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作为记者和作家，在中国现代新闻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的傑出意义在於开创了报告文学这一写作形式，为新闻和文学开拓了空间，为记者和作家增添了武器。
正如王若水之对於中国现代哲学史的意义，抽掉了刘宾雁，中国现代新闻史和现代文学史就会出现残缺。据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博士研究生，在刘宾雁逝世前不久，居然没有听说过“刘宾雁”这个名字。现在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所有的“知识”，就只是残缺的中国现代哲学史、残缺的中国现代新闻史和残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各种残缺的现代史。反对刘宾雁的人们，确是成功地在中国的新生代中扼杀了他的意义。作为他的友人和后人，我们有责任挖掘他的意义，宣扬他的意义。
刘宾雁首倡报告文学
从字面上来说，“报告文学”是个矛盾概念。报告是叙述事实，与报告相对的文学是虚构故事；是报告就不是文学，是文学就不是报告。但是，为什麼报告文学在中国兴盛一时且历久不衰？刘宾雁首倡其事，后继者摩肩接踵，如今薪火又传到新一代的记者和作家了。正确的思维方法不是用概念来否定事实，而是据事实来限定概念。报告文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具有历史的理由和现实的理由。历史和现实比任何概念、比任何规范更有力量。
先说历史的理由。中国历来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司马迁的《史记》被公认为既是历史文献又是文学作品。他在《史记》中不仅以优美的笔调叙述人物、事件、情节，同时也描写心理、抒发议论；议得不过瘾，最后还要来一段“太史公曰”。可以说，作为记传体的《史记》就是古代的一篇一篇报告文学。《项羽本纪》中记载，项羽攻佔咸阳，有人建议：固守关中，可成霸业。他不听，掳掠而去。司马迁说，原因是“心怀思，欲东归”，他要回江东老家去也。如果按照现在有些人的说法，可以提问：“你司马迁又没有採访过项羽，他项羽也没有向你暴露过思想，你为什麼说他想念家乡了？”这样，就《史记》可以对司马迁提十万个“为什麼”。但前人从未提过一个这样的“为什麼”。相反，《史记》被尊为二十四史的第一史。可见，几千年来这种夹叙夹议的文体，是中国人乐於接受的。
在古代，非但“文史不分家”，哲学和科学，科学和科学，也不分家。到了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之后，哲学和科学，科学和科学，文学和史学都分了家，新闻是新生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分化是近代历史的进步趋势。但在分化的前提下，又出现新的融合，分了家的又重新不分家。例如，化学不是物理学，物理学不是化学，新兴的物理化学既是物理学又是化学。这就是边缘科学，或交叉科学。生物化学是生物学和化学的交叉，分子生物学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交叉。这些非驴非马的学科却是现代科学的前沿。除了两门学科的交叉，还有多学科的交叉，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知识体系在分化的前提下重新融合，又是现代历史的进步趋势。但在人文学科中，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还不够发达。报告文学的出现，正是体现了新闻和文学的交叉。
报告文学满足一个时代的需要
新闻是新闻，文学是文学，从新闻和文学的边缘生长出来的报告文学，适应了现代历史的进步趋势。国际上就有一项“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继承刘宾雁传统的陈桂棣、吴春桃夫妇的作品《中国农民调查》得了奖，而在中国他们也像当年刘宾雁的命运一样，官司缠身。可见，报告文学恰恰符合国际文坛的规范，倒是不符合当今中国现实的规范。事实上，不但新闻和文学的边界不是不可逾越的，有些写家和刊物，他们发表的不少作品，新闻不像新闻，评论不像评论，或者说既是新闻又是评论。文学和新闻、新闻和评论虽有确定的边界，却不是不可以融合、交叉的。
更重要的是现实的理由。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中国，是思想领域激烈动荡的岁月。粉碎“四人帮”后，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人们首先热烈讨论的是经济问题。当时哲学界发出浩歎：“经济繁荣，哲学贫困”。随着拨乱反正、澄清是非的进程的展开，哲学问题被提上日程了，一切是非中的根本是非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分歧。真理标准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破除了对毛泽东的迷信，出现一场冲决禁锢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一解放，问题更多了。本来习以为常的说法，产生了疑问。对现实生活的困惑，对个人命运的诉愿，越来越强烈。这时，哲学又不够用了，远水救不得近火。求助於文学，隔靴搔痒；因为任何天才文学家头脑中虚构的故事，远不如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真实的故事来得震撼人心。“伤痕文学”是事后消极的歎息。“大牆文学”是面向过去的控诉。“朦胧诗”更是叫人猜谜。还有一些名家的作品，不过是玩世不恭的嘲弄。已有的文学品种都不能直接回答现实问题。“报告文学”应运而生，适时而发，满足了一个时代的需要。它是以文学的形式报道事实，又是以干预生活的姿态提升文学；它从现实生活中提出问题，触发人们由表及里的思索，又具有文学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深深地打动人们的心灵。刘宾雁比别人更有资格写自己的“伤痕”、“大牆”，但他不写。他专注於别人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公。由於牵动广大读者的关切，他的一篇报告文学可以立刻引起全国轰动。王守信案件，《人民日报》在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就作了报道，八月十六日又发表长篇通讯，并没有造成轰动。待到一九七九年九月《人妖之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才引起街谈巷议，满城争说人与妖。这就是报告文学不同於新闻所产生的力量。
开辟了争取表达自由的新路
报告文学的流行，还有中国的特殊原因。在一个缺乏新闻自由的社会，遊走於新闻和文学之间，也是为了开闢一条争取表达自由的新路。一九七八年，宾雁还在哲学研究所资料室做翻译工作，在一次讨论真理标准的会议上我们相遇。当时他尚是戴罪之身，不便多说。会后他对我讲：“你今天的发言，假如在一年以前还是「反革命」，现在没事。看来，理论界是活了，文艺界也会跟着活起来，最死的是新闻。”我的发言好像是批评毛泽东，具体内容已经忘了。一九七九年，他发表报告文学后，我忽然想起他一年前讲过的话，原来他身处冷宫之时早就在思考如何向“最死的新闻”发起冲击。
刘宾雁得心应手地运用报告文学的武器，为民申冤。胡耀邦虽然大刀阔斧地纠正了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那都是有案可查的，社会底层还有多少无案可查的几十年的沉冤？“找刘宾雁！”刘家门庭若市，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排着队向他倾诉冤情。他因此而获得“刘青天”的美名。“青天”是清官头上的一方天。刘宾雁不是官，手中并无尚方宝剑，也无龙头铡，何以成为“青天”？如果有人写一部《“青天”列传》，从古到今只有一个刘宾雁是奇特地靠笔桿子支撑“青天”的。“刘青天”发挥作用的机制是这样的：一篇报告文学出炉，广泛地动员了舆论，广泛的舆论产生强大的压力，强大的压力推动权力机构的运作，中纪委、检察院什麼的派人调查，或本单位党委重新审查，於是进入纠错程序。为什麼不说中纪委、检察院或党委是“青天”？因为他们是被动的，始发站是刘宾雁，到他们那里差不多是终点站了。为什麼冤民们不去找别的记者？因为仅仅报道事实不一定能产生动员舆论的作用，写真实还要加上作家的眼力和笔力，才能毕其功、奏其效。报告文学在国外已有先例，只有在中国这种写作形式居然能驱阴霾、开“青天”。正是“刘青天”催生了中国的报告文学，中国的报告文学又造就了“刘青天”。刘宾雁五十年代的成名作《在桥樑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都是小说，一九七九年以后则专门写报告文学。由於报告文学为民请命，惊扰了权势者的清梦，不少省委纷纷告状，指责刘宾雁破坏了当地的“稳定”。胡耀邦颇觉为难，曾带信给宾雁，叫他“不要写报告文学了，写小说去吧。”宾雁说：“我的笔记本上有那麼多人的血泪，怎麼能罢休？”
改变命运要靠制度
中国人太迷信“青天”了，其实“青天”意识是迷幻药。改变命运要靠制度，不是靠“青天”。结果，“刘青天”本人头上都是乌云密佈，成了一片黄霉天。
对报告文学这种写作形式在新闻史和文学史上的评价，与对报告文学作品内容的评价，两者不是一回事。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代表作《人妖之间》和《第二种忠诚》，当时起了什麼作用，现在应当怎麼看，是可以讨论、值得反思的。
（本文是即将出版的《刘宾雁纪念文集》序言的一部分。十二月五日是宾雁逝世一周年，谨以此表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