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伦（法国）
历史是由行动者来创造的。也许今天，我们有必要再次去重温这个道理。因为，中国又到了一个转折阶段。如何认识和推动当今中国的转型？如何寻找新的改革动力？如何在全新的历史背景下塑造现代的中华文明形态？人们在思考和探讨这些问题，近些年的各种理论争论多少都与此相关。
从改良到革命，从革命又到改良，中国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经几次重大的转变，更换过几个现代性蓝图。每个时期都有要亟待解决的课题，每个时期又有其与上个阶段的承续和断裂，也都沉积下某些成果，而在不同时期之间也有其内在的连续性。作为构建现代性的蓝图之一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最终的失败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经过三十年的演变，发展至今天，面临些新的重大抉择，出现一些新的现象。笔者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粗浅思考，可以简单归结为下面这样一种表述（见文后注）：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维权运动消解权贵结构，达成和平转型，再造文明基石。
权贵结构和权贵集团
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时期我认为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后共产主义蜕变；二是全球化。中国正在共产主义革命及其制度的遗产上探索新的道路。这笔遗产在制度上，利益结构上和文化心态上，从多方面影响和制约着现在的探索。而从九十年代以来加速的全球化过程则为这种探索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压力，也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那么，共产主义革命和制度的遗产对后共产主义的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有什么影响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从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看，主要是中国采取的一条腿改革的战略，即保持政治极权而只进行经济改革，或者说，以政治极权促进经济改革造成的问题。这个战略使得中国的改革在重新分配社会集团和个人的发展资源和机会时，深受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结构的制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这样一个权力结构的运行中重新分配资源和机会。这样的过程使得不同集团获得的机会和资源自然很不平等，也严重缺乏公正。
众所周知，现代化必然伴随着一个社会分化过程。近三十年来，中国也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全方位的分化过程：国家与社会分化，国家内部权力结构分化，社会结构的分化，以及政治与经济的分化等等。这是社会和经济被激活的最主要原因。但中国的分化也带有些特殊的问题，如分化的不对称性和不平衡性。从社会分析角度看，这种权力运作下的经济改革造成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权贵集团，造成一个权贵结构。这个集团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富裕集团，也不是社会概念上的上流社会，而且具有极大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是政治和经济的直接结合，催生这样一个集团和这样一个结构。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都是与这个集团运用其掌握的经济社会政治资源、依靠结构提供的便利而为自己谋取私利有关。在股市、房地产和其他涉及资源和机会分配的关键性制度改革与发展中，这个集团都是幕前或是幕后的推手，使得类似于发达国家的一些经济制度和措施在中国常常会产生截然相反的后果，甚至包括中共高层推出的一些旨在改进现况的政策也根本无法得以贯彻落实。同时，一个令人担忧的是现象是，这个权贵结构依托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开始出现自我强固、出现借用法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布迪欧（Pierre Bourdieu）用来分析社会结构常用的一个术语结构自我“再生产”的趋向。
这个权贵结构不仅是当下中国诸多问题的症结，使得发展成果不能平等地造福于全社会而是非正常地向少数人倾斜，且发展成本却不公正地由多数人承担，多数人的生存条件绝对或相对恶化，从而导致社会紧张和冲突加剧。同时，这种结构也是中国进一步发展和全面改革的最重要的障碍，构成中国发展的瓶颈。这个权贵结构是中国肌体上的癌症，可以急剧地扩散并吞噬整个社会发展果实。被许多人寄以希望的所谓中产阶级的能否突破这样的一个结构的窒压顺利生成实在有待观察；而中国现在全面的道德沦丧也不能说是与此无关。
这个集团的主要制度成因当然是集权政治，或者说是，共产党政治；这个集团对抗社会的最大资源也是这个共产党极权政治；因此，我们很难指望依靠执政者单方面在集权结构中靠行政方式解决问题。目前的中央表现出一定的理性，意识到不均衡发展的问题，但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方式受结构所限，常常在摇摆和探索中进一步将问题恶化，如秦晖所描绘的那种“尺蠖效应”。纪检、信访和监察等机制都被证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么形同虚设，要么被权贵利用。这方面仅有的一些上级对下级的有限约束、惩治效果，事实上也往往是与权力内部的斗争有关。腐败的大规模扩散和结构化，既是这个权贵结构的成因之一，也是其表现和后果。
维权运动、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
“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吕氏春秋•尽数》）中国需要新的社会运动，新的健康的社会力量、新的社会行动者参与解决问题。笔者认为，维权运动就是这样的社会力量，维权人士和参与维权的公民就是这样的新的社会行动者。传统体制的分化造成了新的社会主体出现，但由于这种权贵结构和现有政治结构的压制，这种社会主体又没有获得完整的自主，权利受到戕害，维权运动由此而生。维权运动是公民对于权贵结构的反抗，是在对自身权益觉醒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自觉行动，是以合法、理性、和平和渐进的方式进行建设性的行动，以争取重新分配资源和机会，抑制权贵结构的恶性扩张，补偿社会受害者，最终寻求逐渐建立法治社会、消解权贵结构，来重建正义秩序。维权运动也是一个文化更新运动，它有助于帮助中国人确立自己以往缺乏的公民主体意识。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也存在许多民主和法治的制度设计，但多徒有其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承载主体，这当然是当局限制所至，如维权运动能健康发展，就将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的内容和生命力。维权运动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再造运动，为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建设打下基础，因为，是在这类维权运动中才可能培养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发展出让各种行动者、各种阶层都能接受的新的机制和制度解决方式来维持稳定和发展、建构新型的公民与国家的关系。
从制度和政治角度来看，这样一场新兴社会运动的产生是体制开始开放又没有全然开放、民主提上日程又没有民主、社会空前活跃却又受到制度窒息的结果。极权时代，由于全能政府的整体性控制，显然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社会运动的。而如果中国具有一个开放的体制，维权运动依然会有其存在的必要，但形式和诉求、与国家的关系自然也会与我们当下看到的相当不同。当下的维权运动的诞生背景恰恰是后极权时代中国的转型。其得以出现的政治条件是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以及官方为应对这样的合法性危机和治理危机所推出的“依法治国”等国策，其制度条件是一些法律制度的创设和恢复。依当代著名社会运动理论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的看法，不是哪种集体行为都能被称其为社会运动，社会运动是具有历史意含的集体行动，是对手 (adversaires) 但不是敌人(ennemis) 性质的斗争双方围绕一个共同的有关社会方向的标的 （enjeu）进行斗争和博弈，各自试图以自己的理念和利益来阐释和据有这“标的”；缺乏或是撕毁这样一个共同的标的，也就是说双方之间发生断裂，“不再有共同语言”，社会运动便将不复存在，代之将是民粹性的社会或政治运动或是以消灭对手、摧毁整体社会结构为目标的革命，而这，印之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又常常最后转向一种专制和独裁的状况。因此，社会运动本质上就是民主性的，不是以消灭博弈对方为前提的。以西方近代以来最典型的社会运动“工人运动”为例，工人阶级以劳动、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的价值来衡量现代生产和生产关系，以分享生产的果实和具有保障为诉求展开斗争；而作为其对手的资本阶级则代表理性化的需求，以生产的绩效为标准衡量一切，在分享生产的果实上具有支配地位。如何衡量看待现代的生产方式和分配其果实，这构成双方的博弈和斗争的“标的”，这个运动贯穿现代西方历史，构成西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
对维权运动来讲，因其面临的后极权背景所决定，其包涵的内容也极其广泛，从政治权利到经济社会权利的权利争取都成为其内在的、相互关联的部分。博弈和斗争的“标的”是围绕法治国家的建设、发展成本的承担及其成果的分享。对权贵集团一方来讲，强化现有的结构，使“法治国家”的建设工具化，是其利益和目的所在；而对另一方维权运动的参与者来讲，则是要将“法治国家”建设成为普通公民的权益和尊严能够得到保证的现实制度，并以此保证发展的成果能在公正的程序上得到共享，发展的代价不被社会大众、弱势群体所独自承担。现行的一些制度和某些政策如“依法治国”以及经济的发展，促成和激励了双方的互动、博弈和斗争。但这种互动、博弈和斗争能否最终找到一个共享的价值基础，走出一个良性互动的格局，也就是维权运动能否最终获得合法性，取决于博弈双方能否真正认同和共享民主和法治的价值，也就是认同以制度的方式调节利益和保证赋予每个公民的平等权利不被剥夺。同时，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内的公民运动的新浪潮，NGO的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传统的政治和社会关系、文明理念，塑造新的国家和社会关系和新的治理模式。中国的维权运动也受到其重大的影响，而就公民参与、张扬普通公民的主体性来讲，维权运动也是与这样的大潮甚至和自己国家百多年的一些传统精神相通、实践相连，尽管，因背景和面临问题的不同，我们还是不能忽略彼此间一些本质上的重要差别。
如果我们象某些评论者那样将维权运动作狭义的限定，也就是不包括以争取政治权利为目的的民主运动的话，我们可以说，后者能在中国真正生根、结果的前提是维权运动的深化和维权力量的壮大；同样，维权运动能得以生存、发展和壮大，最终不蜕变为激进运动的条件也必然是民主运动的进展，政权民主化的逐步展开。事实上，正如我们观察到的，因后极权的制度和历史背景，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这两者是无法截然区别的，各种层面对自由和权利的争取和维护常常是相互关联。那种过去一些时期经常听到的关于是“先争得自由还是民主”，“消极自由或是积极自由哪者为先”的争论，在这种背景下意义甚微：因为，两者互为因果，互为条件。也因此，新左和自由派之争中的共同底线问题其实也简单，那就是争取和捍卫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自由派和‘新左派’争论中的有些问题是伪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在争取和捍卫公民权利这面旗帜下团结起来。那些不从事社会运动和民众 权益保护运动的所谓的“左派”绝对算不上是左派；在中国情境下，那些不关心社会大众的权益的“自由派”也绝对不是真正的自由派”。（见笔者五、六年前写就的“知识分子，权力和民主──后毛时代以来的民主话语和实践”一文）。从西方的历史来看，右派和左派在历史上各自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领域在推动公民权益的不断扩展和守护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下出现的某些新左派对此或许毫无了解、或者有意忽视，与他们推崇的西方的左派相比，其所具有的中国特色也着实令人费解：自喻左派，却绝不涉足任何社会运动和争取公民权益的活动；汲汲于对国外民主制度的批评，却很少敢于对现行体制加以批判，提出任何可操作的扩大公民权益的制度设想。口口称美马克思主义，却忽视马克思、恩格斯参与社会运动践行的勇气。……这一切，只是见证了这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的道德贫血、犬儒和事故。同时，那些以自由为名，周旋于权贵之间的经济“自由派”学人们，圆滑、卑下、自我虚骄，鲜少触及中国真正的自由问题，更有甚者，沦为权贵结构的论证者，成为鲁迅所谓的“帮闲”、同谋。在某种意义上讲，维权运动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检验其道德勇气和理论真诚的场域，未来有关这一段中国历史和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书写都必将与此息息相关。
把握历史机缘
中国的转型启动于上层，社会的复苏和活跃造就了全新的社会动力和问题，现在，是到了必须调整整体国家结构对此做出回应的时候了。笔者认为，维权运动和权贵结构两者的发展速率、参与维权运动的公民和权贵集团的博弈，最终将决定中国的命运。在现实看，关键是执政者是否有足够的理性睿智看到这一趋势和博弈及其对中国命运的影响和意义。如果执政者以传统的意识形态眼光和政治安全稳定的考量看待问题，受制于权贵集团和权贵结构的约束，就会视维权运动为不安定因素加以打压，从而堵死中国和平理性地建设法治、化解权贵结构的机会，从而使得权贵结构更加钢性化，强化社会经济文化的畸形发展，最终要么陷入拉美式的停滞、丧失民族健康发展的机缘；要么就是引发社会更大的动荡。
仅就中国来讲，这也并不是没有前车之鉴。20年代和30年代也有过比较好的发展势头。当时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都市，比较起来绝不输于当时许多发达国家包括日本的都市社会，但不平衡的发展最终造就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崛起的社会基础和心态条件，从而在外力的作用和历史事件的激荡下，颠覆了一百年来的发展方向，使得中国至今还在品尝其苦果。
今天，虽然没有一个类似当年的中共的政治力量可以以大规模内战的方式颠覆现政权，但现状持续下去，一个新的民粹主义运动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现在不满的大众开始对理性合法方式失去某种信心或是在一些阶层里对毛泽东的思念抬头就是征兆。果真这样，中国不仅会有一劫，东亚和世界都将会面临着新的威胁。当局现在面临一个关系中国未来的历史性的抉择：是准备理性地引导中国转型，通过一些列的调试、让渡、沟通、转换，培育措施发展出新的社会、政治或经济结构；还是固守原有结构，迷信既有手段，听任权贵结构的恶性发展，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埋下灾难的根源？未来会给我们一个答案。
七年前在纽约的一个讨论会上，笔者曾很无奈和遗憾地提及，自己从来不是历史决定论者，在笔者看来，中国近代历史中攸关重大的历史转折事件和转折期都有多种可以造成后来历史有全然不同的结果的可能性，而极其令人悲哀的是：几乎每次都是当时各种可能中最坏的那种出现。除了人为的一些偶然因素外，当时的结构因素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人始终没能学会理性地、用现代的方式彼此化解冲突。但愿在这必将到来的新一次中，中国人终能突破这个宿命，开出中华文明的现代格局。
（对这场运动的产生对中国转型的意义以及其行动者的特征、从中国现代性建设的宏观角度来看的历史地位，从2003年作为标志性的孙志刚事件后笔者便在多种场合多篇文字中加以探讨，但出于一种策略的考虑，多以外文进行。今后希望能以中文与关心此问题的朋友继续切磋探讨。这里发表的这篇文字基本上是以2006年8月底笔者在美国举行的“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转型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补充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