺幼童肃然而立,端着厚书,一板一眼地宣读着与他的年纪极不对称的词句:“雅各”、“彼得”、“保守”、“神的大爱”、“以苦难,甚至生命去荣耀主”等等。而我这个观众所尊敬的张长老靠坐于戏台正中的躺椅,不时以苍老的“阿门”应和。幼童的阴影犹如上帝的无形被单,轻轻覆盖着他干瘪的躯体;在他的下方,在更矮一点的阴影中,则卧着他长期受风湿病折磨的老伴。


我和老张悄无声息地上完石阶,张长老方从《圣经》里翱游归来。他颤巍巍地起立,双手划动着腥红色的月光问:“哪个?”我赶紧双手接住并回答:“我是老威,大半年前与孙医生一起拜访过你的老威。”


“老威?”张长老的神思还在恍惚。而他的老伴却自阴影里冒出头,边呻吟,边笑,边招呼我“老师”。地下铺着草垫与羊皮,她刚才在那儿蜷缩成一团,已疼得老泪纵横,还跟在丈夫的后面低唤“阿门”。


其实我早就晓得这老两口正日以继夜地靠近天国的阶梯,自去年底采访他们不久,以调查、记录二战中“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而著称的作家班忠义受我的情绪感染,也扛着机器,进来实地拍摄过。我和老班曾碰头,本想就文字与影像记录的差异交换看法,可没几分钟,话题就转到张长老的身体上。老班说,你的运气真好啊,张长老和你一块的时候,精气神都还不错,话说了3个多小时,把一生大概讲完整了。可等到我上门,他们老两口正巧得了场大病,没走,却相当于扒了层皮。张长老的眼睛完全瞎了,他老伴瘫在床上,连说话也没力气。


我吃了一惊,才两三个月,变化这么快?


老班说对。还说尽管如此,张长老还是支撑着,在镜头面前作了见证。虽然同你的文字比较,有不少残缺,但这有可能是最后的见证了。


老班的语调非常阴沉。我立即开玩笑,将后颈窝渐起的寒意缓解下来。老班也默契地笑了。他说幸好有上帝,要不人间的苦难真没法熬。张长老恐怕是不行了,但他的灵魂极其快乐,我看这种不可思议的狂喜将一致持续到他停止呼吸的那一刻。因此他拒绝吃药,拒绝任何医疗,“什么时候接我去,主会安排的。”他对家人说。


老班离开又几个月了,我能够重逢张长老,大约也是主的安排吧?我不禁叹了口气。就紧紧把住老人枯柴棒子一样的手臂,一道坐下。相对无语了好一会儿,老人转头叫重孙子端出两碗杂糖,一碗麻饼,并亲手抓了两大把,塞给我和老张。因肠胃胀痛,我再三谢绝,老人却不依,以两只盲目冲着我说:“你是远客,吃啰吃啰。”不得已,我将一颗杂糖含在口中,老人却侧着耳门,非要听那咔嘭一声碎响,才满意地笑一笑。就这样我连吃半把杂糖,肠胃反而逐渐通泰了。


又有客人来访,老两口再次起立。由于急了些,张长老被躺椅绊了一下,差点栽倒。我不假思索地相劝:“眼睛不方便,就别动吧。”立即感觉失言。不料张长老闻之抚掌大乐:“瞎掉好!瞎掉好!人的国看了80几年,足够了,瞎掉好一心一意看神的国。”接着,又唤来重孙子,一老一幼手牵手唱起了赞美诗,后来我打听,它的歌名叫做《礼拜散歌》,共有三段,其中有以下歌词:


将来听见主爱呼唤,
命我长离人间时,
生死关头坦然无惧,
欣然应招不犹疑。
愿能永远!愿能永远!
跟随主爱!跟随主爱无尽期……


我呆在一旁,再也说不出任何话。稍后,我想起逝去的亲人们,姐姐、爸爸、舅舅和爷爷。他们都没有得到临终的祝福。姐姐死于车祸,猝不及防,我在千里之外,连遗体告别都没赶上;舅舅死于脑溢血,送医院途中邻居打来电话,我也仅仅赶上了整理遗体;爸爸死于肺癌,拖了将近1年,终结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地主爷爷倒是能讲话,可他作为土财主的身世,我从来没弄明白。


我还想起自己持续了多年的冤案访谈,我暗暗扳着指头数,已有几位被访者永远出走?杨继年,1946年生,11岁时因盗窃罪名被捕,在狱中加刑3次,总共坐牢34年。出狱前后,一直坚持申诉,写了几百万字的喊冤材料,却不幸死于2002年1月13日深夜的一场火灾,终年56岁。于东山,与我父亲同为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癌症楼”的病友,曾做过国共两党3次俘虏,因此以“派遣特务”的罪名获刑15年,实际坐牢35年。1999年出狱,2002年10月14日因肺癌去世,终年75岁。灯宽法师,俗名陈锦荣,1900年生,6岁在成都郊区崇庆县街子镇的上古寺出家,40年代升任主持。1950年,在共产党发动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划为“寺庙大地主”,遭受多种酷刑与多年管制。曾在文革的“破四旧”中被迫还俗,经历九死一生,熬到1978年落实宗教政策,方以84岁的高龄重返已化为废墟的上古寺。2002年先后接受我4次采访,2005年圆寂,终年105岁。刘世昌,1914年生,道路工程师,曾在国共两代政府手中,参与云南境内多处公路、铁路、桥梁、军用飞机场的设计和建设。自1949年到文革结束,却因“历史不清及老婆是彝族土司女儿”等问题,一直倍受迫害。文革中遭数次抄家、关押与批斗,毒打致残。妻子也被侮辱毒打致死。坚持申冤20余年无果。2005年去世,终年91岁。袁相忱,1914年生,自小受基督教家庭的熏陶,信仰耶稣,青年时期曾在北方农村传教,成长为一个极有影响的牧师。改朝换代时坚持留在中国,因拒绝以“三自爱国”改造教会,强调“耶稣永远是我们的头”而被捕,1955年定罪“反革命”,获无期徒刑。1979年假释回家,成为中国地下基督教会最早的领袖之一,曾在1989年六四惨案之夜,聚会谴责刽子手,为死难者祷告。2005年去世,终年91岁。张紫葛,1921年生,著名盲人作家,作品有《心香泪酒祭吴宓》《我给宋美龄当秘书》等。在国共新旧社会里,都做过大学教授。1957年,以莫须有的“极右反革命”罪名获15年徒刑,受尽折磨。1973年刑满,继续管制4年,稍后恢复公职。2006年9月去世,终年85岁。何家栋,1924年生,著名老革命、出版家和传记作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把一切献给党》《赵一曼》《我的一家》《刘志丹》等革命文学的执笔人。建国之初始,就因澄不清的历史问题和多次误入政治白虎堂,倍受打击迫害。“挨整30年,下放14年”,晚年与共产信仰分道扬镳,成为众多自由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2006年10月去世,终年82岁。


众多死者从我的手指尖淌过,我的文字里尚有他们的余温。不管是不是我的血亲,不管在临终前受没受到祝福,此刻我都愿意跟随张长老,为他们,也为我自己祷告。如果在藏传或汉传的佛庙,我也愿意跟随另一个法师,为他们,也为我自己超度。我也愿意在清真寺,以及任何山川大地,任何与至高的造物主接近的地方,为他们,也为我自己大声呼喊。我活在他们当中,天哪,因为这么多人含着冤屈死了,所以我暂时还活在这不公平的人世上。


我年轻时就热爱的短命诗人狄兰. 托马斯此刻进入到心里:


那里他们得到了安息,在慈爱的土地上
最黑暗的死亡判决,盲目的,没有得到祝福
却被人们找到,让他们不能安息


我在低矮寂静的屋子里祈祷,靠着这褪了色的床
中午,黑夜,早晨到来之前的每一分钟
死去的人组成了河流……


一个不幸的世界像雪一样落在他们身上……


我触摸着张长老正日益衰落的躯壳,我明白他在盼着上帝替自己脱下这躯壳,犹如脱下一件涂满了苦难符号的外衣。纯灵魂的上升多么轻盈多么喜乐啊,浊世的煎熬到底快结出甜美的果子。


过分专注于精神,我却忽略了现实中的老张一直躲在旁边打电话。约9点钟,他突然站起来对我说:“不早了,我们告辞吧。”


我醒悟似的点头道:“还要接着拜访地主婆婆张美芝呢。”


老张却说:“恐怕来不及了,我们得马上回头,赶到德嘎村。”


“明日一早去不行吗?”我迟疑道。


“不行。刚才我已经联系了。”老张断然道。“张茂恩牧师正在德嘎准备圣餐,他太忙了,你要采访他,就得先候着,随时准备见缝插针。”


张长老也在旁边催促:“去吧去吧,赶紧去为主做工。”


与两个老人匆匆道别,恐怕是最后的道别,我们又上路了。夜色寂静,红月亮正在变白,车灯开出的路如河流嗖嗖退却,转瞬间,灯火稀落的则黑乡就沉入残梦之中。


我忍不住打起盹来,轰轰隆隆中,我梦见车子冲至公路的尽头,就突然腾空了。轮胎还在滚动,在拳头般的星星之间,在星星般的火把之间。我回到了少年,回到为乡村百岁老人送葬的行列中。那是文革后期,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丧葬仪式在偏远的山区老家死灰复燃,所以尽管入葬者是地主,全生产队两三百号人仍倾巢出动。鸡叫三遍放上路鞭炮,灵幡引路,12个壮汉抬起棺木上山,后面弯弯曲曲一长串人马。我和妹妹牵着地主爷爷的腰帕,在晃动的火把下,吭哧吭哧地爬坡,浑身累出了汗水,让山谷里的风一吹,又冰凉冰凉的。在天明前,百岁老人葬在叫做“龙脊”的梁子中央,在场的每个人都往墓坑内丢一把土……


那夜的繁星与顺着山势盘旋的火把长蛇阵贴得很近,犹如一张青铜镜的内外。而此刻,光阴在梦里回荡了几遍,就哐当一声落到实处。我醒过来,车已颠簸在盘山道了。窗外的流星一颗接一颗坠入深壑,老张说,再拐一个弯就是德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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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祷

完成对土改积极分子孙宗文的意外拜访,已晚上8点多。夕阳沦落,几抹烂桔子似的晚霞也随之淡化。我在鬼火一般的路灯下,仰头伸了个懒腰,无意中望见早已爬上天际的月亮,竟红透了。出于做过几天诗人的本性,我凝视了半分钟,却从高处的风里嗅着一股甜腻腻的腐败味儿,且越来越浓。我正要将这味儿想象成月亮的烂桔子味儿,就瞟到了斜对面两人高的水泥坎上,露天管道正肆无忌惮地排放生活污水。


我咒骂了一声。胃突然隐隐作痛,我马上意识到是晚餐吃得太急,鱼太辣,饭也太冷硬。老张把车挪过来,问我在哪儿歇脚?我答这年头不愁住,还是先去探望一下大半年不见的张应荣老人吧。


老张说他也好久没拜访张长老了。于是驾车上行,七拐八拐,就直抵那熟悉而亲切的村间红泥路。靠土墙停好车,我们在红月亮的笼罩中,走向张家大院。还没进门,一个单纯的童音就迎面而来,我不禁站在敞开的门口仔细聆听。老张拍肩示意,我也装哑吧,以食指点一点虚空,再点一点自己的耳朵。老张会意地低语:“张长老的重孙子在朗读《圣经》呢。”


我不熟悉《圣经》,不晓得入耳的是哪一章哪一段哪一节,但在一瞬间,被狠狠地震荡了一下。西班牙诗人洛尔加的句子蓦地涌上脑海:“从一滴水里,孩子寻找他的声音。”


波纹顿时吹拂我的睫毛,并一圈圈泛滥,淹没了房顶、树枝,水渍眨眼就浸透了云、星星和月亮,似乎整个宇宙都包含在一粒浩大的水珠中。蟋蟀吱吱叫了,洛尔加接着问:“声音里又找到了什么?可是一只蟋蟀王?”


我刚要继续洛尔加的追问:“张长老在找什么?上帝可是一只蟋蟀王?”阵阵翻腾的肠胃就将出窍的魂魄硬拽回来。我龇牙咧嘴了十几秒,方正色跨入门槛,穿过院坝,踏上两人多高的石阶。朦胧夜色里,阶顶的房屋犹如高高在上的远古戏台,屋檐下灯光昏暗,那还穿着开裆裤的三尺幼童肃然而立,端着厚书,一板一眼地宣读着与他的年纪极不对称的词句:“雅各”、“彼得”、“保守”、“神的大爱”、“以苦难,甚至生命去荣耀主”等等。而我这个观众所尊敬的张长老靠坐于戏台正中的躺椅,不时以苍老的“阿门”应和。幼童的阴影犹如上帝的无形被单,轻轻覆盖着他干瘪的躯体;在他的下方,在更矮一点的阴影中,则卧着他长期受风湿病折磨的老伴。


我和老张悄无声息地上完石阶,张长老方从《圣经》里翱游归来。他颤巍巍地起立,双手划动着腥红色的月光问:“哪个?”我赶紧双手接住并回答:“我是老威,大半年前与孙医生一起拜访过你的老威。”


“老威?”张长老的神思还在恍惚。而他的老伴却自阴影里冒出头,边呻吟,边笑,边招呼我“老师”。地下铺着草垫与羊皮,她刚才在那儿蜷缩成一团,已疼得老泪纵横,还跟在丈夫的后面低唤“阿门”。


其实我早就晓得这老两口正日以继夜地靠近天国的阶梯,自去年底采访他们不久,以调查、记录二战中“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而著称的作家班忠义受我的情绪感染,也扛着机器,进来实地拍摄过。我和老班曾碰头,本想就文字与影像记录的差异交换看法,可没几分钟,话题就转到张长老的身体上。老班说,你的运气真好啊,张长老和你一块的时候,精气神都还不错,话说了3个多小时,把一生大概讲完整了。可等到我上门,他们老两口正巧得了场大病,没走,却相当于扒了层皮。张长老的眼睛完全瞎了,他老伴瘫在床上,连说话也没力气。


我吃了一惊,才两三个月,变化这么快?


老班说对。还说尽管如此,张长老还是支撑着,在镜头面前作了见证。虽然同你的文字比较,有不少残缺,但这有可能是最后的见证了。


老班的语调非常阴沉。我立即开玩笑,将后颈窝渐起的寒意缓解下来。老班也默契地笑了。他说幸好有上帝,要不人间的苦难真没法熬。张长老恐怕是不行了,但他的灵魂极其快乐,我看这种不可思议的狂喜将一致持续到他停止呼吸的那一刻。因此他拒绝吃药,拒绝任何医疗,“什么时候接我去,主会安排的。”他对家人说。


老班离开又几个月了,我能够重逢张长老,大约也是主的安排吧?我不禁叹了口气。就紧紧把住老人枯柴棒子一样的手臂,一道坐下。相对无语了好一会儿,老人转头叫重孙子端出两碗杂糖,一碗麻饼,并亲手抓了两大把,塞给我和老张。因肠胃胀痛,我再三谢绝,老人却不依,以两只盲目冲着我说:“你是远客,吃啰吃啰。”不得已,我将一颗杂糖含在口中,老人却侧着耳门,非要听那咔嘭一声碎响,才满意地笑一笑。就这样我连吃半把杂糖,肠胃反而逐渐通泰了。


又有客人来访,老两口再次起立。由于急了些,张长老被躺椅绊了一下,差点栽倒。我不假思索地相劝:“眼睛不方便,就别动吧。”立即感觉失言。不料张长老闻之抚掌大乐:“瞎掉好!瞎掉好!人的国看了80几年,足够了,瞎掉好一心一意看神的国。”接着,又唤来重孙子,一老一幼手牵手唱起了赞美诗,后来我打听,它的歌名叫做《礼拜散歌》,共有三段,其中有以下歌词:


将来听见主爱呼唤,
命我长离人间时,
生死关头坦然无惧,
欣然应招不犹疑。
愿能永远!愿能永远!
跟随主爱!跟随主爱无尽期……


我呆在一旁,再也说不出任何话。稍后,我想起逝去的亲人们,姐姐、爸爸、舅舅和爷爷。他们都没有得到临终的祝福。姐姐死于车祸,猝不及防,我在千里之外,连遗体告别都没赶上;舅舅死于脑溢血,送医院途中邻居打来电话,我也仅仅赶上了整理遗体;爸爸死于肺癌,拖了将近1年,终结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地主爷爷倒是能讲话,可他作为土财主的身世,我从来没弄明白。


我还想起自己持续了多年的冤案访谈,我暗暗扳着指头数,已有几位被访者永远出走?杨继年,1946年生,11岁时因盗窃罪名被捕,在狱中加刑3次,总共坐牢34年。出狱前后,一直坚持申诉,写了几百万字的喊冤材料,却不幸死于2002年1月13日深夜的一场火灾,终年56岁。于东山,与我父亲同为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癌症楼”的病友,曾做过国共两党3次俘虏,因此以“派遣特务”的罪名获刑15年,实际坐牢35年。1999年出狱,2002年10月14日因肺癌去世,终年75岁。灯宽法师,俗名陈锦荣,1900年生,6岁在成都郊区崇庆县街子镇的上古寺出家,40年代升任主持。1950年,在共产党发动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划为“寺庙大地主”,遭受多种酷刑与多年管制。曾在文革的“破四旧”中被迫还俗,经历九死一生,熬到1978年落实宗教政策,方以84岁的高龄重返已化为废墟的上古寺。2002年先后接受我4次采访,2005年圆寂,终年105岁。刘世昌,1914年生,道路工程师,曾在国共两代政府手中,参与云南境内多处公路、铁路、桥梁、军用飞机场的设计和建设。自1949年到文革结束,却因“历史不清及老婆是彝族土司女儿”等问题,一直倍受迫害。文革中遭数次抄家、关押与批斗,毒打致残。妻子也被侮辱毒打致死。坚持申冤20余年无果。2005年去世,终年91岁。袁相忱,1914年生,自小受基督教家庭的熏陶,信仰耶稣,青年时期曾在北方农村传教,成长为一个极有影响的牧师。改朝换代时坚持留在中国,因拒绝以“三自爱国”改造教会,强调“耶稣永远是我们的头”而被捕,1955年定罪“反革命”,获无期徒刑。1979年假释回家,成为中国地下基督教会最早的领袖之一,曾在1989年六四惨案之夜,聚会谴责刽子手,为死难者祷告。2005年去世,终年91岁。张紫葛,1921年生,著名盲人作家,作品有《心香泪酒祭吴宓》《我给宋美龄当秘书》等。在国共新旧社会里,都做过大学教授。1957年,以莫须有的“极右反革命”罪名获15年徒刑,受尽折磨。1973年刑满,继续管制4年,稍后恢复公职。2006年9月去世,终年85岁。何家栋,1924年生,著名老革命、出版家和传记作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把一切献给党》《赵一曼》《我的一家》《刘志丹》等革命文学的执笔人。建国之初始,就因澄不清的历史问题和多次误入政治白虎堂,倍受打击迫害。“挨整30年,下放14年”,晚年与共产信仰分道扬镳,成为众多自由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2006年10月去世,终年82岁。


众多死者从我的手指尖淌过,我的文字里尚有他们的余温。不管是不是我的血亲,不管在临终前受没受到祝福,此刻我都愿意跟随张长老,为他们,也为我自己祷告。如果在藏传或汉传的佛庙,我也愿意跟随另一个法师,为他们,也为我自己超度。我也愿意在清真寺,以及任何山川大地,任何与至高的造物主接近的地方,为他们,也为我自己大声呼喊。我活在他们当中,天哪,因为这么多人含着冤屈死了,所以我暂时还活在这不公平的人世上。


我年轻时就热爱的短命诗人狄兰. 托马斯此刻进入到心里:


那里他们得到了安息,在慈爱的土地上
最黑暗的死亡判决,盲目的,没有得到祝福
却被人们找到,让他们不能安息


我在低矮寂静的屋子里祈祷,靠着这褪了色的床
中午,黑夜,早晨到来之前的每一分钟
死去的人组成了河流……


一个不幸的世界像雪一样落在他们身上……


我触摸着张长老正日益衰落的躯壳,我明白他在盼着上帝替自己脱下这躯壳,犹如脱下一件涂满了苦难符号的外衣。纯灵魂的上升多么轻盈多么喜乐啊,浊世的煎熬到底快结出甜美的果子。


过分专注于精神,我却忽略了现实中的老张一直躲在旁边打电话。约9点钟,他突然站起来对我说:“不早了,我们告辞吧。”


我醒悟似的点头道:“还要接着拜访地主婆婆张美芝呢。”


老张却说:“恐怕来不及了,我们得马上回头,赶到德嘎村。”


“明日一早去不行吗?”我迟疑道。


“不行。刚才我已经联系了。”老张断然道。“张茂恩牧师正在德嘎准备圣餐,他太忙了,你要采访他,就得先候着,随时准备见缝插针。”


张长老也在旁边催促:“去吧去吧,赶紧去为主做工。”


与两个老人匆匆道别,恐怕是最后的道别,我们又上路了。夜色寂静,红月亮正在变白,车灯开出的路如河流嗖嗖退却,转瞬间,灯火稀落的则黑乡就沉入残梦之中。


我忍不住打起盹来,轰轰隆隆中,我梦见车子冲至公路的尽头,就突然腾空了。轮胎还在滚动,在拳头般的星星之间,在星星般的火把之间。我回到了少年,回到为乡村百岁老人送葬的行列中。那是文革后期,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丧葬仪式在偏远的山区老家死灰复燃,所以尽管入葬者是地主,全生产队两三百号人仍倾巢出动。鸡叫三遍放上路鞭炮,灵幡引路,12个壮汉抬起棺木上山,后面弯弯曲曲一长串人马。我和妹妹牵着地主爷爷的腰帕,在晃动的火把下,吭哧吭哧地爬坡,浑身累出了汗水,让山谷里的风一吹,又冰凉冰凉的。在天明前,百岁老人葬在叫做“龙脊”的梁子中央,在场的每个人都往墓坑内丢一把土……


那夜的繁星与顺着山势盘旋的火把长蛇阵贴得很近,犹如一张青铜镜的内外。而此刻,光阴在梦里回荡了几遍,就哐当一声落到实处。我醒过来,车已颠簸在盘山道了。窗外的流星一颗接一颗坠入深壑,老张说,再拐一个弯就是德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