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02月14日13时39分 发布 |
| 我最早知道禁书，是从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出版社编辑处得到消息的，该出版社因为出版《我反对》而遭到严厉整肃，先是出版该书的编辑部主任紧急奉命进京汇报、检讨，但必须对外保密，如不得公开报道、不得对外披露消息、不得借机炒作等等，接着是2007年1月，据说该社是又接到了王兆国和刘云山的严厉批示，于是出版社又紧急召回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编辑、组稿人员，连夜召开整顿会议，沉痛检讨，闭门思过，从编辑、编辑部主任、终审编辑、出版社领导，搞人人过关，个个检讨。一位不肯披露姓名的编辑忍受不了文革式的会议气氛，中途溜出会场找我喝茶，我用调侃的语气说，你应该站出来发言，说《我反对》这本书出得好、出得及时，凡是被领导点名整顿的书，肯定是读者叫好的书，这样的书我们社不是出得太多而是出得太少了，如果今后多出这样的书，我们社的效益何愁搞不上去？因此整顿归整顿，检讨归检讨，应付一阵子，等风声过了，我们今后就要看准这个方向多出读者喜爱的好书……这位编辑连忙笑着摇手，说不敢不敢。我也哈哈大笑。 后来章诒和先生突然站出来抗议《伶人往事》被禁，一时舆论大哗，国内外抗议之声不绝于耳，我才知道这次被禁的书籍不只《我反对》一本，而是八本。之所以发生荒唐的“禁书事件”，说明共产党在21世纪仍然想沿用早已落后的专制思维，仍然幻想可以对人们的思想实行“计划管理”，仍然不肯兑现《宪法》明确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仍然以为可以继续对中国人实行专制。从发生在2006年的“禁书事件”中，我和人们一样看到了野蛮、自负的文化专制，但我还看到了值得高兴的历史进步。 “禁书事件”曝光后，遭到意想不到的广泛批评和强烈抗议，这些批评的声音，有民间的，也有体制内的，虽然主要是来自有民间的；有来自国外的，也有国内的，而且主要是国内的。禁书并非2006年独有的新鲜事，令人新鲜的是，2006禁书之后爆发出来的抗议声浪。一个对民主自由缺乏概念、甚至还怀有敌意的执政党，禁书是完全符合其专政逻辑的正常行为，不正常的是禁书之后民间的鸦雀无声。恐怖的不是挨打，而是挨打之后不敢发出哭声。相对于以往的沉默，这次禁书之后，民间压抑多年的声音开始爆发了、并得到部分体制内人士呼应的抗议，这是勇敢的声音，是给人们带来希望的声音。这些声音中蕴涵着强烈的早春气息，即便是挨打后发出哭声，也说明被打的人心头已经消除了对文化专制的恐惧，新生儿洪亮的哭声中就包含着浓郁的生命信号，专制已经快走到自己的尽头了。 这次官方禁书使用的是日本鬼子的办法，“打枪的不要，悄悄的进村”，说白了就是实施偷袭，是以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方式进行，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过去官方禁书，莫不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发文件、开大会、上电视，他们可以使用一切有效手段，如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政治的、物质的、精神的……或对作者开除公职、公开批判，或对出版社清理整顿、关门解散，甚至公开收缴、公开销毁已经出版发行的书籍。就是当年禁止卫慧小姐的《上海宝贝》，也调动各种舆论工具，很是轰轰烈烈了一把，以至于我2000年冬天在海口请卫慧吃饭时，她告诉我，这让盗版书商把钱赚疯啦。事过境迁，刚刚过去不到10年，官方竟然只能采用日本鬼子的办法禁书了，这不能不让我感慨。这说明官方自己也知道禁书不对、禁书违法、禁书不得人心、禁书是肮脏的、禁书是千夫所指、万民痛骂的行为……知道这一点，毕竟是进步。 我最近还看到了充当官方禁书工具、自己被推到风口浪尖的邬书林等人偷偷登门向被禁书的作者之一袁鹰先生解释、道歉，这也是值得表扬的。且不管邬的解释是否成立、道歉是否真诚，仅仅是他在民间的抗议声中，还知道反思、还知道愧疚、还知道惊慌，就值得肯定。近年来，民间对官方野蛮行径的抗议已经不少，但很少能得到官方的正面回应，也很难形成官民双向互动。我对邬书林的登门解释，持正面肯定态度，虽然官府对民间依然傲慢无理，但官府里那些具体执行公务的官员本人对民间的抗议并非充耳不闻，他们也知道难堪，还愿意做出一定程度的回应，这的确是一个进步，没有人愿意把自己捆绑在专制的战车上。 其实在2006年的禁书事件中，被禁的这八本书的作者还算是幸运的，与其他人相比，他们的书还写了、还通过了出版社的审查、送到印刷厂、还走进了书店、到达读者手中，而那些写出来被压在自己抽屉里无法公开出版的书有多少？被封杀在出版社编辑或审查员手中无法出版的又有多少？甚至还有直接作为题材禁区、作者不得写作的书又是多少？这些被扼杀在摇篮中无法出生的书是80本、800本、8000本还是80000本？也许最终也无法得到确切的数字，但人们清楚得很，在一个全面文化专制的国度，被禁止出版的书远远不只八本，人们抗议8本书被禁止，更应该抗议将更多书直接扼杀在摇篮不得出版的行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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