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孟（Guy Sorman）先生的书，《谎言帝国——中国鸡年纪行》中文版，2006年11月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社发行面世。台湾的朋友把索尔孟先生亲笔签名书转赠给我们夫妇。我一口气读完，中间连连拍案。索尔孟先生描写中国，入木三分，身处谎言帝国中的国民，不禁寒生脊背。放下书本几周，无以解郁。

访问印度时，同行友人问我“印度也有不好的地方，为何你直夸她的好呢”。我沉吟片刻：因为我之于印度，仅是个过客，往好的看可以学习，而与中国无关的弊病，我无暇多谈。如果印度是我的祖国，我必将花费心血批评其不利于民生的种种，以求祖国的更快进步。倘若用这个尺度来评价索尔孟先生，那他无疑是把中国当成祖国来爱的外国人。

2005年，索尔孟先生访华期间，与我们夫妇有几次见面，索尔孟先生给我很深的印象。他温文儒雅，中式上衣与他浑然一体，乍一看颇有内敛的太极宗师的风范，说起话来，坦诚如孩童。2005年8月盛夏，他与胡佳一起去了河南艾滋病村庄。为防地方公安追堵拦截，索尔孟先生躲在三轮车布帘里。他迫切地渴望能够“有权”掀开车帘，看看路边的中国；他更希望走下车，自由地走访底层村庄。最终，他如愿以偿地走进艾滋病患者家中。这位不懂中文的法国人学者索尔却与当地人“自来熟”，不仅了解了当地艾滋病实情，还与艾滋病村民饶有兴趣地探讨农作物的生长。

毫无疑问，河南河南艾滋病村之行，让他深刻体会中国农村一群人的真实生存环境。

虽然，索尔孟先生是中法文化交流年受邀而来的“客人”，但文如其人，他作为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他的写作丝毫不受任何“官方脸面”的影响，诚恳细致地道出他在中国的见闻，既揭穿中共政权编织的谎言，也打碎了那些势利的老外的中国美梦。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直率地表达了对中国的忧思。

许多外国人，从民间活动者到媒体工作者，从政府工作者到欧盟和联合国的重要人士，他们访问中国时都有被跟踪、监视、窃听的经历。出于不得已的原因或外交方面的利益考虑，一些外国人对这种公然侵犯人权的警察行为保持沉默。而索尔孟先生却是外国人中的极少数例外，他公开了中共警察的跟踪、监视、窃听等行为。索尔孟先生成了《皇帝的新衣》里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他的《谎言帝国》没有任何掩饰，一针见血地打破了谎言和幻觉。封面上的孩子，笑颜如天使，细看才发现，他因说谎长着一个长长的鼻子。

“谎言帝国”的典型谎言是经济增长奇迹。正是这狂飙般的GDP增长（公布的数字已经超过10%），让太多的外国人对中国抱有信心，趋之若鹜地来到中国，而他们与执政者共饮葡萄美酒却散发出血光。

近80高龄的茅于轼先生，是中国当代倍受尊敬的一位经济学家，与索尔孟见面的那段时间，他也遭受着来自中共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出的两辆车的监视。茅于轼先生质疑中国的GDP增长指数。他向索尔孟先生指出，即使退一步，姑且承认统计数字没有作假，但如果扣除中国经济成长模式带来的生态浩劫、土地衰竭、环境污染、疾病蔓延、社会动荡等负面效应约10％，中国经济的实质增长能有多少？索尔孟先生的分析，遍及中国经济各个领域，指出中国经济模式的长期隐性及其危险性，进一步揭穿“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幻影。

“谎言帝国”里众所周知的秘密是执政党没有合法性。一个非法的利益集团，以自诩执政党的面目，用各种手段，控制着泱泱大国的国民，攫取巨额利益，打击一切异己，确保自己的非法统治。没有人不知道这就是独裁，然而，是谁在说：“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又是谁的谎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无法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中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生活是被强加的。如果有一个选择的机会，我们会选更好的。

同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大中华文化圈里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都可以走向自由民主，为什么唯独中国大陆不能？即使走过了5000年皇权，也不能说中国人就是贱骨头，就喜欢独裁。一方面，中国执政党批判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用人权加大棒打击中国；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在与中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合作中，日益妥协、见利忘义、放弃人权原则，以期分走中国权贵丰收盛宴上的一杯羹。

“遭羞辱的农民”和“被剥削的劳工”，是“谎言帝国”的掘墓人吗？索尔孟先生深入中国乡村，倾听中国最大一类人群的声音。在中国，无论左派、右派还是中间人士，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中国的农村凋敝了，8亿多的农民在苦苦挣扎。和“旧社会”不同，以前有执政党所称呼的“三座大山”压迫，现在中国农村的凋敝和农民们的贫困，来自中国制度及其官员们的全方位榨取，以至于，农民们连自己的敌人是谁都很迷惘：是贪官污吏用苛捐杂税掠夺了他们的收入？是“暴富者”掠夺了他们的土地、健康和青春劳力？是黑心工厂污染了他们美丽的家园？是黑社会村霸抢走了他们的财富？贪官污吏、暴富者、黑心工厂、黑社会又是谁？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找回公正并弥补损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上访请愿，结果却事与愿违，公道越追越远，经历了满怀希望、屡屡失望、最终绝望的三部曲。

一个国家穷不怕，百姓凭双手和智慧可以努力奋斗富起来。真正的可怕的是，一个国家的当权者篡改历史，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摧毁文化、毁灭传统的印记、用荒谬的意识形态控制人民的信仰，用经济增长的泡沫来强迫人民接受它的“和谐社会”。

对中国当下的执政党，索尔孟先生并不乐观。而我们，谎言帝国的子民，绝望了吗？在狱中的异议人士没有，被孤立、软禁、监视的“毒草”没有，上访、维权、请愿的农民没有，潜心研究的真正知识分子和脚踏实地探寻的草根没有，心中暗暗坚定信仰的人们没有……

我想起“民间防艾第一人”80岁的老人高耀洁医生，她一有机会便对大学生说：将来你们，一不要说假话，二不要办假事，三不要造假货。如果每个人都能坚持做到这三点，我们自己便能打破帝国的谎言幻境，恢复正常中国的生活。

2007年1月23日于BOBO自由城

索尔孟（Guy Sorman）先生的书，《谎言帝国——中国鸡年纪行》中文版，2006年11月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社发行面世。台湾的朋友把索尔孟先生亲笔签名书转赠给我们夫妇。我一口气读完，中间连连拍案。索尔孟先生描写中国，入木三分，身处谎言帝国中的国民，不禁寒生脊背。放下书本几周，无以解郁。

访问印度时，同行友人问我“印度也有不好的地方，为何你直夸她的好呢”。我沉吟片刻：因为我之于印度，仅是个过客，往好的看可以学习，而与中国无关的弊病，我无暇多谈。如果印度是我的祖国，我必将花费心血批评其不利于民生的种种，以求祖国的更快进步。倘若用这个尺度来评价索尔孟先生，那他无疑是把中国当成祖国来爱的外国人。

2005年，索尔孟先生访华期间，与我们夫妇有几次见面，索尔孟先生给我很深的印象。他温文儒雅，中式上衣与他浑然一体，乍一看颇有内敛的太极宗师的风范，说起话来，坦诚如孩童。2005年8月盛夏，他与胡佳一起去了河南艾滋病村庄。为防地方公安追堵拦截，索尔孟先生躲在三轮车布帘里。他迫切地渴望能够“有权”掀开车帘，看看路边的中国；他更希望走下车，自由地走访底层村庄。最终，他如愿以偿地走进艾滋病患者家中。这位不懂中文的法国人学者索尔却与当地人“自来熟”，不仅了解了当地艾滋病实情，还与艾滋病村民饶有兴趣地探讨农作物的生长。

毫无疑问，河南河南艾滋病村之行，让他深刻体会中国农村一群人的真实生存环境。

虽然，索尔孟先生是中法文化交流年受邀而来的“客人”，但文如其人，他作为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他的写作丝毫不受任何“官方脸面”的影响，诚恳细致地道出他在中国的见闻，既揭穿中共政权编织的谎言，也打碎了那些势利的老外的中国美梦。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直率地表达了对中国的忧思。

许多外国人，从民间活动者到媒体工作者，从政府工作者到欧盟和联合国的重要人士，他们访问中国时都有被跟踪、监视、窃听的经历。出于不得已的原因或外交方面的利益考虑，一些外国人对这种公然侵犯人权的警察行为保持沉默。而索尔孟先生却是外国人中的极少数例外，他公开了中共警察的跟踪、监视、窃听等行为。索尔孟先生成了《皇帝的新衣》里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他的《谎言帝国》没有任何掩饰，一针见血地打破了谎言和幻觉。封面上的孩子，笑颜如天使，细看才发现，他因说谎长着一个长长的鼻子。

“谎言帝国”的典型谎言是经济增长奇迹。正是这狂飙般的GDP增长（公布的数字已经超过10%），让太多的外国人对中国抱有信心，趋之若鹜地来到中国，而他们与执政者共饮葡萄美酒却散发出血光。

近80高龄的茅于轼先生，是中国当代倍受尊敬的一位经济学家，与索尔孟见面的那段时间，他也遭受着来自中共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出的两辆车的监视。茅于轼先生质疑中国的GDP增长指数。他向索尔孟先生指出，即使退一步，姑且承认统计数字没有作假，但如果扣除中国经济成长模式带来的生态浩劫、土地衰竭、环境污染、疾病蔓延、社会动荡等负面效应约10％，中国经济的实质增长能有多少？索尔孟先生的分析，遍及中国经济各个领域，指出中国经济模式的长期隐性及其危险性，进一步揭穿“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幻影。

“谎言帝国”里众所周知的秘密是执政党没有合法性。一个非法的利益集团，以自诩执政党的面目，用各种手段，控制着泱泱大国的国民，攫取巨额利益，打击一切异己，确保自己的非法统治。没有人不知道这就是独裁，然而，是谁在说：“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又是谁的谎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无法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中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生活是被强加的。如果有一个选择的机会，我们会选更好的。

同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大中华文化圈里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都可以走向自由民主，为什么唯独中国大陆不能？即使走过了5000年皇权，也不能说中国人就是贱骨头，就喜欢独裁。一方面，中国执政党批判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用人权加大棒打击中国；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在与中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合作中，日益妥协、见利忘义、放弃人权原则，以期分走中国权贵丰收盛宴上的一杯羹。

“遭羞辱的农民”和“被剥削的劳工”，是“谎言帝国”的掘墓人吗？索尔孟先生深入中国乡村，倾听中国最大一类人群的声音。在中国，无论左派、右派还是中间人士，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中国的农村凋敝了，8亿多的农民在苦苦挣扎。和“旧社会”不同，以前有执政党所称呼的“三座大山”压迫，现在中国农村的凋敝和农民们的贫困，来自中国制度及其官员们的全方位榨取，以至于，农民们连自己的敌人是谁都很迷惘：是贪官污吏用苛捐杂税掠夺了他们的收入？是“暴富者”掠夺了他们的土地、健康和青春劳力？是黑心工厂污染了他们美丽的家园？是黑社会村霸抢走了他们的财富？贪官污吏、暴富者、黑心工厂、黑社会又是谁？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找回公正并弥补损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上访请愿，结果却事与愿违，公道越追越远，经历了满怀希望、屡屡失望、最终绝望的三部曲。

一个国家穷不怕，百姓凭双手和智慧可以努力奋斗富起来。真正的可怕的是，一个国家的当权者篡改历史，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摧毁文化、毁灭传统的印记、用荒谬的意识形态控制人民的信仰，用经济增长的泡沫来强迫人民接受它的“和谐社会”。

对中国当下的执政党，索尔孟先生并不乐观。而我们，谎言帝国的子民，绝望了吗？在狱中的异议人士没有，被孤立、软禁、监视的“毒草”没有，上访、维权、请愿的农民没有，潜心研究的真正知识分子和脚踏实地探寻的草根没有，心中暗暗坚定信仰的人们没有……

我想起“民间防艾第一人”80岁的老人高耀洁医生，她一有机会便对大学生说：将来你们，一不要说假话，二不要办假事，三不要造假货。如果每个人都能坚持做到这三点，我们自己便能打破帝国的谎言幻境，恢复正常中国的生活。

2007年1月23日于BOBO自由城