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还包遵信先生一个公道

 



包夫人王淑苓



 


 


编者按:这里发表的,是包遵信的妻子王淑苓女士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陈祖武先生的两封信。第一封信写于10月26日,包先生逝世前两天;第二封信写于11月8日,包先生逝世后12天。两封信都是包夫人亲自送到历史所办公室一位负责人手里的。从10月29日送出第一封信至今,已经整整23天,除10月30日,历史所党委书记在那位办公室负责人陪同下,前往包先生家里看望过一次而外,无论历史所,还是社会科学院,对王女士信中提出的三个问题,没有任何反应。期间,王女士曾打电话催问他们,请他们答复,他们都以“所长和院长不在院里”为由,支吾搪塞。王女士在第二封信的末尾写道:“我想,你们不至于装聋卖傻吧?”现在看来,他们就是要装聋卖傻。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拆了小庙,有大庙。欠账还钱,古之铁律。历史所、社院不还,总得有人要还。日前,包夫人致电本网,希望把她的信公诸于众,让大家来评评理,他们这样做,是否合乎天理、人情,是否合乎宪法、人权?本网对包夫人的合情合理合法的诉求,表示同情和支持。下面就是包夫人两封信的全文。大标题《请还包遵信先生一个公道》为本网编辑部所加。


 


第一封信


请还包遵信先生一个公道


 


——包夫人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的两封信


 


第一信


 


社科院历史所陈祖武所长:


 


我是包遵信的妻子王淑苓。


 


10月23日凌晨6时左右,包先生突发大面积脑溢血,病灶还在3年前犯病的那个脑干部位,当即不省人事。经医院全力抢救,仍处于深度昏迷中,没有自主呼吸,没有血压,只有心脏还在微弱地跳动,生命完全靠仪器和药物维持。几天来情况未见丝毫好转。医生判断,已经没有康复的可能。


 


包先生“六四”风波以后,先是被关押3年多,出来以后一直受到国家安全部门的眷顾,每到所谓“敏感时期”,就失去行动自由。18年来,他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没有养老金,没有住房,没有医保,实际上等于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现在,他行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作为她的妻子,我不能不替他说几句话,为他讨一个公道。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大,非常注重民生问题,非常强调和谐社会建设。那么,像包遵信这样古稀之年的文化人,他的民生问题,是否也应该有个着落呢?现在,对他来说,已经不是“民生”问题,而是“民死”问题了。他如果就这样走了,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包括他的家人、亲戚和朋友,个个都心有不甘,又怎么能“和谐”得起来?


 


今天写信给你们,并请你们转达给社科院领导,是因为包先生今天的处境,与当年历史所和社科院对他的不公正处理分不开。我请你们就下面三个问题给我个说法:


一,包先生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什么他要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


 


二,18年来,他一直被剥夺劳动权和生存权,这符合不符合宪法,这些损失应该由谁来赔偿?


 


三,现在眼看他就不久于人世了,他的丧事怎么办?


 


人命关天,人死事大。情况紧急,请所长先生尽快答复我。


 


此致


敬礼!


                  包遵信的妻子  王淑苓


                    2007年10月26日


联系电话:87199011


地址:左安门内大街左安漪园9号楼4单元1306室。邮编:100061


 


第二封信


社科院历史所陈祖武所长:


 


我在10月26日写给你的信中说,包遵信重病在身,将不久于人世。信是29日上午送给你的,实际上他28日下午6时已经走了,我是强忍着悲痛才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感谢你第二天就来家里看望我们。我知道,我信中提出的三个问题,你个人是无法答复的。但是,作为历史所所长,你至少可以告诉我,你们准备怎样答复我。你说,已经把我的信转给院里了。十天过去了,不知你去问过没有,院里研究得怎么样了。


 


现在包先生的丧事已经办过。你知道那是怎样一种情景吗?11月3日上午,在北京东郊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朋友们送来的花圈、花篮,告别大厅里放不下,一直排到大厅外面,灵堂四周挂满了悼念的诗词、挽联和祭文。从北京和外地包括深圳、香港,赶来为老包送行的朋友,达200多人。气氛庄严肃穆,仪式隆重感人。许多朋友因故不能前来,专门托人代为签到。如果不是政府方面通过组织系统“打招呼”和国家安全部门强行阻拦,参加告别仪式的人,至少要赠加一倍。安全部门真是做绝了,原本可以来参加告别仪式的朋友,有的头天晚上就被软禁在家里,有的被带到派出所长达26个小时,有的被从半路上拦回去,有的到了殡仪馆门口还被阻挡在外。事后,他们来信来电说,没有能送老包最后一程,将成为终身憾事。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句话来:“公道自在人心”。老包一生的事业和为人究竟怎么样,通过这个告别仪式,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相信,朋友们已经在心中默默地为他做了结论,老包可以安息了。可是,目睹老包远行的最后一刻,国家强力部门还不肯放过他,还要扰乱他灵魂的安宁,到告别仪式现场来无理搅扰,作为他的妻子,我于心何安!不是说“以人为本”,关心民生吗?死人也是人,丧葬也是民生问题。老包活着的时候饱受迫害,死了还要这样对待他,这符合“以人为本”,关心民生的精神吗?还有你们,历史所和社科院,明知道老包死了,要办后事,竟然没有任何表示,连一句话都没有,这说得过去吗?你们都是有头有脸,有文化有学问的人,难道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吗?


 


不错,当年老包在判刑之前,历史所和社科院就把他开除公职,以致使他沦落到贱民都不如的地步,你们都不是当事人。可是你们今天的地位和权力,不都是从当年的历史所和社科院继承下来的吗?怎么可以只要债权,不要债务呢?作为一个组织,你们无法脱离干系;我作为老包的家属,有权找你们理论。至于你们找谁,我不知道,你们该找谁找谁。


 


说了半天,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请尽快答复我前一封上提出的三个问题。问题解决了,我安心,你们也不再麻烦。我想,你们不至于装聋卖傻吧?


 


此致


敬礼!


       包遵信妻子 王淑苓 2007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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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还包遵信先生一个公道

 



包夫人王淑苓



 


 


编者按:这里发表的,是包遵信的妻子王淑苓女士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陈祖武先生的两封信。第一封信写于10月26日,包先生逝世前两天;第二封信写于11月8日,包先生逝世后12天。两封信都是包夫人亲自送到历史所办公室一位负责人手里的。从10月29日送出第一封信至今,已经整整23天,除10月30日,历史所党委书记在那位办公室负责人陪同下,前往包先生家里看望过一次而外,无论历史所,还是社会科学院,对王女士信中提出的三个问题,没有任何反应。期间,王女士曾打电话催问他们,请他们答复,他们都以“所长和院长不在院里”为由,支吾搪塞。王女士在第二封信的末尾写道:“我想,你们不至于装聋卖傻吧?”现在看来,他们就是要装聋卖傻。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拆了小庙,有大庙。欠账还钱,古之铁律。历史所、社院不还,总得有人要还。日前,包夫人致电本网,希望把她的信公诸于众,让大家来评评理,他们这样做,是否合乎天理、人情,是否合乎宪法、人权?本网对包夫人的合情合理合法的诉求,表示同情和支持。下面就是包夫人两封信的全文。大标题《请还包遵信先生一个公道》为本网编辑部所加。


 


第一封信


请还包遵信先生一个公道


 


——包夫人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的两封信


 


第一信


 


社科院历史所陈祖武所长:


 


我是包遵信的妻子王淑苓。


 


10月23日凌晨6时左右,包先生突发大面积脑溢血,病灶还在3年前犯病的那个脑干部位,当即不省人事。经医院全力抢救,仍处于深度昏迷中,没有自主呼吸,没有血压,只有心脏还在微弱地跳动,生命完全靠仪器和药物维持。几天来情况未见丝毫好转。医生判断,已经没有康复的可能。


 


包先生“六四”风波以后,先是被关押3年多,出来以后一直受到国家安全部门的眷顾,每到所谓“敏感时期”,就失去行动自由。18年来,他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没有养老金,没有住房,没有医保,实际上等于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现在,他行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作为她的妻子,我不能不替他说几句话,为他讨一个公道。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大,非常注重民生问题,非常强调和谐社会建设。那么,像包遵信这样古稀之年的文化人,他的民生问题,是否也应该有个着落呢?现在,对他来说,已经不是“民生”问题,而是“民死”问题了。他如果就这样走了,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包括他的家人、亲戚和朋友,个个都心有不甘,又怎么能“和谐”得起来?


 


今天写信给你们,并请你们转达给社科院领导,是因为包先生今天的处境,与当年历史所和社科院对他的不公正处理分不开。我请你们就下面三个问题给我个说法:


一,包先生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什么他要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


 


二,18年来,他一直被剥夺劳动权和生存权,这符合不符合宪法,这些损失应该由谁来赔偿?


 


三,现在眼看他就不久于人世了,他的丧事怎么办?


 


人命关天,人死事大。情况紧急,请所长先生尽快答复我。


 


此致


敬礼!


                  包遵信的妻子  王淑苓


                    2007年10月26日


联系电话:87199011


地址:左安门内大街左安漪园9号楼4单元1306室。邮编:100061


 


第二封信


社科院历史所陈祖武所长:


 


我在10月26日写给你的信中说,包遵信重病在身,将不久于人世。信是29日上午送给你的,实际上他28日下午6时已经走了,我是强忍着悲痛才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感谢你第二天就来家里看望我们。我知道,我信中提出的三个问题,你个人是无法答复的。但是,作为历史所所长,你至少可以告诉我,你们准备怎样答复我。你说,已经把我的信转给院里了。十天过去了,不知你去问过没有,院里研究得怎么样了。


 


现在包先生的丧事已经办过。你知道那是怎样一种情景吗?11月3日上午,在北京东郊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朋友们送来的花圈、花篮,告别大厅里放不下,一直排到大厅外面,灵堂四周挂满了悼念的诗词、挽联和祭文。从北京和外地包括深圳、香港,赶来为老包送行的朋友,达200多人。气氛庄严肃穆,仪式隆重感人。许多朋友因故不能前来,专门托人代为签到。如果不是政府方面通过组织系统“打招呼”和国家安全部门强行阻拦,参加告别仪式的人,至少要赠加一倍。安全部门真是做绝了,原本可以来参加告别仪式的朋友,有的头天晚上就被软禁在家里,有的被带到派出所长达26个小时,有的被从半路上拦回去,有的到了殡仪馆门口还被阻挡在外。事后,他们来信来电说,没有能送老包最后一程,将成为终身憾事。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句话来:“公道自在人心”。老包一生的事业和为人究竟怎么样,通过这个告别仪式,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相信,朋友们已经在心中默默地为他做了结论,老包可以安息了。可是,目睹老包远行的最后一刻,国家强力部门还不肯放过他,还要扰乱他灵魂的安宁,到告别仪式现场来无理搅扰,作为他的妻子,我于心何安!不是说“以人为本”,关心民生吗?死人也是人,丧葬也是民生问题。老包活着的时候饱受迫害,死了还要这样对待他,这符合“以人为本”,关心民生的精神吗?还有你们,历史所和社科院,明知道老包死了,要办后事,竟然没有任何表示,连一句话都没有,这说得过去吗?你们都是有头有脸,有文化有学问的人,难道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吗?


 


不错,当年老包在判刑之前,历史所和社科院就把他开除公职,以致使他沦落到贱民都不如的地步,你们都不是当事人。可是你们今天的地位和权力,不都是从当年的历史所和社科院继承下来的吗?怎么可以只要债权,不要债务呢?作为一个组织,你们无法脱离干系;我作为老包的家属,有权找你们理论。至于你们找谁,我不知道,你们该找谁找谁。


 


说了半天,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请尽快答复我前一封上提出的三个问题。问题解决了,我安心,你们也不再麻烦。我想,你们不至于装聋卖傻吧?


 


此致


敬礼!


       包遵信妻子 王淑苓 2007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