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遵信先生的“道德良心和勇气”

 


早晨打开手机,意外看到远在南国的一位女编辑于昨天深夜发来的短信息:包遵信先生已于2007年10月28日18时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敬请各位师友同道相互转告,以缅怀这位引领八十年代青年走向未来的启蒙者!


上网搜索,又看到俞梅荪发布的消息:六天之前,包遵信突发大面积脑溢血,经抢救,处于深度昏迷之中,靠仪器和药物维持生命。


身居北京,对于包先生的病情竟然一无所知,自己的懒惰无礼实在是无法原谅。能够救赎自己的唯一方式,只能是翻检日记,为先生留下一点纸面上的纪念。


“2004-7-1,星期四,阴。到陈小雅老师家,见到包遵信老师。……回家时与包老师同车,40元。住牡丹园小区。路上谈到一些年轻人太过聪明,到了21世纪还想扮演传教士角色,并且像鲁迅、陈独秀那样以专制思维反抗专制: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只许自己骂人却不许别人批评自己。”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病初愈的包先生,在场的有俞梅荪等人,记得是为答案谢小雅老师帮我从美国带回新书《民权保障同盟》,由我邀约几位师友在一家饭店聚餐,没有想到平时十分节俭的俞梅荪抢先付了餐费。


第二次见到包先生是2004年9月8日下午,日记里只留下一行字:“包遵信老师来,送给他三本书。”


这一天上午我突然接到先生的电话,说是要来我家里讨论一些事情。我连忙说不敢当,应该由我去拜访。先生说家里的狗太厉害,执意要来我这里。我不知道先生要讨论什么重大议题,也不明白“狗太厉害”是不是另有所指,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下午三点多钟,我站在小区门口迎接先生,先送上自己的三本著作《戏剧大师曹禺》、《影剧之王田汉》、《民权保障同盟》,然后很惭愧地表白说:家里只有小小的一居室,连客人落座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到旁边的小餐馆里坐一坐。


包先生坚决拒绝此项建议,两个人只好站在路边谈起来。先生问我曹禺是不是戏剧大师?吴祖光是不是戏剧大师?应该如何评价这两个人?我回答说:曹禺肯定是戏剧大师,吴祖光的戏剧作品能够留下去的几乎没有。从正直勇敢的角度上看,吴祖光应该比曹禺高尚一些。从洞察事理、参悟人性方面看,曹禺是现代文坛除鲁迅之外的第一人。若干年之后,20世纪中国能够留传下去的大概只有鲁迅、周作人、曹禺、张爱玲、沈从文等几个人的文学作品。老舍的《茶馆》没有北京人艺的经典演出,也是留传不下去的。


先生解释说,他对中国作家的看法和我基本一致。只是与吴祖光先生私交很好,所以想知道从专业的眼光应该如何评价?


谈话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包先生临走时告诉我,他与我的导师苏国荣先生是北京大学的同学,苏先生是很真诚的一个人。送别包先生,我感慨地对妻子说:“没有想到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竟然主动来和我这个小辈人讨论历史人物,现在哪里还有这么认真的教授学者啊?”


第三次见到包先生是2005年初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在日记里留下记录。记得当时有张祖桦、王德邦、高战、古川等师友。这是我第一次到先生家中,并且见识了他那条总是与客人纠缠的小狗。先生告诉我,他对于我写的几部书有一些意见,以后要与我单独交流。可惜我当时并没有认真对待,错失了向先生学习的机会。


第四次见到包先生是2006年5月21日的晚上。这一次由我做东请包遵信、江棋生、陈小雅、张祖桦、刘晓波诸师友聚会,并奉送新书《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席间有一位老兄闹酒,引出包先生就余、王拒郭一事对于我的相关言论的批评。我接受了先生的一部分批评;对于他因爱护余、王而表现出的在多元社会里依然坚持正邪敌我分明、忠奸善恶两立的二元对立意识或者说是路线斗争意识,至今依然持保留态度。好在先生并不是计较别人错失的一个人,6月16日再次见面时,他依然是那么慈祥随和。


与大多数1949年之前出生并且接受过那个时代最低限度的启蒙教育的老辈人一样,包先生并不是十全十美,却有着1949年之后的中国人所罕见的诚信和良善。和这样的老辈人接触,总让我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温暖亲切之感。随着这样的老辈人越来越少,人世间将变得越来越乍炎乍凉、乍暖乍寒。


最后一次见包先生,是两个多月前的2007年8月11日。一位上海朋友在浙江大厦的陈生记请包先生和刘晓波夫妇吃饭,我和几个年轻朋友应邀作陪。先生告诉我他已经搬家到左安门附近,以后见面没有以前方便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此一别竟成永诀!


包先生是80年代的风云人物,他主持编辑的《走向未来》丛书,曾经影响过一代人。只是我当年还是河南农村的中学教师,对于这套富于建设性的学术丛书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倒是对于刘晓波、刘再复、李泽厚、王富仁、钱理群等先生比较粗糙也比较情绪化的文史著作颇为热衷。当我自己成为以学术安身立命的一名学者时,已经没有充足的时间细读这套丛书了。


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包先生为《拒绝谎言》一书所写的序言《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先生在1989年之后身陷牢狱,恢复自由后依然站在中国自由思想的前沿地带,充分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从而成为一部分年轻后学追随效仿的精神旗帜。在我看来,光荣伟大、永垂不朽之类的假话套话,是不足以形容包先生的真精神的。“拒绝谎言”的“道德良心和勇气”,才是先生留给后学最可珍贵的精神资源。


2007-10-30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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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遵信先生的“道德良心和勇气”

 


早晨打开手机,意外看到远在南国的一位女编辑于昨天深夜发来的短信息:包遵信先生已于2007年10月28日18时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敬请各位师友同道相互转告,以缅怀这位引领八十年代青年走向未来的启蒙者!


上网搜索,又看到俞梅荪发布的消息:六天之前,包遵信突发大面积脑溢血,经抢救,处于深度昏迷之中,靠仪器和药物维持生命。


身居北京,对于包先生的病情竟然一无所知,自己的懒惰无礼实在是无法原谅。能够救赎自己的唯一方式,只能是翻检日记,为先生留下一点纸面上的纪念。


“2004-7-1,星期四,阴。到陈小雅老师家,见到包遵信老师。……回家时与包老师同车,40元。住牡丹园小区。路上谈到一些年轻人太过聪明,到了21世纪还想扮演传教士角色,并且像鲁迅、陈独秀那样以专制思维反抗专制: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只许自己骂人却不许别人批评自己。”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病初愈的包先生,在场的有俞梅荪等人,记得是为答案谢小雅老师帮我从美国带回新书《民权保障同盟》,由我邀约几位师友在一家饭店聚餐,没有想到平时十分节俭的俞梅荪抢先付了餐费。


第二次见到包先生是2004年9月8日下午,日记里只留下一行字:“包遵信老师来,送给他三本书。”


这一天上午我突然接到先生的电话,说是要来我家里讨论一些事情。我连忙说不敢当,应该由我去拜访。先生说家里的狗太厉害,执意要来我这里。我不知道先生要讨论什么重大议题,也不明白“狗太厉害”是不是另有所指,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下午三点多钟,我站在小区门口迎接先生,先送上自己的三本著作《戏剧大师曹禺》、《影剧之王田汉》、《民权保障同盟》,然后很惭愧地表白说:家里只有小小的一居室,连客人落座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到旁边的小餐馆里坐一坐。


包先生坚决拒绝此项建议,两个人只好站在路边谈起来。先生问我曹禺是不是戏剧大师?吴祖光是不是戏剧大师?应该如何评价这两个人?我回答说:曹禺肯定是戏剧大师,吴祖光的戏剧作品能够留下去的几乎没有。从正直勇敢的角度上看,吴祖光应该比曹禺高尚一些。从洞察事理、参悟人性方面看,曹禺是现代文坛除鲁迅之外的第一人。若干年之后,20世纪中国能够留传下去的大概只有鲁迅、周作人、曹禺、张爱玲、沈从文等几个人的文学作品。老舍的《茶馆》没有北京人艺的经典演出,也是留传不下去的。


先生解释说,他对中国作家的看法和我基本一致。只是与吴祖光先生私交很好,所以想知道从专业的眼光应该如何评价?


谈话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包先生临走时告诉我,他与我的导师苏国荣先生是北京大学的同学,苏先生是很真诚的一个人。送别包先生,我感慨地对妻子说:“没有想到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竟然主动来和我这个小辈人讨论历史人物,现在哪里还有这么认真的教授学者啊?”


第三次见到包先生是2005年初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在日记里留下记录。记得当时有张祖桦、王德邦、高战、古川等师友。这是我第一次到先生家中,并且见识了他那条总是与客人纠缠的小狗。先生告诉我,他对于我写的几部书有一些意见,以后要与我单独交流。可惜我当时并没有认真对待,错失了向先生学习的机会。


第四次见到包先生是2006年5月21日的晚上。这一次由我做东请包遵信、江棋生、陈小雅、张祖桦、刘晓波诸师友聚会,并奉送新书《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席间有一位老兄闹酒,引出包先生就余、王拒郭一事对于我的相关言论的批评。我接受了先生的一部分批评;对于他因爱护余、王而表现出的在多元社会里依然坚持正邪敌我分明、忠奸善恶两立的二元对立意识或者说是路线斗争意识,至今依然持保留态度。好在先生并不是计较别人错失的一个人,6月16日再次见面时,他依然是那么慈祥随和。


与大多数1949年之前出生并且接受过那个时代最低限度的启蒙教育的老辈人一样,包先生并不是十全十美,却有着1949年之后的中国人所罕见的诚信和良善。和这样的老辈人接触,总让我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温暖亲切之感。随着这样的老辈人越来越少,人世间将变得越来越乍炎乍凉、乍暖乍寒。


最后一次见包先生,是两个多月前的2007年8月11日。一位上海朋友在浙江大厦的陈生记请包先生和刘晓波夫妇吃饭,我和几个年轻朋友应邀作陪。先生告诉我他已经搬家到左安门附近,以后见面没有以前方便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此一别竟成永诀!


包先生是80年代的风云人物,他主持编辑的《走向未来》丛书,曾经影响过一代人。只是我当年还是河南农村的中学教师,对于这套富于建设性的学术丛书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倒是对于刘晓波、刘再复、李泽厚、王富仁、钱理群等先生比较粗糙也比较情绪化的文史著作颇为热衷。当我自己成为以学术安身立命的一名学者时,已经没有充足的时间细读这套丛书了。


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包先生为《拒绝谎言》一书所写的序言《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先生在1989年之后身陷牢狱,恢复自由后依然站在中国自由思想的前沿地带,充分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从而成为一部分年轻后学追随效仿的精神旗帜。在我看来,光荣伟大、永垂不朽之类的假话套话,是不足以形容包先生的真精神的。“拒绝谎言”的“道德良心和勇气”,才是先生留给后学最可珍贵的精神资源。


2007-10-30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